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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薇
甲公司是一家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地方国有独资企业，其主管部门负责对公司发展和治理、业绩和利润等进行指导和考核。根据甲公司年报反映，2018年及2019年，分别实现利润3.53亿元及4.96亿元。
2020年9月，财政部派出检查组对甲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开展检查，就账面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相关问题进行追溯和延伸时发现：
2017年，根据划转协议安排，甲公司拟持有A信托公司20.44%的股权。甲公司在转让程序未获得审批之前，即投资股权未实质办理变更、不享有股东权益时，提前确认对A信托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随后审计调整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享有A信托公司2016年末净资产份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导致甲公司2017年年报虚增资产17.88亿元。
2018年和2019年，A信托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经审计净资产分别下降为32.55亿元及20.49亿元，同时因违反业绩承诺，被第三人起诉追偿38亿元。甲公司本应根据其持股比例和A信托公司年报净资产的变化及时确认资产价值、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披露重大追偿事项。但甲公司对此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将其作为利润的“调节器”，既不披露重大事项，也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分别导致甲公司2018年及2019年年报虚增利润11.12亿元及2.5亿元。
综上，甲公司连续三年年报中反映的重要会计信息指标 （资产和利润）严重失真。
（一）虚增资产
事实上，2018年1月，A信托公司修订本公司章程并经当地银监局批复同意，甲公司才正式成为其股东并享有股东权益。因此，甲公司应于2018年确认对A信托公司的投资。2017年3月，甲公司未按照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妥相关手续即将划转入的A信托公司股份计入长期股权投资17.88亿元，并在当年年终审计时调整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直接导致甲公司2017年虚增资产17.88亿元，甲公司经审计的2017年合并净资产总额为87.05亿元，虚增比例高达25.85%。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
2018年，A信托公司年报净资产32.55亿元，甲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净资产6.75亿元，应确认减值准备11.12亿元，确认后甲公司2018年利润应从3.53亿元调整成-7.59亿元。2019年，A信托公司年报净资产20.49亿元，甲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净资产4.25亿元，应确认减值准备2.5亿元，确认后甲公司2019年利润应从4.96亿元调整成2.46亿元。
（三）利用虚假财务信息发行中期票据
2019年11月，甲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9亿元。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资信状况符合以下标准的公司债券可以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也可以自主选择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的规定，甲公司2018年利润实际为-7.59亿元，即甲公司2016—2018年未能实现连续三年盈利，不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四）未披露金融工具信息及或有事项
2019年，A信托公司与其他公司存在重大涉诉纠纷，其他公司主张A信托公司的补偿金额高达38亿元，且该重大涉诉纠纷在裁判文书网、公开媒体渠道均可获知。甲公司在明知前述事实的情况下，未按准则规定在其2019年审计年报中披露金融工具信息及或有事项，也未计提预计负债。
（一）粉饰企业利润，满足主管部门业绩考核指标是其主要动机
在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推动企业实现保值增值的新形势下，各地为提高所属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负责人及整个管理团队设置相应的绩效考核办法，一般形式就是双方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责任书中设定了年度实现利润目标、薪酬分配方案等指标。在获利驱动和经营不善的压力下，国有企业负责人及管理团队不得不通过调控经营业绩来应付绩效指标考核。
（二）美化企业财务报表，以便达到获取银行信贷、发行企业债券等目的
企业本可以通过资产减值计提消化长期积累的不良资产泡沫，优化资产质量，使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企业未来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但是在实务中，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可选择性较大，其确认和计量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经验积累要求较高，这就给企业在操纵可自由控制损益确认的项目时，随意在不同会计期间转移利润的空间，即企业具备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平滑利润、装饰报表的条件。如本案例中，甲公司在利润较低时，不计提减值准备，避免亏损，通过“好看”的会计报表达到银行信贷、企业发债等的条件并获取相应融资。
（三）企业会计报表在银行信贷管理和企业债券发行中的作用被弱化
企业会计报表本应是判断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投资回报率等的重要依据。但从实际情况看，银行机构在扩大贷款规模、债券发行机构为完成业绩任务的利益驱动下，对企业会计报表真实性的重视程度降低，不愿且不会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辨别和核实企业提供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极大地影响了其他需要通过银行机构或债券发行机构去了解对应企业的关联者，对该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重要程度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估。
本案例主要涉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十四条，《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第十四条等有关知识点。
（一）提前介入全程监管，提升法治权威性
当前，我国主要通过年报事后审查对企业资产减值计提事项展开监管，监管反馈滞后，这就为企业利用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达到粉饰业绩或突击创利等动机埋下伏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暴雷”现象。监管部门如能提前介入，充分发挥出警示纠偏功能，对企业形成商誉的整个过程开展闭环监管，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利用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操作利润的风险。此外，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对企业违规操作的处罚措施和惩处力度已不适用，监管震慑威力不够，应从制度上堵住企业可随意操作的空间，充分发挥财会监督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一是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加大对企业会计选择权的监管力度；
二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加大对企业信披违规、利润操控等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行为层面明确坚守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造假行为的零容忍底线，更好地维护法治监管的权威。
（二）完善准则确定性，提高操作可行性
企业判断资产是否减值、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时，主要从资产可收回金额是否低于账面价值来加以判定。但实务中，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无论采用公允价值还是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主观性都较强，完全依靠企业财务人员的执业经验和个人判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公司治理也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等结构性缺陷，监管部门应更加谨慎地赋予企业自主选择和变更会计政策的权限，比如增加企业对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比例方面的审批控制，进一步明确相关会计处理，提高准则的可操作性。
（三）加强职业素质培训，提升判断客观性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财务人员是否能够充分估计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作出判断要求很高，需要具备较完善的职业素养和行业经验。因此，如何培养财务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提高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和专业技能，使其在对不确定性的事项进行恰当估计和判断时，能够作出谨慎、科学、客观的判断是亟待解决的一项既基础而又重要的课题。需要从强化法治观念、加强理论知识、提高业务素质、拓展知识结构以及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等多方面入手，不断营造财务人员良好的从业环境和提升其客观公正的执业能力，确保企业会计报表可以如实反映资产的状况和真实的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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