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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勇 燕婷婷
（1.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西南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是国家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126次提到了文化、11次提及公共文化服务、7次提及文化产业，根本目的是提高群众文化参与水平、更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公众文化参与是实现和维护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前提，是推进文化事业和产业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增强政府文化治理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文化参与的内涵丰富而模糊，它涵盖了日常生活中人们与特定文化形态及其相关的产品、服务、活动、制度等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囊括了人们对各种形态的文化信息、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接收、利用、加工和传播，通常以主体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认知能力为前提，同时带有浓厚的社会分层特征[1]。定义既是研究活动的目标，也是研究活动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在文化参与的代表性定义中，布迪厄认为文化参与是文化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积累和垄断稀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来最大化生活机会的一种手段，而且社会阶层和文化消费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不同阶层居民利用自身文化品位和文化活动实现阶层区分和聚类，并进行文化、经济、政治权利的再生产[2]。在他的资本理论中反复出现的家庭背景、教育禀赋、社会关系等概念同样出现在文化参与的微观研究中，不仅暗示了个体资本结构与文化行为内在的理论关系，而且为文化参与动因检验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将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出发，理论统合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在对文化参与现实样态进行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实证比较资本动因的作用关系和方向差异，为行为文化政策提供有益洞见。
个体资本的结构和分配代表了社会整体的内在结构，对资本的多种形式的理解将有助于阐明社会结构和功能，并由此理解个体文化行为的意义与差异。布迪厄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引入各种形式资本概念，目的是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功能。他利用经济学隐喻来定义了在无私的交换形式中大多数物质类型的资本可以通过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根据资本可能在某个领域发挥作用，并以或多或少的成本转换为代价（这是其在相关领域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布迪厄将资本分成三种基本形式：（1）经济资本，它可直接兑换成货币，并可能以产权形式制度化；
（2）社会资本，由社会义务（或社会联系）组成，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以贵族头衔的形式制度化；
（3）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并可以以学历形式制度化[3]。他进一步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类：具身文化资本是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
客观文化资本即资本的物化状态，具体的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
制度文化资本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某种形式（通常以考试的形式）正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社会公认的方式将其制度化。布迪厄对资本的非经济学解读意味着资本在交易系统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个词涵盖了所有不论是物质性的或是象征性的商品。无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它们都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为主体或群体所占有进而划分出社会阶级，对文化参与的行动者而言，资本水平或者说镌刻其上的阶级符号既体现了文化生活的资源和权力结构，也成为决定文化竞争不平等的起点[2]。
2.1 经济资本：文化参与的行动能力
经济资本是指可以立即和直接转换成货币，并可以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物质资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可以用来获得或保持更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态。首先，文化参与是人们对各类文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欣赏、改造、利用、交换、享受的需要。它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人的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虽然它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但其不是无条件产生的，如个体的文化消费当然直接耗费金钱成本，即便参与政府主导的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也需要参与者承担一定的经济和机会成本，经济资本无疑为居民支付文化参与的各种成本提供了基本条件[4]。其次，需求层次有高低之分。英格尔哈特（1977年）在论述代际价值观转变时提出了“匮乏假设”，即几乎所有人都渴求自由和民主，但是人们都倾向于赋予最紧迫的需求以最高的价值。物质必需品和人身安全直接与生存相关，一旦这些东西匮乏，人们就会将这些“物质主义”目标放在首位。但是在富裕条件下，人们则更可能强调诸如归属感、尊重、审美和知识需求之类的“后物质主义”目标[5]。研究表明，相对我国高收入群体而言，中低收入群体的文化参与水平普遍较低，文化参与造成的金钱、时间等边际成本高企是造成该群体主体性较弱的重要原因[6]。再者，文化参与是一种审美活动，与个人认知能力紧密相关。多项研究表明受教育更多的人拥有更广泛的文化实践体系，包括更多的阅读和博物馆参观等[7-8]。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资本水平会显著影响其受教育机会和质量[9]，现实中“寒门难出贵子”的社会热议和近年来教育部针对重点高校招生贫困生的各类专项计划均为此做了注脚。
2.2 社会资本：文化参与的地位信号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拥有一个由相互认识和承认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换句话说，与一个团体的成员资格有关。该团体为每个成员提供集体所有资本的支持，一种“凭证”，使他们有权从不同的意义上获得信用。首先，社会地位影响文化品位。据文化再生产理论，人们参与文化生活主要是作为其社会地位的表达。通过展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地位群体的成员证实了现有的社会分化和排名。布迪厄的观点也被称为“同源论”（Homology Thesis），它得出的结论是特定的文化品味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当代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文化实践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高雅”文化和知识的偏好，对于那些保持或达到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产。布迪厄看到了文化偏好或“品味”与个人的阶级地位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社会阶级和文化消费以复杂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用他们对文化品味和实践的选择来区分开来[10]。因此，社会精英的成员（如专业人士、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消费合法的“高雅”文化，而且比其他成员更频繁[2]。其次，社会网络塑形文化圈层。社会网络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真正建立、维持和加强的。文化生活中，个人的社会网络维持其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结构性交换，在物理（地理）空间甚至经济社会空间中也不可避免地还原为邻近性关系。社会网络创造出各种场合（集会、巡游、狩猎、聚会、招待会等）、场所（智能社区、精选学校、俱乐部等）或实践（智能体育、室内游戏、文化仪式等），个体以文化行为而非经济活动在网络中尽可能保持生活的同质化，以促进形成个人稳定的圈层空间。再次，社会互动促进文化交融。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受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还受到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因此个体的文化生活充斥着与周围环境的调适、迎合、塑造，因而形成他独特的“文化生活经验和偏好”[11]。在社会互动中，上层阶级不仅是单向的引领者角色，事实上他们长期保持着“文化杂食者”倾向，他们通过接触“中端”甚至“大众”的品位（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爵士乐开始在美国南方白人阶级中流行），使文化的“合法性”减弱、“等级性”模糊[12]。社会资本事实上也助推了社会各阶层文化交流碰撞，为个体实现文化参与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互动接口。
2.3 文化资本：文化参与的表征空间
布迪厄突破了文化本质主义观点——文化的无功利性——来认识文化实践，他认为文化“关系性”地存在于“象征性位置空间”与“社会位置空间”的结构同源（homology）中[13]。因此，文化资本和人们的精神追求、礼仪教化、审美趣味和文化消费等日常生活各方面休戚相关。它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是人们文化参与过程中感知与想象相结合的表征空间。
首先，文化资本与文化能力。艺术即生活，无论文化程度或受教育水平如何，每个人都有审美本能，但是人们识别“美”的能力有高低之分，集中体现为对文化信息的收集、整理、理解、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差异。“解码过程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14]，个体的文化参与不是被动接收编码意义，而是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本做出意义诠释。因此一个人的文化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资本反映的审美眼光。这种眼光是一种“合法”能力，它包括一整套审美趣味、技巧和话语[15]。当然，文化能力不仅与原生家庭中艺术的早期社会化水平相联，也与新生家庭文化资本相关[16]。其次，文化资本与文化惯习。文化能动性在实践中表现为文化选择性，对于人们喜欢读哪家的报纸、偏爱去怎样的餐馆、是常去球场看比赛还是喜欢去剧院听歌剧，布迪厄引入了“惯习”概念来区隔这些行为意义。“惯习”是欣赏艺术作品所必需的一种可转移的认知和实践倾向系统[17]。在每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惯习从具身资本中习得、在客体资本中累积、在文化生活中释放表达，但它与经济和社会资本不同，不能通过赠与、遗赠、购买或交换等方式瞬间传递，而是以传承、培养、教化的形式，预设了一个由家人和自身不断进行时间投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塑造出内在于个人的观念和鉴赏力，并重复着个体对生活世界的内在体验和主动建构，并最终体现在不同的文化行为上[18]。最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分层。文化资本是包含了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关系。它的累积性决定了文化参与是一种“成长型”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催生新一轮更强烈的参与需要[19]。这是出现“积极观众”（active audience）①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化分层的重要根源。文化分层带来的“差异”可以导致一种消费主义前提下的社会等级：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表现出嗜好、品位的差异，反映并巩固了他们在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20]。
3.1 模型设定
3.1.1 有序Probit模型
本文因变量居民文化参与水平（包括类型变量和层次变量）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此时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并不适用。因此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是Probit模型的扩展，专门处理因变量是排序数据的情况。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是因变量，包括居民各类型、各层次以及平均参与水平，EC是经济资本水平，SC是社会资本水平，CC是文化资本水平，X是反映性别、年龄、健康、户口等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F（▪）为某非线性函数，具体形式为：
其中，y*是y背后存在的不可观测的连续变量，称为潜变量，满足：
有序Probit模型的参数含义不直观，我们仅能从回归结果中得到显著度和符号方向等有限的信息。因此，进一步计算得出各个解释变量对居民文化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可表示为下式：
其中，x代表有序Probit模型回归中的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公式（4）的含义为当其他变量处于其均值处且保持固定不变时，xj变化一单位导致因变量取i=1，2，3，4，5的概率的变化。
3.1.2 系数集束化
上述三类资本变量都包含了一系列具体观测指标。为了能够系统比较三类资本的效应大小，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引入集束系数（sheaf coefficients）技术。假定同时存在一个表示经济资本的潜变量（ηa）、表示社会资本的潜变量（ηb）和表示文化资本的潜变量（ηc），它们分别是与EC、SC、CC相关的一系列自变量X的结果变量：
公式（3）可写为：
事实上，公式（8）只是对公式（3）的一种替代性呈现，对它的估计是在拟合公式（3）之后完成的。后估计的目标在于同时选择三套参数Zi、Zj、Zk，使ηa、ηb、ηc的标准差均为1，从而使这三个集束变量的效应（即λ1、λ2、λ3）之间具有可比性，以估计各个潜变量的重要程度差异[21]。由于Probit模型回归系数仅仅反映概率密度函数的变化情况，而有序log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虽然在回归系数和切点估计上有所差别，但通常二者在预测因变量变化概率结果方面很接近，关键是前者可以从胜率的角度对系数解释从而赋予其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将在有序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系数集束化方法，以比较个体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三类资本水平对于其文化参与的效应大小。
3.2 变量操作化
3.2.1 因变量操作化
文化参与的核心是对文化信息、意义的解读、理解、欣赏，进而增加自己的“文化行装（cultural baggage）”[22]并获得心理上的愉悦满足。本文依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政策和法规精神，使用类型学方法划分居民文化参与的类型和层次。其一，文化参与的类型划分是基于文化信息属性及其传播特征，可将文化参与分为阅读、视听和活动三种类型。阅读参与指居民对书刊、报纸、杂志等为载体的静态文本信息的接收利用情况；
视听参与主要指居民对电视、电影、音乐等为媒体的图像和声音信息的接收利用情况；
活动参与主要指居民对展览、演出、体育赛事、民俗节庆等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在场参与情况。如果说前两类参与体现文化信息的单向传递，那么活动参与是文化主客体的即时互动，体现个体文化生活与公共文化事件的共在性特征。其二，文化参与的层次划分是基于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差异，按照从基础到高级的程度分为基础参与和个性参与。前者指居民参与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活动和内容，包括读书看报和广播电视，参与过程带有经济成本较低、内容选择面窄、活动自由度小和自主性弱等特征；
后者指的是看电影、听音乐、上网或参加其他经济成本较高、内容选择面宽、活动自由度大和自主性强的文化项目。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年公开数据描述我国居民文化参与的结构特征。平均参与水平包括CGSS2017年居民调查问卷中的A30题项中的第1、2、4、5以及8—12题，阅读参与为其中第4题，视听参与为其中第1、2、8、12题四题，活动参与为其中第5、9、10、11题四题；
基础参与为其中第1、4、9题三题，个性参与为其中第2、5、8、10、11和12题共六题。各因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因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2 自变量操作化
（1）经济资本。不同于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布迪厄对经济资本的理解更接近社会学中的生计资本（living capital）概念，这当中既包括以物质形式存在的资本，也包括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资本。衡量经济资本主要是看个体拥有的货币以及可以直接转换成货币并可以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物质资产，包括流动性质的居民工资收入、投资盈利以及固定性质的房产、汽车等。考虑到家庭是居民基本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单元，本文选择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拥有的房产和汽车数量等指标来反映其经济资本水平，对应问卷中的A62、A63、A65和A66四个题项。
（2）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反映个人社会网络结构以及在此结构中的活动特征，强调其对于个人的目的性行动的功用，通常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三个维度[23]。社会网络反映“弱关系强度”（strength of weak ties）[24]，指的是家庭和亲密朋友圈子之外的间接影响的力量，选取受访者对身边各种职业身份关系人的提名来衡量个体与弱关系网络成员关系的紧密性（C1题项）。其次考虑个体社会互动水平，它不仅构成了社会网络的行为基础，而且对居民文化生活方式和质量均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文化生活中受访者与身边主要社会关系的互动水平反映其社交活跃度（A31题项）。最后，文化活动的多方主体存在复杂社会关系（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关系、文化商品的买卖关系等），社会信任对于这些关系的维持和改进具有显著作用。对社会信任衡量采用居民个体自评的社会信任程度（C11题项）。
（3）文化资本。本文对文化资本的测量主要通过两个维度：个人文化资本和家庭文化资本。前者主要是通过学历文凭或教育证书，反映一个人的文化实践、技能和凭证，观测指标是个体受教育程度（A7a题项）。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现有研究多从原生家庭出发观测家庭中有型的文化物件和无形的文化氛围，但忽略了新生家庭对文化参与的影响。大多数人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工作或娱乐，家庭单元在个体文化偏好和行为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理应包含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25]。本文对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包括父亲受教育程度（A89b题项）和配偶受教育程度（A72题项）两个指标。各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3 结果分析
3.3.1 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表3显示了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个人和家庭文化资本等因素对居民文化参与平均水平有显著积极作用。控制变量户口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镇居民文化参与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实际上表3中所有模型的户口系数都显著为正，即无论是参与类型还是参与层次，城乡居民都存在明显差距。
表3 有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
分类型看：男性阅读参与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女性视听和活动参与明显较男性积极。影响阅读的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自己和配偶受教育程度。影响视听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收入水平、个体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父亲和配偶受教育程度。除收入影响外，拥有汽车对于文化活动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除了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系数显著为正外，社会信任作为活动参与中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自己的、父亲的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均对提高个体文化活动参与有显著影响。
分层次看：基础参与方面，分析证实了个体收入水平是居民文化生活的基本前提，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构成是居民参与的基础条件，自己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个性参与方面，收入和汽车为各种成本较高、自由度大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行动力，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形成了个性化文化参与的社会场域，但社会信任系数显著为负，即信任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个性化文化参与，表明个性参与背后可能存在区隔化或疏离化动机，即当一个人不再相信周围人群和社会关系，甚至认为可能从中受损的时候，他会选择成本较高、自主性大、私密性强的文化生活方式，要么为了彰显优势地位，要么实现自我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个性参与水平，充分体现原生家庭文化资本或称之为“文化惯习”对成年后个体文化生活偏好的持久影响，结果侧面印证了个性参与和文化区隔的联系，也反映出伴随原生家庭获得的具身文化资本是自我定义和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
表4给出了平均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这里以EC1为例解读。当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处于均值时，居民收入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文化参与平均水平落入“非常低”的概率下降0.004，落入“比较低”的概率下降0.039，为“一般”的概率上升0.027，为“比较高”的概率上升0.016，为“非常高”的概率保持不变。因此，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文化参与水平越高。这反映了文化参与以物质条件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客观现实，也符合需求层次发展规律。个体社会网络、社会交往以及自身、父亲和配偶的文化水平边际效应结果与收入水平类似，而其中仅有父亲教育程度对因变量为“非常高”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4显示边际效应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网络、社会互动、自己受教育程度、收入、配偶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受教育程度。
表4 平均参与水平的边际效应
表5和表6显示了边际效应由高到低前三位因素排序，阅读参与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自己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
视听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收入水平；
活动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收入水平和社会互动。分层次看，基础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网络、自己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个性参与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社会网络和自己受教育程度。
表5 不同参与类型的边际效应
表6 不同参与层次的边际效应
3.3.2 系数集束化估计结果
系数集束化的卡方检验至少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三类资本变量回归系数的确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了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在促进个体化文化参与上存在水平差异，也可理解为不同类型的资本对于不同类型文化参与的影响存在结构差异。具体来说，文化资本对于居民平均文化参与度（0.477）、阅读参与度（0.493）、基础参与度（0.356）和个性参与度（0.432）的促进最大，充分印证了三类资本中文化资本在居民个体文化参与领域的主导作用。社会资本对于居民视听参与度（0.226）和活动参与度（0.272）的影响最强，这也符合视听和活动相对阅读而言对个体的认知水平要求较低而社交能力要求较高的特点。虽然经济资本在诸多领域都是影响最小的因素，但在个性参与中的影响仅次于文化资本而大于社会资本的影响（0.271＞0.267）如表7所示。文化行动力是个体享受多元文化生活基本前提的假设未曾动摇。
表7 系数集束化估计结果
与传统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运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对既有文化研究中的各类动因进行了理论统合，以强调不同类型的个体资本对其文化生活影响的联系和区别。通过对居民各类型、各层次文化参与的水平刻画和动因检视，文章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动因有一个总体判断：个人对自己文化生活内容和方式的选择和实践的确是出于多元动机的考虑，其中既包括伴随需求层次发展催生的精神文化需要，又有基于社会地位和身份信号刺激的社会性动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个体及其家庭（包括原生和新生家庭）文化关系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包括：（1）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表明城镇居民参与类型丰富、层次较高，农村大部分居民也有基本文化生活，但在阅读和个性化参与方面较城镇居民存在明显差距。居民总体文化参与水平不高。（2）有序Probit分析表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收入、教育等因素对个体文化参与具有显著作用，本文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对居民各类型、各层次文化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与父亲受教育程度相比，配偶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文化参与的影响更为全面。（3）系数集束化分析表明：文化资本对个体文化参与起主导作用，社会资本对于视听和活动参与影响较大，经济资本对个性参与的影响较强。研究结论刻画出文化参与的资本激励结构，也揭示了面向大众、面向整体、面向创新、面向未来的公共文化政策意涵。
一是面向大众，增强文化政策包容性。在开放社会中高雅文化不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独有的领域，文化参与作为身份标志的重要性也会降低。公共文化政策应当增强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在各群体间均衡配置公共文化资源，扩宽居民文化资本获取渠道，以扩大参与为基础增强文化资本流动性，尤其注意不仅要降低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经济门槛，更要让服务内容和形式充分尊重群体认知差异，普惠兜底的文化服务应成为大众文化资本累积的新起点。文化参与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是个体持续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政府应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打通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转化空间，有意在大众公共生活和网络中树立、宣传文化标兵，发挥先进文化偶像的示范效应，让群众感受到“身边人”的文化感染力。此外，通过大力开展具有广泛参与基础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促进不同社会背景和阶层的人之间交流融合，弥合社会资本裂痕。
二是面向整体，突出文化治理全局性。居民文化参与多重动因反映出文化活动背后丰富的社会关系，涉及一系列支撑要素：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市场文化产品供给、家庭文化氛围熏陶、学校文化艺术教育、社会文化舆论引导等。这些分散实体在规则、程序、组织和绩效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仅从理论上增加了文化参与解释的复杂性，也突显了加快构建文化治理整体性框架的紧迫性。以扩大文化参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文化治理框架核心议题是组织和管理公共文化部门的制度、机构、计划和活动以实现文化参与的公共价值，在此框架下，文化行政应注重完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文化企业和群团组织等主体文化生产和交付活动的法律制度、行政规则、司法裁决、市场秩序、社团规程，促进文化立法和执法齐头并进、文化事业和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实现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三是面向创新，推动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分析显示当前城乡居民文化参与的内容愈加丰富、层次不断提高，原因除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之外，文化供给侧技术进步的贡献显著。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数字和通信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催生了全新文化业态，不断涌现知名文创企业和爆款文创产品满足群众多层次、个性化文化需要。面向创新的文化政策应着力激发事业单位、文化企业、科技企业等各类主体创新活力，加快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以应用为驱动，以文化科技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以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设施体系、产业体系、消费体系，在数字化和“新基建”进程中推进主流文化、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素材库、人才库、产品库、数据库建设，加强大数据在文创加工设计、文化市场开发、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四是面向未来，加快文化与教育融合发展。本文实证发现通过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文化资本对成年居民文化参与有持久而全面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当下的文化决策可能影响未来成年人群的文化生活质量，也提醒政府、学校和家庭应注重一个人社会化早期阶段的文化能力、习惯和资本的累积。面向未来的改革是将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关口提前，核心是在儿童和青少年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实现培育方针、激励手段、情境调节等方面协调配合，促进基础教育阶段艺术教育和学科教育融合发展。注重对中小学生艺术兴趣的培养，不仅是教授唱歌画画，而是全面培养学生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力、领悟力和创造力。科学设计和实施从小学到高中衔接有序的艺术教育体系和严格的艺术教育大纲，在高考改革中适度体现对学生文化艺术修养的要求，当下的“双减”政策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应注意，面向未来的文化政策重心不是艺术专项成长，更不是童星或少年偶像团体培训，而是鼓励广泛开展家庭文艺活动和学校文艺课程，帮助广大青少年习得良好的审美趣旨，达到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之目的。
注释：
① 积极观众的概念表明“读者”是意义的动态创造者，而不是文本意义的简单接受者。20世纪80年代，David Morley和Ien Ang的实证研究认为，阅读发生的文化背景为文本的不同理解提供了框架和资源。
② 主要是由血缘、亲缘、朋友、熟人等构成的非正式网络，该网络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受访者和可能与他们发生利益关系的各类社会职业从业者的熟识程度，包括律师、医生、教师、警察、企业高管、人事经理等。社会网络使用算术平均方法对上述各单项观测值进行处理后得出。
③ 考虑到文化参与中社会模仿和学习行为发生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对社会互动的衡量使用受访者各类型社交活动的算数平均，主要包括受访者与亲戚、邻居、朋友三种社交活动频率。
④ 使用定序测量方法反映最高学历，得分数值1—7分别代表未受教育、小学、初中（或同等）、高中（或同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七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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