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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卓
爬梳人类传播史可以发现，从15 世纪中期德国工匠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将活字印刷术引入欧洲，到20 世纪以无线电为起源的电子媒体诞生，印刷媒体是唯一历时近5 个世纪的大众媒体，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不言自明。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赞誉欧洲印刷术所带来的影响是“神谕式的解释”，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大大低估了这场“革命”的价值。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我们现代人对智力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印刷文字……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铜鼓铅字来表达和传播”[1]。学者们关于印刷术的观点鲜明且深刻，指向了铅活字版印刷对人类文明的深远影响。
在传播过程中，语言是人们交换思想观点的主要工具。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口头语言转化为大批量生产的印刷文字，文艺复兴时期书面语趋于定型，语言由异彩纷呈走向标准统一。曾经至高无上的拉丁语和逐渐蓬勃发展的地方语言共同汇成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文化暗流，成为印刷史研究中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
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指出，不应总是强调印刷术的传播变革，还应考察它所带来的标准化特性。活字印刷带来了大规模机器生产所追求的“标准化”概念，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印刷活字、字体样式的标准化上，也体现在印刷书籍所大量传播的知识上，而知识准确普及的前提是印刷语言的固化，“标准语言显然符合印刷业的节约逻辑，它需要将相同的文本出售给数量最大化的读者”[2]129。因此，本文以印刷术为考，剖析以印刷术为内驱的欧洲民族书面语言标准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标准化具有双重含义，既可以指多种语言趋向统一，也可以指某个语言门类遵守某种规则。本文所讨论的语言标准化意指：文艺复兴时期，在占统治地位的拉丁语之外，其他地方性语言在不同程度上的标准化，即侧重讨论某类语言的相对规范。
部分欧洲史学家认为语言的固定化与谷登堡时代对相同文本批量生产的大力支持有关。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印刷史学家马尔坦（Henri Jean Martin）在《印刷书的诞生》中所述，印刷“在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从根本上讲，这一论断与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术所固有的印刷逻辑密切相关。
谷登堡印刷术的精髓在于金属活字印刷思想，而活字印刷对语言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活字印刷术可以简化为三大组成要件：用金属铸造的活字、富含脂质的油墨和印刷机。[3]24印刷技艺的核心在于以个别活字组成整版字符付印，这其中又以浇铸大量“字粒”最为关键。“字粒”是活字印刷的最小组成单位，每个字母或符号都有“字粒”，每颗“字粒”又由阳文字范和阴文字模两部分组成。“字粒”的价值就是把文本分为更小的可操作单位，印刷匠借由零碎的“字粒”编排组成铸字盒，不同铸字盒排列形成版面，进而复原整个文本。
谷登堡作浇铸用的铸字盒是存放各种大小楷、连字、标点、符号及数字等“字粒”的二级单位。把排列组合后的“字粒”模型放在空心铸字盒底部后，将合金溶液浇下，待其冷却凝固后便形成活字版，即活字印刷的三级单位。铸字盒中所存“字粒”可按需更换，如此周而复始，无论数量多大的活字皆可迅速复制。
剖析整个活字印刷逻辑不难看出，以“字粒”为最小印刷单位的工作理念意味着印刷工匠仅需改动某个单独“字粒”就可对文本进行调整，而这成为语言标准化的重要基础。15世纪至16 世纪早期，由于印刷书多沿袭手抄本惯例使用大量缩写，加之不同地域的印刷工匠在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习惯刻制以连字线相连的字母，因此在印刷术普及初期，“字粒”等符号活字的数目、形态并无定规，无法统一的活字随当地印刷业的习惯而产生差异，这极大降低了排字工的工作效率。为提高效率、增加产量，大小写字母分开放置、统一“字粒”字体尺寸等工作原则相继引入，以协助排字工快速反应并分置“字粒”。
活字印刷术与生俱来的天然特性对语言标准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梅耶（Antoine Meillet）与布洛（Edward Bullough）两位语言学家都曾强调过这点。机器在页面上打印的文本是恒定的，根据梅耶的说法，这不同于手抄本，可以防止书籍被篡改，毕竟“抄写员特有的习惯，是在抄誊的同时修饰内文，使之较具现代感；
这一部分是有意识为之，一部分是不自觉的”[3]326。印刷工匠接替抄写员的工作后，文本里各种随性的单字拼法与方言独有的习惯语汇逐渐消弭，从而利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准确领悟书本要义。
印刷术所带来的商业化的企业式知识组织模式，也即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口中的“印刷资本主义”，是干预近代语言定型的重要因素。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之起源和传播的思考》一书中指出，现代民族意识的起源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印刷术、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以及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命运相互作用而形成的。[4]站在语言的标准化角度，可将其理解为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统一的交换和传播领域，并产生了一种新的固定的语言形式。
在欧洲，长期以来书本都经人手传抄，抄写工作费时费力，且书籍流通被垄断在官方控制的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手中，这极大地阻碍了知识传播的速率和广度。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大多数读者是神职人员，需求最大的书籍是各种祈祷书、宗教著作和一般入门教科书。[3]248因此对谷登堡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印刷术最初的诉求仅是借助机器力量复制迫切所需的文本，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谷登堡印制的第一本书是《圣经》而非其他书目。史料记载，16 世纪以前，就印刷语言来说，拉丁文书籍比例很高，约占77%；
就书籍内容来说，这一时期的书籍具有极大的宗教力量，约占45%。[5]
15−16 世纪，印刷所大多设在商业中心城巿，印刷商们将知识作为一种商品进行研究，关注供应、成本和价格方面的问题，这足以说明早期印刷业作为一项商业事业的面貌，牟利从一开始就是印刷商的主要宗旨。对印刷商而言，印刷盈利最简单的逻辑是大批量复刻手抄本时代已然流行的作品，但当这类产品市场饱和后，他们便开始寻求新的市场需求。因此印刷商们乐于将不同的地方语言作为一种新的印刷语言，并将其视为新商机。
首先，作为一种商业行为，印刷书商最关心的便是卖出畅销印刷品并从中获利，而这需要售卖的作品能被多数人理解进而激发其购买欲，也即走向大众消费市场。当时，伴随着罗马帝国地域版图不断扩张而得以推广的拉丁文，在经历了中世纪近千年的辉煌、文艺复兴前期的激情复兴等阶段后，因其精确的语法而被视作“真正的语言”和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但另一方面，拉丁语与生俱来的双语特征决定了其识读门槛较高，且受限于当时的交通、社会制度、人口流动等结构性因素，只有在教会和大学等机构中才有少量人口使用拉丁语。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印刷物最初的消费市场是欧洲上流社会，是一个覆盖面广但纵深度匮乏的拉丁语阶层，而当精英式的拉丁语市场达到饱和状态，印刷资本主义便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蓝海−以广大地方语言为载体的市民阶层。这一转型实际上冲击了拉丁语的正统地位，并促进了地方语言的兴盛及标准化进程。
其次，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印刷资本主义需遵循一套有效提高利润的商业逻辑，生产标准化、同一化的产品并尽量扩大市场销量即是其中关键，而标准化语言在印刷品中的采用，遵循的正是将相同文本售卖给数量最大化的读者这一节约逻辑。这一论断首先可以从印刷字数的角度加以验证。例如，在中世纪晚期有多种拼写方式的同一个词，到19 世纪和20 世纪已经演变为标准拼写；
文艺复兴后期，地方语言的总词汇量锐减也与此有关[2]129。
最后，前文已述，活字印刷术带来了大规模机器生产以及与之相应的“标准化”概念，印刷术大量普及后，铸造活字﹑排版中逐渐开始应用“标准化部件”，同一印刷工场中的同一套活字必须具备统一尺寸。加之早期印刷工匠是一种游历四方的职业，四处漂泊的印刷匠人同时发挥了传播功能，将起源于某地的实务技术扩散至远处，在这种频繁的交流中，最合用的做法即被广泛接受。在盈利模式、资本引导、工作交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兼具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的书籍印刷这一行当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字语言符号，这一方面符合了印刷资本主义对提高印刷发行效率、降低印刷成本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促使地方语言搭乘着市民文化的快车在社会性的知识普及进程中逐步定型，进而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反对封建神权、反对经院哲学，并尊崇希腊罗马古典文艺，人文主义者在探索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过程中，渴望能像希腊罗马先贤推崇古典拉丁语一样规范和发展本地区语言，进而在世界文明史上为本民族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进程中，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印刷商以其丰沛富足的创新精神对语言的统一作出了许多努力，其表现在15−16 世纪初近代法语的形成过程中十分典型。
1530 年左右，一些人文主义印刷商担当了法语改革的先锋，精通活字制作的托利（Geoffroy Tory）教授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为了让法语像希腊语一样规范美观，根据人体比例设计了大写罗马字体，并提出改进法语的拼写原则，尤其是引入重音变音符号和省略号。在他的带动下，革新拼写成为民众热议的一大话题。另一位对法语拼写固定化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是人文主义印刷商埃蒂安纳（Robert Estienne）。他先后于1531−1532 年、1538 年、1539−1540 年出版了《拉丁宝藏》《拉丁高卢词典》《法国拉丁词典》等词典。1542 年和1544 年，他还出版了两种不同级别的词典。[6]在编撰词典的过程中, 埃蒂安纳参考了大量语法书并咨询有关学者，其对法语标准化进程的贡献通过出版词典得以实现。在以巴黎方言为基础的法语于市民阶层中广泛运用后，印刷商为获得更大利润，开始尝试用相对世俗的法语出版各类著作。虽然这仅限于经济实力强大、持有坚定人文主义思想且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头部印刷商，但确实有效地改善了早期现代法语语言不规范的状况。在近代法语标准化进程中，不可忽略诸如文人学士、宫廷王权、官方机构等多元力量的催化推动，同时也不可否认，印刷商在语言创新定型中总是牢牢把控着最后一道关卡−印刷工匠和排字工人总有能力在书刊付梓中对单词的拼写顺序、拼写规则等作出些细微改变，而这些改变甚至难以被发现。
即便其他力量或多或少为语言的标准化进程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助力，但基于创新意识的投入和付出有时难免与现存价值观存在偏差，进而遭遇强大习惯和惰性的阻碍，这与美国学者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创新扩散论中“S”形曲线的走势不谋而合，新生事物发展初期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如果仅有语言改良者们对本地语言提出较大的革新力度，作为新思想采纳者与把关人的印刷商们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复杂印刷工序成本损耗、已有产品过时之损失、自身资金实力等问题，进而在语言创新定型方面态度相对保守。但是，如果印刷商自身就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敢于从现有系统外引入新观念并推动创新思维在本系统内的扩散，那么，这一过程将很快进入高速增长的“起飞期”，从而高效地确立语言标准化的准则。由此不难理解，富于革新精神的印刷商在语言标准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 世纪以前问世的印刷书籍有30 000 到35 000 种版本之多，总发行量在1500 万到2000 万册之间。尽管此时文字复制活动已形成一种产业，但由于传统手抄本长时间的盛行和官方组织的保护，高度组织化的手稿抄写体系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反倒因手稿商的存在而日益商业化、正规化。但此时的社会分工较为粗糙，手稿商既指书籍销售商，也指手稿作坊主，并且通常兼任出版和零售两种业务。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手稿商是佛罗伦萨人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他曾聘请45 名抄写员在22 个月内复制了200卷手稿，此后建立了图书馆。[7]
这一状况在16 世纪被迫改变。当时在巴黎出版的书籍有25 000 多种，里昂约13 000种，威尼斯约15 000 种。[3]243-264面对印刷行业的强力崛起，手稿商已难以同时兼任多重身份，校对员、作家等职业的诞生和细化无形中成为推动语言标准化的一股力量。
手抄书时代最突出的问题是文本的不确定性。首先，作为书写工具的纸张经历了莎草纸、羊皮纸、牛皮纸等材料上的变化，形态多样、种类繁多，以致无法长期追踪文本内容。其次，手抄作坊里的专业抄书员往往依靠听写进行工作，对单词的拼写主要依据发音，经验丰富的抄写员甚至形成了自己的誊抄惯例。由于人工抄写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在抄写过程中按照读音习惯改变词汇拼写、简写辅音字母等现象屡见不鲜，抄写员在誊抄手稿时常会自由地作出一些改动。
印刷术加速了行业细化和职业专业化，上述现象也随着专职校对员的诞生得到改善。印刷书时代，为了确保即将付印的书籍在排版组字上精确无误，校对员负责帮助编写文本，修改到手的稿件，系统地修订一些繁琐或罕见的拼写以减少字体种类和字符数量。校对员往往拥有较强的智识水平，如人文主义者普拉蒂纳（Bartolomeo Platina）和梅鲁拉（Giorgio Merula）分别曾在罗马的印刷所和威尼斯的出版社做过校对。与手抄书相比，经过校对员仔细核查修改后的书稿减少了谬误，新的书写规范借此得以固定下来并得到广泛传播，这对语言的规范化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家也是一种仰赖印刷而生的新兴职业。印刷商大多印制古代篇章，因此只需要学者、语言学家代为选稿、校对就能顺利成书，文人投身出版事业的首选方式即为担任校稿人，其二就是成为作家。在文艺复兴的进程中，颇具权力意识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模仿拉丁语和希腊语对一些地方语言进行改革，目的在于提高地方语言的地位，使其规范化、丰富化并适用于文学写作，其中作家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家促成地方语言规范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在16 世纪职业作家兴起前，某个国家的作家往往乐意仿效古典先贤使用民族语言创作的先例或借鉴别国作家的做法。如贝莱（Joachim du Bellay）借鉴了斯佩罗尼（Charles Speroni）所写的有关地方语言的对话录；
西班牙科学院和俄国改革家特列季阿科夫斯基（Vasily Trediakovsky）都从法国批评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那里得到了启发。二是在职业作家兴起后，繁荣兴盛的文学经典成为推进民族语言规范化进程的重要载体。印刷商和出版商鼓励作家编辑、翻译甚至撰写书籍，受古典语言观影响颇深的职业作家意识到文学经典或许是承载规范语言修辞范例的可靠文本，文艺复兴崇古的意识形态激发了精英知识阶级的民族语言意识，这一意识鼓舞着无数作家思考如何像古代先贤那样创作出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斯宾塞（Edmund Spenser）、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拉 伯 雷（Francois Rabelais）、塞 万 提 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等欧洲杰出作家不断涌现。自16 世纪结束以来，文学经典如《圣经》、西德尼（ Philip Sidney）和斯宾塞的诗都被用作修辞技巧的范例。[8]187这些可供后人学习效仿的修辞学典范极大地促进了地方语言规范化进程。
在经典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中，作者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tein）写道，印刷术“煽起了宗教争辩的猛火”。为了影响到尽量多的公众，传教布道必须采取一种能让大量读者理解宗教内涵的语言写作方式。明确这一点后，新教改革派迅速与印刷资本主义结盟，率先把印刷机用作宣传反对现存体制的工具，并采用了和印刷资本主义相似的传播逻辑−通过发行更多读者均能理解的印刷品，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读者，进而迅速实现思想统一。毫无疑问，普及版宗教印刷品的发行成为新教改革者抨击教会腐朽顽固的重要工具。其中，广泛发行的各种《圣经》译本，在宣传新教思想、营造新教改革舆论环境、培养新教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加速了民族语言的标准化进程。
对主张回归《圣经》的新教徒来说，用自身母语写成的《圣经》对该地区人民了解宗教改革运动新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先锋路德（ Martin Luther）是撒克逊人，除了用撒克逊语翻译《圣经》，他还积极采用了地方语言表达方式，可以说，路德版《圣经》成为了语言标准化的典范。路德将《圣经》从拉丁语翻译成德国平民的语言，帮助大量平民在德语方言林立的现状下阅读并理解《圣经》。在路德看来，印刷机是“上帝最伟大、最极端的仁慈。通过它，福音事业被向前推进”。在印刷机的推动下，德语版《圣经》的问世普及，对日后德语的统一和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作家海涅（Heinrich Heine）曾赞誉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这充分说明该版《圣经》在德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578 年，克拉维于斯 （Johannes Clavius）用拉丁语编纂的德语语法书在扉页上特别声明，书中所举的例子均取自“路德版的《圣经》”。
在欧洲其他地方，《圣经》译本的广泛传播在语言标准化历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Vasa）版的《圣经》译本以路德版为榜样，使用了一种所有瑞典人都掌握的语言。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stian Ⅲ ）也命令译者使用信义宗版本作为翻译的范本，这部《圣经》为丹麦语提供了书面语言标准。此外，《圣经》译本对其他弱势语种的标准化书写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早在1487 年，加泰罗尼亚语的《圣经》就已经印刷出版，1 年后，捷克语版《圣经》问世。1540 年冰岛语的《新约》译本问世，20 年后罗曼语《圣经》出版，又过1 年，法国传教士翻译的巴斯克语《圣经》出版。正是在《圣经》大批量译行的背景下，1540 年在波兰爆发了一场关于最佳文学语言模式的争论，焦点即文学语言应当更接近捷克语，还是应当保持纯正的波兰语。
《圣经》英译本对英国民族语言形成发展的作用较为典型。英国宗教改革先驱廷德尔（William Tyndale）在对《圣经》原文中的词组、语法和韵律节奏等细节作出较大调整后，于1525 年印行的《新约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书中使用的过世（pass over）、绊脚石（stumbling block）等词组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英语表达方式，对英文文体的表达风格也有一定影响。1611 年，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Stuart）所指派的《圣经》译者大量复制了之前版本的语言，其译文表现出对传统语法的尊重、准确性的平衡和整体性等特点，使人们在阅读时感觉这不像是一部新作品，而更像是长期存在的东西。[9]译本中采用的诸如万恶之源（root of all evil）等谚语，在确保用词准确到位的同时，使整部《圣经》富于诗意且余韵无穷，以至于英国以外的孩童有时也需将此作为学习范本。
从文艺复兴时期《圣经》的翻译出版史来看，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方言版《圣经》不仅种类繁多且销量巨大，在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市民阶层中享有极高的普及度和知名度，这在完成宗教改革任务的同时无形间加速了各地区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进程。
15−16 世纪，欧洲世俗学校数量成倍增加，学校教育中的学者、教师、学生、语法课本等元素共同构成了这一途径的主要动力。
语法学家试图通过编写语法教材来规范民族语言。前文已述，文艺复兴进程中人文主义者怀揣着本民族语言“欲与拉丁语、希腊语试比高”的远大抱负，除了印刷商和作家等群体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外，语法学家同样不遗余力。他们模仿拉丁语和希腊语等通用语言制定本民族语法规则，并出版与当地语言相关的语法手册。最早以当地语言写成的语法书是1430 年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撰写的《佛罗伦萨语言的规则》。1492 年由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出版的《加泰罗尼亚语语法》是首部以当地语言出版的语法书。此后，其他语言的语法书也陆续出版，主要出版物包括法国医师迪布瓦（Jacques Dubois）编写的法语语法书、捷克语法学家奥普塔特（Benesh Optat）主编的捷克语语法书、德国新教派牧师伊克斯萨默尔（Valentine Ixsamer）编写的德语语法书、葡萄牙修道士奥利韦拉（Fernand de Oliveira）编写的葡萄牙语语法书和匈牙利翻译家亚诺斯（Sylvester János）编写的匈牙利语语法书等。截至1782年，在欧洲和欧洲以外出版的语法书已经涵盖了98 种语言。[10]语法学家试图从专业角度出发制定语言规范，他们关于规范本国语言的观点通过普及性的语法论著体现出来，在印刷机的批量复制下，语法书被大规模纳入学校教育用作教科书，其使用价值得到有效发挥。
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者受王室贵族支持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等首要中心城市开办了宫廷学园，英国牛津、剑桥等欧洲重镇也出现了很多大学，至 1500 年全欧洲已有65 所大学，其中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大学数量最多。这些国家普遍印刷术较为发达，书商和印刷商受众多大学的吸引来此立业，除宗教用书外，学校用书成为当时印刷量第二的图书品种。新兴学府的诞生不仅为新创的印书、售书事业提供了市场，也帮助语法书在社会领域和教育系统站稳了根基，比如一部名为《基础语法和短小问答集》的小文法书曾在1585 年的8 个月内销售了1 万册。名列英国“九大公学”之一的麦钱特泰勒斯学校首任校长、英国16 世纪教育家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所著的《初等教育基础》一书囊括了他对英语正字法的系统论述，在当时深受各校校长和语法课教师认可，他们纷纷以马尔卡斯特制定的关于简化传统拼写的原则进行教学并编写语言规则。巴里圣埃德蒙德免费学校校长库特（ Edmund Cooter）所著的《英格兰学校校长》是这类书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尔卡斯特语言观的作品。[8]186这一面向社会发售的读物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深深影响了一代英格兰民众。
语法学家力图通过语法书为本民族语言正名的实践，新晋语法书在教育教学中受到广泛承认的现实，大学所在地与印刷出版业中心的共生共存，普及性语法读物在社会领域的认可，等等，多重因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泛教育领域为漫长复杂的语言统一进程奠定了智力根基。
统一规范的民族语言被视作精炼文雅的代表，欧洲各地民族语言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艰辛且复杂严峻的过程，彼此相异的国情社情、地理地貌等客观因素无形中加速或减缓了这一进程。印刷术对各民族书面语言的规约不容忽视，但不能仅以“印刷革命论”定之，也不能仅就一国进程予以考察。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家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指出，印刷应被视为变革的催化剂，它并没有启动这场变化，如果要成功，还需要一些文化或社会先决条件。[11]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支配欧洲国家民族语言进程的共同因素可以验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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