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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 赞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的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①《博物馆条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该书目录部分专门介绍了《博物馆条例》出台的背景：李克强总理于2015年2月9日签署第65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于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第78次常务会议通过，该条例自2015年3月20日起施行。兴建博物馆的宗旨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应当说，《博物馆条例》明确规定了博物馆的公益性质，即博物馆的建造和使用都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现实主义的总基调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状态，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与此同时，该条例又敏锐认识到博物馆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国家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2]。
一般认为，博物馆的拥有量和展出状况是衡量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人群整体文明素养的重要指标。作为一类特定的公共空间，兵团博物馆以某种时间或事件因果关联为线索，将零散的个体记忆聚合在一起，借助有效的空间陈列方式，构造出一种能够生产出屯垦戍边集体记忆的“意义场域”。兵团博物馆的意义生产方式，绝不限于以醒目色彩或字体浓重的文字介绍，更大程度上来自于藏品的主题展览。形形色色的藏品各自携带意义密码，被放置在一个由众多藏品组合而成的空间中，形成一个个“意义框架”。兵团博物馆的参观者借助于文字简介和讲解员的现场讲解，尤其是观看藏品的陈列组合，同时通过身临其境的现场体验，以博物馆展厅为特定空间，以藏品为物质媒介，阐释读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发掘出那些潜藏的历史记忆，并且尝试结合当下社会文化情景，传承弘扬屯垦戍边精神，使之成为构建新形势下兵团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一
博物馆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陈列或收藏着从各种渠道发掘、搜集并加以辨识和归类的藏品。正是凭借这些由藏品构筑起的“物的体系”，博物馆提供了一个交织着图像、文字、音视频的现代“互文本空间”，“打开了一个完整的互文本世界，在其中对图像、声音以及空间构图的解读既相互作用又依赖于彼此的关系”[2]。博物馆藏品的意义不在于满足参观者猎奇的文化消费心理，事实上参观者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是那些被遴选出来放置在公众开放区的藏品，“在紧闭的门后，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公众都无法看到”[3]。即便是被陈列和展览的藏品，其主要目的也并非唤起参观者的审美快感，因为博物馆空间的权威性和庄严性已经赋予了藏品更为清晰具体的历史意义；
也就是说，藏品遵循博物馆预设的叙事逻辑进行空间排列，承载着使历史具象化和物质化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藏品是博物馆最基础也最核心的要素，“没有藏品和实物也就不成其为博物馆了，这也是博物馆和一般文化馆或文化中心等机构的基本区别”[4]。
兵团博物馆是集中呈现新疆屯垦戍边历史脉络与发展现状的文化空间，既有对秦汉以来屯垦历史的索隐钩沉，也有对当代军垦戍边精神的传承弘扬。参观者从四面八方前往兵团军垦博物馆、艾青诗歌馆、五家渠将军纪念馆、阿拉尔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四十七团沙海老兵纪念馆参观，旨在通过近距离观看藏品，在藏品陈列空间的启示或牵引下，进入藏品意义的叙事情境，借助于对隐含在藏品背后的故事的解读，以期发掘出某段历史岁月或某个历史事件的微观面向，促成历史与当下的有效对话。
首先，藏品作为物质文化的表征形式，总是在某种具有互文意味的空间场域中显现意义的，这里所说的“空间场域”依赖于叙事情境的构筑。众所周知，石河子是军垦文化元素最为鲜明的北疆城市之一，原因不仅在于这座被诗人艾青称作“年轻的城”曾经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而且因为它保存了大量携带着鲜活军垦历史记忆的红色文化资源。石河子游憩广场曾长期是市民休闲观光的重要场所，汇集了兵团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井、艾青诗歌馆等大量军垦旧址。作为全国首家以诗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艾青诗歌馆位于石河子军垦文化的汇聚之地，成为军垦文化场①每当人们谈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往往最先想到的就是军垦新城石河子。鉴于石河子对传播兵团文化具有名片效应，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军垦文化场”概念，用来指称军垦旧址数量较多且分布高度集中的石河子游憩广场及周边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个被笔者称为“军垦文化场”的游憩广场区域，兵团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犁、军垦第一井、艾青诗歌馆等军垦文化元素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一个呈现和讲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历程的外在叙事情境。参观者身处此情此境，思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所有曾经接触过的有关新疆兵团的记忆瞬间被激活，为进一步走进艾青诗歌馆内部空间，解码藏品的历史文化意义提供外在情境参照。艾青诗歌馆的大门铜匾上刻着诗歌《年轻的城》②《年轻的城》全诗内容如下：“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由血汗凝成／你说它是城市／却有田园风光／你说它是乡村／却有许多工厂／苍郁的树林里面／是一排排的厂房／百鸟的鼓噪声中／传来马达的声响／空气是这样清新／闻到田园的芳香／微风轻轻吹拂／掀起绿色的波浪／它像一个拓荒者／全身都浴着阳光／面对着千里戈壁／两眼闪耀着希望／更像一个战士／革命的热情汹涌／只要一声号令／就向前猛打猛冲／到处都是建设工地／劳动的声音在沸腾／我的心随着手推车／在碎石公路上飞滚／艳阳天，风雪天／在黎明，在黄昏／一年三百六十天／看它三万六千遍／因为它永远在前进／时时刻刻改变模样／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以文学的方式向诗人致敬，同时也为参观者理解艾青与兵团的关系提供线索。
为了增强艺术氛围，艾青诗歌馆一楼大厅会经常举办民间艺术专题展览，当然展览的主题都和军垦文化密切相关。笔者到该馆调研时，有幸欣赏到了绒绣《军垦记忆》、剪纸《屯垦戍边》《拾花姑娘》《总理与知青》等艺术佳作。从一楼大厅直接进入第一展厅，该展厅陈列的是艾青生平简介及部分珍贵手稿，一方面按照人物纪念馆的常规布展方式安排了个人基本情况介绍，展出了诗人重要的手稿和生前使用过的物品；
另一方面又侧重表现艾青的著名诗人身份。通过代表性藏品的展览，反映了艾青在童年时代就对八股文字深恶痛绝，发自内心喜欢贫民习艺所手工艺品如剪纸、民俗画等，这就不难理解诗人缘何终其一生真诚吟诵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一如那句被广为征引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①诗句选自艾青的现代诗《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此外，展厅还以大量老照片、私人信件等藏品呈现诗人艾青与国际文坛的交往。艾青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巴黎度过了“精神自由、物质贫困”的三年时光。艾青广泛阅读世界文学经典作品，那些对其诗歌创作产生影响的海外文学家和艺术家包括：比利时诗人艾米勒·凡尔哈仑、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其他名家还包括惠特曼、拜伦、雪莱、兰波、叶赛宁，等等。1954年7月，艾青与萧三、赵毅敏等应智利众议院邀请到智利访问，与智利诗人聂鲁达交游。20世纪50年代末与西班牙诗人阿尔贝蒂交往。1959年11月去新疆，并在王震等领导人的直接关心下到农八师石河子落户。第二展厅以呈现艾青的诗歌创作成就和文学史贡献为主，包括艾青创作的系列诗歌以及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享誉全国的诗人群体，戈壁明珠石河子也赢得了“诗城”的美誉②在艾青的鼓励和指导下，杨牧主编的诗刊《绿风》创刊，此后诗人石河、杨树、高炯浩等以《绿风》为阵地，形成了璀璨夺目的诗人群体，在国内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藏品还陈列了比较完善的国内外艾青研究学术成果，比如由彼德罗夫撰写的世界首部艾青研究专著，表明艾青的诗歌作品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艾青也赢得了世界文坛的赞赏和认可。
上述讨论以艾青诗歌馆为个案，从博物馆外部情境和内部情境构造两个维度，分析藏品如何借助于“构建语境”去表述意义，这种意义的呈现方式和接受效果都有赖于“语境”的创造。“语境”围绕预设主题，通过搭建藏品之间的组合关系，在组合关系中显现意义符码，“尽各种努力让历史重现，让文物变得有生命，让无形的文化遗产变成可见、可闻，甚至可触摸的东西，最终传递人文主题的精微和深度，使展览的‘有效性’发挥到极致”[5]。
其次，新疆兵团博物馆藏品的意义空间是敞开的、增殖的，不断提请、呼唤参观者走进文本世界，去发掘和阐释文本的意义。因此，藏品意义的获取既具有历史维度的规限，即它们反映了何种历史事实，又具有契合当下语境的“情景意义”，也就是要服务于现实的某种诉求。如此说来，博物馆藏品是一个同时关涉历时与共时状态的意义系统，需要采取专门的方法去读解藏品“背后的故事”。兵团军垦博物馆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代表性的成果为《军垦文物背后（一）》《军垦文物背后（二）》，等等。这些成果翔实记录了兵团军垦博物馆对各类文物的征集，比如从民间征集农具、家庭用品、勋章、各类文化活动的证明、各种老照片（如解放军二十二兵团领导创业旧址、军垦第一井、军垦俱乐部、志愿军招待所），等等，以实物形式鲜活再现了军垦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参加大生产劳动等历史事实。除此以外，这些成果还以“图-文”叙事的方式，对重要照片所指向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度发掘，叙述者秉着真诚、专业的态度阐释藏品携带的意义符码，以饱含情感的文字讲述图片背后的故事，尝试从另一种视角勾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多年的发展历程。这里试举两例：针对周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珍贵照片，叙述人专门采访了当事人陆振欧，并借陆振欧的回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周总理让座”的细节，“总理讲完话要入座时，先和跟前的候正元等几位劳模握了握手，然后离开原先安排好和陈毅副总理紧靠的最中间位置，走到偏右7个位置那里，请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往中间坐。开始谁也不敢挪动一步，由于总理再三坚持，大家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挨次向中间靠拢，这样总理才坐到现在照片中的位置上”[6]。陆振欧细致入微的回忆，让参观者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到上海支边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劳动的历史事实，同时将周总理心系人民、谦和仁爱的高尚品格生动地展现出来。为了更加真实全面地呈现藏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军垦文物背后”丛书编写组专门采取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故事的办法，约请文物捐献者或事件当事人以“回忆录”的方式讲述往事，比如在“关于珍稀手稿背后的故事”一节，回忆者郭婧以旁观视角记述了张仲瀚政委的《忆新疆》手稿：“1979年9月，张仲瀚同志在重病中，上书党中央总书记，陈述自己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这种旁观视角的介入，不仅增强了参观者对于藏品真实性的认知，而且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有助于提升观众对张仲瀚等老一辈兵团领导人的了解，深刻感悟“镇边将军”张仲瀚深沉真挚的家国情怀，一如《老兵歌》所咏唱：“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荒沙变绿洲，城乡换新装。乡人离乡去，十年未还乡。归来惊不识，指问此何方。”①摘引自张仲瀚的著名诗篇《老兵歌》，该诗气势磅礴、意境宏阔，是诗人呕心沥血写就的兵团史诗。
再者，“博物馆是我们见证的场所。我们被召唤过来见证历史，被召唤来证明它的重要性”[7]。随着当代文化理论不断融入博物馆研究话语体系，一种以消解“物”的中心主义，凸显观众对藏品叙事意义的能动生产为特征的“新博物馆学”应运而生。尽管“新博物馆学”将关注的焦点由“物”转移到“人”，但博物馆叙事始终无法脱离藏品这一“物”的基础，藏品是博物馆意义生产的源泉。新疆兵团博物馆作为屯垦戍边历史的“记忆之场”，汇集了一大批特色藏品，比如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的特色藏品就包括贺龙元帅服以及王震生前使用过的一些物品，兵团军垦博物馆征集到军垦战士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使用过的“旧军号”、上海支边青年代表杨永青的录取通知书、艾青在石河子生活期间的病历、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和王盛基的恋爱信等特色藏品。这些藏品均采用实物展出的方式，配以简约精到的文字叙述，帮助参观者循着藏品的叙事线索，穿过历史的尘烟并尝试重返第一代军垦战士奉献青春热血的火热现场。为了切实发挥特色藏品的思想教育价值，“军垦文物背后”系列专门挑选出部分重量级藏品，从社会历史情景和个体命运遭际等角度，详细读解藏品所负载的历史文化意义，提升参观者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与现状的全面认知②比如叙述者对兵团军垦博物馆特色藏品“王震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的解读：“《共产党宣言》是王震生平最爱读的一本书，据说他读了不止百遍……这本《共产党宣言》16开线装本，雕刻印刷，文中有许多处王震将军的红笔批注。封面有王震将军的亲笔题名。”参见郭婧、刘宁：《军垦文物背后（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最后，新疆兵团博物馆藏品叙事是一种典型的跨媒介和多媒介叙述，是“文字图像、演示和实物之混合”[8]，它以“纪实型”叙述为主要特征，借助图片和文字说明，以时间为基本线索，全景式展示兵团从初创至今的发展历程。在凸显记录类叙述的同时，有机融入演示类叙述，“可以用于演示的媒介种类有身体、言语、物件、音乐、音响、图像、光影等”[8]。也就是说，通过视频专题片、口述史、沙盘复原等展演形式，再现垦荒修渠、戈壁滩上建新城等兵团生产劳动场景，启用地窝子、拖拉机、坎土曼、梭梭柴、红柳条等军垦文化符号，构建起一个个意义展示的框架，引导参观者在观看展览和藏品的过程中体会军垦戍边的历史传承与当下意义。“博物馆媒介属性使得其中的展品、空间与观众，在高科技媒介技术的参与下缔造着新的媒介关系和媒介奇观”[9]。基于数字技术的日趋成熟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兵团博物馆的“跨媒介叙事”和“交互性叙事”成为新兴范式，呼唤参观者全方位的沉浸式融入。尽管各类兵团博物馆散布在天山南北，但由于共享兵团军垦戍边这一历史事实，其叙述“底本”在文献和题材来源方面有着诸多同源性或相似性，因此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应搭建起一种“意义关联”，让参观者到不同的博物馆参访，进入展览或藏品的意义框架，不断强化对兵团发展史的认知。
二
作为汇聚屯垦戍边历史记忆的特定场所，新疆兵团博物馆收藏了琳琅满目的藏品，或陈列于展柜之中，或张贴于墙壁之上，或以数字文物形式在VR展厅播出，或深藏于库房，不管以何种形式呈现，藏品本身都是“无言／无声”的存在。那么如何做到“让文物发声”“让藏品说话”呢？这就需要在传统博物馆学重视“物”和新博物馆学凸显“观众”之间找到平衡，寻求一种能够兼顾“物”与“人”的叙事阐发路径。
一是要激活博物馆蕴含的丰富情感密码，以情感的动力机制为牵引，帮助参观者融入博物馆构建的“记忆之场”，充分发掘藏品的历史内涵与当下意义。参观者对博物馆藏品意义的解读状况和效果，与其参观展览时的情绪和心境息息相关。因此，能否让展览唤起参观者的“共情”，成为博物馆藏品叙事的关键环节。这里不妨以位于阿拉尔的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为例加以说明，参观者在尚未抵达纪念馆之前，有关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驻守南泥湾屯田垦荒的英勇事迹，已经进入其“前理解”。这种“前理解”的核心内容就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南泥湾精神。众所周知，1943年贺敬之以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为素材创作了陕北民歌《南泥湾》，20世纪60年代经由郭兰英演唱，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歌曲。音乐媒介不断强化大众对于南泥湾精神的认知，将三五九旅屯田垦荒的历史往事沉淀为大众共享的文化记忆，也是当下人们认识新疆屯垦戍边史和理解兵团精神的重要参照。参观者携带着有关南泥湾精神的“情感前见”来到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展馆大厅里镌刻着王震将军的诗，“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首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诗篇，再度激活参观者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储存。对于纪念馆的内部空间而言，一方面尝试将“叩访历史”与“映照现实”相结合，“分三大部分九个展区”①“三大部分”是指“新疆屯垦戍边史”“光荣的三五九旅革命史”“兵团艰苦创业建设发展史”。“九个展区”包括“西域屯垦，源远流长；
英雄部队，功勋卓著；
艰苦创业，屯垦荒原；
五湖四海，投身兵团；
建设大军，铸就辉煌；
中流砥柱，铜墙铁壁；
建设城市，勾画家园；
构建和谐，奔向小康；
援疆建设，引领发展”。，以藏品为线索勾勒出从“古代屯田”到“当代军垦”的发展历程，在建构屯垦戍边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凸显三五九旅的生动事迹与典型个案，有助于参观者从整体上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进而从情感上拉近与展馆中藏品的距离。另一方面，纪念馆特别注重发挥珍稀藏品的情感唤起功能，例如馆内收藏的“贺龙元帅服”“八一勋章”“贺龙元帅使用过的双管猎枪”“王恩茂使用过的笔筒”“1950年代从朝鲜进口的‘千里马’轮式拖拉机”②关于该纪念馆的藏品信息，详见蔡雅丽：《南疆兵团屯垦类博物馆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塔里木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等“镇馆之宝”，这些见证了烽火岁月的藏品引导观众走进历史深处，重返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在崇高审美与“分享艰难”中真切感受塔里木屯垦戍边的艰辛历程，于潜移默化中提升思想境界。
二是通过形塑多维度的博物馆藏品“副文本”叙事符码，激发参观者的融入意识与情感认同，提升藏品文化再现的实际效果。一般而言，藏品往往具有丰厚的故事内容，这是其得以遴选成为博物馆藏品的基础，但如何将这些故事“讲”出来？谁来讲？怎么讲？诸如此类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博物馆藏品与参观者的交流接触需要以展览为前提，因此藏品叙事语境的核心要素就是“展览叙事语境”。“展览叙事语境指的是展览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影响展览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时空场域”[10]。展览叙事语境与博物馆藏品的“副文本”有着密切关联，如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出版系列发掘藏品故事的宣传手册，有助于参观者更加直观深入了解藏品携带的历史文化意义符码，是对传统博物馆“图-文”叙事的有益补充。
此外，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教育功能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参观者对展览主题的理解程度，“主题经常躲藏在‘串联物’与‘事件’的架构背后，然而观众实际上看到的是物与事件。所有展览的目的不在于用‘说’的方式，而是用‘呈现’的方式向观众传达背后的主题”[11]。一方面，藏品在博物馆空间内部通过装饰性／陪衬性物品的搭配，构建起物与物之间的组合关系，在这种关系网络中表达意义，“博物馆通过空间叙事机制把物质围合空间概念化为具有故事属性的场域，观众通过对空间的感知、导航、行动来解读故事，在体验中理解展示主题”[12]。新疆兵团博物馆在藏品的组合关系上存在高度的同质化现象，无论是兵团军垦博物馆、三五九旅屯垦戍边纪念馆，还是和田四十七团沙海老兵纪念馆，在尝试还原军垦老兵“铸剑为犁”的特定历史经验时，都采取了下述叙事路径：以“开篇语”或“总论”“序章”等文字叙述简要介绍新疆屯垦戍边发展历程，随后由各展厅分主题呈现兵团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建设成效。展览将时间维度整合到空间叙事当中，在空间布局中注重图片与图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强调图片与文字叙述之间的契合度。例如，新疆兵团博物馆常常采取场景复原模式，对地窝子这一最为典型的屯垦戍边文化符号进行再现，通过地窝子的建筑外观及其内部的日常生活用具（马灯、军用水壶、搪瓷碗、帆布包等），辅以虚拟空间的互动体验，引导参观者融入叙事语境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藏品的“副文本”叙事还应当包括对博物馆外部空间的开发改造，这些外在空间元素共同参与形塑了藏品的“情感体验装置”。试以四十七团沙海老兵纪念馆为例，该馆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始建于1999年，2013年经历了改扩建，2018年随着军旅题材影视剧《沙海老兵》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这个当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历尽艰险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英雄之师①“九·二五”起义后，国民党派驻和田专员安筱山、副专员王肇智与和田警察局局长米杰沆瀣一气，阴谋勾结美国特务，妄图发动叛乱。和田告急！生死攸关之际，党中央电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紧急奔赴和田，要求他们务必赶在叛乱发生之前抵达和田，将国民党残部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及时扭转和田的政治局势。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由于情况危急，部队决定兵分两路向和田进发：先遣队由团长蒋玉和、政治处主任刘月指挥，乘坐卡车先行抵达，争取尽快稳定当地局势。1800人的大部队则由政委黄诚、副团长贡子云率领，为了抢时间，大部队放弃了绕行沙漠边缘，经喀什抵和田的常规路径，决定抄近路步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由沙漠北缘进入和田，与先遣部队里外呼应，给敌人造成巨大威慑。这支毫无沙漠作战经验的英雄之师士气高涨，战胜了风沙肆虐、寒夜低温、干旱缺水、方向迷失等种种困难，成功征服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笔下的“死亡之海”，半月后顺利赶到和田与先遣部队会合，创造了人类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12月22日，和田胜利解放，彭德怀、习仲勋颁发嘉奖令，高度赞扬这支威武雄师的瞩目表现。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弘扬兵团精神和新疆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四十七团沙海老兵纪念馆的外部“副文本”包括沙海老兵村、“三八线”沙海老兵纪念园、将军树、老兵驿站、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等，这些物质元素共同营构了“沙海老兵”的文化符号环境，不断激发参观者对老兵精神的深入探索，进而为增强兵团文化认同提供有效载体。
三是尝试将个体叙事与公共叙事、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相结合，构建参观者与藏品之间的“情感共同体”。如四十七团沙海老兵纪念馆在馆内醒目之处以文字形式点明展览的主题，高度评价了“英雄之师”创造人类沙漠行军史上的奇迹，胜利解放和田的壮举。展厅别具匠心设计了“老兵墙”，缅怀“沙海老兵”这个令人敬仰的英雄群体，传承弘扬老兵精神。此外，展厅还聚焦刘来宝等老兵个体，通过其波谲云诡、柳暗花明的人生命运故事，引发参观者在情感上对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强烈认同。五家渠将军纪念馆以全景式展示六师从黄麻起义到进疆屯垦历程中涌现出的英雄群像而闻名，该馆展出了“璀璨将星”大型浮雕，同时也将特写镜头投向革命个体，既包括王震、徐向前、王树声等战斗英雄，也包括扎木赞②扎木赞，哈萨克族牧民，在乌斯曼匪徒猖獗时期，曾三次冒死解救汉族干部马志尚，后被北塔山地区军警民联防领导小组授予“英雄母亲”光荣称号。等“民族团结”模范，谱写了一曲“军民融合”的红色颂歌。
结语
新疆兵团博物馆是集中呈现屯垦戍边历史的空间场域，搭建起一座座讲述历史的记忆之桥，勾连起古代屯垦戍边到当代军垦戍边的历史事实，是名副其实向大众普及新疆屯垦戍边历史的思想文化宝库。置身大众文化、媒体工业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蔓延的当下语境，兵团博物馆有助于唤起大众对于新疆屯垦戍边历史的正确认知，增强人们对兵团文化的深刻认同，传承和弘扬兵团精神，进而树立扎根边疆、为固边兴疆贡献力量的坚定信念。
从“做‘文化研究’”③尽管“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从来都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但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脉络：一脉是“研究‘文化研究’”，即强调对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进行译介和专题研究；
另一脉是“做‘文化研究’”，即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再读和反思，审视文化现象的话语机制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参见拙文《“理论旅行”与“现实观照”：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4期，第151-153页。的意义上说，对兵团博物馆的解读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应当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对兵团博物馆进行系谱学梳理，阐明作为文化生产的博物馆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中建立的，又是为了呈现什么样的历史。第二步综合运用空间政治、视觉文化理论和文本叙事分析，解读博物馆所处的外围空间和内部空间，这种内外空间的选择和安排具有何种意涵。聚焦博物馆内部藏品陈列组合方式，超越历史线性叙事的局限，发掘藏品所呈现的丰富历史面向。第三步需要重视对藏品自身的研究，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藏品，既包括重要人物曾经接触和使用过的实物，也包括特定时期大众的日常生活用品，借助于亲历者口述或旁观视角的回忆录，力求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某一时段的社会生活画卷。此外还应当注重文化接受和文化消费维度，一方面，兵团博物馆作为兵团红色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基地；
另一方面，兵团博物馆也日益成为打造军垦文化名城的靓丽名片，成为红色文化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热点场域。不论是否节假日，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机构都要接待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人们通过现场参访，尝试以藏品为线索触摸历史，感悟屯垦戍边的伟大历史贡献。作为兵团红色文化资源最为集中的场域之一，石河子尤其重视红色文化旅游的产业效应，“到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师市总产值的5%，旅游总收入60亿元，年均增长13.5%以上，把石河子打造成红色文化传播中心”[13]。
综而论之，兵团博物馆聚焦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总目标，积极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功能，同时不断尝试博物馆衍生产业的实践，期望在公共文化服务和虚拟社区建设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切实助力新疆旅游产业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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