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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敏，胡 月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啦啦操运动正式诞生于1898年，首次出现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中，之后借由美国篮球职业联赛(NBA)在全球广泛传播，成为一项新兴体育运动.啦啦操运动2001年引入我国，以其充满阳光朝气的项目特征，深受人们喜欢[1-2].为有效促进啦啦操运动的发展，准确把握我国啦啦操领域的学术研究脉络和方向，需要对我国啦啦操研究进程进行深入地探究.鉴于此，本文运用 CiteSpace分析软件和文献计量法，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有关啦啦操的期刊论文加以梳理与分析，从知识图谱中更为直观地回顾啦啦操领域的学术热点与发展趋势，为今后科研人员对啦啦操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1 研究对象
在 CNKI 数据库期刊论文的检索页面中，以“啦啦操”为“主题”，期刊论文发表时间为2003—2022年7月5日，共检索出1 402篇文献.剔除无关的文章、启事、通知、会议等，按照Refworks 格式导出，最终获取1 305篇文献，检索日期为2022年7月5日.经CiteSpace分析软件的Remove Duplicates(wos)进行降重操作，得到1 299 篇文献，即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计量法
文献计量法是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文献的数量、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进行定量统计，用数据来解释文献的特征和规律[3].
1.2.2 可视化分析法
可视化分析法是一种根据作者的意图，利用电脑软件将获得的数据表示为图形或图谱的分析方法[4].CiteSpace 分析软件能够文献数据绘制成知识图谱，以清晰和动态的方式揭示知识之间的关系[5]，更直观地认识啦啦操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本文采用CiteSpace分析软件.CiteSpace分析软件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CiteSpace分析软件知识图谱绘制流程图
2.1 啦啦操研究的发文量时间分布
论文数量的时间变化是衡量某一特定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标[6]，通过观察啦啦操研究领域文献的年发文数，有助于从宏观角度了解啦啦操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总体趋势.2003—2022 年关于啦啦操研究的发文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2019年之后啦啦操研究的发文量开始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研究热度，2022年由于检索时间较早以及发文的时滞性，发文量较少.我国啦啦操研究的年发文趋势可以划分为以下3个时期：①2003—2008年为起步时期.2003年黄楚姬发表《啦啦操的概述与编排》一文，文中对啦啦操的概述、成套动作的结构以及编排的原则进行分析[7].之后随着国内外啦啦操运动的相互交流，我国有体育科研工作者关注到啦啦操运动，啦啦操领域的科研文献开始出现.②2009—2013 年为初步发展时期.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体育表演现场表演啦啦操选拔赛”[8]、2009 年设立啦啦操管理机构 CCA(China cheerleading association)、2013年国际啦啦操联盟(ICU)通过认证，正式加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这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研工作者对啦啦操领域的研究.③2014—2022 年为快速发展时期，该时期发表 1 059 篇文献，占总发文量的 81.5%.2014年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成立，教育部提出“一校一球一操”发展模式，其中,“一操”指的就是啦啦操.相关政策的发布使我国啦啦操研究热度攀升，科研文献年发表量大幅度上升.2021—2022 年啦啦操的研究文献年发表量有所下降，但 2021 年 7 月 20 日，国际啦啦操联合会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认可，是啦啦操发展史上一个前所未有和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9]，啦啦操领域的研究也将迎来新的拐点.
图2 2003—2022 年我国啦啦操研究年发文量趋势图
2.2 啦啦操研究的高产作者分析
高产作者是某一研究领域的骨干，其发文数量能够代表该研究领域科研的力量.普莱斯定律在一定的统计条件下适用于大多数学科，能够描述科研作者的分布定律和写作的行为模式，计算公式为
其中，M为论文数，Nmax为对应年份发表论文数最多的核心作者.通过检索发现相应年份的核心作者最多发表12篇期刊论文，计算得出M=2.59.所以，发表3篇及以上的文章的作者，为啦啦操领域的高产作者.
表1 2003—2022年我国啦啦操研究部分高产作者一览表(前30位)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啦啦操领域的高产作者有陶成武、张中印、周建社、杜熙茹等人，发文量均为 7 篇以上.湖南师范大学的陶成武和周建社先后合作发表 5 篇以啦啦操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并首次提出对啦啦操的名称辨析，以其名称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发展的本质性规律[11]，并针对啦啦操与校园体育活动的互动以及啦啦操在校园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12-13]，随后与张国清等学者合作，探讨我国啦啦操赛事组织与运作[14]；
华东师范大学的张中印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娄鹏程、华东师范大学的赵新瑜等学者，对啦啦操托举动作、成套编排、训练方法等方面进行技术指标的研究[15-16]；
湖南师范大学的周建社与厦门理工学院的方奇合作，对国际背景下我国啦啦操运动的发展和国内外竞赛规则的解析进行研究[17-18]；
广东体育学院的杜熙茹对成套动作的编排要素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探讨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20].上述作者分别从啦啦操赛事组织、校园啦啦操发展、成套动作编排、竞赛规则解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可以看出，高产作者关注的焦点与啦啦操领域的研究热点基本相同.
我国啦啦操研究发文作者知识图谱中，节点的大小表示作者发表文章数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线的粗细表示合作频率的高低.由图 3 可知，作者知识图谱中共有 456 个节点，121 条连线，密度 0.001 2，说明啦啦操研究的作者网络结构较为分散，作者之间的连接密度较低，大部分研究者多为独立研究，缺少集聚性，不存在或仅存在较弱的合作关系.发文量最多的学者为陶成武、周建社、张中印等人，在知识图谱中形成了显著节点.从节点间的连线上看，高产作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作，但并未形成较大规模的合作团队.该领域形成较为明显合作群的有陶成武、周建社的两人合作群,张中印、赵新瑜、周燕的3人合作群,魏锦龙、庄厚培、李雅琴等人的6人合作群.以上合作群体开展的合作研究均针对一个或多个内容,多数以师生、同事关系为主，其余绝大多数作者处于单兵作战状态.作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仅能够实现研究资源的共享和补充，还能够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21].因此，我国啦啦操研究作者的合作广度有待提高，亟须提高跨领域、跨学科、多方向、深层次的合作，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
图3 2003—2022年啦啦操研究发文作者知识图谱
2.3 啦啦操研究的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的共现分析反映相关领域的研究实力和结构分布，同时也体现了该研究机构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22].如图 4 所示，各研究机构节点的大小表示其发表论文数量的多少，各研究机构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表示其合作密度的高低.
图4 2003—2022年我国啦啦操研究机构知识图谱
由图4 可知，机构知识图谱中共有 841 个节点，201 条连线，密度 0.000 6，表明我国啦啦操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疏散.机构作为科学研究的主阵地，对学术发展起着主要支撑的作用[23].从研究机构属性而言，体育类院校发文数量明显比其他研究机构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体育类院校是啦啦操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从研究机构发文数量来看，发表文章数量最多的院校是武汉体育学院、吉林体育学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学院等，发文机构相对集中，并已经形成较稳定的群体，成为啦啦操科学研究的代表性机构.从研究机构合作程度上看，发文量最多的武汉体育学院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相对较少，处于内部合作状态.除华东师范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有明确的合作网络之外，其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密度非常低，大部分处于独立研究，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大规模合作网络尚未形成.
2.4 啦啦操研究的热点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是文章中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关键词所代表的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潮[24]，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了解我国啦啦操领域科学研究的热点.由图5可知，关键词知识图谱中，包含505个关键词节点和886 个连线，密度为0.004 3.节点面积越大，表明其出现频率越高,节点之间的连接表示关键词存在相关性.
图5 2003—2022年我国啦啦操研究关键词知识图谱
如图 5 所示，根据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产生的集群连线，我国啦啦操研究的热点主要分为啦啦操、高校、舞蹈啦啦操、啦啦操运动和技巧啦啦操5个聚类群.以啦啦操为核心的聚类群，包括体质健康、“一球一操”方案背景、动作技巧、协同治理等.以啦啦操运动为核心的聚类群，包括发展现状、团队凝聚力、与国际接轨、价值性等.表明在啦啦操独特的文化价值、“一校一球一操”等政策以及国内外啦啦操互相交流的推动下，啦啦操领域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快啦啦操的发展.以高校为核心的聚类群，包括体育竞赛、课程构建、课程思政、可行性分析等，学者们的科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啦啦操竞技层面，鲜有学者关注啦啦操课程构建、课程思政等大众领域.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是高校体育的两个属性，啦啦操运动的主要受众群体也是高校学生.所以，高校校园对于推动啦啦操运动的竞技发展和大众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25].同时，啦啦操运动的育人功能将反哺于高校课程的思政建设，李萍等学者首次提出将啦啦操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纳入高校课程的思政建设，能够将啦啦操“以体育人”的特色优势实现价值最大化[26].高校在我国啦啦操运动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构建啦啦操课程,将啦啦操的文化价值融入高校课程等有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以舞蹈啦啦操为核心的聚类群，包括青少年、运动员、技术等级、套路编排、体能训练等.以技巧啦啦操为核心的聚类群，包括专项素质、操化动作、运动损伤等.表明随着啦啦操运动的普及和推广，青少年成为啦啦操运动发展的主要群体之一.如何进行体能训练、套路编排，提高运动员的专项素质、改善学生体质，使运动员在竞赛中取得良好成绩，成为当前学者们关注的主要话题.
不同文献对同一意义的关键词表述形式不同，因此将具有相同含义的关键词进行合并，例如：“啦啦操”“啦啦操运动”等.如表 2 所示，排名前3的关键词为“舞蹈啦啦操”“高校”和“技巧啦啦操”，成为该研究领域较为显著的标签，说明在啦啦操项目中舞蹈啦啦操与技巧啦啦操一直作为啦啦操研究的重点对象，同时高校也成为啦啦操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现状、教学及相关对策研究紧随其后，说明在“一校一操一球”政策提出后，我国啦啦操研究也注重啦啦操课程在体育教学中的积极作用.从表 2 中心度来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为“大学生”“现状”“可行性”“啦啦操教学”“发展”等，说明它们与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为密集，为啦啦操研究的热点问题.
表2 2003—2022 年我国啦啦操研究高频及高中心度关键词表
2.5 啦啦操研究的热点演化分析
从图 6 可知，2003—2008 年，研究热点集中在成套动作、编排以及发展现状.2008 年以后，研究热点集中在舞蹈啦啦操与技巧啦啦操，持续探索啦啦操运动发展的可行性和创新性.2013 年以后，研究热点侧重于啦啦操课程、翻转课堂和体育文化等.啦啦操作为难美项群技能类运动项目，2022 年研究热点出现美育，学者们开始探索啦啦操独特的美育功能.若每个时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代表该阶段研究的核心内容，则核心研究内容的进程可以描述成：啦啦操—现状—大学生—啦啦操运动—可行性—高校—技巧啦啦操—舞蹈啦啦操—啦啦操课程—翻转课堂—美育.
图6 2003—2022年我国啦啦操研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3.1 研究结论
我国啦啦操领域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存在理论研究滞后于项目发展的客观事实.本文借助 CiteSpace分析软件，总结了当前我国啦啦操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与热点趋势.①2003—2022 年啦啦操研究的年发文量划分为3个时期：2003—2008 年为起步时期，2009—2013 年为初步发展时期，2014—2022 年为快速发展时期，论文数量总体上在增加，趋势向好.②研究作者独立零散，形成了以陶成武、张中印、周建社、杜熙茹等为代表的高产作者，高产作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协作，但大部分研究者多为独立研究，缺少集聚性，同时有部分高产作者还未组成自己的科研团队.因此，研究作者亟须提高跨领域、跨学科、多方向、深层次的协同合作能力，从而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③我国啦啦操研究的高产机构数量较多，发文机构相对集中，以体育机构为主，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群体，但机构之间的合作非常疏散.建议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协作网络，如高等专业院校、师范院校、综合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一个整合、共享资源的联络机制.④啦啦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多元扩散，啦啦操、啦啦操运动、高校、舞蹈啦啦操和技巧啦啦操等研究是学者关注的方向.同时，“大学生”“现状”“可行性”“啦啦操教学”“发展”等关键词为啦啦操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随着“双减”政策和相关政策的启动，以及《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等政策的实施，有关啦啦操课程的教育价值如何融入学校体育将成为下一个关注点.⑤啦啦操领域研究的时区知识图谱分析，啦啦操—现状—大学生—啦啦操运动—可行性—高校—技巧啦啦操—舞蹈啦啦操—啦啦操课程—翻转课堂—美育这一主线是啦啦操领域研究的演进脉络.
3.2 研究展望
啦啦操项目在我国已经实现“扎根普及”，但其学术水平和质量还需不断提高.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应借鉴更多国外前沿技术，与国际接轨，弥补国内科学研究的不足之处，推动我国啦啦操领域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是啦啦操领域科学研究的主流.啦啦操领域的科学研究发展速度较快，但缺乏多学科视野下的交叉研究，应借鉴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的发展视角进行科研创新，由浅表式研究向深入式研究发展.同时，搭建科学研究共享平台是促进其学术发展的有效策略.充分利用核心研究作者和科研机构的学术优势，通过多方互动加强研究经验和学术成果的交流，引领我国啦啦操领域科学研究达到质的提升.此外，预判啦啦操课程开发、美育价值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双减”政策等相关政策启动的新发展阶段，啦啦操运动的发展必将面临新形势，如何将啦啦操课程融入校园、发挥啦啦操独特的美育价值势必会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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