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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平 ◆王智烜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这是国际税收工作在新征程做出新贡献的基本指引。国际税收工作要深刻把握对当前世界发展的战略判断，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为基本世界背景，持续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带来的风险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做出国际税收应有的新贡献。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这是未来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指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从国际税收出发，我们要清晰地看到十年来国际税收工作在新时代取得的重要成绩，也要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引下持续开辟的国际税收研究新境界（邓力平和王智烜，2022），更要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贡献国际税收新力量。这里所提及的国际税收工作既包含我国涉外税收工作实践，也包括我国国际税收理论研究。本文是笔者认真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大报告，思考国际税收工作如何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新篇章的心得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发展进行持续深入的把握，并最终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宏大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必须认识到这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税收发展的世界环境。我们要坚持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国际税收的基本背景，深入研究“加速演进”的过程对国际税收发展的持续影响，从而确保国际税收工作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提供更大助力。当前，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把握国际税收发展方向，主要应基于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要充分领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新的全局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出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判断。准确的宏观战略判断使得我国在大机遇期把握住了大的发展契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我国的国际税收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逐步成型，我们在比较借鉴中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税收的共性，并通过国际税收工作促进对外经贸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向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报告认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将办好自己的事情作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十年来，我们继续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一时期，我国高度重视参与国际税收领域的治理，推动国际税收变革，就新时代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国际税收关系，怎样建设新型国际税收关系等重大税收和对外财经领域的时代课题进行了回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国际税收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在这一时期，我们不再事事以西方国际税收为标准，我们对中国特色国际税收发展中的“个性”有了足够把握。我们从西方国际税收“个性”中提取“共性”，进而在借鉴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税收之“个性”。这种从“他个”到“共性”再到“我个”的转化过程，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税收奠定了必要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最新全局判断，我们必须认真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对我国国际税收的导向性作用。一方面，以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这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同时，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特征持续显现，发展中国家力量进一步壮大，应当说时与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我国依然有抓住战略机遇进行大发展的国际环境。但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慢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叠加，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极大地阻碍了世界经济发展。应当说新的动荡变革期给我国外部环境带来了质的影响，外部遏制打压随时可能升级，成为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外部阻力。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五个坚持”重大原则，号召“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面对战略机遇，既要一以贯之抓发展；
同时面对风险挑战，也要坚定不移抓安全。国际税收工作也要在这一大原则下，推进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开拓“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时期的新局面。
其二，要充分认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对国际税收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对当时的世界格局提出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重要归纳。21世纪初，我们党再次把握世界格局，作出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有进步、全球新问题”的重要判断。总的来看，这段时间虽然科技进步速度有所变化，反恐、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逐步显现，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判断从未改变。这说明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有一致的认同，即便在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也愿意共同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格局深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新的世界格局特征。对比来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顺序较之前发生了对调，这说明世界主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认同出现了分歧。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典型代表的逆全球化、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脱钩”“断链”成了西方国家部分政党的既定目标。事实证明，党中央对世界格局的把握科学且具有远见。未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治在前、经济在后”的新型世界格局，必须认识到只有各方政治再次取得共识，经济全球化才能持续向前，这是世界格局发展的基本背景与重要前提。
从国际税收出发，就是要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世界格局的变化，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四大特征对国际税收发展的影响（邓力平，2020）。从当前国际税收的发展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税收改革上具有求同存异的空间。当前，在全球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存在改革国际税收进而解决国内财政收支矛盾的动力。从BEPS行动计划的实施到“双支柱”方案达成共识，世界主要国家对国际税收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税收的共识又会为世界主要国家在更多政治领域形成共识提供契机。应当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国际税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关注政治因素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关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对国际税收提出的新要求。国际税收改革要为资本、劳动、技术要素在“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实现全球优化配置提供保障。同时，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在持续提出国际税收发展的时代课题。最后，新征程上我们要铸就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也会影响国际税收进程。我国不断提升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影响到国际税收的改革路径。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到新型国际税收关系之中是赋予新征程上我国国际税收的时代新任务。
其三，要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更高层面推动国际税收持续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实际上，从2015年9月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这一理念的重要性。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见面会这一重要场合再次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说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向前的重要价值取向。当今世界，人类愈发认同历史并没有被西方价值体系所终结，反而呈现出发展道路各异，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特征。如何在多样化的路径和文化下，画出人类追求目标和价值取向的“最大同心圆”，是跨越偏见、霸权和封闭的重要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再次重申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如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价值层面的答案。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西方将所谓普世通用的西方价值体系和实践方案作为衡量标准，而与之相对应的公共选择等理论则长期影响着财税研究理念和方法论（邓力平和王智烜，2021）。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依靠这一价值体系，我们可以明确驳斥西方普世价值的局限性，进而可以理直气壮地阐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理念在我国并不适用。未来，我们将依据全人类共同价值跳出西方价值体系的囹圄，继续促进世界向前发展。从国际税收出发，我们应始终明晰国际税收工作要服务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我国的国际税收工作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努力转变“逐底竞争”“以邻为壑”的国际税收发展现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国国际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就必须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拿出真正公平、正义的国际税收新规则。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提倡各国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都能民主、自由地参与到未来国际税收发展的谋划中来，共同参与重要决策，共同享受发展带来的世界红利。这就是新征程上我国国际税收工作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过程中应当完成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当前，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彻底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的阻碍因素还在持续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正在深入发展。面对三重影响的阻碍，世界经济又受到俄乌冲突、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经济复苏乏力是必然结果。同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还在不断加重。应当说，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背景下，国际税收工作必须把握“三变”中的不变，才能保证前进的方向不走样、不走偏、不走空。笔者认为，我们要抓住至少三个方面的确定性。
其一，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当前最大的确定性是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人类社会实现持续共同繁荣绘制了蓝图。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和宪法，并多次出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中。十年来，习近平外交思想逐步成型并走向成熟，领航中国穿过惊涛骇浪。十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中国提出的倡议被世界各方所认同，“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中国以高度自信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十年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国际税收工作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为例，其从无到有，不断走向完善，并持续开拓“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新局面。从2019年“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已经召开三届，合作议题不断深入；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面向80多个国家培训了1200多名税务人员；
《“一带一路”税收》期刊向140多个国家（地区）分享各国税收经验做法；
扬州、北京的“一带一路”税务学院建设持续推进，葡语、俄语“一带一路”税务学院也在拓展协同共建新模式①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弘扬丝路精神 共促能力建设—王军局长在第三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上的发言.（2022-09-22）[2022-10-28].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24/c5181647/content.html.，“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虚实结合得到不断加强。应该说，十年来，我国税务机关不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积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大国税务担当推动中国和世界向着正确方向前进，助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之锚。
面向新征程，特别是在“三变”持续深化展开的过程中，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从主权国家角度来看，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大的确定性。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能够看到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没有变，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变，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没有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没有变。我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最大的确定性将为世界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稳定力量。我国国际税收工作也要始终遵循这一路径，为国际税收变革注入中国的确定性。未来，我国仍将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在“双支柱”方案等重要国际税收改革中继续站稳发展中国家立场，始终维护国际税收中的公平正义。在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洲—大洋洲税收管理与研究组织（SGATAR）中继续发挥大国税务的力量，加快构建中国国际税收话语和叙事体系。同时我国还应重视“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议等新型国际税收合作机制的作用，不断在内涵和外延上拓展应有的空间。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发展，我国国际税收工作一定会在“三变”的持续展开中注入中国税收的稳定力量。
其二，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党管税收是国际税收最大的确定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税务系统遵循“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一以贯之加强党对税收工作的全面领导，主动通过税收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这一阶段，“党管税收”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的基本起点和方法论，进而不断指引包括国际税收在内的我国税收工作不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到“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再到“党管税收”，其中的逻辑从上到下、一以贯之。“党管税收”强调的是党对税收发展方向的把握，是党对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运用的引领，也是党对我国税收能够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重大制度优势的最大保证。鲜明体现“党管税收”的案例是我国税务机关将2013年提出的税收现代化“六大体系”（完备规范的税法体系、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优质便捷的服务体系、科学严密的征管体系、稳固强大的信息体系、高效清廉的组织体系）进行提升，提出新时代税收现代化新“六大体系”（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科学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优质便捷的税费服务体系、严密规范的税费征管体系、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高效清廉的队伍组织体系）。从新“六大体系”和原有“六大体系”对比来看，体现的是对“党管税收”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鲜明特征的强调和新增，而在其领导下增加的“国际税收体系”，则意味着“党管税收”必须涵盖对国际税收的领导，这是党对税收工作全面领导的必然结果。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悟“两个确立”是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我国国际税收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新征程上，始终坚持“党管税收”具体到国际税收领域就是要求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只有这样，我国国际税收才能在发展中找到主心骨、定盘星和指南针。也只有这样，我国国际税收工作才能在“三变”中找到最大的确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悟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一系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活动的讲话，明晰我国引领全球治理、擘画亚太合作蓝图的新方向，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我国国际税收发展新路径。特别要在“加强数字经济合作，推进财税体系数字化改革”①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刘昆出席第二十九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2022-10-21）[2022-11-01].http://wjb.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210/t20221021_3847175.htm.“共建公平、可持续的现代国际税收体系”②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刘昆出席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022-10-14）[2022-11-01].http://wjb.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210/t20221014_3845888.htm.等方面不断推进国际税收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其三，从国际税收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把握三方面的确定性。国际税收研究是我国国际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持续开辟我国国际税收研究新境界，就要在“三变”进程中寻找不变，并以此为立足点开展国际税收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应把握“三变”进程中的三大确定性。
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人类期盼和平的愿望依然在，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主流依然在，国际税收研究也应该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去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并且按照“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对外战略的布局。虽然当前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但从历史长周期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在。既然“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国际税收就要基于这一背景继续深化国际税收合作与协同，将国际税收竞争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通过国际税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重回多边主义的轨道。国际税收研究应将这一时代课题作为应对“三变”挑战的重大任务。
二是国际经济政治决定和影响国际税收发展的基本逻辑依然不变。国际税收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要继续遵循国际税收是国际经济政治的延伸和拓展，国际税收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国际经济政治变化的产物。因此，国际税收在研究过程中要特别关注西方发达国家转向以价值观为引领的影响，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转向世界主要国家圈层化和区域化的影响，要探讨各国由效率优先转向安全发展的影响，要清晰所谓“公平贸易”兴起带来的影响，要明确各国由贸易政策转向国内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相结合的影响。应当说，“三变”将持续影响国际经济政治的深入发展，但国际税收依据国际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基本逻辑没有变。国际税收未来研究应根据这一基本逻辑继续深入开展。
三是笔者长期坚持的“主权运用与税收协调”是国际税收关系主要矛盾的结论依然未变。国际税收从根本上属于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各国通过税收主权运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国际税收的基本内容。而同时，即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没有改变，各国依然必须通过税收协调促进要素跨国流动，通过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国际税收研究的方法论和对象未来有所更新，但打击国际避税、保证国家税收主权以及避免双重征税依然是未来国际税收研究的三大主要内容，这是由“主权运用与税收协调”是国际税收关系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基于此，我国国际税收研究依然要探讨国际税收中的“中性与非中性”问题，从而尽可能地实现国际税收中的“效率、公平、主权、协调”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国际税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国际税工作收既要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汲取税收力量，更要“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充满自信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贡献国际税收力量。我国国际税收研究应着重探讨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如何贡献税收力量。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笔者在这里讨论三方面的重要内容。
其一，国际税收工作要聚焦以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以来，党和国家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待税收职能定位，明确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我国税务机关也积极服务“国之大者”，以“六大体系”和“六大能力”建设推进税收现代化。在新征程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分配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进民生福祉、“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这是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国际税收工作在关注上述内容之外，还要一以贯之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在“六大体系”中发挥国际税收的引领作用。其中要特别关注高质量推进国际税收征管现代化，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制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全球税收治理体系建设、打击国际逃避税、完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扩大和完善税收协定网络等方面推进国际税收征管现代化。通过国际税收征管现代化等重要内容的引领，我国国际税收现代化一定能够为税收现代化提供国际力量，进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向前。
其二，国际税收工作要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制度、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在这一过程中，税收政策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在减税降费、缓税缓费以及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陆续实施下，“六稳”和“六保”工作得到有力支持，广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持续获得红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存、交往与竞争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性优势通过税收政策运用持续彰显。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面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五年时，提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目标。面向这一目标，国际税收工作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从国际看，国际税收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坚持以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为中心。通过税收征管合作、双边和多边税收协定等多种途径，服务中国的企业和人员在海外的利益，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微观主体在海外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同时，国际税收工作还应包括国内税收政策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而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比中彰显体制优势的内容。未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而税收作为政策实施的关键连接点，既要有效扩大内需，还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要促进国际循环发展。相信通过“抓好党务、干好税务、带好队伍”等举措的落实，国际税收工作一定能通过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三，国际税收工作要在应对风险挑战中贡献更多税收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提出“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要求。从目前来看，国际税收工作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为应对风险挑战贡献税收力量：一是国际税工作收要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要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自贸协定推进区域和多边合作，营造有利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环境。二是继续彰显大国税务担当促进国际税收合作并维护税收主权利益。非对称性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显示，在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大国可以通过让渡部分利益保证国际税收不陷入“竞争逐底”的困境。我国作为负责任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税收合作中可以适当让渡部分利益，保证国际税收改革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但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我国也要同时警惕部分国家通过单边制裁等方式损害我国税收主权的行为，要坚定维护我国税收主权利益。三是国际税收工作要进一步保证初级产品的安全。随着乌克兰危机等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我国国际税收工作既要考虑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保税仓储等业务稳定初级产品供应，也要支持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初级产品市场，通过国内外联动避免国际动荡对国内初级产品带来的冲击。四是国际税收工作要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部分西方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达到对我国关键产业“脱钩”“断链”的目标愈加清晰。国际税收应利用国际规则反制《通胀削减法案》等单边政策，维护世界经济公平体系。五是国际税收工作要在促进绿色发展中把握好“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际税收要积极研究世界各国实现绿色发展过程中的税收体系和政策，也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好绿色税制，避免激进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过度影响。同时，我国国际税收工作还要认真研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国际贸易投资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应对和解决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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