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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琳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诗总闻》二十卷，宋王质撰，《四库全书·经部·诗类》著录。乾隆时以木活字刊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录《诗》类四种，是书即在此列。《诗总闻》四库提要现存版本较多，笔者所目见者，主要有库本书前提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和现存文澜阁书前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书前提要、《荟要总目》提要、聚珍本书前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所载提要和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提要等。这些提要之间，有的差异较大，有的差异较小，关系比较复杂。通过将这些提要文本进行比勘，可以略窥其形成先后与相承关系，并借此书提要之形成，了解四库提要编纂中的一些问题。
相比库本书前提要、聚珍本书前提要，《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时间最早、行文最简。将《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和文渊阁书前提要进行比勘，可以发现文渊阁提要和荟要本提要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在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说明《诗总闻》文渊阁本提要是据荟要本书前提要补正而成的。
荟要本《诗总闻》书前提要：
此书取《诗》三百篇，每章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凡十门，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1王质：《诗总闻》，《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二十四册，世界书局1988年版，第1页。
文渊阁本书前提要：
此书取《诗》三百篇，每章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之别，又间为总闻，而闻南、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2王质：《诗总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十二册，第433页。
荟要本提要“凡十门”，文渊阁提要作“之别”。荟要本提要分门，文渊阁本提要别类，只是行文措辞上的差别。而荟要本提要“每篇为总闻”，文渊阁本提要作“又间为总闻”，则显现出二者对《诗总闻》一书体例理解的差异。考《诗总闻》一书，并不是每一篇都有“总闻”，因此荟要本提要的表述是有误的，当是馆臣未仔细翻阅原书所致。而文渊阁本提要则纠正了这一错误。另外，荟要本提要仅有“闻风、闻雅、闻颂”，而文渊阁本提要则于“闻风”之前增补了“闻南”，也是对荟要本提要的补正。查荟要本、文渊阁本《诗总闻》，两个版本皆将二南从国风中分列出来，与风、雅、颂并列；
在周南之前有闻南三篇；
且在《闻南一》之前，“南”字单占一行，与后几卷之“风”“雅”“颂”是同一级标题。可见“闻南”确是与“闻风、闻雅、闻颂”相并列的，文渊阁提要较荟要本提要更加完善。
荟要本《诗总闻》的校上时间为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而文渊阁四库本的校上时间为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文渊阁本的校上时间比荟要本的校上时间更晚。结合以上比勘，基本可以确定，文渊阁本提要的形成时间比荟要本提要更晚，并且文渊阁本提要在荟要本提要的基础上，进行了行文上的润色和内容上的补正。
此外，将《诗总闻》的几种库本提要进行比勘，发现文溯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与文渊阁本提要基本相同。文溯阁书前提要校上时间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文津阁书前提要校上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因此文溯阁、文津阁本《诗总闻》提要当是钞自文渊阁书前提要。而文澜阁书前提要，其校上时间空而未填。按文澜阁遭大火，现存很多文澜阁本四库书为光绪年间丁氏兄弟等人所补钞，校上时间空而未填，是后来补钞本的特征。将现存文澜阁书前提要与别种提要相比勘，发现《诗总闻》文澜阁书前提要与聚珍本书前提要相同，当是据聚珍本书前提要钞补而成，这一问题将于下文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通过将库本提要与荟要本提要进行比勘，得出结论如下：《诗总闻》一书的提要，荟要本提要比库本提要形成更早；
库本提要中，以文渊阁提要形成时间最早，乃据荟要本提要进行补正润色而成。文津阁、文溯阁书前提要则钞自文渊阁提要。在质量上，《诗总闻》此三阁提要比荟要本提要更加精善。而现存《诗总闻》之文澜阁书前提要，乃是后来据聚珍本书前提要补钞的，原貌如何，尚不可知。
一般来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提要的形成时间，要比库本提要和荟要本提要更早一些。从行文上看，《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所载《诗总闻》提要，与荟要本书前提要比较吻合，但行文比荟要本提要更简，应当是比荟要本提要形成时间更早，且二者存在相承关系。
《初次进呈存目》所载《诗总闻》提要与荟要本提要的相异之处主要有：
其一，荟要本书前提要“吴兴陈日强跋而锓之富川”，“跋”，《初次进呈存目》作“序”。
按，此处各种提要俱作“跋”，惟文津阁书前提要与《初次进呈存目》作“序”。《诗总闻》文津阁提要除此一处外，其馀皆与文渊阁书前提要相同，又文津阁、文渊阁本书内陈日强的跋文均题作《诗总闻原序》，因此文津阁本提要“跋”作“序”，可以归为随钞随改的情况。而《初次进呈存目》所体现的，可能是提要比较原始的样子。陈日强序跋，在《诗总闻》此书的版本中，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诗总闻》本书前有王质自序，书后有陈日强跋文。而此书流传版本较少，四库馆修书及武英殿木活字刻本之前，以钞本流传为多，有将陈日强跋置于书前，误作为原序者。今所见四库系列诸本，序、跋的存在方式便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典型，陈日强原跋被误题为“诗总闻原序”，置于书前；
第二种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典型，陈日强原跋置于书末，无有误题。而《诗总闻》文渊阁本与聚珍本所据底本不同，笔者已另撰文论述。因此，《初次进呈存目》之所以会将本来是“跋”的“陈日强跋”写作“陈日强序”，可能是由于其撰写此篇提要之时，所见即为被误题的“序”。而荟要本《诗总闻》陈日强跋依然误题作“陈日强原序”，提要中却作“陈日强跋”，当即是因为书前的“序文”实质为“跋文”，因此提要中改成“陈日强跋”。此后文渊阁提要沿袭这一名称。而后文津阁抄录文渊阁提要时，又依据书前所题之“原序”，误将提要中“跋”改为“序”。《诗总闻》文津阁提要相较于文渊阁提要的这唯一一处变化，也体现了四库提要实际上是动态的版本，即使是据某一版提要进行抄写，也可能会做出一些改动。
其二，荟要本书前提要“亦可谓苦心立言者矣”，《初次进呈存目》作“亦可谓苦心者矣”。
其三，荟要本书前提要于“亦可谓苦心立言者矣”下，有“日强跋又曰……究非确论也”一段，作为该提要的结尾。而《初次进呈存目》所载提要则无此段。
按，结合第二条与第三条，荟要本提要将“亦可谓苦心者矣”改作“亦可谓苦心立言者矣”，增加“立言”二字，当是出于行文连贯的考虑，与下文所添加的“虽废序说《诗》，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一段相照应。而荟要本书前提要存在的两处错误，或许也是沿袭自《初次进呈存目》所载提要，或其他与《初次进呈总目》相接近的版本。
综上所述，从行文上看，《初次进呈存目》所载《诗总闻》之提要，比荟要本书前提要更加简略，且二者具有相承关系。《诗总闻》提要之分纂稿，今尚未能见。然相较于在提要中形成时间比较早的荟要本书前提要，《初次进呈存目》所载提要，应该是《诗总闻》提要更加原始的面目。
（一）《四库全书总目·诗总闻》提要与文渊阁书前提要非同一系统
将《诗总闻》文渊阁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相比勘，可以发现文渊阁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差别甚大。为方便后文表述，兹将文渊阁书前提要和《总目》提要列于下。
文渊阁书前提要：
质字景文，兴国人。博通经史，善属文。绍兴三十年进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此书取《诗》三百篇，每章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之别。又间为《总闻》，而闻南、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自汉以来，说《诗》者多依《小序》。苏辙《诗传》始去取相半，其废序言诗，则郑樵唱而质和之也。质自谓覃精研思几三十年，始成是书。吴兴陈日强跋而锓之富川，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虽间涉穿凿，亦可谓苦心立言者矣。日强跋又曰其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今考其书，虽废序说《诗》，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跋作于淳祐癸卯，朱子之学方盛，故日强假之以重质耳，究非确论也。1王质：《诗总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十二册，第433～434页。
《四库全书总目》：
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进士，官至枢密院编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书影》以为宋末人，盖考之未审也。亮工又称是书世久无传，谢肇淛始录本于祕府，后肇淛诸子尽卖藏书，为陈开仲购得，乃归诸亮工，则其不佚者仅矣。其书取《诗》三百篇，每篇说其大义，复有闻音、闻训、闻章、闻句、闻字、闻物、闻用、闻迹、闻事、闻人凡十门，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不字字诋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新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自称覃精研思几三十年，始成是书。淳祐癸卯，吴兴陈日强始为锓板于富川。日强跋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题最允。又称其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则不尽然。质废序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黄震《日钞》曰：雪山王质、夹漈郑樵始皆去序言诗，与诸家之说不同。晦菴先生因郑公之说，尽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说颇惊俗，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云云。言因郑而不言因王，知其趋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务造幽深，穿凿者固多，悬解者亦复不少。故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焉。2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册，第328～329页。
由以上可见，《诗总闻》文渊阁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差异甚大。比如文渊阁书前提要“博通经史，善属文”，《总目》无此句。文渊阁书前提要“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总目》无“皆不行”三字，且下多“周亮工《书影》以为宋末人，盖考之未审也……则其不佚者仅矣”一段考论及引用周亮工《书影》的文字。文渊阁书前提要“自汉以来……而质和之也”，《总目》则无此段，另作“南宋之初，废诗序者三家……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一段，论述各有侧重。而文渊阁书前提要“自谓覃精研思几三十年，始成是书”以下，言及陈日强刊、跋，及馆臣对书内容的评判，《总目》与文渊阁书前提要行文不同，并且以《总目》更为详细。
不同版本提要之间的差异，其形成原因是多样的，有些是由于提要撰写过程中的修改或誊误，有些则是由于所据底本的不同。《诗总闻》文渊阁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差异之大，几可以视作不同的两篇，显然不是誊录时的错误，似亦非文献修改之故。如上文所述，《诗总闻》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乃据荟要本书前提要补正而成，而《总目》提要实与聚珍本书前提要更为接近，详见下文。笔者曾将文渊阁四库本《诗总闻》与荟要本、聚珍本进行比勘，发现《诗总闻》文渊阁四库本与聚珍本所据底本不同，而与荟要本所据底本相同。《诗总闻》文渊阁四库本、荟要本、聚珍本三者的底本关系，与此三种提要之间的远近关系是相一致的。
（二）《四库全书总目·诗总闻》提要对荟要本提要有所参考
分析两篇提要之间的差异，发现其中有几处荟要书前提要的错误，文渊阁书前提要已经改正，而《总目》提要又将这些错误之处沿袭了下去。比如荟要本书前提要“每篇为总闻”，文渊阁书前提要改作“又间为总闻”，而《总目》依然作“每篇为总闻”。再如荟要本书前提要仅列“闻风、闻雅、闻颂”，文渊阁提要将“闻南”补了上去，《总目》提要却依然作“闻风、闻雅、闻颂”。再加上《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提要相同的部分，亦皆文渊阁书前提要从荟要本提要沿袭而来者，因此可以判断，《诗总闻》一书的《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本提要没有太大关系，《诗总闻》文渊阁书前提要并不是《总目》提要的来源。根据目前所见资料，殿本、浙本《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总闻》提要，当是参考过荟要本书前提要或《初次进呈存目》所载提要，而进行了较大的改写。
《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已经是《初次进呈存目》这一版提要的进阶版本，那么《总目》提要有无参考过荟要本提要呢？抑或是直接依据《初次进呈存目》而来？这一问题，可以根据《总目》所载《诗总闻》提要的后半部分来判断。在《总目》的后半部分，提到了陈日强跋文中与朱子有关的部分，云：“日强跋称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题最允。又称其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则不尽然。质废序与朱子同，而其为说则各异。”荟要本书前提要也提到了这一部分：“日强跋又曰删除小序，实与文公朱先生合。”而《初次进呈总目》则是自“亦可谓苦心者矣”便戛然而止，并未对陈日强跋文中论及王质与朱子相合的部分进行评价。因此，《总目》所载《诗总闻》提要，显然参考了荟要本书前提要，而非直接据《初次进呈总目》而来。
综上所述，《总目》所载《诗总闻》提要，与文渊阁书前提要没有承继关系，也不是直接依据《初次进呈总目》改写而来。由于资料所限，《诗总闻》提要的分纂稿未能目见，且尚不能确定《总目》提要与荟要本书前提要之间是否还形成了别的提要版本（抄写撤换亦在此列），但可以说，《总目》提要当是参考过荟要本书前提要，并在此种提要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写，甚至可以说是重写。
清高宗命刊《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版刊印一百三十八种，其中收入《诗》类书共四种，《诗总闻》即此中一种。聚珍本《诗总闻》卷前亦有提要，通过比勘，发现此种提要与荟要本、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等差别很大，而与《总目》提要大体相同，只有几处差异，列表如下。
序号 四库全书总目 聚珍本书前提要 荟要本书前提要1 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进士。质字景文，兴国人，博通经史，善属文，绍兴三十年进士。2 谢肇淛始录本于秘府。
无“本”字。
无此句。3 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质字景文，绍兴三十年进士。于“闻风”之上多“闻南”二字。
与《总目》相同。4 乃视二家为加倍。
无“加”字。
无此句。5 实与文公朱先生合。
实与朱文公先生合。
与《总目》同。
聚珍本与《总目》的差别主要是上表中的五处，其馀少有差别。《总目》提要与聚珍本书前提要如此相似，显具相承关系。然二者孰先孰后，尚须进一步探讨。按照以往对四库提要的认识，一般认为《总目》是四库提要的最终定本。然而从《诗总闻》聚珍本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比勘结果来看，发现并非如此。
上文共五条校勘记，其一，《四库全书总目》：“质字景文，兴国人，绍兴三十年进士。”聚珍本书前提要无“兴国人”三字。其二，《总目》：“谢肇淛始录本于秘府。”聚珍本书前提要无“本”字。此句文渊阁与荟要本提要皆无。其三，《总目》：“又有闻风、闻雅、闻颂，冠于四始之首。”聚珍本于“闻风”之上多“闻南”二字。其四，《总目》：“乃视二家为加倍。”聚珍本提要无“加”字。此句文渊阁本提要与荟要本提要皆无。其五，《总目》：“实与文公朱先生合。”“文公朱先生”，荟要本、文渊阁本提要亦作“文公朱先生”，聚珍本则作“朱文公先生”。在这五条校勘记中，其中第一、三、五条的原文，乃《总目》及四库系列诸本俱有者。
在第三条中，聚珍本提要据与《总目》不同，而《总目》与荟要本提要相同。如上文所述，《总目》与荟要本提要虽然很不相同，但却沿袭了荟要本提要的一些错误，第三条即是这种情况——荟要本提要漏写“闻南”，《总目》沿袭了这一错误。而聚珍本提要整体与《总目》提要相同，却将这一错误改正了过来，这说明《诗总闻》聚珍本提要的形成时间晚于《总目》提要，是在《总目》提要的基础上略作修改而成的。在上文已证聚珍本提要与《总目》提要有相承关系的前提下，如果聚珍本提要在前，《总目》提要在后，那么必不会出现聚珍本提要将荟要本的错误进行了改正，而《总目》又沿袭了这一错误的情况。
第一条、第五条校勘记也可以作为《诗总闻》聚珍本提要晚于《总目》提要的佐证。在第一条中，《总目》提要与聚珍本提要俱是荟要本提要的删减版，而聚珍本提要较《总目》提要更为简单。第五条中，《总目》提要与荟要本提要相同，称“文公朱先生”，而聚珍本提要则称之“朱文公先生”，与《总目》不同。从这两条校勘记所反映的行文顺序看，聚珍本提要应当是成于《总目》提要之后。
此外，从各种提要撰写的时间上看，也存在《诗总闻》聚珍本提要晚于《总目》提要的可能性。查《总目》初稿时间与聚珍本、荟要本校上时间。荟要本校上时间为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王重民先生曾在《跋新印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到，“乾隆四十六年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和乾隆五十一、二年拟刻的二稿，对于一些尚未完成的官书，都是用预拟的提要和预拟的卷数著录的”1王重民：《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总目》初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完成。2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2页。而聚珍本提要校上时间则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则是《总目》初稿完成之时，聚珍本尚未校完。因此，存在《总目》“诗总闻”提要初稿先成，聚珍本提要后成的可能。
《四库全书总目》一书在初稿成后又作修改，但未必所有的提要都进行了修改。乾隆五十二年（1787）复校《四库全书》，已刻提要中有周亮工名字的一律抽改。现天津图书馆藏有一部纪昀删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残存稿本，李国庆先生在研究此书的文中曾经提到：“晓岚在删定各书提要时，凡遇到周亮工、李清等人的名字，一般都要用墨笔削掉。”3李国庆：《纪晓岚笔削周亮工题名举例——以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残存稿本为例》，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220页。然考今之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此条提要中还存有周亮工的名字，说明馆臣在校勘时有漏改的情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今所见殿本《总目》所载《诗总闻》这篇提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总目》初稿的痕迹，后来拟刻二稿时，对《总目》初稿之“诗总闻”提要的修改不大。
综合上述对提要内容和时间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清乾隆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所录《诗总闻》的提要，并不是《诗总闻》提要最后的“定本”，至少聚珍本书前提要的撰写，还在《总目》提要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补正。
由于目前尚未能见《诗总闻》提要的分纂稿，从内容上看，《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所载《诗总闻》的提要，为各提要中最早者。《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与《初次进呈存目》之间存在相承关系。自荟要本书前提要之后，《诗总闻》各种提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由《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到文渊阁书前提要，再到文津阁、文溯阁书前提要。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基本与荟要本书前提要相同，但改正了荟要本提要的两处错误，并进行了较少的文字润色。文津阁书前提要、文溯阁书前提要抄录自文渊阁书前提要，并且文津阁书前提要做了一处修改，由此可见四库提要并不是形成后便一成不变的。
第二个系统，由《诗总闻》荟要本书前提要到《总目》提要，到聚珍本书前提要，再到现存文澜阁书前提要。《总目》与荟要本书前提要有相承关系，但差异甚大，几乎可以看作是在荟要本基础上重新写成的一篇提要；
聚珍本提要则据《总目》提要进行少许修改而成，改正了《总目》提要中的一些错误；
而《诗总闻》之《总目》提要中的错误，亦渊源有自，最晚在《初次进呈存目》之中便已经存在了。此外，今所见之《诗总闻》文澜阁提要，乃据聚珍本书前提要钞补而成。近几年所见之天津图书馆藏内府钞本四库提要，《诗总闻》一篇则与《总目》提要相同，其在《诗总闻》提要形成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本文暂且搁置不论。
此外，以《诗总闻》四库提要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四库提要的形成和流传是复杂的，过去对一种提要（如《四库全书总目》）整体性质的认识，未必对其所有的个案都适用。因此，各种四库提要之间是否存在相承关系，两个具有相承关系的提要之间是否还有别的提要，以及一种提要在此书诸种提要形成过程中的情形究竟如何，还需要具体到该书提要中进行考察。比如，过去人们通常将《四库全书总目》看作是四库提要修撰的终点，实际上，大部分《总目》提要的修纂与形成，确实可以视为从四库馆臣撰写分纂稿到形成《总目》提要的过程。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阁本提要经过了反复修订，《总目》提要亦历经删改，形成过程比较复杂。今所见阁本及聚珍本书前提要有一些是据不同版本的《总目》抄写而成。如江庆柏先生即在文章中指出，唐王绩撰《东皋子集》，“《文渊阁提要》是依据修改后的《总目》抄写的，《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则是按照修改前的《总目》抄写的”1江庆柏：《稿抄本〈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提要修改》，陈晓华主编：《四库学》（第九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114、283页。。一些书的阁本及聚珍本提要依据《总目》提要抄写，亦不能视作完全的誊抄过程，在这一抄写过程中，时有出现对《总目》提要再进行修改的情况。如通过对《诗总闻》各种提要的比勘，可以看出，《诗总闻》聚珍本书前提要，在依据总目即对《总目》提要进行了修补完善。故而《总目》中的提要，并非全部可以视作四库提要形成过程的终点。在四库提要的诸多文本之中，《总目》经纪昀手削，整体更为精善，在撰写水平上，可谓是四库提要之集大成者。但具体到四库某一种书提要的形成过程，并非《总目》当中的每一篇提要，都可以看作是四库某书提要的最终版本。因此，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某书提要是否是该书四库提要的定本，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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