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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长，王经民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陕西 西安 710061)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对日外交政策，与之相反，自苏联解体以来，受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的影响，日本逐渐形成了“对华抗衡、遏制”的外交战略思想，对华外交渐趋强硬，给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1)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80页。时至今日，“日中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不改变整体国民舆论就不能往前发展的阶段”。(2)宫本雄二：《努力维护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1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3)习近平：《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08月1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ll/2015/08-13/7466184.shtml，2021年10月26日。中国需要从高层“国交”深入到民间“社交”，“重视公共外交，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4)习近平：《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2014年05月15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05-15/6175973.shtml，2021年10月26日。以公共外交增进中日民心相通，改善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但是，日本国内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大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所使用的工具和活动”，(5)门洪华：《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第8页。普遍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对中国形象的改善作用非常有限。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更为准确地把握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直接源头，进而无法做到“对症下药”。当下中国关于日本对华负面认知原因的既有研究，多是着眼于经济、军事、综合国力等物质性力量方面，直接将物质性信息与人的现实性认知对接起来，忽视了在人的认知过程中起信息过滤、加工作用的固有“认知模型”的影响，而“认知模型”正是国家公共外交的改变目标。少数学者从历史记忆、国民性、文化等非物质性角度入手进行探究，为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的溯源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相关研究未曾与学理性的认知心理学知识相结合，使得研究成果较为碎片化，缺少系统性。本文选择认知心理学中的民族潜意识角度为分析视角，在详细梳理日本对华认知历史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对日本总体历史、近现代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分析，探究日本的民族潜意识及其对日本民众脑海中中国印象的影响，进而尝试为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提供一些建议。
日本国内民意调查显示，冷战结束后，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总体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根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非赢利组织”)的2020年最新调查结果，目前日本对华持有负面印象的民众高达89.7%，(6)参见言論NPO：《第16次中日联合民意调查结果》，2020年12月1日， 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9354.html，2021年10月26日。日本内阁府2020年调查数据虽然略低，但从图一中可以看出，日本对华不亲近人数仍然高达77.3%。(7)参见内閣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21年2月10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r02/r02-gaiko/index.html，2021年10月26日。梳理日本对华认知的演变脉络进而分析其原因很有必要。
(一)蜜月期
从图1来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始终居高不下，未曾低于50%。
图1 日本对华亲近感的演变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标志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出于从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考虑，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二战战争赔偿要求。这使得当时日本的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宽宏大量，要真诚地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8)田庆立：《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4期，第30页。1978年10月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是成了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催化剂”。1979年，日本开始对中国提供官方开发援助(ODA)，对中国艰难起步的经济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根据日本内务府数据显示，1980年日本对华亲近感高达78.6%。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修改事件发生，中国表示遗憾，同年的日本对华亲近感虽然小有回落，降到了72.7%，但是首次超过了对美71%的亲近度，“中国成为日本民众最亲的国家”。(9)郭一娜：《日本人对华情感30年变迁:“亲近感”变动剧烈》，2008年12月17日，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1217/101745.shtml，2020年10月26日。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部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并未根本影响这一阶段中日友好的大局。中日复交至1989年这一段时间内，“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具有的普遍性心理”，(10)杨栋梁：《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东北亚学刊》2012年第4期，第5页。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始终维持在70%左右。
(二)恶化期
1989年日本对华正面认知降至51.6%，随后的整个90年代，日本对华的正负面印象基本上都在50%上下浮动。2004年，日本对华负面认知比率迅速飙升，自此开始，日本民众的对华不亲近感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结束将中日两国“压”在一起的“推力”消失，跟随中美关系的变革，中日两国关系由友好、合作的主基调逐渐向合作、竞争的方向转变。(11)参见杨栋梁：《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第5页。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发展迅速，与陷入停滞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日本民众“产生了轻视与敬畏、亲密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12)张梅：《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43页。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日本对华亲近感在中日复交后首次跌至45%，负面认知增加到50.2%。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部分政界人士要求修改教科书，不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并要求强化与中国台湾的关系，这使得这一时间段内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不断。
进入21世纪，在外部中国崛起与内部经济萎缩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社会“表现出心态恶化、政治强硬、军事力量不断扩张的”政治右倾化现象，(13)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77页。日本对华认知急剧负面化。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2005年北京、上海等地爆发反日游行，而日本媒体对这一游行进行片面报道，使得日本民众形成“中国人是暴力的”虚假印象。2010年，中日两国钓鱼岛“撞船事件”导致两国的关系迅速回落，特别是在2012年9月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负面认知迅速增加，日本对华不亲近感至今仍一直在80%上下浮动。
民族潜意识是社会潜意识的一种，形成于民族内部大多数成员共同感受到的压抑和该民族长久以来的重复与历史积淀，对所有民族成员的认知和行动有着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影响。
(一)民族潜意识的内涵和特点
社会潜意识是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吸纳弗洛伊德的个人潜意识思想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将潜意识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层面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弗洛姆将社会潜意识视为“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被压抑的领域”。(14)艾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3页。但是，除了“压抑”之外，在那些公开存在或被社会张扬的领域里，人们也会随着实践重复次数的逐渐增加以及世世代代的传承而失去询问“为什么”的思维意向，进而形成社会潜意识。(15)参见王巍、王勤：《无意识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兼谈传统无意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求是学刊》1999年第4期，第32页。社会潜意识根据意识主体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群体潜意识和个体潜意识。民族潜意识是群体潜意识中重要而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是“一定民族在其长期的形成与演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压抑和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民族心理的总称”。(16)王家忠：《论民族潜意识与民族文化》，《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第110页。民族潜意识主要由三种因素构成：一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歧视、威胁、侵略，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民族情绪、民族情感受到压抑和抑制而形成的民族心理；
二是由于本国内部的社会矛盾、物质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部分合理民族愿望得不到公开的表达或实现，进而形成的受压抑和抑制的民族心理；
三是在本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经过长久历史积淀，逐渐形成、接受并普遍内化的习惯、风俗等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认知定势。(17)参见王家忠：《社会潜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初探》，《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年，第195页。民族潜意识具有延续性、民族性、隐秘性和自发性等特征。(18)参见王家忠：《论民族潜意识》，《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6期，第58页。其一，延续性。民族潜意识一经诞生便具有相对客观的社会独立性与稳定性，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民族成员的认知与行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一个国家的民族潜意识的改变是一个漫长而持久的渐进过程。其二，民族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经历，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潜意识，影响着各自成员的认知。其三，隐秘性与自发性。民族潜意识本质上是一个民族自觉或不自觉压抑或抑制着的存在，“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到”，(19)吴宁：《论群体无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102页。其形成与传播具有较强的自发性。
(二)日本的民族潜意识及其影响
在总体历史的积淀、近现代历史的重复以及当代现实的压抑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对华认知的民族潜意识。
1.总体历史的积淀：重恩—服从潜意识与名誉—复仇潜意识
日本四面环海、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民在悠久历史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极为矛盾的民族性格。(20)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吕万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页。通过对日本复杂民族性格的分析与归纳，可以总结出日本历史积淀下形成的一对矛盾性民族潜意识：重恩—服从潜意识与名誉—复仇潜意识。
(1)重恩—服从潜意识
重恩是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后，在日本国情影响下发生适应性调整而形成的一种民族潜意识。与中国主要限定在血缘关系中的“恩”截然不同，日本“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与报恩的关系”，(21)董春辉：《戴季陶与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观比较研究——以〈日本论〉和〈菊与刀〉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历史系，2009，第34页。只要“受恩”，那么便必然要“报恩”。因为“欠恩”会使人相当难受，所以日本人相当在意人际关系的处理，严于遵守规则与礼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防冒犯到他人或“欠恩”。因为人的思想的演进性，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践与历史积淀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及“遵守规则与礼仪”本身逐渐成为日本人的目的，这为日本人等级性的“服从潜意识”奠定了基础。
1972年中日复交时，占据日本主流社会的仍是“战争一代”，他们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面对中国主动放弃索求战争赔款的行为，形成一种“受恩”心理，进而谋求“报恩”，对华官方开发援助(ODA)的提供以及优惠程度较高的日元贷款，正是“重恩潜意识”影响下的产物。(22)参见田庆立：《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4期，第30—31页。20世纪90年代，“新一代”欠缺“愧疚”心理，进而也就不会对中国免除战争赔款的行为具有“受恩”心理。这时的大多数日本民众在日本媒体“中国人民对巨额援助知之甚少，中国政府也毫无感激之情”的宣传下，(23)卓凌、雷慧英：《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6期，81页。日本对华负面认知迅速增加。
在重恩—服从潜意识影响下，日本极为重视等级性国际规则的维护。进入21世纪，日本诸多智库将中国一系列国际行动解读为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认为中国在“试图‘改写’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进而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合法行为“贴上‘强硬’的标签”。(24)张梅：《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载《日本问题研究》， 2021年第1期，第44页。日本媒体对中国“修正国”的“强硬”形象大肆报道，是近些年日本对华负面认知高居不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2)名誉—复仇潜意识
日本人具有强烈危机感和自卑感的民族性格，(25)参见欧阳安：《从日本国民对华感情变化谈对日文化外交工作》，《上海文化》2013年第10期，第108页。逐渐转化成高度重视个人名誉的民族潜意识——“受恩”便要“报恩”，相对应地，受到“污蔑”等使得“名誉”受损的对待，那么便必定要“复仇”。(26)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吕万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年，第147—177页。此外，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称，在日本，无论是以“恩”为基础的忠贞和服从，还是“名誉”受损基础上的“复仇”，二者都被包含在“义理”之中，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眼中，二者都是合理且具有绝对正当性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中升日滞”形成鲜明对比。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日本的3倍，军事实力也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27)参见Global, F., “2021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2021年1月19日，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php，2021年10月26日。不同国家在各自民族潜意识影响下，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反应，多数日本国民受名誉—复仇潜意识影响，对“中国崛起—报复日本”这一不合理的逻辑链条深信不疑，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必然会抓住历史问题不放，(28)参见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80页。因此对曾遭受过其侵略而“名誉”大损的中国的崛起，“不仅感到‘威胁’而且感到‘恐惧’”。(29)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8页。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从根本上恶化了日本民众的对华印象，使得日本人对中国的认知并不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越变越好，而是越变越差”。(30)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第9—10页。
2.近现代历史的重复：“东亚第一潜意识”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东亚地区唯一一个跻身帝国行列的强国，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更是将中国变成了殖民掠夺的对象，日本人对华优越感愈加膨胀。近代，“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一直是贫困落后的象征”。(31)周琦、彭震：《“中国威胁论”成因探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1页。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沦为战败国，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在短时间内得到重建，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20世纪一度成为亚洲“一枝独秀”的现代工业化国家，(32)参见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9页。并因此“自认为是亚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当然代表’”，(33)胡继平：《日本对华的“心结”该打开了》，2021年3月23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2PyYOqT1t8，2022年5月10日。自甲午战争以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在现代日本得以延续，逐渐形成了对日本民众东亚国际关系认知具有深刻影响的“东亚第一潜意识”。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却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助推下，迅速发展，于2010年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民众对中国崛起以及自身被超过的现实格外感到懊恼和沮丧。(34)参见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第9页。政治上，随着中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使得日本百余年来几近根深蒂固的对华优越感，“正被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所缠绕”。(35)杨栋梁：《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与对策》，《东北亚学刊》2012年第4期，第5页。军事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俄的第三军事大国，日本高度敏感，难以接受自己的优势地位被中国取代，对中国的反应失去常态。(36)参见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82页。总的来说，受“东亚第一潜意识”破灭的影响，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崛起有着远超其他亚洲小国的不适应心理，(37)参见冯昭奎：《中日关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第8页。推动了日本对华认知恶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3.当代现实的压抑：“已然无罪潜意识”
日本国民主流文化中的“罪己—祓禊”文化，对日本人民就罪过、责任等主题的认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38)参见张建立：《从国民性视角看日本的右倾化现象》，《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40—43页。首先，“罪己”是一种以“自罚”为手段来回避“他罚”的防御性行事策略。这种“罪己”心理在日本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典型表现，就是1945年8月25日日本首相东久迩为了模糊战争责任而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口号。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分析称：“战争失败后，在战争责任尚未受到严厉追究的情况下，以所谓‘一亿人总忏悔’回避自己的责任，这扭曲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以致今天在日本连一个违反政治道德的政治家的责任，也不能彻底追究。”(39)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刘廷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第226页。其次，“祓禊”是日本一种在主体受到外部责罚而得到社会谅解后，不得再因旧账前事对其进行指责的文化。在“祓禊”心理的影响下，各受害国因为美国阻挠等因素影响而未能很好地追讨日本赔款的行为，以及诸多战犯子孙后代重新登上日本首相宝座的现实，被很多日本民众解读为世间对日本“一亿人总忏悔”的“罪己”的谅解，进而认为日本过往的罪过已消，历史的包袱已卸下。
战后的70多年来，日本官方对侵华战争始终奉行一种态度暧昧的外交政策，虽然也有“村山谈话”一类积极“道歉”的行为，“但是事实是,不仅中国人,而且西方人也认为,日本某个派别、个别领导人的道歉不足以体现一直延续下去的反省”。(40)傅高义、卢昊：《从历史记忆和相互认知出发:避免中日冲突》，《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18页。这种现象源于日本大多数民众认为，经过“祓禊”后，日本在历史方面已然无罪，只不过因为周边甚至西方国家的谴责，才使得日本不能直接将“历史无罪论”宣之于口。在国际社会的“抑制”下，日本逐渐形成了“已然无罪潜意识”，并对作为“抑制”主要源头的中国心怀怨恨。
潜意识的潜在性和延续性特征决定了中国对日外交工作的长期性与复杂性，(41)参见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年第4期，第43页。需要从政府到民间、从学术界到舆论界等社会各方面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多重努力。
(一)坚守根本原则，提升自身实力
我国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严格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正确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不断发展自身实力。“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建立和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42)习近平：《中国人民的眼睛里决容不下沙子》，2014年09月03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3/c_1112350359.htm，2021年10月26日。在“已然无罪潜意识”的影响下，时至今日，日本的一些右翼政治组织和右翼政治人物依然在否认日军侵略的罪行，依然在不顾东亚人民呼声而执意参拜战犯亡灵，依然在肆意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面对这一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43)习近平：《忘记历史意味背叛 否认罪责意味重犯》，2014年12月1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213/c70731-26201521.html，2021年10月26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双方先后达成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就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在这些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44)习近平：《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8个论断》，2019年11月26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9/11-26/9017265.shtml，2021年10月26日。
近代日本侵华史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民都不会忘却的惨痛记忆，中国人不会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45)习近平：《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08月1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ll/2015/08-13/7466184.shtml，2021年10月26日。
我们要在准确把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奋力发展自身，在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打破日本遏制中国的幻想，使日本不得不接受并适应国际地位转换的事实，缓解两国的安全困境。
(二)加强沟通力度，增加了解程度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向日本民众全面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提高日本民众对华和平发展道路与周边外交政策的认知程度。
在“严重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的情况下，(46)宁曙光：《从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看如何加强对日民众工作——基于日本精英和公众对华认知差异的分析》，《对外传播》2018年第12期，第35页。日本民众脑海中构建出来的中国形象显然不会具有较高的客观现实性，这使得当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敌意“70%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47)宫本雄二：《努力维护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3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人类生活的星球。”(48)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07/c_1111497611.htm，2021年10月26日。根据2018年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加强中日两国的沟通和了解，对促进日本民众中国印象的现实化、对华民族潜意识的正常化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日本对华国民情感的改善。(49)参见宁曙光：《从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看如何加强对日民众工作——基于日本精英和公众对华认知差异的分析》，《对外传播》2018年第12期，第34—35页。所以，面对日本在“名誉—复仇潜意识”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崛起—报复日本”逻辑链条，中国应灵活运用新兴科技手段等多种渠道，增加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接触与了解，在日积月累中，向日本民众讲好中国近代以来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故事，阐明中国人民对国际和平环境的珍视以及一以贯之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通过加强日本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中国人民向往和平心理的认知程度，以此来改善日本民众脑海中“歪曲”的中国形象。
(三)秉持客观立场，开辟沟通渠道
在增加日本民众对华了解程度的具体工作中，因为日本媒体深具误导性和片面性的报道，(50)参见卓凌、雷慧英：《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6期，第81页。中国政府所能起到的直接解释作用并不突出。所以，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工作当在秉持客观立场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影视文学等各种途径，构建新的沟通交流渠道，“深化民间多层次的交流”，(51)王广涛：《从权力转移到范式转移——“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日本对华认知演变》，《日本文论》2020年第1期，第74页。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公共外交“要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对外友好交流”。(52)习近平：《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2014年05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4/05-15/6175973.shtml，2021年10月21日。第一，充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越过日本主流媒体和电视台，实现中国民众与日本民众点对点式沟通，在两国民众日常的交流中渐进地“澄清日本社会对中国现状的各种误解、解释好中国政策、促进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53)门洪华：《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第14页。第二，借助小说、漫画、影视、游戏等多种载体，以日本民众乐意接受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阐明故事背后的价值诉求与和平理念，增加日本民众的对华了解和认可程度。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已然取得不俗的成就，“就日本游戏市场，尤其是移动端的游戏市场而言，中国游戏出海最直接的评论反馈就是‘冲击’”。(54)月咏幻：《看着中国游戏攻城略地，日本玩家的心态是……》，2021年10月2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547889408276331&wfr=spider&for=pc，2021年10月26日。第三，“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55)习近平：《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2014年10月28日，http://www.cssn.cn/zk/zk_rdgz/201410/t20141028_1379435.shtml，2021年10月26日。通过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活动以及与日本智库交流等方式，影响日本国内的舆论与政策，进而改善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情感。
(四)推动民间交往，重视精英战略
中国政府应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往活动，大力推进建立面向日本学术界、工商界、政治界等精英阶层的沟通新平台。(56)参见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年第4期，第46页。“民间交流是国与国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与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的有效方式。开展中日各领域的民间交往，不仅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且也可以丰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内涵。”(57)习近平：《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08月1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ll/2015/08-13/7466184.shtml，2021年10月26日。意识主体间的直接接触是改变其相互间认知的最有效途径，而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对整个群体的认知模型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是那些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理论解释权且有着较高“社会公信力”的学者，(58)参见门洪华：《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第14—15页。以及那些与民众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并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思维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商界精英与政治家。所以，中国应该在积极推动两国普通民众的沟通与交流的同时，注重在日本精英群体内培养良好中国形象。第一，以中国主办或推动日本与我国共同主办的形式，举办各种“时间集中、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大”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59)参见欧阳安：《从日本国民对华感情变化谈对日文化外交工作》，《上海文化》2013年第10期，第109—110页。推动两国间的交流项目进一步扩大，力争使更多的日本民众“有亲身接触、了解中国的机会”，(60)宁曙光：《从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看如何加强对日民众工作——基于日本精英和公众对华认知差异的分析》，《对外传播》2018年第12期，第35页。以逐渐减少、弱化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曲解与恐惧。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61)习近平：《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2015年08月13日， https://www.chinanews.com/ll/2015/08-13/7466184.shtml，2021年10月26日。第二，积极开展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就中日关系发展的阻碍和对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究，并通过日方学者，以更易被民众所接受的形式，将会议结论向日本国民公开。同时，扩大中日交流渠道，大力创造条件，邀请日本年轻政治家和商业精英，到中国访问调研，为培养“知华派”政治家、商业家未雨绸缪。(62)参见门洪华：《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第13页。
在总体的历史积淀下，日本民众对华认知深受民族潜意识因素的影响，形成了重恩—服从潜意识和名誉—复仇潜意识，塑造了日本民众脑海中的中国“知恩不报”的形象和“中国崛起—对日报复”的单向思维链条，引起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满与恐惧；
在近现代历史的起落中，日本形成了“东亚第一潜意识”，自视为亚洲地区理所当然的“代表”，当该认知模型被中国的崛起打破，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不适心理；
在现代历史的抑制下，日本民众就历史问题形成了“已然无罪潜意识”，对作为抑制主要来源国的中国深感愤懑而不自省。为了改善日本对华认知现状，中国应该在坚守根本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以民间组织、学术机构、普通民众等作为交流主体，通过互联网、影视文学、实体活动等新途径，改善日本民众对华认知与了解，进一步澄清日本社会的对华误解与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