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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慧华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南 文昌 571321）
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开始显现，参与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个硬件实力的发展和提升，包括经济合作、国际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还涉及到软件实力的提升，包括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旨在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该愿景的实现离不开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为高校非通用语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对沿线国家的语言能力建设，以及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1]。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的。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既要重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也需要强调规则制度的“软联通”，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教育的“人联通”[2]。语言互通是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和前提，在民间交流、贸易沟通、设施建设、政策协调等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如果不先进行语言的融合，就很难达到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更谈不上经济和民间的交流，互联互通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同时，如果语言不能沟通，政府之间的沟通也没有办法实现，势必会影响到国际贸易、资金融通等工作的开展。
“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合作的沿线国家有71个，涉及到的语言有85种，大都是非通用语，其中东盟地区非通用语有8种（包括泰语、越南语、老挝语、马来语、柬埔寨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和缅甸语）[3]。但国内高校在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上，严重滞后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需要，人才资源非常匮乏。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东盟小语种的人才培养以本科层次为主，其他层次的人才培养在规模上仍无法满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需求[4]。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人才需求效应下，面对“一带一路”新形势提出的使命，对国内高等教育来说，既面对较大的机遇，同时也存在着高难度的挑战[5]。据统计，国内目前开设的非通用语学科教育仅有20余种，且大多数集中在2～5所高校中。这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人才需求不相匹配。非通用语人才是国家发展不可获缺的资源之一，而且目前我国尚未对全国非通用语人才资源和人才培养进行合理规划，导致存在国家紧缺语种开设不足、部分语种盲目和重复建设、国内现有相关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利用等问题[6]。因此，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将非通用语人才的储备与培养提上议事日程，全盘统筹，加强高校相关学科的建设。文章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地区）非通用语人才储备与培养工作进行研究，旨在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一些建议与对策。
（一）研究问题
文章侧重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地区）非通用语人才储备工程存在的三个问题：（1）国内高校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建设的匹配度；
（2）国内高校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的招生和人才培养现状；
（3）国内高校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师资配备情况。
（二）数据采集
文章采集国内8所高校的非通用语（东盟地区）人才培养数据和情况进行调研分析。这8所高校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广西外国语学院。
数据采集方式：首先，通过对上述高校的官网公布数据进行采集，如学校在官网“学校概况”栏目中公布的相关数据，对东盟地区非通用语学科建设情况进行简单梳理，然后查阅上述高校在2018—2021年本科招生简章，对招生数量、学科配置等进行统计；
其次，通过官网教师资源相关栏目，对非通用语学科的师资配备进行数据采集；
最后，对上述采集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一）学科建设的匹配度
学科建设主要从专业建设、学科发展、高校分布、专业设置等四方面进行分析。在专业建设区域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三所外语类大学涵盖了东盟地区8个语种的专业，相对于调研的其他5所高校，其在学科配置和专业设置上更加丰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三所高校在对非通用语建设规划上，定位更高，立足于建设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从学科发展上进行分析，教育部直属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专业的设置更加齐全，这两所高校在资金和师资上更有优势。同时，从高校分布区域影响看，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国际有影响力的大都市，这些城市对非通用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更大，就业形势更好。同时，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广西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利用所属地区区域优势，长期开设东盟地区相关非通用语种专业。这与国家学科发展需要、所处地理位置和周边国家分布等因素有关。与传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不同，“一带一路”非通用语人才对知识层面的需求非常特殊，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与“一带一路”沿线的项目建设、人文交流等内容紧密相关[7]。从高校中非通用语的专业设置情况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在非通用语专业设置上较为全面，主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非通用语人才需求更多。
（二）招生和人才培养
通过采集和分析上述8所外语类高校2018—2020年度的学生招生计划等数据资源，结合高校网站上对于学科设置的有关介绍，对相关学科的培养、学制等属性进行采集和分析，数据截至时间是2021年12月，详见附表1。
附表1 八所外国语高校2018—2021年非通用语（东盟）本科招生专业计划及名称
经过数据分析，广州、四川和广西三个地区的外语类高校的学科专业数量较大，其中广西外国语学院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科招生数量最多，而调研的其他高校的学科招生数量相对较少，例如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大学只有1～3个专业招生，其专业学科分布主要是欧洲和亚洲语系，东盟地区非通用语种涉及数量不多。
从招生的数量看，位居前三位的是广西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学院，而招生数量相对较少的是大连外国语大学。开设时间较长、数量较多的专业或者招收硕士、博士的专业，招生频度相对稳定；
而开设时间晚，招生人数少的专业，招生频度通常不稳定[8]。从东盟地区非通用语的招生时间间隔看，几所外语类高校也存在一定差异，有的高校每年都招生，有的则是隔年或者四年招生一次。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泰语等语种专业实行隔年招生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和社会对于语种人才的需求不一，从而带来的就业形势的不同。从培养模式看，上述外语类高校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向着国际化和应用型的方向发展。例如，东盟地区越南语、马来西亚语等语种要求学生在主修专业情况下，可自愿选择英语作为辅修专业，同时还可以辅修国际金融等双学位学科。从学制年限看，一般的学习年限是四年。从学科专业的课程设置分析，多数外国语高校的学科设置虽然较为全面，但是对于选修课程的设计不够细致，所占比例偏低。同时，分析学校的课程设置也体现了学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上的主要思路。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挝语专业的学科设计中，视听说、基础写作等语言技能类的课程设置较多，可见学校重视学生外国语学习的应用能力。
（三）师资配备情况
师资配备分析的内容主要是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年龄结构主要是指高校中非通用语学科教师所处不同年龄段的比例分布，非通用语（东盟）教师的年龄分布呈现一定的正态分布特征，30～45岁之间的中年教师队伍呈现较高比例。教师的学历结构主要是指高校中非通用语学科的教师学历分布。根据调查数据对比，非通用语（东盟）教师的学历水平越高，其学科教学和科研水平越高。教师的职称结构主要是指高校中非通用语学科的教师的职称分布，各级别职称的人员比例越协调，则学校的学科教学质量越高。详见表1所示。
表1 八所外国语高校非通用语（东盟）师资情况
基于调研数据资料，上述8所调研高校的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的教师结构组成为：（1）教师的年龄分布不科学，整个教师队伍的年龄偏小。例如老挝语、缅甸语等学科的教师的年龄过小，大部分教师的年龄在32岁左右；
（2）从教师的学历分布看，除了英语等大众化学科外，小语种教师的学历偏低，且分布不均。此外，在地域分布上，一线大城市非通用语学科教师的学历层次相对高于其他城市教师的学历层次。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东盟）学科的教师队伍中，博士层次达到15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博士层次人数分别为8人和7人。大部分高校在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上的师资配备数量过少，多数学校教师数量分布在2～8人之间，但是具有编制的教师更少，大多数高校的有编制教师的数量分布在2～6人之间。教师数量如此之少，但是面对的教学工作却很多，个别教师承担7门以上专业课程，如此师资和课程的配置，必然会影响到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当前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共同体中，各国间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需要大批高素质能够胜任“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大量与之相对应的培养“一带一路”建设人才的师资[9]。因此，应适当增加非通用语学科的师资配置比例，以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人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在人才这个第一要素上实现突破，构建起能够有效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梯队和人才储备。
（一）营造人才培养环境，加大高端人才培养力度
“一带一路”各区域间的人才竞争力水平差距较大，这也反映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效能、人才储备等程度的高低不一[10]。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力度，主要目的是解决高层次非通用语人才的匮乏问题。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致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和培养力度与发达地区的人才吸引和培养力度相比偏弱。随着东部地区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非通用语人才的竞争也日渐白热化。因此，政府在非通用语种人才配套方面应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如提高非通用语人才的待遇，在人才管理机制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东盟地区的非通用语人才需要作为特殊的人才进行优先培养和引进，政府部门应就东盟地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进行科学规划和重点扶持。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地区分布不均的问题，西部不发达地区相对于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人才待遇上要低得多。在较低待遇的情况下，高校非通用语种教师不能安心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而是将精力集中在课外兼职工作上，甚至出现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这会影响高校非通用语学科的人才培养。因此，在高校非通用人才待遇上，尤其是对于东盟地区的非通用语人才，应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师资队伍的工资待遇，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防止人才流失。对此，政府可以采用设置特殊人才补贴的方式，实现人才待遇一定程度的改善，并可在医疗、子女就业等项目上进行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目前高校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中，存在较低层次人才培养的问题，需要不断加大对硕士和博士类高端人才的培养力度。（1）在学科高层次人才学位授予点上加大申请力度。在这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经费支持和人才编制上的支持；
（2）在研究生培养上加大比例，同时要加大激励政策，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非通用语高层次人才；
（3）逐步加大博士层次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选拔更多有潜力的本科生实行硕博连读，提高培养质量。此外，国内高校需做好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建设规划，针对不同区域、领域和层次需要，调整学科建设，优化培养体系，以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二）创新学科培养模式，扩大招生规模
根据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属性需要，外国语高校需创新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不断拓展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可以学习借鉴国内部分重点高校在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上的先进经验，采用“3+1”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除了加强主修专业学习外，学生可以进行第二学科专业的辅修，例如经济、政治等学科专业。如果学生能够通过辅修专业的考核，学校可以颁发“第二专业”学位。此外，课程设置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及时更新，使学生能够接触到社会发展的前沿知识，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适应未来工作岗位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需求。
经贸往来，外语先行，中国应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契机对中国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进行顶层设计，从近远结合、供需平衡、空间布局合理上进行系统规划，避免语言人才在种类、结构、人数上的失衡[11]。当前国内对于东盟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与经济发展的态势不相适应。各高校，特别是外语类院校，应该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扩大学科的招生规模。例如，增加高校本科专业的设置数量、扩大本科东盟地区非通用语人才的招生数量、平衡不同地区间的生源等；
同时在硬件方面，加大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设施的投入，从软硬件两个方面加强建设，提升非通用语的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
（三）强化师资培育，加强学科带头人培养力度
非通用语（东盟地区）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是师资的配备，尤其是在教师配备数量上，教师数量不足严重影响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增强师资培育力量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扶持，增加非通用语教师编制的配备；
二是加大对在编非通用语教师的培训力度，多渠道提高非通用语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1）增加教师的外出培训机会。可采取到国外培养的形式，鼓励和支持年轻教师到国外机构进行学术交流或深造，或者到国内涉外机构进行挂职锻炼。（2）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只有不断调整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做好师资培育的多元化培养，才能为培育高质量的非通用语人才提供保障。
增加师资配备可有效解决当前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而学科带头人培养则是进行非通用语长远学科建设的根本。外语类高校要加大非通用语（东盟地区）学科带头人培养的力度，建设人才高地，并制定更多优惠的政策，吸引更多的学科带头人。（1）加大非通用语学科团队的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可聚焦人才引进和本校培养两种方式，并通过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引进和留住非通用语人才；
（2）加大对非通用语科研平台的建设力度。针对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进行非通用语文化的建设。例如，成立“东盟语系科研中心”等，从争取科研资金的角度，提高研究经费投入。
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和储备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急需的高端外语人才。中国高校应加强教育质量，深化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或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造更多外语教师能力提升的机会，为巩固和增强高校外语师资力量提供支持和保障，以期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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