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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啸乾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世纪上半叶，面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全新目标，主要依靠社会自身运作、国家治权“无为而治”的传统治理方式(1)费孝通曾以“双轨政治”描述专制皇权与基层社会间的权力关系形态。与此对帝制时代基层治理模式的说法对应，温铁军提出“皇权不下县”，黄宗智概括为“集权的简约治理”，还有学者认为是“官不下县”的“官绅共治”。学界对此问题作进一步阐发与反思的代表作有：周丹丹、李若晖：《寓封建于郡县：论费孝通“双轨政治”的历史真实》，《史学月刊》2021年第4期；
高寿仙：《“官不下县”还是“权不下县”？——对基层治理中“皇权不下县”的一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周丹丹、李若晖：《古代中国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运作——重论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刘伟、黄佳琦：《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简约传统及其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秦晖、雷颐、胡恒、吴晓林等认为这一观点作为理想型分析概念不能完全忠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进而提出质疑和补充。总体来看， 传统中国对基层社会确实掌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控制力，但其在某些方面的基础权力建设却是不完善、甚至是缺失的，因而远不如现代国家强大。愈显乏力。各方势力为强化自身合法性与感召力，开始将目光由政治革命和制度变革投向更深层次的社会治理层面，探索新的适应性基层治理方式。在“救亡”压力下，强调个体启蒙自由的渐进式发展道路由于难以应对紧迫时局，使得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进而达致富强的赶超型发展方案得到广泛认同。(2)朱甜甜：《赶超式富强中的国家与个人——基于新生活运动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与此发展理念相应，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加适切的基层治理选择。作为典型缩影，1934—1937年的山西新生活运动(下文简称山西新运)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运动式治理的实践逻辑与实际形态。
学界目前有关运动式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理阐释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相关运动，从社会治理尤其运动式治理的角度分析国民党领导的新运成果不多(3)参见朱甜甜：《赶超式富强中的国家与个人——基于新生活运动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王兆刚：《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对山西新运主要考察其施行状况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4)相关研究成果有李雷：《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新生活运动对民众生活影响初探》，《理论观察》2019年第1期；
夏文华：《公共卫生与近代山西民众日常生活——基于1930年代山西“新生活运动”的考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夏文华：《新生活运动与1930年代晋南民众社会生活》，《山西档案》2016年第3期；
李孟宇：《民国期刊视野中的山西新生活运动——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为中心》，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李雷和夏文华分别考察了“清洁”与“规矩”运动对山西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李孟宇重点介绍了山西新运的宣传和推进情形。。不过，现有研究一则史料比较单薄，过于依赖山西新运宣传物反映的情况立论，视域不免偏狭；
二则聚焦山西新运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措施，对其实际情形和落实效果的分析不够清晰充分；
三则浮于表面叙述，理论性思考较为欠缺。对此，本文将山西新运置于运动式治理框架内，阐析其“日常运动”和“运动日常”面向，揭示其治理面貌与困境，为当前的基层治理实践提供区域经验和历史思考。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不断受到各方势力冲击，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国事的基本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奉“四维八德”(5)“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皆属儒家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为至道，借此“把这个社会整理起来、建设起来，使得这个社会很有组织、很有秩序”(6)蒋中正：《目前应注意之重要工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3期。。1934年2月19日，由他自南昌掀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这一策略的产物，并很快扩及全国大部地区。山西因位置显要、各方势力交汇而有重大政治军事价值。阎锡山忖度时势，一方面采行“山西门罗主义”(7)章永乐：《“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韬光养晦、解决山西社会经济困境，因时随势审慎因应，表面妥协拥护蒋介石换取其认可；
另一方面，阎在民国初年祭出“保境安民”口号，施行诸多稳健政策，使山西享有“模范省”美誉。在他看来，新运是对其施政举措的深化与肯定，故而积极响应新运倡议，指示成立并改组山西新运会，正式开启新运治理工作。
相比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山西基层社会尤其民众生活并未显露多少变动痕迹，“只有当政者之努力，而人民自身，则似毫无革命之表现”(8)李畅生：《山西光复纪念之认识》，《监政周刊》1934年第9-10期。。新运苦于“过去的改革，只限于表面的制度，致沉滞在社会底层的生活，实际还没有丝毫动摇”(9)慕华：《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及其影响》，《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民众“不知道什么民族国家，更不知道怎样才是救亡运动……对于卫生太不讲求……饮食品质却嫌过劣”(10)禾木：《山西农村里的苦力生活状况》，《西北论衡》1936年第7期。。为构建合理有序的新秩序，新运从民众生活与社会风俗入手进行整治。1935年2月19日，阎锡山特派代表赵戴文在新运一周年大会上强调：“此次新生活运动虽由上边发起，但切实执行则注重在社会方面，因为社会为主而政府为客……就是认定社会为主人翁。”(11)赵戴文：《阎指导员代表赵总参议训话》，《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7-8期。这意味着新运不单是在体制内进行局部整顿、被政治色彩完全笼罩的政治运动，更有直接干预、革新民众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意味，呈现其“日常运动”面向。
在新运话语中一切皆属“生活”，此外再无其他。新运“并不止注意于日常生活问题，而它的涵义是很广大的：从空间说，笼括了人生各种形式的表现，小自一衣一食……大至国家政治，所有一切社会现象都在新生活的范围以内。从时间性说，由现实低级的生活达到将来高级的理想生活，都是新生活活动的对象”(12)华生：《新生活运动的哲理观》，《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它将治理触角从民众生活伸向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及群体的伦理道德、职业操守、生产劳动、公共交往领域。“生活就是道德的实践，道德就是教育的目的，这样方能使各个人生活的改善，以健全社会的发达、保障国家的生存。”(13)《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发刊词》，《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蒋介石更是强调：“不实行新生活即不能救国家，新生活的力量比什么都大……复兴国家民族惟有用新生活的力量，亦惟新生活能复兴国家民族。”(14)蒋中正：《新运对象与实行方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这使其将所有问题都当作“生活问题”来处理，遵照“自身有生存的道理，则外人之攻击压迫与个人之艰难穷困又何能损及毫末”(15)邱仰濬：《确定生活的规范：礼义廉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的逻辑，走向“从细微末节的实践不苟养成任重致远的毅力、从干涉的束缚的鞭策做到自然流露的合理态度”(16)《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发刊词》，《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的“生活革命”道路。
为使治理更具针对性，蒋介石明确“将礼义廉耻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四事”为新运对象，并特指缠足、烟毒及嫖赌四事为西北各省违背新运现象。(17)蒋中正：《新运对象与实行方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山西新运奉其指示，采行依次分步、推近及远、由简入繁的治理策略。1934年，省新运会第六次干事会议通过一期工作计划，以三个月为一期，先从“清洁”与“规矩”运动做起，以县城及各区公所所在村镇为主要对象，各地“得本应地应时因人制宜之原则，自行拟定各项厉行新生活办法”(18)《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第一期工作计划》，《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
在治理过程中，“清洁”运动因革新效果更强、力度更大，居于一期工作的中心地位。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卫生与政治特别是政治动员，曾不止一次地交引缠绕、相互启发。(19)雷祥麟：《习惯成四维：新生活运动与肺结核防治中的伦理、家庭与身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74期。“清洁”运动不仅关乎培育个体卫生意识，还负有打造强健、敏捷、高效并习于现代集体生活的身体的任务，内涵复兴国族的意蕴，借此“俾人民咸能于外表之听从，进而至于内心之建设，民族及农村复兴始克有望”(20)李长庚：《兴县召开人民服工役扩大宣传会》，《劳动生活》1936年第2期。。当时，山西卫生状况十分恶劣，省新运会实地调查后坦承：“本省各县乡村人民生活简陋，率多不知注重卫生，居住衣食污秽不洁者，比比皆是。而农民之外，从事商业者终日居肆、习于孱弱，未能注意体格之锻炼。以视比邻燕、豫、陕、甘各省人民……不免相形见绌。”(21)程树荣：《关于山西的新生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4期。各县亦多报告，岚县“惟一般人民多不讲卫生，且有洗脸非好人之谚，污面垢手者比比皆然”(22)《岚县新运工作先从易处着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6期。，“五寨民众对于清洁整齐向来不甚注意，街巷房角背处随意便溺，纷杂凌乱之广告到处粘贴，城关商民所养之猪犬乱跑乱卧。不惟有碍观瞻，且人畜粪便污秽狼藉，每到天暖微菌繁殖，气味薰人臭不可当”(23)郭文苑：《五寨县厉行整洁》，《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8期。，石楼县民户多“在门前安置厕所、街衢堆积粪土，无论城乡市镇到处皆然”(24)李树德：《石楼县改良厕所清除街道以便养成全县人民清洁习惯》，《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17期。。对此，新运从个人与公共卫生层面展开细致治理。
个人卫生方面，各县会对民众的饮食穿着、行为举止、日常锻炼、居住环境，或从清洁卫生的要求出发，如汾西县规定学生“每天将个人生活情形省察一次，如有不当急速改正。饮食须讲求卫生，斋舍每日洒扫一次，每周全校举行大扫除一次。每日早起须呼吸五分钟之新鲜空气……衣帽须穿戴整齐，勤洗干净”(25)周令闻：《汾西拟定学生实行新生活事项》，《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5期。，洪洞县“共取消全城厕坑计三百余个，并于各城门口设置洗面盆，进城人如面不干净或衣服不整齐时，即由守城门警士指示洗抹并整具衣冠”(26)杨升乔：《洪洞实行清洁之一瞥》，《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或从强健体魄的考量切入，如忻县“除令教育局将原有之公共体育场迅加整顿、添购运动器械、设置足篮等球以供一般民众运动外，复于县府后园检出长十丈宽五丈之地基一段，铺垫平坦、修理光整，最近由省购回网球器具全套及乒乓球等，以便同人等于公余之暇前往运动”(27)钟尉英：《忻县实行运动整理体育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晋城也“设立公共运动场一处，制备运动器械多种，各界人民于早晨晚上争往该地运动，颇有尚武精神”(28)崔树藩：《晋城新运工作概况》，《劳动生活》1936年第3-4期。。这些做法，为是的树立民众现代卫生意识和健康合理的生活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新运启于特殊时代背景下，在“清洁”规约中，一些“过分”注重外表的行为也被斥为“不合卫生”而加以查禁。对此，有学者认为，新运将个人卫生与清洁当成觉醒的象征，恰与中共将重视个人卫生视为知识分子自外于农民的习气、是一种尚未觉醒而亟待改造的做法形成对比，其不同的公共卫生政策在不同被统治者身上促生出十分不同的卫生意识、习惯与身体感。(29)祝平一主编：《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此言或许大体不差，但实际境况又不尽然。因为在特定背景下，带有时代烙印的卫生观与身体观在新运中同样有所体现。山西新运会就“函知公安局通知各理发馆克日取消烫发器械……定期召集各理发馆开会，训示禁止烫发之真义及禁止烫发办法，并令遵照理发馆厉行新生活办法之规定，不准取耳打眼搅鼻，以重卫生。更于各电影院映放禁止烫发标语”(30)邱仰濬、王谦、党德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公函：省字第29号》，《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此类现象在各地新运中都很常见，崇尚“自然美”“健康美”的卫生观十分鲜明。
公卫方面，各县会陆续颁定卫生整治办法，对各机关机构、行业部门、公共场所、商号民户进行整顿。包括颁行清洁规约、宣讲利害关系、粉刷门面、整理街墙、倒运渣土浊水、管理流动摊贩、整治公众场所、整改公厕、全城大扫除、取缔停柩等。太原“城镇各机关、各法团以及各商号、旅栈、饭馆、澡堂、理发所等厉行新生活办法……斟酌本地实情，分别订定施行。……凡旅栈、饭馆、澡堂、理发所等公共处所，以及街前贩卖瓜果蔬菜等摊贩，宜特别注意清洁，藉杜病源”(31)贾锡祺：《太原县将施行检查工作注意清洁藉杜病源》，《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8期。。洪洞“县镇各街墙壁广告污秽洗刷净尽，街巷概无倾倒灰渣情事，杂草秽土不准任意堆积”，街巷沟渠或由公安局派专人清理，或“由住民及商号清除整理，街长行头负责督促，每日至少一次。各乡村由村长副闾邻长督促扫除”(32)杨升乔：《洪洞工作之一般》，《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曲沃县还因城关商号所搭凉棚“有用席者、有用布者，高低上下极不一致”，规定“本年搭置凉棚须一律选用土产白布，高与两面房檐相等，不得互有高下”。(33)孙绪宗：《曲沃新运会工作效率之一般》，《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5期。总之，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直至民众完全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34)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清洁”运动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从1935年春夏间起，各县新运陆续进入生活生产化、军事化与艺术化的“三化”阶段。各县除继续推行“清洁”运动外，开始提高标准，逐步将治理重点从关注个体的清洁与行止转向对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的整体改造上。从治理范围、内容与对象上看，这一阶段是“规矩”运动进一步系统深入的自然延展，两者多有交叠、互有纠缠。为塑造适于现代生活的新民，此时治理范围更广泛、治理事项更繁杂。主要包括禁烟戒赌、查禁缠足、植林种棉、交通建设、造产节俭、兴办储蓄合作社、服用国货、职业培训、识字教育、提倡体育、厉行守时、改良旧剧、革除陋俗等等。从“三化”运动的训教层面出发，可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观察。
如前所述，“三化”将生活视作道德实践，因而不断向民众施加道德教化。阎锡山就认为“生活与教育不可分离，生活即是经验，系由外向内的教育……生活中加以由内向外的教育，乃可以正确其经验”(35)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类编(卷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印，1939年。，清除散漫苟且、麻木堕落的社会习气，塑造习于合理生活、复兴国族的现代新民。蒋介石还举例说：“大家看东四省亡后，中国同胞竟有甘心做汉奸者，以居伪满或租界为护符。他们虽吃得饱、穿得暖，但是不知廉耻，良心何在？”(36)蒋中正：《新运对象与实行方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新运更声称“因孔孟之书无一章一节不深合新生活之规则，无一言一句溢出新生活之范围”(37)王行健：《我对于新生活之根本办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将其现实涵义比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规范。蒋介石以“新生活的根本精神是礼义廉耻……亦即六艺之根本精神所在”，要求民众“各个人要懂礼乐、要习射御、要通书数，不要视此为专门的学术技能”。(38)蒋中正：《推行新运以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3期。简言之，“现在新生活的三化，可以说是古代六艺的代替”(39)阴子浚：《实行新生活是现代国民救己救国的途径》，《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5期。，山西也有类似活动。武乡县“制印标语多份，分发各村张贴，颇引起一般乡农之重视，畅谈孔孟道德、申孝悌之大义，议论风生，轰动乡里”(40)暴永庆：《武乡重视道德畅谈孔孟》，《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永济县修庙祀孔，“老师宿儒无不额手称庆，诚以礼教之范围人心，较之政刑效力实有霄壤之别”(41)李炳文：《永济修葺孔庙范围人心》，《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3期。，太原、临汾、广灵等地的孔诞纪念会也办得热火朝天。
另外，这一阶段对民众身体管控、改造的野心和尝试也前所未有。事实上，从晚清之后，中国的身体就经历着一系列的军事教化过程(42)黄金麟：《近代中国的军事身体建构，189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3期。，“三化”与“规矩”运动的核心——“生活军事化”便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蒋介石一开始便声称新运“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43)蒋中正：《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现代社会》1934年第1期。。而致力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生活生产化”只是“生活军事化”的自然结果，后者才是“三化”运动的中心任务。“有了军事化就有了生产化……并不可把它分为两不相关联的事情。”(44)高叔康：《新生活运动与全国生产总动员》，《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0期。1935年2月19日，省新运会常务干事兼书记邱仰濬在太原新运一周年大会上再次重申：“因为中国人民向来散漫、不知团结，既无组织又无纪律，现在非将这种旧的生活与习惯打破，不足以言复兴民族而富强国家。”(45)邱仰濬：《太原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大会志盛》，《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7-8期。直白地说，“礼义廉耻的具体应用，就是要大家服从国家、拥护政府、维护社会、友爱人群，这就是纪律化的本意，新生活运动的目标”(46)焦克生：《生活纪律化》，《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在此方面，新运崇尚军人气质、希冀民众养成军事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规训和教化手段引导民众习于集体生活，将军事生活理念渗透进对个体的重塑和管理之中。
仅以守时一例便能看出，当时民众无论职业、年龄、阶层、性别差异如何，普遍缺乏守时观，甚至不乏以迟到为荣者。“临晋各学校每逢放假照章原有定期，乃时有放假之期未届而校长竟提前散学，迨假期已过而师生尚未到校，此种恶习本已数观不鲜。”新运会也不例外，“临晋各机关员绅每因习惯最深、积重难返……经指导员一再纠正尚不能就我范围士绅。如此，人民更无论矣”(47)陈清珩：《关于厉行新生活之报告》，《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0期。，汾阳“一般人士向来多不遵守时间，凡遇开会往往过时一点乃至二点，招集人员方能到齐。即本会初次曾开数会，会中人员尚不能遵守规定时间”(48)孟子忱：《为守时间置子午钟》，《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对此，各县或敲钟鸣炮督促，如襄垣“将县府大门楼上旧有古钟一架兹定为晨钟，每早五时鸣钟一次促人起床，十二时复鸣一次定为午钟，晚九时又鸣一次告人休眠，俾使商民住户暨各机关起眠饮食，均有定时”(49)《襄垣县推行新运之一斑》，《劳动生活》1936年第2期。。或记过处分以资儆戒，为保证落实效果，逐渐形成档案化管理模式。如在公务员工作绩效指标之一的“勤劳之要件”中规定，除“每日定工作为十小时”且须“守时间”外，还要考察工作态度与实效，量化形成“勤惰之记载”(50)刘枝美：《公务员生活之规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按部就班地确定、规范其所有活动，将其训练成民众的行为楷模。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山西因处战略前线直接受到日军威胁，“民族”成为新运言说中频率最高、最为抢眼的中心词汇。在第一期山西新运会会刊中，邱仰濬便著文痛陈：“残忍的、毒辣的、狰狞的、恐慌的帝国主义，着着进迫的侵略我们、屠杀我们，实为中国民族历史悲剧之一幕。……中国整个领土内不论东南与西北、都市与乡村，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商品，一切的洋货吸取了中国人民的血汗，军火不断的输入及各种毒品的流进，屠杀与毒死了我们民族成千成万！……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像千钧之重的锁链枷在中国民族身上，任帝国主义者为所欲为！……使中华民族简直不能生存下去了。”(51)邱仰濬：《确定生活的规范：礼义廉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在此刺激下，新运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甚至进一步当作贬低和丑化中国人生活的参照系。(52)刘文楠：《以“外国”为鉴：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的外国想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结果，他们尽管在意识形态上鼓噪“固有精神与道德”，实际却意在强调“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两句话，实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公律，谁也不能出乎其外”(53)员祖千：《新生活之推行与我国民族之关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4期。。比较来说，“西洋民族的文化不像历史上的外族一样，它有根深蒂固的体系，它有扩张人类生活最见效力的文明，并且中国民族自与西洋民族接触以后，本身上的弱点反一一裸露出来，不能适应时代环境而竞争生存……就知识、道德、技能说，都比西洋民族低落，而萎靡不振、昏懦腐败这些积习，在食衣住行的日常生活上也都处处曝露出来，这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54)高叔康：《新生活运动与文化建设》，《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这种强烈饱满几近偏执的民族情绪内化为新运的深层底色与持续动力，决定了运动式治理的“运动日常”面向。
在20世纪的革命时代主题下，作为集权化政党，国民党自然需要不断维护、强化与重塑其革命形象，以展现执政合法性。换言之，它必须在恶劣情势下，对外摆脱侵略殖民困境、对内完成现代化转型。这一现实环境和要求必然使其对超常治理绩效萌生兴趣，走上以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赶超型现代化道路。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明确表示：“应不坐俟其自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薰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55)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民众教育》1934年第1期。换言之，新运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实践方法，不是一个革命的信仰目的……是第二期革命开始的方法的试金石”(56)刘炳藜：《新生活运动：一个革命方法》，《前途》1934年第5期。。这样一来，新运将速收其效的运动式治理作为理想化、常态化的政策工具，“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佐以武力与政权以排除一切教化障碍或恶的势力”(57)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1934年第1期。就势在必行了。
山西新运的运动式治理机制主要体现在静态的组织载体和动态的工作机制上。这一流程贯穿于整个新运当中，主要包括领导重视、设定中心工作、组织宣传动员和考核督查环节。组织载体方面，新运自上而下统一成立并改组指导监督机构——省、市、县级新运会。1934年9至12月间，各县会按章陆续完成改组。表面上看，各级新运会依托现行组织架构，运动式和常规治理相互融合、混淆不清。其实，这是因为就整套制度安排而言，运动式治理机制仍植根于稳定的制度化的组织基础之上。(62)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其虽无法绕开正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但从各级新运会的人事任职安排、各类劳动服务团的组建及其协同治理实践来看，新运具有十分鲜明的运动式治理色彩。
山西新运会股长以上职员几乎囊括省级党政军学商各部门要员。省新运会指导员为阎锡山和徐永昌，阎氏原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徐氏则任省政府主席。次一级的常务干事中，兼任省新运会书记的邱仰濬原任晋绥财政整理处处长，推行股股长王谦为省政府秘书长，设计股股长党德懋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调查股股长程树荣原任省会公安局长。再次一级的干事分别为教育厅厅长冀贡泉、民政厅厅长孙奂仑、山西省党员通讯处常务委员杨贞吉、省政府秘书李崇才和太原市商会会长王肇泰。(63)《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股长以上职员一览表》，《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1期。市、县级新运会的人事情况也大体一致，另外间有驻军首长、建设局、财政局局长、农会干部、中小学校长等。同时，省新运会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号、青年及妇女会等，推举或指派一至三人担任新运服务员，成立劳动服务团，由省新运会调集训练，协助警宪落实并检查本单位的新运工作，由省新运会及各该部门负责人检阅后按成绩奖勉。
新运会受上级指导监督，设一名指导员，由各地行政长官或驻军首长兼任。设五至九名干事，由政府、军队、中学、新民工厂及社会团体负责人充任，重大事务经其议决后呈指导员核定。设三名常务干事处理日常会务，其下设书记与调查、设计、推行三股，分别负责社会调查、拟定办法与推行落实。实际治理由各县会协同推进完成。荣河县为禁妇女缠足，“特会商教育局决定办法两条……由本会负责招集各机关人员，组织查禁妇女缠足委员会，各区并得组织分会，分段稽查”(64)王拯元：《荣河县规定厉禁缠足办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5期。，河津县“新运会与各机关合组一新运服务团，先由城关做起，凡遇不合新生活之规律者……随时随地纠而正之”(65)武怀善：《河津新运会最近工作汇志》，《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武乡县亦“责成教育、财政两局，将西城旧日柴炭场地址铺垫平整，建为公共体育场”。(66)暴永庆：《武乡建设公共体育场注重体育》，《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0期。可以说，新运尝试在人事构成和治理实践方面淡化常规治理的专业分工和部门壁垒，整合动员各方力量，集中有限治理资源，将以各部门为主体的条块式治理调整为统一协调治理。
运动式治理内容的确定和顺利开展以运动领导者即各级指导员重视特定问题为首要前提，各县会尽管都把“清洁”“规矩”作为重点内容，但仍会“因时因地的事实需要而异其运动方向，适合其个别事实的要求”(67)高叔康：《新生活运动与各地个别环境之要求》，《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5期。。因此，新运的实际推进和落实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行”即治理主体尤其是指导员的表率力度。“平陆新运工作以周指导员之热心、各干事之竭力，实行倡导不遗余力，上行下效颇有裨益”(68)李清晨：《平陆县新运工作概况》，《劳动生活》1936年第2期。，朔县因马指导员“指导办理异常热忱，处处以身作则以示模范……现在上行下效，各机关学校等人员皆能本此力行，颇有养成自然之势，对于各部事务之精神与实质，无不齐驱并进”(69)徐文才：《朔县马指导员热心新运以身作则》，《劳动生活》1936年第1期。。与之相反，曲沃县则“以指导员久不在任，各主要干事又皆相继他调，以致进行迟缓，未凑奇效”。(70)孙绪宗：《曲沃新运概况》，《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另外，各县秉持由简要之事作起再推及其他，由不费钱、不费力、不费时之事作起再行其余的基本原则。第一期工作目标依照新生活运动纲要之规定，先从规矩、清洁二项做起，1935年进一步规定“本年新生活运动之中心目标，即以劳动服务之精神推行三化方案中各项工作”(71)《总会通告·省字第24号》，《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大体明确了各县会的中心工作与治理任务。
在治理过程中，新运采用大规模宣传方式掀动舆论风潮，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使民众自觉转变，再经实践落实丰富。手段包括报刊电影宣传、成立宣传队与讲演团、举办宣传大会和讲演竞赛、发动劳动服务团、印发宣传品、创作楹联、编制口号、放置标语牌等。积极动员大众热心新运、广泛参与，展开强势宣传工作。如对屡禁不止的迎神赛会，阳城县自知“决难于短时期内促其停止，惟举办者力事俭约，无复如前者之铺张富丽矣”(72)王耀廷：《阳城利用迎神赛会之期宣传新运》，《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无法禁断，便借机扩大宣传。曲沃县春夏间亦“多藉神庙而为赛会，风声所播远近咸集。本会同人利用此机，逢会必至宣传，初尚不为一般所喜，后竟热烈欢迎，愈讲愈熟而听众愈夥”(73)孙绪宗：《曲沃利用赛会广事宣传》，《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3期。。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当时“最使人感到兴奋的便是标语的普遍化。通衢、大道、街头、巷尾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游行示威、喊口号——这套都市里市民学生们早经玩厌的把戏，目下也正在三晋农村里搬演着。……口号喊得震天价响。”(74)老伧：《漫话三晋农村》，《实报半月刊》1937年第16期。宣传确实引起不小轰动，也使一些县会夸大其效用，稷山县就曾表示“新运工作重在宣传，使一般人皆知新运之意义，然后推行顺利，方可收美满效果”(75)苏汝霖：《稷山工作重在宣传》，《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
另一方面，由于各种阻碍因素存在，纠察、惩戒等强制手段也在考量之中，由各地驻军、政警和宪兵落实。新运总会便指示：“此项运动既有警察分内应作之事，实际推行复多警察直接应负之责。”(76)《总会通告·省字第23号》，《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以屯留县为例，该县“一般民众安于苟简、罔知猛进，故除宣传指导外，仍必须藉仗政警之力以求实效”(77)李天祐：《屯留组织学生新运服务团》，《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部分县会还须借助当地驻军力量。山阴县就因民众“畏难苟安、不知进取，虽倡导者谆谆而听从者藐藐”(78)文英华：《山阴人民畏难苟安不知进取》，《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规定“关于公共场所新生活之推行，函请驻岱岳宪兵分队暨岱岳驻军及公安局第三区区长协助本会推行之”(79)《山阴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第一期工作计划》，《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1期。。对违犯新运要求的商号，猗氏县“规定办法、晓以大义并随时检阅，如屡不遵行即加以相当之处罚”(80)范传铭；
《猗氏县新运工作重在感化实行》，《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0期。，乡宁亦“饬公安局每日派卫生警二名，专司巡查各街卫生事宜，并由县府出示禁止随意便溺、堆积秽物，否则按违警处罚”(81)常克明：《乡宁禁止随意便溺堆积秽物》，《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
最后，新运为保证与扩大治理成果，建立起详细的监督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为考察各县治理工作，省新运会制定工作月报表，令各县会按月着实报告。乡村检阅主体包括县会、公安局、区村闾邻长、各机关团体与社会服务团、检阅队等。如汾西县“由教育局督饬各高小组织公民训练团，职教员应负责指导……公务员对于公民训练能否认真办理，由各该机关长官列入考成”(82)《汾西县训练民众》，《劳动生活》1936年第2期。，右玉县“随时由会内指派人员实地检阅，彼此监督。凡各机关各团体，若有故意与新生活推行条例抵触者，须互相讽刺互相劝导”(83)《右玉注意清洁整齐》，《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对乡村教师多由县会派员检视，“以其推行新运之成绩列入教学成绩案内，并案考核”(84)郭文苑：《五寨令小学教师参授新运要旨》，《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对商民住户、城关街巷、公共场所的检阅多靠警察强制落实，最后根据检阅结果进行奖惩。奖励多属符合新运费少效宏精神的荣誉奖励，如奖牌奖章、清洁画片、复函加勉，使“众人见其新奇，必群相称道，由称道而羡慕，由羡慕而爱敬、而效法、而实行”(85)王运辉：《长治铸制奖牌奖章》，《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惩戒主要按照违警罚法或村禁约酌量处办，全力调动各方投入新运。
对比发现，细胞的形态在发生微弱的变化，神经网络输出的掩模也随着细胞形态的变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证明了模型的稳定性.以图9(a)中红框标注的两个细胞为分析对象，分别分析细胞相对面积即细胞覆盖的像素个数的变化曲线，以及细胞的平均相位即相位值求和后对像素个数求平均的变化曲线.其中，每隔1 s取出一幅全息图进行分析.从图10可以看出，细胞的大小逐渐减小，细胞的平均相位逐渐增大，最后都趋于一个常数.这是由于加药后细胞逐渐失去活性，在这个过程中细胞变小变厚，脱水死亡后细胞形态保持不变.实验数据表明本文所提方法可以很好地用于动态细胞的显微观察，丰富生物学上的分析.
对山西新运的治理效果，始终有两种期许和反应。正面来看，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下，新运以一场辐射广、规模大、事务重、力道强的“日常运动”改善民众生存力、挽救国族危亡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特别对基层而言，它的确在改观社会风貌、树立与普及现代卫生常识、生活理念及国族理念、践行现代文明准则方面有所助力，扩大充实了既有治理成果。时人谈到，自新运“推行以来未及半载，而滥事应酬之风大改、污秽肮脏之习渐除。纵有必要之应酬，亦非如昔日挥霍无度、动糜巨款者可比矣。街面住户无不整齐清洁、焕然一新，此实本省新生活运动推行以来之好现象”(86)贾盛龄：《本省推行新生活之回顾》，《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7-8期。。蒋介石也称赞“此次由陕甘而晋绥视察新生活，惟山西进行甚为严厉，成绩甚佳……不但为实行新生活的基础，并且更为新生活的模范”(87)蒋中正：《新运对象与实行方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晋省对于新生活运动之切实推行，不遗余力，尤可矜式……而该省各公众机关房舍器物，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堪称各省之冠。”(88)《欢迎蒋会长大会纪盛》，《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2期。从各县新运报告也可看出，各县城关、市镇及各区公所所在村镇民众的生活风貌确实大有改观。盂县新运“实行以来称著成绩，市井行人衣帽端正，鲜有蓬头垢面者。再大街小巷过去多有炉渣粪土、瓦片石砾，今则市城清洁，不复有龌龊旧习。此外集合时，各机关团体人员亦能准时到会，渐除不守时间之弊”(89)《盂县工作报告》，《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9期。，偏关县“将此种奢靡习俗切实取缔，一般人民亦能翻然觉悟，崇尚节俭矣……一般沿街商民住户均知清洁之好处，无不竞相洒扫，现已蔚为风气，每逢夕阳西下或红日初升之际，即见该县各街商民住户持锹荷帚，扫刷一新，风俗大为丕变”(90)刘文正：《偏关改正陋俗注意清洁》，《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 22期。。成效最显著者当属曲沃县。该县“各界人士莫不互相砥砺，每见彼此规劝，恒以违反新生活运动为耻。似觉身体不洁、衣服不整，一被服务员规劝或警察干涉时，若有不胜其耻者。此等情形，于街市商民数见不鲜，各级小学学生羞耻之心尤大，以故推行以来极为顺利，凡有本会通告函件，莫不依时遵办”(91)孙绪宗：《曲沃以国人廉耻未泯尚可有为》，《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8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新运传播现代卫生理念、改进社会生活陋习的整治工作确有起色。
然而，若考虑民众与新运的整体互动反应，相比取得的成果，其挑战又是相当严峻的。这从各级新运会改组与一期工作筹备进度受挫、各县拟定新运办法过程曲折、设定一期工作期限反复不定、一拖再拖等皆可看出。在治理过程中，新运强调循序渐进、便于施行，在设计、推行与审查等环节中都把管控力更强、现实性更好、见效更快、更具象征意义的城市放在首位，而将地域更广、人口更多、条件更差、实质意义更大的乡村置于其后。结果，新运最多将县城与各区公所所在村镇作为治理重点，客观上拉大了原有差距。无论城市是“首善之区”还是“罪恶渊薮……盖城市宜用力量十分之八，乡村用十分之二”(92)范传铭：《猗氏对于城市乡村应办之事项》，《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都不影响城市作为展现新运治理绩效的首要窗口。这就不难理解为何陵川、赵城诸县“自推行新运以来，城镇方面大有进展，惟乡村人士仍不知新生活为何物”(93)赵理中：《赵城县七月份工作概况》，《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9期。，汾西县“除城镇民户尚能热心推行外，乡间一般民众对新运尚属茫然”(94)周令闻：《汾西整顿民众教育改良警士生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7期。，始终未获乡民普遍理解支持而趋于自觉。阳城县“在推行新生活声中，时闻有‘京中省会通都大邑淫奢如此，而乃讲求道德行新生活于鄙邑，宁非徒作表面……’等忧戚之语”(95)王耀廷：《阳城县社会风习多有转变》，《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0期。。乡民被动承受或“旁观”、暗自发泄“忧戚”之情，自然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造成如此局面，从运动式治理的角度看，主要归结于山西新运三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新运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方案脱离实际。一定的生活习惯以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且必定存在一些无法彻底避免或消除的“瑕疵”与“问题”。社会生活习性与观念无论“好”还是“坏”，都是在适应特定社会历史环境长期演进的趋势中自然形成的。新运罔顾这一现实，一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寄望单凭以狂热精神力克服传统限制和不利条件，对民众生活与社会风俗生硬切割、强行改造。可以说，新运为迅速彻底地“转移风气”，以目标为手段，不顾民众实际需求，肆意划定治理范围和对象，设定过度超前的治理目标，从而陷入生存空间愈逼仄、治理步伐愈紧迫、民众压力愈沉重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其看来，“生活革命”与“转移风气”因“其力较政治经济为尤大，其用较政治经济为尤广，与政治经济相辅而行，而常在政治经济之先，与政治经济相得益彰，然亦不赖政治经济之力而即著……成为国家社会文物制度发展之动力，其需要较政治经济尤为急切也。故人民生活之改革，国家社会建设之前提也，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建设能否完成，须视生活改革之程度与效果以为断”(96)如朴：《新生活与经济建设》，《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在目标设定上倒因为果，耽于虚妄。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长期养成的适应性生活状态下，新运过高的治理目标反而束缚了它的活力与效果。右玉“惟乡村方面，人民终年忙碌，不知何者为清洁、何者为整齐，粗糠淡饭、囚首垢面，环境如此，不以为非”(97)吴日升：《右玉设法推行乡村新生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4期。。平鲁县检阅一期工作后发现，“惟平鲁纯系一农业社会，对清洁一道向鲜注意，益以近年以来农村破产、金融枯竭，一般人民无不极勤俭之能事，以维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与之言清洁规矩，一若责窭人以服丝帛，非心不悦，力不赡也”。结果，平鲁县“自经推行以来，举凡铲除粪堆、扫除街道、注重学校商号旅店之推行，等等工作颇称努力，嗣经检阅结果乃知被动者多，自动者少。推其原因，盖由于实行之范围对象过于广茫空泛所致”(98)武树藩：《平鲁厉行规矩清洁》，《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2期。，直戳其不切实际的空疏弊端。新运未能帮助民众摆脱生存困境，只知对其生活批判改造，当然激起民众质疑与反感情绪，伤及自身合理性与群众基础。
另外，部分县会还见缝插针，强立收费名目。新运除少数事务牵涉县政由县府拨款外，主要经费来源为省新运会下发和商民摊派。对于前者，县新运会年度资金仅为100元，主要用于宣传事务。1935年，省新运会第九次干事会议指出，“各县会对于费用支销办法多不注意，有呈请准予津贴雇员或专用差役者，有未至年度终结呈请核销费用者，情形分歧殊非所宜”(99)李述文：《第九次干事会议记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0期。，故重申各县会年度预算，强调此款仅限于采购笔墨纸张及印刷宣传，5日后通告各县。但是，即便全部用于宣传仍是杯水车薪。阳城县检讨一期工作时便表示：“惟因县会经费有限，致未能制大量之宣传品，似为进行上之一障碍！”(100)王耀廷：《阳城县会第一期工作之回顾》，《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4期。上级支持不足只好向下摊派，对生计维艰的商民来讲不仅为数不少、不顾民情，强制摊派更非周妥之法。新绛县就以修缮文武庙及县城名义，强行摊发一万张面额一元大洋的“建设奖券”，“命令各村村长以闾为单位，每闾分派十四张，非法强迫人民购买”。可以设想，“处此农村经济破产之时，人民生活尚无法维持，何有余钱去修理庙宇”。结果，无力或不愿购买者，皆“当立拘县府惩办，因此议论纷歧，民佥不平”(101)《擅发奖券之绛县县长》，《监政周刊》1935年第133期。，搞得民怨沸腾。
其次，随着时间推移，新运主体的革命意志消退，缺乏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运动式治理依照赶超型发展理念发起，支持其运行的是国家动员，其基础则是意识形态约束和道德激励。(102)陈家刚主编：《基层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因此，新运要求治理者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意志和道德纯洁性，甚至应同时具备崇高的道德和超凡的才能，即所谓“德才兼备”。(103)冯仕政：《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与政治秩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新运亦处处强调公务员、村自治人员、警察、学校师生的关键作用，对其提出高标准和严要求。“推行新运工作，如各地首领人员皆能以身作则，虔心倡导，其收效自不难矣”(104)崔如海：《岢岚张指导员以身作则》，《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己先作而期人作者则从，反是徒言不行而期人作者必激起其反讦。况今各县担任新运工作者多为各机关首领，一言一动为一般普通人观瞻所系者，影响尤重。”(105)俞启贤：《指导新运工作之我见》，《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太原市各社会团体厉行新生活办法》还规定，各社会团体“对团员之思想行动，要时时监督指导纠正，务使其一切行为合乎礼义廉耻之精神……要使团员养成为社会牺牲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吃苦耐劳之习惯……作社会上重信义守纪律之典型人物”(106)《太原市各社会团体厉行新生活办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凡此要求不可尽数。但在治理实践中，新运主体的“生活革命”意志逐日低落，示范动员随之消退。
一方面，由于学生与工人具有不易控制的“运动”能量，新运始终对其保持警惕。再三要求学生“运动要有限制(不整天的运动)”，“禁止参加革命性之奔走(禁起风潮等事实)”(107)刘枝美：《学生新生活目标》，《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希冀工人“守秩序，不捣乱(如怠工罢工等风潮)”(108)刘枝美：《工人新生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6期。，宣传“欲求工人之利益，必先求厂方利益……必须放大眼光，不求暂时之小利，造就将来之幸福，与厂方政府站在一条线上”(109)蔡殿芳：《工人新生活目标与规律》，《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6期。，使其无法放手动员群众，彼此不免隔阂至于对立。另一方面，新运主体或不得要领歪曲意旨，或虚于应付言行相诡。1936年初，祁县新运会抱怨“在县地方服务者，如各村之村长副等为一村表率，推行政令亦极关重要，而是项人员每多徒拥虚名，不肯实心任事，每遇有事召集则派遣代表，迟到早退……关于一切政令均持敷衍塞责之态度”(110)许家骏：《厉行新生活应找着对象》，《劳动生活》1936年第1期。。警政亦属恶劣，1934年，山西警官警士中未受职业教育者竟占1/3，“各县司法警察敲诈勒索几成习惯”(111)李述唐：《万泉新运改进之点》，《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5期。。乡校更因经费不足、督学渎职、学风败坏而愈显鄙陋。山阴“各乡村之小学校什之八九是大店式的，在教师方面游逛自如，在学生方面嬉戏终日，愿来者来，愿去者去，萎靡现象不堪言状”(112)《山阴教育之不景气》，《监政周刊》1935年第115期。。就连进行了三个月新运工作的太原商号服务团，“大多数皆视推行新运为一种万不得已之义务，只能被动而不能自动”(113)《商号服务团三月来之工作经过及感想》，《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0期。。新运主体如此不堪，治理效果自然不彰。
另外，许多投机分子趁机混入新运大潮，仰借新运势头为己谋利。他们表面积极响应，暗中进行“目标置换”(114)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将新运化为谋私工具。1934年10月，南昌新运总会便披露：“各处常有五光十色之组织，如新生活宣传队、新生活剧团、新生活饭店、新生活商店，甚至有新生活牌香烟者，名目繁多，莫可究诘……不特有违朴质本旨，且危及本运动之前途。”(115)《总会通告·省字第7号》，《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4年第3期。山西也出现组织“太原新生活俱乐部”吸纳会员、征收会费的现象。(116)《新生活俱乐部》，《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5期。1935年8月，省新运会第三十二次干事会议谈到，“查本会映演教育影片原为普及一般民众常识，乃自改换大机以来仅供训练服务员之用，而普通民众竟无缘参加”(117)李述文：《第三十二次干事会议记录》，《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21期。，对此，讨论议决只能“设法改善”而无从杜绝，未能扭转逐渐“变味”的势头。
最后，新运没有严密牢靠的组织基础，缺乏高效的治理和动员能力。运动式治理绕不开国家官僚体系，因而有被规范化和正式化的潜在可能。陵川、赵城等县报告其工作困难在于“若派员下乡讲解，本会职员有限，且多系各机关公务员，无暇兼顾”(118)魏计成：《陵川令小学教员与村民讲解新生活》，《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4期；
赵理中：《赵城县七月份工作概况》，《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9期。，结果不得不依靠乡校师生作普遍宣行。这其实说明，运动式治理要想持续有效地落实下去，便不能和各级政府与基层农村组织的日常工作分离，更不能脱离国家常规治理体系。就国家能力而言，新运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基础权力滞后于专断权力的能力结构决定的。即在非常状态下，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可资调用的治理资源匮乏，同时基层组织涣散、治理动员能力低下，但却无须与民间社会进行常规性、制度性协商便能采取行动。在整个新运过程中，基础能力未得改善，缺陷愈发明显，造成民众生活的严重紊乱与形式主义。1934年5月，正值新运方兴未艾之际，太原乡绅刘大鹏便感慨山西遵行新运“迄今数月处处开会讲演，令人实行，宣传殆遍，然究各机关之开会无非粉饰耳目，终莫一点效果”(119)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2页。。一年后，岢岚县亦称“本会推行新运将近一载，然前者只不过为表面之粉饰与口头之宣传耳，实际并无若何表现”(120)崔如海：《岢岚张指导员以身作则》，《山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刊》1935年第16期。。不过是“每个月搞一次整齐清洁运动，讲讲如何维持秩序等，做做发动各界人士和小学生都来参加新生活运动的表面文章”，就连省新运会的大门口，到最后“也只有几个看门人，门口挂了一个空牌子”(121)杜任之：《我的回忆(五)》，见《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7卷第82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1年，第996页。。可见，在基础治理和动员能力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势必将整个治理工作推向虚浮、失灵和僵化的困局。
国家基础权力即国家基础性治理能力，大致可分为八项，其中强制、汲取与濡化能力是近代国家必不可少的三项基本治理能力。(122)这八项基础性能力分别为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参见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中国有深厚的农业传统，乡村治理是决定整个国家治理效果最关键、最基础的重中之重，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30年代的山西便“完全是以农业为一切经济事业的基础，不论行政、教育、交通……都是以农民为依归”(123)用中：《山西农村社会之危机及补救方法》，《监政周刊》1933年第1期。。但以上面三项基础性治理能力检视30年代的山西乡村社会将发现，其表现几乎是不合格的。时人已直观感到，山西“近数年来因诸种关系，影响村政，无形之中就形成了委靡退缩的状态”(124)徐作新：《山西农村现状及其改进方法》，《监政周刊》1935年第105期。。具体说，村治陷入“专政劣治”(125)这里的“专政劣治”是指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地将权力延伸到乡村，倚靠土豪痞棍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又缺乏有效监管其乡村治权的渠道，造成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脱域，使底层民众遭受各级政府和乡村恶棍的双重剥夺。参见马良灿：《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四次转型》，《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的困境，农村基层秩序混乱，村政建设遭到乡民普遍抵制，“一般村民对村公所行政只感烦扰，而不觉有所裨益”(126)徐作新：《山西农村现状及其改进方法》，《监政周刊》1935年第105期。。村民不仅与官厅、更与其眼中的“官之差役”即村自治人员形同水火，“山西目下四万多个村长，其中有许许多多是不识字的，哪有能力办村政呢……几乎全为官差而设，每日里催款缴款忙个不了，哪有余力去办村政呢？因此对于村事，一点也不作”(127)祝君达：《山西村政的检讨》，《新农村》1934年第9期。。村政败坏，民众与村治人员关系紧绷。
另外，这一时期山西的警政情势也透露出其强制与规管两项基本能力的缺失。“警察之与人民，乃政府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之官厅，故其一举一动莫不即予人民以利害关系……但本省警察，因知识浅薄，能力微弱，一旦事件发生，不能有正确之认识与判断，且语言蛮横，适足触起当事人之愤恨，更何能谈得调解是非哉？”(128)文起庵、贾佩英：《山西警政之探讨》，《监政周刊》1935年第105期。结果，村警“名义上是为维持一村的治安，保卫村中的农民，其实……不过是变相的差役，专门伺候村长罢了，各村所办的保卫团……如今则为对付官厅，村公所仅备一本团丁簿子、门口挂一幅保卫团旗子就算了事”(129)徐作新：《山西农村现状及其改进方法》，《监政周刊》1935年第105期。。低劣的基层治理未在新运中得到改善，严重缩限了治理效果，以致新运和民众互动低沉，未能重塑民众的行思习惯和生活方式，打造一举一动都与“新生活”精神若合符节的理想新民。
20世纪的中国基层治理始终伴随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面对新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目标进行调适。在革命救亡的浪潮中，民众与社会成为强势国家权力的改造对象，不断接受各种“运动”洗礼。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集中反映出统治者为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集体生活、塑造现代国民而寻求新的治理方式所付出的努力与困境。
山西新运虽对民众日常生活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活革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其治理实践却日益停滞倒退，最终走向歧路。这是因为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运作逻辑，需同时具备切实合理的治理目标、严密牢靠的组织基础、德才兼备的治理主体、强劲高效的动员治理能力保障其持续施行。换言之，新的治理政策和方案如果没有治理主体在治理素质、能力及相应制度方面做出调适，则极小可能形成全新的治理模式、达成预期的治理效果。
与此相关，有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尤其是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进程中，灵活有效的治理方式远比正式的政治制度更为重要，并且深受近代革命传统的影响。(130)裴宜理：《革命的传统与适应性治理》，《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无论这一看法是否准确，它都促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治理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变换轨迹及其角色，进而提示我们找到一条既能融入世界大潮又能实现长效稳定、结合常规与运动式治理优势的基层治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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