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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学书，李剑锋
(运城学院 文化旅游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3)明确提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是构建农村产业体系的重要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13部委出台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提出乡村旅游是新时代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围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升级做出了若干部署。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了乡村休闲旅游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的作用，鼓励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目前，我国已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提出下一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进程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仍是重要任务。乡村旅游作为十九大以来国家重点支持的发展领域，仍将承担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我们有必要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利于乡村旅游更好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任务，分三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乡村建设要“深挖历史古韵，弘扬人文之美，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围绕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任务和目标，学者们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关于乡村振兴，学者们认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生产、生态、生活、社会、文化、教化构成了乡村价值的有机整体，乡村价值的六大维度与乡村振兴的五大任务有着密切关系；
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乡村综合价值实现的过程[1]，是乡村共同体存续和再复兴的历史必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政治公平正义、经济互惠高效、文化兼收并蓄、生态和谐美丽、社会安全幸福“五位一体”的乡村共同体塑造路径[2]；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核心是抓好“人、地、钱”三个关键，要促进农村人口结构比例优化、建立用地保障机制、健全资金向农村流动的体制机制[3]；
乡村振兴要把握好几个关系，即稳定粮食生产与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积极性与政府主导作用、农村绿色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农民自力更生与资源下乡的关系[4]。
关于乡村旅游，学者们认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生产生活形态、民俗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的一种旅游类活动[5]；
其核心吸引力是以田园风光、生态环境、农耕文化、生活形态、聚落建筑以及民风民俗等要素构成的乡村意象[6]；
乡愁情结是人们离开喧闹的城市前往乡村的重要原因，确切地说，桃花源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意象是人们前往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7，8]。乡村旅游的本质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决定了二者之间天然的逻辑关系，乡村旅游的本质与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重塑诗意闲适的乡村环境以及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原本乡愁乡情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9]。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10]、路径[11-13]以及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14-16]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实际上，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联动效应一直受到关注，学者们认为，乡村旅游不仅仅促进了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还提高了农民文化水平，助推了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核心，乡村旅游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体系的形成[17]；
乡村旅游推动了乡土文化的自觉，促使其走上了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最终达到了城乡文化的一体[18]；
乡村旅游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乡村旅游可以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产业融合，同时乡村旅游也可以促进乡村现代化建设，实现乡村城镇化[19]；
乡村旅游是农业多功能性价值与游客体验需求相对接的重要平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维度有较强的耦合性，这也意味乡村旅游能够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促进乡村振兴[20]。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果成为关注的重点。李志龙、王昌林等人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湘西凤凰县、山东青岛市等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成效进行了验证[21，22]，董文静、庞艳华、马小琴等人则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分别分析了河南省、山西省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联度特征[23-25]。从论证方法上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灰色关联模型都是将区域内的文化旅游数据与区域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契合分析。但从我国实际来看，乡村旅游大多以点状且具有一定资源特色的村庄为主，其在区域经济中的比例有限，分析结果并不能完全体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从目前已知的乡村旅游具体案例发展情况验证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显得更有说服力，而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人、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旅游的主要参与者，农民感知到的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契合度具有更好的验证意义。另外，作为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文旅部及各省市相继评选公布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及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参考意义。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山西、陕西、河南14个乡村旅游村庄进行预调研和正式调研。这些村庄包括：陕西省咸阳市袁家村；
山西省运城市东开张村、水峪口村、文堂村，长治市大河村、岳家寨村，阳泉市娘子关村，晋中市大寨村，吕梁市贾家庄村、李家山村，晋城市砥洎城村、司徒村、中庄村；
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村，这些村庄近年来大多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善了环境、增加了收入。为了验证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覆盖性，案例地选择当地知名乡村的旅游示范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问卷设计
已有文献关于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完整问卷尚未构建，但是部分文献及相关政府文件能够提供一定参考。刘爱服首次提出了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坚持异域特色鲜明化、产品功能复合化、营销活动系列化、乡村建设生态化、乡村环境自然化[26]；
邹统钎提出乡村旅游应当从主题、地格与氛围等方面保持“乡村性”[27]；
马翀炜、张爱谷提出制度构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条件[28]；
贾未寰、符刚认为创新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完善管理机制、增加政策供给、改善生态环境、建立行业协会等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29]。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发布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提出发展乡村旅游，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产品及服务标准、社会资本参与、配套设施、人才培养全面提升。关于乡村振兴，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根据以上研究及相关政策文件，本研究将乡村旅游发展状况分为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保障体系4个维度，每个维度下分别设计4-6个测项。将乡村振兴分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5个测项，共25个测项。
表1 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
(三)预调研及数据处理
表2 乡村旅游各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注：KMO=0.936
为了保证调研问卷构成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研究小组于2019年6月份选取陕西省咸阳市袁家村、山西省运城市东开张村、水峪口村、文堂村四个村庄进行预调研，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10份，回收率95%，有效问卷204份，有效率97%。
问卷信度的判定参照以往研究惯例，Cronbach’s a值应当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信度越高，且项目与总体相关系数(CITC)不应小于0.35。借助SPSS22.0测量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问卷信度，结果显示，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Cronbach’s a值为分别为0.947、0.960，且各变量题项与总体相关系数均大于0.350，可以展开分析。
对于问卷结构效度的测量，借助SPSS软件实施探索性因子分析，按照KMO值大于0.6、因子载荷值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不低于60%进行判定，乡村旅游各变量中(表2)，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题项均得以保留，旅游形象塑造变量剔除了C1(统一品牌形象)、C2(政府投入力度)两个题项，乡村旅游保障体系剔除了D4(安全保障)题项。乡村振兴各变量中(表3)，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题项均得以保留，生活富裕则剔除了I1(居民教育水平)题项。
表3 乡村振兴各变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注：KMO=0.940
(四)正式调研样本描述
2020年6月至7月，研究小组分别对咸阳市袁家村，长治市大河村、岳家寨村，阳泉市娘子关村，晋中市大寨村，吕梁市贾家庄村、李家山村，晋城市砥洎城村、司徒村、中庄村，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村进行了调研和问卷发放。共收到问卷1400份，去掉漏题、大范围重复选项等无效问卷169份，得到有效问卷1231份。
正式调研回收的样本数据显示，男性、女性比例分别为41.8%与58.2%。各年龄段中，18-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0岁以上群体分别为22.1%、21.1%、26.5%、17.4%、12.9%；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比例分别为43.3%、34.1%、14.9%、7.7%，低学历人群占到了总人数的77.4%，真实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
从旅游收入来看，1500元以下、1500-3000元、3000-5000元、5000-8000元、8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8.3%、38.6%、14.9%、10.5%、7.7%，整体收入水平一般，但是鉴于受访者当中女性、中老年人占有很大比例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前的低收入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样本数据反映了乡村旅游的实际情况。
回归分析是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一般情况下，借助SPSS22.0软件，构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回归方程，能够较好地呈现出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贡献情况。
(一)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指标的平均值来反映乡村旅游在四个维度的状况及乡村旅游整体水平，以乡村振兴水平的五个维度指标的平均值反映乡村振兴在五个维度状况及乡村振兴整体水平。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是进行回归分析的前提，借助SPSS22.0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表4)，乡村旅游各变量与乡村振兴各变量之间均存在较高相关性，且相关关系均在0.01水平上显著，因此能够对其促进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表4 乡村旅游各变量与乡村振兴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二)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回归分析
运用SPSS22.0软件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块，依次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四个维度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回归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乡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模型调整R2分别为0.710、0.696、0.685、0.627、0.667，各模型拟合度均符合要求，各个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下：
表5 乡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模型 注：调整R2=0.710 Sig=0.000
表6 乡村旅游促进生态宜居模型 注：调整R2=0.696 Sig=0.000
表7 乡村旅游促进乡风文明模型 注：调整R2=0.685 Sig=0.000
表8 乡村旅游促进治理有效模型 注：调整R2=0.627 Sig=0.000
表9 乡村旅游促进生活富裕模型 注：调整R2=0.667 Sig=0.000
通过模型系数汇总，可以得出乡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E)、生态宜居(F)、乡风文明(G)、治理有效(H)、生活富裕(I)的回归方程：
①乡村旅游促进产业兴旺回归方程：E=-0.258+0.247A+0.186B+0.197C+0.398D
②乡村旅游促进生态宜居回归方程：F=0.203+0.180A+0.406B+0.196C+0.182D
③乡村旅游促进乡风文明回归方程：G=0.496+0.205A+0.158B+0.354C+0.176D
④乡村旅游促进治理有效回归方程：H=0.521+0.171A+0.236B+0.260C+0.221D
⑤乡村旅游促进生活富裕回归方程：I=-0.019+0.207A+0.276B+0.215C+0.283D
从回归方程的结果来看，乡村旅游4个维度，资源开发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保障体系均对乡村振兴5个维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资源开发水平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中的贡献度分别为0.247、0.180、0.205、0.171、0.207，在各个案例地中，阳泉市娘子关村、晋中市大寨村、吕梁市贾家庄村、咸阳市袁家村等案例地乡村旅游开发起步较早，开发较为成熟，不仅实现了居民的高度参与，而且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示范，入选了山西、陕西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以及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晋城市砥洎城村、中庄村，长治市岳家寨村，吕梁市李家山村等由于地理位置、开发力度等原因仍处于乡村旅游开发初级阶段，乡村振兴的整体成效仍然有待释放。尽管如此，岳家寨村及李家山村仍然通过乡村旅游顺利摘掉了贫困帽子。
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中的贡献度分别为0.186、0.406、0.158、0.236、0.276，其在促进生态宜居中的贡献度最大。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偏僻的地理位置，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不仅制约了游客的消费需求，而且影响了外来资本进入的信心，地方政府和村庄集体为了改变乡村的形象，提高接待能力，纷纷对当地的交通、通讯、水利、电力等基本设施进行改造，改善后的基础设施打消了外来资本的疑虑。与此同时，为了发展乡村旅游业、增强乡村旅游吸引力，各个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乡村绿化工程、卫生净化工程等，一个个生态示范村、森林人家等脱颖而出，客观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变化，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晋城的司徒小镇通过生态农园建设打造了都市农业生态园，为晋城市城市生态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林州市石板岩村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吕梁市贾家庄村为了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全村四千亩耕地农田林网化，村镇园林化，先后获得了“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4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各个案例地的发展过程和经验充分证明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旅游形象塑造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中的贡献度分别为0.197、0.196、0.354、0.260、0.215，其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中的贡献度比较突出。乡村旅游发展也是乡村旅游形象不断塑造、旅游品牌不断强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村集体及全体参与主体的共同塑造和宣传是乡村旅游成功的关键。“绿遍山野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淳朴的民风、浓厚的乡情、桃花源式的乡村意象是人们原根性诉求的理想景象[30]，诗意乡村、淳朴民风、浓厚乡情展示的是乡村面貌，体现的是农民幸福，乡村意象的塑造客观促进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促进了农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提升，从而促进了乡村振兴的实现。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石板岩村获得河南省“红旗渠精神奖”，大河村入选“山西省文明村”，大寨村、贾家庄村、袁家村多次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点”等荣誉称号。大寨村通过继承和发扬大寨精神，全力提高大寨品牌影响力，在乡村治理体系上实行村务公开、民主决策，成立了党员议事会及村民议事会，实现了凡事必有程序，凡事必公示制度，为了丰富群众生活，营造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还设立了图书馆，组织了业余歌舞队、锣鼓队，实施了“十星级文明户”评比，大寨村的诗意景象、淳朴民风以及产业模式已经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张名片。
旅游保证体系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及生活富裕中的贡献度分别为0.398、0.182、0.176、0.221、0.283，其中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贡献度比较突出。乡村旅游是一个比农业种植要复杂得多的产业融合形态，涉及到农林牧渔用地、住宅用地，涉及到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外来资本等多方利益，乡村旅游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和人才保障，各级政府为了发展乡村旅游，纷纷出台政策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资金问题及人才引进问题，并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不仅从制度上保障了乡村旅游的顺利开展，而且从客观上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促进了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长治市大河村为了促进旅游发展，积极鼓励村民参与，优先安排宅基地，对积极改造房屋的农户提供5至30万元的贴息贷款，对获得星级评价的示范户以及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相应的资金奖励，实现利益分红制度，全村共有36户居民修建了农家乐，127户共400余人从事旅游经营服务工作，成功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先后入选“山西省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咸阳市袁家村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创新收益分配制度，实现了村民“个体收入+集体收入+投资收益”多元分配模式，不仅实现了62户居民全部从事旅游服务，而且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方式成立了8家食品加工厂、92家饮食店，吸引内外部股东1115人，注册股金达到3789万元，形成了完整的农产品、美食、民俗、娱乐、购物产业链，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典范，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第七批“一村一品示范村”、文化和旅游部“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
(一)结论
晋陕豫三省14个旅游乡村居民的调研结果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促进的效果。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资源开发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形象塑造、旅游保障体系等要素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利益补偿与分配、资金进入是否畅通等旅游保障体系对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统一旅游品牌形象、形象宣传支持度等旅游形象塑造对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促进作用显著，道路建设、住宿设施、信息化水平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资源吸引力、产品丰富度等资源开发水平对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显著。
(二)讨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可以吸引城市居民前来消费，从而实现城市资金和人才向农村流动，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产业的丰富和升级是乡村经济发展壮大的坚实后盾，各个地方应当重视旅游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加强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环境美化、污水整治、厕所革命、景观打造等一系列措施，不仅能够改善乡村旅游地的自然环境及人居环境，也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实现的目标任务，乡村旅游地应当从传统民居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留住乡愁。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应当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提高乡村旅游建设水平。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新时代文明精神的培育不仅能够成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源泉，也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思想转变，提高乡风文明程度。另外，乡村旅游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及收益分配制度的完善，是乡村旅游体质升级的关键，也是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的必然路径。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提高村民的参与度，真正体现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解决农村留守群体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大大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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