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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强，郑 芳
（1.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2.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发展也已步入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重要时期，数字技术俨然已经成为影响现代乡村建设的最大变量。国家对数字乡村建设也高度重视，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1]，此后，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聚焦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工作。在此背景下，数字乡村也在全国各地掀起热潮，并不断催生出数字乡村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治理现代化水平，而且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活的智能化、便利化、高效化程度，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驱动力。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为全面、完整、准确地揭示研究的整体状况，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本次分析的数据库，在高级检索中选择“学术期刊”类文献，设定主题词为“数字乡村”，时间跨度选择2018—2022 年，来源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和CSSCI 来源期刊，检索日期为2022 年7 月21 日，共检索得到279 篇相关文献数据，手动剔除了书评、选题指南、会议综述和无作者文献等无关信息，提取有效文献257 篇，并将其以Referworks 形式导出。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步骤
CiteSpace 是应用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tation analysis）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 network scaling,PFNET）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2]。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选用CiteSpace 6.1 R2 版本作为分析工具，对检索得到的257 篇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根据CiteSpace 对数据分析的要求，建立不同项目的文件夹，并运行CiteSpace 将从 CNKI 数据库中导出的 Referworks 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其次，将转换好的数据导入CiteSpace 中，并对软件各项参数进行设置，时间跨度选择2018 年1 月到2022 年7 月，时间切片选择1 年，节点类型分别选择作者、机构、关键词，修剪方式选择寻径（pathfinder）、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从而使绘制的图谱更加清晰，其余参数均设置为默认值，依次单击Go 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的生成。最后，根据CiteSpace 的相关功能和研究的需要，绘制出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相关科学知识图谱和统计表。通过分析和解读相关图表，以期掌握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从而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这也是该文的创新之所在。
（一）年度发文量及趋势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关于数字乡村的年度发文数量统计，绘制出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图1）。通过观察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发现研究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可大致划分为四个重要时期，2018—2019 年为缓慢增长期，发文量从2018年的5 篇增长到2019 年的14 篇，说明这一时期数字乡村的研究处于起步和积累阶段。2019—2020 年为快速增长期，发文量从2019 年的14 篇增长到2020 年的35 篇，说明数字乡村的研究处于蓬勃发展期。2020—2021 年为集中爆发期，发文量从2020 年35 篇增长到2021 年111 篇，说明这一时期数字乡村的研究处于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2021—2022 年为稳步增长期，发文量从2021年的111 篇增长到2022 年的130 篇（知网预测值为130 篇，目前实际为92 篇），说明数字乡村的研究逐渐进入常态化增长模式。2018—2022 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问题，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推动了数字乡村研究的不断升温，这就证明数字乡村研究的变化情况与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图1 年度发文量趋势
（二）核心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分析
核心作者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本文运用CiteSpace 软件生成数字乡村研究的作者合作共现图谱（图2），共出现网络节点数量为126 个，连线数为42 条，网络密度为0.005 3，其中节点代表作者，连线代表作者间合作关系，可以发现数字乡村研究领域中作者间已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但合作关系的数量比率较低。从发文数量来看，排在第一位的是沈费伟，发表论文共9 篇，王锰发表论文5 篇、苏岚岚和彭艳玲发表论文4 篇，这些作者形成了作者合作共现图谱中的关键节点。同时，数字乡村研究还形成了若干研究团队，其中有些研究团队规模较大，如李优柱、杨鸿宇、姜庆志、刘进思、付辉、杨珊珊团队，团队共有5 人，也有4 人、3 人和2 人的研究团队。总体而言，研究团队中2 人的居多。并且在团队合作中多为同校间作者合作，跨高校、跨学科、跨地域间合作的数量仍不多见。
图2 作者合作共现图
（三）机构分布及合作网络
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字乡村研究机构相关数据，绘制形成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图（图3）。同时，再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形成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图4），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谱中共有节点为116 个，连线为41 条，网络密度为0.006 1，其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连线代表机构间合作关系。研究发现：研究机构主要为高等院校，发文量最多的是杭州师范大学，共发文12 篇，其中公共管理学院就有9 篇，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共发文11 篇，其中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发文7 篇，其他发文量较多的研究机构还有北京大学（9 篇）、南京大学（9 篇）、武汉大学（7篇）等。中心度较高的发文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表明这些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较为广泛和密切。
图3 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
图4 机构共现合作图
（四）文献高被引分析
学术论文的被引次数反映了学术论文的社会影响度和关注度。在中国知网（CNKI）文献检索结果中按照文献被引进行排序，绘制形成排名前五的高被引文献统计表（表1），可以发现高被引文献主要集中在2020 年，这与党和国家对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被引次数最多的是夏显力等发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一文（被引130 次）。通过观察和分析高被引文献统计表，发现高被引文献有以下特征：首先，高被引文献主要聚焦于宏观性议题，如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数字乡村建设等，且多为理论研究类文章；
其次，高被引文献的字数偏多，篇幅都比较长，并且文章一般都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的支持；
再次，高被引文献的作者主要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多作者、多单位合作发文占绝大多数，这说明学者间合作有利于文章质量的提高，从而使文章被引用率提高；
最后，高被引文献发表的期刊层次、影响因子普遍较高，其学术影响力都较为广泛。在今后研究中应密切关注高影响力学术期刊，深入研读其所发表的相关理论文章，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学术前沿热点，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研究的向前推进。
表1 高被引文献统计表
（一）关键词共现与词频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归纳，通过高频关键词可以刻画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为探寻数字乡村研究的重点主题，在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Keyword 模块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图5）。关键词共现图共有178 个节点，265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6 8。其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连线代表关键词间的联系，从中可以发现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连接网络体系最为庞大，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分析，从而对该领域热点主题进行透视。
图5 关键词共现图
在CiteSpace 软件生成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基础上，绘制排名前10 位的高频关键词词频表（表2）。从表2 可以看出，排在前10 位的高频关键词词频都在6 次以上，其中，词频最大的关键词是“数字乡村”，词频为119 次；
排在第二的是“乡村振兴”，词频为103 次；
第三位的是“乡村治理”，词频为26 次，其中高频关键词“乡村振兴”中心度最高为0.82，其次是“数字乡村”中心度为0.69，最后是“乡村治理”中心度为0.34，这就反映出高频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在该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他词频和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还有“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数字金融”等，这些高频关键词也是研究的重点主题。
表2 高频关键词词频表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通过聚 类算法根据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强度对其进行分类，将关 系紧密、关系强度大的关键词聚在一起，形成一类[3]。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运用对数似然比（LLR）算法，绘制“数字乡村”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通过关键词聚类图谱的模块值（Modularity 简称Q 值）和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 简称S 值）可以判断聚类是否具有可信度。一般而言，Q 值一般在[0，1）区间内，Q＞0.3 就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S 值在0.7 时，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若在0.5 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4]。本次聚类的Q 值为0.508 4，S 值为0.866 6，表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聚类结果令人信服。频次在前10 的聚类标签分别是#0 数字乡村、#1 数字经济、#2 乡村治理、#3 数字技术、#4 智慧农业、#5 数字赋能、#6 数字技术、#7 农村金融、#8 内生动力、#9 网络文本，表明这些关键词聚类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领域。
（三）研究的核心主题
1.从不同视角对数字乡村的研究
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数字乡村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其一，从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研究。刘天元等从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技术排斥、形式主义、数字鸿沟、挤出效应和治理异化等现实困境，并且基于治理现代化视角为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优化路径[5]。其二，从高质量发展视阈下的研究。赵成伟等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加速乡村创新、畅通国内市场、优化乡村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但当前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折射出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大数据统筹利用不足、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相对缺乏、治理水平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从而提出了数字赋能、利、智、权等方面的策略建议[6]。其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谢文帅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探究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和衔接机制，并且提出了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7]。其四，从新媒介赋权视角下的研究。师曾志等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乡村的广泛发展，打破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使不同主体能够参与到乡村建设当中，从而推动了乡村的善治和共治的实现[8]。其五，从中外数字乡村研究的多元视野比照下的研究。李敢通过中英文文献比较，发现中文文献倾向于理念和原则的宣传介绍，研究的学术性探讨相对有限，较少能见到有深度的实证性分析阐释，且对数字乡村建设潜功能甚至负功能则关注不够充分；
而英文文献更关注面向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理论性讨论，且较多关注乡村数字化转型可能带来的“负面性讯息”[9]。其六，基于技术治理驱动视角的研究。韩瑞波将技术治理模式下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作为论证起点，深入探讨技术治理驱动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动因和行动策略，并基于政策执行精准度、居民需求回应度、治理体系适应度等三个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最后还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三点建议[10]。学界从不同视角的研究能够洞悉数字乡村建设的不同方面，由此形成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认识。尽管目前已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仍停留在宏观层面，中观、微观层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并且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域的研究也相对缺乏，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研究中逐渐完善，从而使数字乡村的研究更加完整和系统。
2.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
关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运用理论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首先，学界围绕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困境、路径展开研究，如李健深入研究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实践困境与政策创新等方面内容[11]。其次，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丁和根等研究了乡村文化传播的现实图景、数字新媒介助力乡村文化传播渠道拓展、数字新媒介助推乡村文化传播效能提升，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建议[12]。最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研究，吴晓曦研究了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与内涵、实践探索、面临的挑战和发达国家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推进我国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等内容[13]。其二，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张旺等通过创新性地将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纳入统一框架，探索性地融合扎根理论和实证模型，提出包含理论构建—实证分析—优化路径完整的研究框架，采用12 个案例和2012—2019年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展现出研究过程，由此得出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启示[14]。其三，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方法对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何雷华等首先在理论层面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随后，利用2011—2018 年中国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15]。学者们运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数字乡村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学者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入论述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对乡村振兴具有推动作用，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的举措，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是，目前研究多是就数字乡村建设对推动乡村振兴作用的探讨，而忽视了乡村振兴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作用的研究，因而研究的全面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界围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推动过程展开研究。武小龙从宏观上探讨了数字乡村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基于何以定位、何以展开、何以进行、何以落地、何以维持五个方面进行了总体架构的论述[16]。其二，学界围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动力机制展开研究。唐京华认为数字乡村治理依靠“三维驱动”的动力机制，并以“龙游通”数字平台为案例进行了考察，由此提出了基于协同共治的数字乡村治理推进策略[17]。其三，学界围绕数字技术对推动乡村治理的作用展开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乡村治理模式。邬家峰认为网络技术通过强化村民的乡村治理“共同在场”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使不同主体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当中，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18]。第二是数字技术有利于乡村民主自治的实现。牛耀红研究发现通过构建数字社区公共领域，形成虚拟在场的交流互动方式，为民主自治的实现提供了保障[19]。第三是数字技术对乡村权力体系的再构。涂明辉等认为信息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为不同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条件，由此形成了多元主体构成的权利组合，将极有可能创造1 加1 大于2 的效果[20]。第四是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赵早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着乡村治理向开放式、协同性、精准性和前瞻性的数字治理模式转型[21]。第五是数字技术对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江维国等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对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促成多主体共治、促进治理决策智能化转型、夯实治理物质基础、创造良好人文环境[22]。第六是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效能。姜英认为数字技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运用，有效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率，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推动了乡村智能化治理的进一步发展[23]。学界从不同维度对数字乡村推动乡村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数字乡村对提升乡村治理的巨大作用，但同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升。
Cite Space 所提供的时区视图（Time zone）功能是一种侧重于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通过关键节点首现时间来确定其所属时区，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以及粗细程度则用来表示该关键词在后续时区出现的频次及与其他关键词的共现关系[24]。为梳理研究热点内容的时间演进历程，运行CiteSpace 分析工具绘制关键词时区图（图6），并结合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将该领域演进历程的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
图6 关键词时区图
第一阶段：2018—2019 年。研究处于缓慢增长期，关键词“数字乡村”的节点最大，表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和相关概念的提出阶段，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数字乡村的建设现状、所处困境、破解路径等方面。
第二阶段：2019—2020 年。研究处于快速增长期，关键词节点较大的有“乡村振兴”“数字经济”“数字赋能”等，研究更加注重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互动提升研究，以及数字经济、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相关问题的拓展研究，反映出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
第三阶段：2020—2021 年。研究处于集中爆发期，这一阶段节点较大的有“乡村治理”“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等，研究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扩展，更加注重理论与现实的有效互动。
第四阶段：2021—2022 年。从图6 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出现的关键词较少，但与之前出现的关键词连线却极为紧密，说明研究不仅在拓展新的领域，而且继续对之前相关主题进行深化研究，使研究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向前发展。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特征来看，2018—2022 年关于“数字乡村”研究的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期刊的研究论文共有257 篇，按照年度发文量趋势图可以大致分为缓慢增长期、快速增长期、集中爆发期、稳步增长期的四个阶段，且发文量的变化与国家对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这就启示我们对数字乡村的研究既要遵循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与国家相关文件精神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第二，从研究力量来看，关于数字乡村研究的力量主要为高校学者，在学者合作方面，多为同一高校学者间合作，而不同高校间学者合作较少，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强跨高校、跨学科、跨领域间研究团队的组建，以期在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能有更大的创新与突破。第三，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形成了以夏显力等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上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一文（被引130 次）为代表的高被引论文，通过对高被引论文的深入分析，发现其共有以下特征：聚焦宏观性议题，文章篇幅较长，多作者合作发文，期刊影响力高。在今后研究中要更加关注此类文章，以期快速地把握学术前沿问题。第四，从研究主题来看，研究已形成多个显性的研究主题，其中核心主题主要包括“数字乡村”“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多个方面内容。并且，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数字乡村研究也将不断得以扩展和深化，在今后研究中应将数字乡村与科技发展相联系，使数字乡村研究不断得以完善和深入。第五，从研究趋势来看，研究逐渐呈现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内容的深入化趋势，在研究视角中更加注重国内外数字乡村建设的对比研究，在研究方法中注重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中逐渐从宏观分析走向中观、微观探究，在今后研究中要提高学术动向的把握能力，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
（二）研究展望
数字乡村建设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研究中要持续将数字赋能向乡村建设各领域渗透，不断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效性。第一，研究视角要开阔，数字乡村建设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乡村建设，在国外已经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和研究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值得学习，因而今后研究应多开展国际视野下的数字乡村建设研究，从而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借鉴与启示。第二，研究内容要丰富，应将数字乡村与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5G 等深度融合，从嵌入机制、面临困境、优化路径等多方面切实解决数字乡村建设中遇到的难点和堵点问题，使研究更加契合现实需要，从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第三，研究观点要创新，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而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上，要立足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提出创新性观点，从而更好地引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实践活动。第四，研究方法要多样，目前，运用不同方法研究数字乡村的已有一定数量，但是其中有关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等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扩展，特别是实证研究要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和运用科学的分析模型，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理论与实践保持有效互动，提升理论研究的现实指导性。第五，研究成果要实用，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而数字乡村的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在今后研究中要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始终围绕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开展研究工作，使得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强。并且研究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科学理论分析问题、以切实措施解决问题，为破解数字乡村建设困境提供更加有效的路径。同时，还要以理论指导实践，使得理论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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