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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欢
（上海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38）
体育社会学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中最早产生的分支学科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曾经有过体育社会学的萌芽。时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的林启武就主张建立体育社会学学科[1]。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与体育格局的变化，体育社会学重回学界视野，并发展为一门新兴学科[2]，涌现出大量体育社会学的课题与论文；
体育社会学也被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程，成为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必修课程、全国体育学研究生核心课程，并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与此同时，国际体育社会学也在蓬勃发展、探索创新，为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注入了丰富的营养，使之逐渐走向开放、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知识结构和独特的学科视域。然而，作为一门分支、交叉学科，体育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一系列问题，如学科边界模糊、研究范畴局限、研究方法单一、过多重复性或增量性研究、理论创新不足[2-3]；
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学也面临着不少现实挑战，如被自然科学挤压、科研经费不足、职业发展受限等[4]。如何继承体育社会学的优良学术传统，突破其在发展中的困局，应对学科挑战，是一个系统、综合的探索与实践过程。本文对体育社会学的学科特质与贡献、机遇与困局、创新与“反哺”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身体在场”“社会透视”“理论观照”3个方面初步探索体育社会学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及路径。
1.1 社会学对体育的诠释
体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体育现象，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不同。从生理学角度主要研究在体育活动和运动训练的影响下人体机能变化；
从心理学角度则试图探索人们在体育锻炼中的行为及与之相关的生命现象；
从教育学角度希望探索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助性手段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
而对体育本质、体育价值的探讨属于哲学范畴。那么在社会学的范畴内，体育又是如何被诠释和界定的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态度、实际社会调查的各种方法对社会事实、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和研究，从而揭示人类各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为人们积累认识社会和安排社会生活的科学知识[5]。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归功于其三大传统[实证主义传统、解释主义（人文主义）传统与批判主义传统]的奠立。支撑这三大传统有两个关键点，即研究对象的确立与方法论的建立，这也是区分社会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关键[6]。研究对象决定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
而方法论规定了本学科认识世界，并在世界观指导下解决问题的一套特有的理论逻辑规则与实践操作程序。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研究传统决定了其不同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论。如：实证主义传统认为社会事实及其规律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解释主义传统认为社会学应研究个人与社会行为及其所隐藏的社会意义。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理论、方法论就有很大区别，也出现了很多不同派别。因而，社会学也是一套包括认识论、理论、观念、方法论的综合性学科[6]。当然社会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关于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途径和范式也随着知识的积累与时代的需求在更新、变化。
社会学对体育的诠释也有一个变迁的过程。早在1767年，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7]就提出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他观察到体育是一种集体仪式，对一个社区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弗格森对体育的阐述突出了体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并把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从身体、心理、教育层面延展到社会层面[8]。1979年，约翰·洛伊（John Loy）[9]在《体育本质的界定》（The Natureof Sport：A Definitional Effort）一文中更加系统化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了递进式的诠释：①体育是一种实际的游戏（actual play）和特殊的社会事件，即体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而不是抽象的概念。②进一步而言，体育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游戏（games），即有严格的规定、规范。③体育不仅是一种制度化的个体或群体游戏，更可以看作一种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即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④体育还包含一种社会情形（social situation），即进行这些游戏或活动的社会背景。⑤体育就是一个抽象的综合体（abstract entities），它把不同模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结合到特定的价值观、知识、习俗以及社会情境中，并制度化为某一项体育运动，即体育是一种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有助于社会学家分析为什么人类会进行体育活动、参与的程度怎么样、人们的体育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关联与影响[8]。
约翰·洛伊对体育的诠释主要建立在实证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也为早期体育社会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些社会学家从解释主义传统出发，认为体育是一种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是人类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某种生活方式[10]。就像其他文化实践一样，体育是文明的创造，是社会的建构，并在历史变迁中不断被重建。他们认为体育并不完全是一种模式统一、固定不变的社会系统，因此需要在错综复杂又互相交织的社会情形中去理解体育这一文化实践[11]。
将体育看作一种社会系统与文化实践为体育成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也激励了学者们从新的角度去观察和探究体育运动。一些热衷于体育事业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体育以何种方式存在，体育和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有什么内外联系，人与人怎样在体育的方式下产生关系并推动社会发展，体育带给人们（社会）什么，人们（社会）又如何改变（建构）体育[8,10]。这些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的提出为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建立确定了起点。当然，只有合理性还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体育社会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必须有其清晰的学科范畴、扎实的知识体系和相对稳定的学科传统。
1.2 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范畴
在国际上，体育社会学存在2种名称——“体育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port）、“体育社会学”（sports sociology）。不同的名称其实也反映出体育社会学形成初期的2种不同倾向：sociology of sport更倾向用体育现象解释、验证、产生新的社会学理论，应对社会问题，而体育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社会场景和材料，进行这类研究的多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研究者、政策研究者等；
sports sociology强调用社会学视角去讨论那些主题鲜明的体育运动（项目、组织、制度）、体育文化、体育现象、体育问题，而付诸这类研究的多为教育家、体育实践者与体育管理者。虽然这2种倾向研究目的不同，一个是为了揭示社会规律、解决社会问题，另一个是为了探索体育规律、解决体育问题，但其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都有很多共同性和重合性。更重要的是，其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都建立在“体育是社会一个重要子系统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对体育“社会属性”的强调以及对体育“社会现象”的兴趣使这两类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组成学术共同体、创立学会、创办学术期刊、开展科研项目、编写教材、在大学开设课程等。这两股学术力量的互动、融合使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范畴逐渐清晰，并形成了稳定的与其他学科有所区别的研究视域、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研究内容。
从学科定位来看，体育社会学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下的分支学科[1,12-14]，因为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源于社会学。首先，体育社会学对体育的认识是在“社会”的范畴中，认为体育不仅是个人的身体运动行为和认知，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制度、实践的综合体，与其他社会部门紧紧相连。其次，虽然体育社会学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的界定都突出了“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以体现其学科属性，例如卢元镇认为，体育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体育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体育内部结构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体育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麦克弗森（Barry McPherson）等[14]将体育社会学定义为用社会学范式研究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单元（个人、群体、组织、社会、文化）和体育过程（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等）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德兰尼（Delaney）等[15]19用米尔斯（Mills）的概念，提出“体育社会学就是用社会学的想象去研究和解释体育与社会的关系”，对体育社会学“社会学视角与方法”的强调将其与传统的“体育理论”进行了区分。
从理论体系来看，体育社会学形成了相对稳固的理论结构。体育社会学理论有3个主要维度[16]：①宏观、整体主义理论维度，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组构（过程）理论、结构化理论；
②微观、解释主义理论维度，如社会行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
③批判主义理论维度，如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当然这3个主要理论维度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理论本身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反思与批判中不断自我修正、演进和发展。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如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取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学者们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体育文化权力的理论工具。布迪厄的场域、惯习和资本理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化理论，成为21世纪初体育社会学最耀眼的理论工具。从符号互动论等发展出的身份认同理论不断地更新繁荣，为理解体育中的民族、性别、群体以及个体（如球迷、归化球员、体育移民）身份提供了理论工具。女性主义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其分支也在不断发展，早期的三大经典女性主义理论（自由、马克思、激进）与时代结合后不断细化，如生态女性主义、赛博女性主义等都受到年轻学者的追捧，也成为诠释新体育问题的重要工具。体育社会学理论进展的路径主要依靠其母学科即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成果，融合体育事件的特殊性并发挥了这些理论的优势。
从研究范式来看，体育社会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认识论-方法论体系，呈现出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为基础的量化研究与以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批判主义（critical realism）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分庭抗礼”的局面。①实证主义认为，与自然物相同，人类的行为也是客观、有规律的，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在实证主义传统下，人的运动行为及围绕体育行为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组织、机制、动力、过程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观察、衡量和预测，其目的是发现体育规律、预测未来人类体育行为（行动）的发展轨迹，量化研究最能满足实证主义研究的要求。②解释主义主张人类对世界的体验并非是对外界物质世界的被动感知与接受，而是主动地认识与解释。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解释主义范式下，目的不是寻求运动的规律和“真实”面貌，而是去理解和阐释在各种社会条件下，体育如何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多样的意义和影响[17]，而以语言沟通和沉浸式观察为主的质性研究最能满足其目标。③批判主义认为，真实的现实是由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种族和性别等价值观念塑造和建构的。从批判视角来看，体育经验和运动知识都是一种由社会、历史和文化建构的“意识”，批判主义研究者更关心体育知识的可靠性、有效性、与现实的关联性，希望通过收集经验、发现问题、解释现象、理解和重构知识的循环过程而获得“真意识”[18]。因此，在方法论层面它更加强调辩证地看待问题，凸显了实践和行动的倾向。综上，“验证理论、探索规律”“寻找经验、阐释意义”“揭示问题、批判思考”构成体育社会学3种相互独立又交融的研究范式，或被称为“研究传统”。
从研究内容来看，体育社会学形成了明晰、多维的研究方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和制度进行研究。一方面，社会学家们想通过体育制度的发展来反映整个大社会制度的变迁；
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进一步探索体育如何嵌入社会生活并对社会稳定与进步起到积极作用[19]。①社会学家认为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向体育参与者传递某种社会价值观，并维持社会秩序，但也强调体育对社会的功能只能在其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结合中才能体现出来，这些要素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10]。体育社会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探讨体育如何帮助社会、社区、组织以及团体平稳运转，同时也探讨个体如何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为社会作出贡献（体育的社会功能）。②体育制度的历史形成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宏观研究方向，如体育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现代化、职业化、商业化、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变迁[11]，这些研究试图从特殊的体育现象找到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③对体育发展演进的反思甚至批判。例如，一些社会学家对体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霸权主义进行了批判[20]，认为在新自由经济下体育运动已经成为“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工具，穷人、女人、残疾人、同性恋者、肥胖者、有色人种这些群体都是“生物的他者”（bio-others），被排斥在主流健康文化之外[21]，从而实现了白人精英的“合法”统治。这些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体育制度带来的消极作用。
其次，从中观的层面揭示并解释体育中出现的剥削、冲突、矛盾、不平等、排斥、分层现象，如体育异化问题（运动员的工具化、现代技术对体育的操控）、体育失范（体育暴力、越轨、欺骗、药物滥用以及兴奋剂问题）与社会控制（体育治理）、体育中的社会不平等与排斥（包括种族、阶层、性别、青年人、移民、贫困人群、老年人、残疾人）、体育亚文化（足球流氓、体育赌博、体育街头文化）。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体育中产生的不平等与歧视不是源自个人能力的差别，而是制度的阻碍。这种研究方向充分反映了社会学关注社会危机和边缘群体的特点。
最后，从微观层面关注体育参与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与互动关系，如运动参与者的互动、运动员在不同阶段（训练、竞赛以及退役后）的社会角色（球迷、球员）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体育参与者体育行为习惯的形成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工作、家庭、教育、传媒等）的影响、体育媒介形象、人们在参与体育过程中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意识等。体育社会学的微观研究体现了社会学以小见大的研究思路。
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体育现象还是人类社会本身都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新事物、新现象、新矛盾的出现也会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点发生转移，如体育资本、生活运动（life sport）、电子竞技与赛博空间、体育移民、跨性别与体育等逐渐成为热点主题。同时，在学科间的交叉、互动和影响下，体育社会学也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学术营养，如物质身体文化研究学派（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PCS）在吸收现象学具身理论的基础上，将身体社会学对抽象的体育社会系统的强调拉回对具身的各种运动行为的观察，拓展了研究领域[22]。综上，体育社会学的边界不在于其研究主题或领域范畴的规划，而在于其理论（概念）视角、研究范式需要有社会学的“印记”，这是其与其他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区分的主要标志。
1.3 体育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及贡献
虽然大部分学者承认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为社会学下的分支学科，然而关注或投入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还是来自体育学。1996年，我国体育学被正式列为一级学科后，体育社会学归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二级学科，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在体育研究领域逐渐凸显出来，成为体育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方面取得很大进步[1]。据统计，2016—2020年，体育社会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99项，教育部项目立项96项，出版专著33部，发表CSSCI收录期刊论文1 831篇、SSCI收录期刊论文339篇，共计2 398项科研成果[23]，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体育社会学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一是与其“理论性强、研究规范、实践特色”的学科特点紧密相关，二是与社会转型的时代特点以及“体育强国”的政治使命紧密关联。当然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贡献不仅限于数量化的研究成果，更体现在其从视角、理论、方法、实践4个层面为全面认识体育、理解体育、发展体育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上。
（1）体育社会学改变了早期主流学界对体育的看法——从一种身体运动到社会生活，挑战了体育作为“自然科学”的单一属性。从社会范畴和科学方法去解释和理解体育现象，为体育政策的制定以及体育组织的运行提供思路和方案。此外，体育社会学可帮助人们从更广泛的视角总结和产生对人类自身发展有益的知识，如对体育社会分化与平等、协调与发展、主流与边缘密切关注和深刻讨论，而不仅是狭隘地追求竞技水平和成绩的提高。
（2）体育社会学为全面描述和理解体育现象提供了“想象力”[24]和观察视角。①从特殊的体育事件看到一般性的社会生活规律；
②从熟悉的体育场景中找到新内涵；
③对日常生活中的体育行为进行观察，关注边缘性（social marginality）群体和潜在的社会危机；
④利用全球视角和过程视角，从体育的世界关联（figurations）来了解本国体育的真实处境，从过程视角分析体育事件演变的来龙去脉。简言之，体育社会学视角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与态度，它帮助学者辩证、多维、深入地了解一般体育现象背后的真实面貌，发现各种体育形态中的模式与秩序，认识不同社会背景下体育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参与者的区别，辩证地看待不同体育中的优势和劣势，使研究者成为体育发展变革的积极参与者。
（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间的理论对话和深度合作创造了条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理论并不是对真理的一种推论，而是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串联一系列概念的陈述，当然这种陈述是具有逻辑性的[15]22。理论为研究提供一个框架，把各种观察到的事实（变量）串联起来。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为深入分析特定社会文化下产生的与体育有关的行为、态度、互动、冲突、权力、权利以及体育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解释工具。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不仅应用于体育社会学研究，也对其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体育新闻传播学、体育管理学、体育人类学、体育文化研究、体育政治学等）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得到了应用。
（4）体育社会学重视社会调查，强调对经验资料科学性、规范化、全方位的收集和分析，这不仅改变了以前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多为思辨、推理、定性的研究与写作风格，也有利于学者从不同方面掌握最基层、鲜活、接近真实的体育面貌。体育是多维现象，也应该用多种方法去研究。体育社会学在方法层面的贡献是显著的。无论是以问卷调查、统计描述、相关分析为主的量化方法，还是以访谈、观察、个案研究、田野调查、扎根理论、话语分析、主题分析等为主的质性方法，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和具体手段。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科技高速发展时期，体育社会学新方法、新手段也在源源不断地产生。
（5）体育社会学研究来源于体育实践，也启发并指导着体育实践，并不是“空中楼阁”，这是体育社会学的重要特点，也是其能产生社会贡献的重要原因。体育社会学虽然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但也有一定的实用性，特别是对体育政策的制定、体育项目的开展、体育组织的管理，以及智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也被积极纳入公共部门，如国际奥委会最新制定的《2021—2024年性别平等和包容目标》就采纳了“IOC性别平等审查项目”的建议，目的是继续“在各级机构中促进妇女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确保采用包容性方法，考虑多样性，以及女性和男性的交叉身份”[25]，这与国际体育社会学近十年来对体育与性别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有紧密关联。体育社会学知识公共化趋势越来越显著。
2.1 发展机遇
体育社会学的特质和显著贡献为其持续发展创造了内外机遇：外在机遇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进步对体育的现实需求；
内生机遇主要体现在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上。
（1）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拥有诸多现实机遇。①体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参与体育、组织体育、传播体育以实现大众健康、美好生活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使命。②随着人类健康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秩序等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公正、合理、正确地通过体育活动增进公共健康、促进社会整合、维持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促进世界和平等成为一个个现实而又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内在驱动力[26]。这些现实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区域差异，如运动健康促进，体育参与平等，体育过度商业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现象就是全球普遍问题，需要各国社会学家根据本国的经历与经验去理解，更需要跨区域的合作研究共同解决；
还有一些现实问题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更为突出，如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种族歧视与暴力、体育亚文化群体问题突出，而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大多存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生活方式变迁等问题。由于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体育社会学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2）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拥有特殊的学科机遇。①从社会学视角看，体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其中有社会互动和社会化，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确认，商业和权力关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具身表达，社会资本和文化（身体）资本的转化，与种族、民族、性别、阶级、国籍、残疾、竞争、暴力、精英制度等相关的意识形态再生产，以及社会运动的符号表达[4]。体育创造了一个“讲故事”的场所，这些故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挖掘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理解故事对人们的影响机制，会不断地激发社会学者对体育的研究志趣。②从体育学视角看，随着体育科学的不断壮大，体育社会学在体育学科内越来越受到青睐和重视。社会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普遍成为了解体育社会现象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因而得到很多其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借鉴，这也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学领域内获得基础学科以及核心课程的地位奠定了基础。③从跨学科视角看，正如体育社会学家科克利（Coakley）指出的，“比起传统社会学来说，体育社会学是一个边界模糊、交叉渗透力和包容程度更强的学科”[4]，在跨学科研究兴起的时代，体育社会学本身的包容性和综合性特点具有突出的优势，为其发展创造了更多机遇。
2.2 学术困局
体育社会学在快速发展、赢得机遇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学术困局。使之陷入困局的有两股力量：学科外部的挑战；
学科内部的矛盾与制约。
2.2.1 学科外部的挑战
（1）来自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挤压。英国社会学家拜尔纳（Bairner ）[27]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处于两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范式，然而长期以来，体育社会学受到自然科学“验证”（evidence-based research）研究范式的影响，限制了人文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忽视了社会学先见性。PCS学派创始人安德鲁（Andrew）等[28]也指出，当前一些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了迎合自然学科的喜好和要求，常常孤立地研究单个变量间的“相关性”（relative），导致很多重复性或增量性研究的出现。自然科学除了在研究思维和倾向上会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影响以外，也会在学科生存、发展空间方面对体育社会学形成一种压力。当前，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体育研究机构（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在资源、资金的分配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是不均衡的。自然科学如运动训练、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等所获得的研究经费、学术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大超过体育人文社会学；
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内部，社会应用类学科（如体育产业、体育管理学）又比基础类学科（如体育历史学、体育哲学）占有更多资源优势。作为基础学科的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受到挤压，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职业发展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欧美国家）[29]。当然这也与学术评价系统息息相关，目前国内外学术评价体系大多还是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设置，将论文数量、科研经费、社会服务（成果转化）作为硬性指标，这是体育社会学（者）所面临的客观挑战。
（2）来自主流社会学的漠视。体育社会学在体育学中的地位已经较为稳固，但是在社会学中还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不足。国内几乎没有开设体育社会学课程的社会学系和研究所[30]。对在社会学部门进行体育研究的学者而言，其研究与成果常常会受到轻视，因为体育、流行音乐，以及其他流行文化在社会学界看来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26]。这就造成了一批拥有社会学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远离体育社会学研究，或只是蜻蜓点水式地关注，缺乏对体育进行持久和系统研究的热情。
（3）社会科学“功利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学者们不得不考虑成本与效率的平衡，“快餐式”研究更符合“学术市场”的需求[26]。在这种情况下，体育社会学并不处于优势，因为作为基础性研究，其成果并非立即就能看到效果，也不能直接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扎实的社会学研究需要长期投入。在学术功利化趋势下，体育社会学者可能选择更多实用性强、“快捷”的课题，而放弃在自己研究领域的“深耕”。学术功利化也可能导致热衷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逐渐减少[29]，导致促进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后备力量不足。
2.2.2 学科内部的困境
体育社会学的外部挑战其实与学科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局限息息相关。学科内部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学科边界不清。如前所述，体育社会学从研究内容上看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学科，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眼中，任何与体育相关的人类行为和观念、社会事实和现象都是值得关注和探究的内容。社会学者既可以研究“社会体育”，也可以研究“学校体育”，还可以进行“体育产业”“体育管理”“奥林匹克运动”研究；
既可以研究球场上的技术动作、团队合作、领导风格等微观现象及其意义，也可对体育形态的变迁、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治理与国际关系等宏观话题感兴趣。因此，很多学者常将体育社会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混为一谈。虽然体育社会学对其研究主题和内容是开放、包容的，但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上是严格的甚至带有排他性的。体育社会学视角需要研究者有一定的洞察力，从一般问题看到特殊规律，在熟悉现象中找到新内涵，而不能仅就问题而解决问题，就现象而描述现象。从研究形式上看，体育社会学研究必须两只脚走路，一只脚是理论（theoretical）研究，另一只脚是可靠、真实的经验（empirical）研究，这与哲学人文类研究更侧重思辨、管理学研究等更侧重经验/对策有一定区别。从研究过程看，体育社会学重视方法论的使用与分析过程的严谨性。社会学分析不能仅依靠逻辑推理（逻辑法在体育社会学中不算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它需要强大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手段；
而仅是经验资料的挖掘、深描或重组也无法满足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要求。此外，与其他学科一样，体育社会学也有自己的一套建立在概念/理论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有些体育社会学中的概念内涵与一般人们的理解是不同的，如“社会资本”并不是“社会资源”，“身体惯习”不是“身体习惯”。社会学的“话语和修辞”也建构起了体育社会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边界。体育社会学边界不清会使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大杂烩”，是很容易“入门”的学科，不必经过专业的训练，谁都可以在这个领域任意发表意见[2]，这不仅会带偏体育社会学，造成体育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间无法“对话”，同时也会削弱体育社会学学术力量和学科价值。如何既坚持体育社会学的包容性又避免鱼龙混杂的学术生态是体育社会学发展中的一大困境。
（2）研究范畴的矛盾与局限。从世界范围来看，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的设置仍然无法超越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社会学传统的专题，如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失范、暴力、功能、冲突、家庭、青少年、老年问题等都被移植于体育社会学，成为体育社会学专题的主要构成模式。正如英国学者达特（Dart）[31]所指出的，当前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仍局限于所谓正统的社会学“学术”框架中，与现实问题脱离。有学者[32]甚至批评体育社会学越来越局限于脱离真实社会情况，在真空下进行理论假设推演的研究困境。也有学者保留不同意见，如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马奎尔（Maguire）指出，目前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过于以所谓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这会导致体育社会学家被动“接受”体育界的主导者给他们界定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根据研究志趣和社会洞察提出来的“问题”[33]，从而失去学术独立性，产生了职业倦怠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更严重的是这钳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使体育社会学研究范畴局限于“体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33]这一狭隘的观念基础，制造出许多所谓有“现实意义”但缺乏学术生命力和活力的研究。如何超越社会学的主题框架，凸显体育本身的学术特质，同时摆脱其工具角色，保持学术独立性、多元性和研究活力是体育社会学持续发展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理论的创新与“反哺”不足。与其他类似的社会学分支（如休闲社会学）相比，体育社会学创新不足一直以来都是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局[27]。体育社会学所用的广泛的理论大多都是从社会学“拿来”的，无论是早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号互动论，还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酷儿理论等，其路径都是以社会学前沿理论分析、检验相关的体育现象和体育问题。换言之，体育社会学研究只是在不断地实践、延续、拼接、整合、细化已有的社会学理论，还未从理论范式上有所突破，即从体育运动现象而生成原创性理论，并产出一些具有广泛社会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理论创新（原创性）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很多时候体育学者错误地只将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解决实践问题和制定对策的学科，缺乏理论探索的动力；
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相对稳定和强势也会束缚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虽然有学者认为，体育社会学可以从中层理论有所突破，然而中层理论只是在原有理论结构内部的一种补充，无法超越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如果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建构（如形成学派），很难形成凝聚力和影响力，其价值难以被主流学界认可。当然体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缺乏也与一些体育社会学者固步自封有关，如一些学者还一直强调“体育”（sport）概念只限于“一种目标导向的、竞争性的、基于对抗的、游戏的身体活动”[34]，限制了体育研究视域，束缚了理论创新。正如科克利所指出的，体育本身就是社会与时代所不断建构的活动，它的定义及被赋予意义都应是与时俱进的[4]，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应对体育社会学缺乏原创力（innovation）所带来的挑战。
体育社会学“反哺”母学科不足也是其发展中的一个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对于其他传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如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社会学，体育社会学还处于幼年阶段，学科积累不足，还无法形成反向输入的“势”，这是客观存在的现状。从学科内部来看，在选题上体育社会学过于关注“解决体育内部事物”的问题，导致其所产生的知识无法产生普惠性（universal）价值。“反哺”母学科是体育社会学在将来的发展中需要关注并可以改善的。
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优秀传统、特点与贡献、机遇和困境是互相联动和转化的。学科优势（如理论体系成熟稳定，研究范式严谨、规范）可能会变为局限（如教条、缺乏创新力），而学科发展所处困境（如缺乏体育特色、边缘化、边界模糊）也可能激发出其创新的内生动力。为了应对挑战，突破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的学术困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应紧紧抓住体育的独特性—“身体的在场”，从“社会透视”和“理论观照”2条路径激发新视角、新方法、新知识的学理拓展。
3.1 身体在场
社会学认为体育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而这个子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运作建立在“运动的身体”和“身体的运动”基础上[35]。在社会学家眼中，体育运动就是系统地制造身体的一种重要社会机制和文化实践。这种思维和视角延续了传统社会学强调结构力量对个体行动的决定性，无法脱离身体社会学“将身体抽象为一种社会机制和权力象征”[8]的认识范畴。然而，很多经验研究表明，虽然在体育运动中身体受到体育社会文化权力的监控和约束，但它不总是被动、消极、受压抑的，体育运动也赋予了身体能动性、解放性和变革性[36]。这些发现启发了体育社会学者从母学科的“影响”下抽离出来，重新建立以“身体”为核心的体育社会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即不仅从理论层面要求体育社会学研究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且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寻求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突破。
在对传统社会学视域下的体育与身体研究进行反思后，PCS从体育社会学中“脱颖而出”。PCS认为，只有将抽象的社会身体回归到具身的物质身体，才能理解体育社会文化现象[32]。其对“物质性”（physical）的诠释是指人的肉体经验可将意识（形态）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在一起，并由身体（实践）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权力结构表达出来[37]。物质身体文化研究学者承认社会力量（如经济、教育、文化等）有可能会决定身体实践，但是这些决定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先验的），而是在某个交汇点发生了交互作用，决定并影响了身体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是能动的，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33]。这突破了长期以来体育社会学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力量而忽视个体能动作用的局限性。从方法论层面，物质身体文化研究坚持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创造出经验的、情境的、多视角的身体运动文化分析路径[36]。
PCS的出现无疑是对重塑体育社会学的一种尝试，也为如何建立有特色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虽然对PCS有不少争议和批评，如关于学科边界的争议、关于理论零碎不成体系的批评、关于研究方法过于“随意”的批评等[35]，但它的出现对体育社会学内生动力的激发与创新有着深刻的启示。
首先，体育社会学对其母学科社会学的突破应抓住“身体”并使其“在场”（presence）。如前所述，对社会学传统专题的直接移植阻碍了体育社会学的原创力，因此需要有新的突破。身体是体育运动与社会文化的中介，也是体育活动的主体[8]，理应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身体的“在场”则要避免像身体社会学一样将身体“抽空”为一串串运动符号去诠释，而要从运动身体的经验性、具身性、人文性、关联性和复杂性等综合特点去考察身体的运动（方式）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权力机制，从而发现和总结体育运动给人与社会带来的特殊经验及其对人类及其生活世界的特殊意义。
其次，研究运动身体的“场”（sites）应是多样化和动态性的。体育社会学需要突破对狭义“运动”身体（“sporting”body）的界定，将多样化的，特别是非主流、非西方主导的运动身体活动方式及其动态变迁（如舞蹈、冥想、宗教类的身体活动、民俗节庆、户外运动、游戏、休闲娱乐活动）纳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因为舞蹈、宗教仪式、锻炼、户外活动等比竞技运动（sport）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范畴，也更能反映人类复杂、多元、丰富的具身体验[35]。对“运动”界定的开放也能丰富身体与运动知识的多样性，有利于跨学科视角和多学科理论知识的结合，吸引诸如舞蹈学、人文地理学、休闲学、美学、健康学、性别研究等同样关注身体文化的学科领域，促进体育社会文化研究的创新与更迭，以及体育学内生知识在体育学外的传播和应用。
综上，“身体在场”的聚焦可突破体育社会学对母学科在研究范畴（内容、领域、议题）上的依赖，也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创新与“反哺”提供了独特的素材。
3.2 社会透视
在突出体育本身的学术特质（particulars）以外，体育社会学的可持续性发展还需要生产更具普适性（universals）的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生活的知识，才能回馈社会，对母学科实现“反哺”，而这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有2个要素[38]：①“自己必须远离‘此时此地’，以便了解过去社会是如何变化的，以及潜在的变革即将如何到来”；
② “想象力的创造能力必须严格受到概念框架和经验事实的限制”。
首先，体育社会学研究者需跳出从体育看体育的思维视角，通过体育映照社会，使体育社会学研究能产生和提炼出关于体育外部世界的知识，而不仅局限于体育内部的知识。例如，伊利亚斯通过对体育运动“去暴力”的“文明进程”探讨英国政治制度的变迁，而他的《文明的进程》一书也成为社会学经典。简单而言，要能与母学科对话，必须在“一个频道”里沟通，只有产出的知识是它感兴趣且能够理解的，它才会向你靠近，对你接纳和认可，从而摆脱被边缘化的处境。
其次，体育社会学研究者需要有质疑精神。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运动及其周围世界系统（systematic）而怀疑（sceptical）的学科。很多体育社会学者更重视体育的系统论、整合论，而缺乏质疑精神，因此很多研究立场一开始就预设为“体育是社会的灵丹妙药”，这会让我们无法看到体育的全貌。体育研究者要辩证地看待体育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以及文化意义，在重视归纳体育促进人类健康、社会发展与整合社会规律和价值的同时，也要善于揭示和思考体育可能孕生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再次，体育社会学不能脱离运动的具身经验与社会实践，这既是学科特点也应成为学科目标。体育社会学者需要发挥其学科优势，将学术知识、实践经验和社会变革行动结合起来，将“象牙塔”里的研究拉近到真实的社会生活[35]。这需要将体育社会研究落地于人类在运动文化中真实、丰富、不可复制的具身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放入其产生的特定情景下去反思当前的体育结构、制度、文化问题，并进行变革。而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大多只停留在描述、解释的层面，或是顶层设计或设想（理论）的阶段，这迫切需要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助力[39-40]，使体育社会学研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源。
综上，社会透视的路径可激发体育社会学产生更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实践革新能力。
3.3 理论观照
理论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理论不仅是帮助研究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工具，也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不断更新、生成理论。体育社会学理论创新动力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忽视了对理论的进一步提炼，缺乏理论自觉；
另一方面，以“检验理论”为导向的研究会遗漏可生成新理论的实践经验/发现。此外，以“解释性”为导向的研究或有生搬硬套原有理论框架/工具之嫌，缺乏以一手经验资料为基础的对原有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社会学理论产生于这样一个假设：人类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世界具有某些基本的属性和过程，而理论就是通过抽象的、超越具体经验事实的描述，试图揭示促成事件的潜在动力[41]。体育社会学的理论观照应兼顾体育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不能仅停留在揭示促成体育运行、演变、发展的潜在动力（dynamics），也应揭示体育承载和折射出来的社会世界的原则、秩序、冲突与竞争。更需要提及的是，体育问题、现象、规律等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体育社会学理论也应推陈出新才能解释新现象，预测新问题。这需要以下2个层面的努力。
（1）从个体层面看，需要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意识。社会学理论本身就很庞大，体育社会学理论也很庞杂，很多年轻学者会抓住一个理论，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使用，而不去追问这个理论产生的来龙去脉，其在社会学理论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这就造成了理论“生搬硬套”的问题。这当然与目前体育社会学课程设置（教材）多以“主题板块”为主，缺乏系统理论的培养有很大关系。只有熟悉、了解现有理论（体系），才能灵活运用，也才能对其提出质疑、修正，推动理论革新和发展。理论意识不仅指有“应用”理论的意识，还需要有生成理论的意识。这需要在研究设计上就有一定的偏重，探索性（开放问题）、归纳性（如扎根理论）、预测性（如情景分析）、反思性（如行动）研究更有可能生成新理论。但从实际来看，应用或验证理论的研究相对容易，而生成理论的研究更复杂，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对相关领域理论全面把握的能力，还需要能长期“坐冷板凳”的心态。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项目可以团队合作完成相比，人文社会学包括体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大多依靠“个体”的思考。当然，一个系统性理论（流派）的形成不可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也需要形成有“共识”的学术共同体，有交融、有继承。英国的莱斯特学派和PCS的形成与发展是很好的启示。
（2）从学术共同体看，体育社会学要体现其理论观照的学术价值需要创造一定的外在条件，并在内部进行理论引导。首先需要创造一定的外在条件：给予基础理论研究者更公平的学术资源和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学术评价方面）；
为理论研究（思考和成果）的发表与宣传创造平等的机会与平台；
保持开放、包容的状态，创造与其他学科思想理论对话和理论输出的渠道；
为体育实践者和学术研究者建立互相合作与沟通的机制。其次要有内在引导：创造体育社会学的学理氛围，如出版相关体育社会学理论的专著和教材，在教学中加强系统学习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内容，增加以理论为主题的讲座与培训（目前关于“方法”的讲座很多）等；
课题基金项目适当向理论研究倾斜，平衡以“问题”为导向和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数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学科的学理拓展都应建立在一点一滴的研究累积之上，是一种“势”，而不是突发奇想的“口号”或“概念”。无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还是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都无法脱离基于社会事实的经验，也无法完全不受前人研究和思想的启示。体育社会学本身的敏锐性、批判性、反思性、前瞻性、包容性与综合性等特质为其创造了理论观照和学术创新的潜力，也是体育社会学学理拓展的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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