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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洪霞
(重庆交通大学 汉语言文化系，重庆 400075)
全世界华语学习者中非继承语学习者约为学习者总数的三成，而继承语学习者则多达七成(1)郭熙.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J].中国语文，2015，(5).。继承语保持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2)Fishman,Joshua,A.,Nahirny & Vladimir,C.The ethnic group school and mother tongue mainte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64,(4).，华二代是华语传承的起点和关键(3)郭熙，李春风.东南亚华人的语言使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J].双语教育研究，2016，(2).。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4)曹贤文，金梅.美国新泽西州华二代华语传承调查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21，(4)；
魏岩军,王建勤,魏惠琳.美国华裔母语保持与转用调查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3，(1).、加拿大(5)蒋亚丽.青少年自我族群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加拿大华裔青少年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5，(9)；
王琳璐.加拿大二代移民的继承语习得研究[J].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2).、意大利(6)张巧宏，王汉卫，张金桥.意大利祖语保持研究[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1，(2).等欧美国家，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菲律宾(7)沈玲.认同转向之下菲律宾华人家庭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研究——基于500多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分析[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4).、印尼(8)沈玲.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分析——印尼雅加达500余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研究[J].世界民族，2015，(5).、缅甸(9)李春风.缅甸华语传承模式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21，(4).、柬埔寨(10)刘慧.柬埔寨华人家庭语言规划与华语传承调查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21，(4).等东南亚国家，关于新加坡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是除中国以外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其华语的保持和传承对东南亚华文教育乃至世界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研究聚焦华语保持传承的关键-华二代，兼顾其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并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促进广大海外华人的汉语保持与传承。
本文界定的新加坡华二代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父母是新移民或传统华校生；
二是本人在新加坡出生并接受教育。囿于时间、财力等多方面因素，本研究综合考虑新加坡统计人口普查中所呈现的华人特征及本研究所设计的华人代际划分标准，我们在不同群体华人所集聚的地点开展问卷调查，其中包括华人会馆、宗教场所、生活场所、高等院校等。最终，共计纳入57名被试者。其中，男性29名，女性28名，平均年龄为31.12岁。15名调查对象自愿进入访谈环节。
(一)问卷调查
本问卷(11)问卷编制过程中，笔者综合田野调查体验资料和文献阅读资料，参照了新加坡统计局关于人口、教育及语言等方面的调查设计，同时参考华人社会语言调查(吴英成，2010；
郭熙，李春风，2016)及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 barometer)、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认同测量题目等相关资料，最后形成本文调查问卷。共分两部分，具体设计如下：
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背景信息，第二部分为封闭式问题，题目共分为两个维度：
I. 华语继承语使用情况：(1)语言使用：语言形态和语言使用场域的调查，包括第8题、第9题和第11题；
(2)语言水平：从不同角度判断不同代际华人的语言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题目包括第10题、第13题和第14题；
(3)语言传承：第12题从教养语言选择方面判断不同语言的传承趋势。
II. 身份认同：(1)国家认同：该部分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的国籍归属判断及其对两个国家的情感两个主题，题目包括第15题、第17题和第18题；
(2)族群认同：该部分涉及被试者对族群认同及相关影响因素两个方面，题目包括第16题、第19题和第20题。
(二)访谈
访谈部分共包括5小题：第1题探讨调查对象的华语学习历程；
第2题探讨不同场域语言的选择和使用；
第3题关涉学习华语的重要性及新加坡年轻人对于华语学习的态度；
第4题和第5题关涉新加坡社会使用华语的合理性。为保证访谈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访谈过程中使用被访者所熟悉的语言；
在征得被试者同意情况下进行录音，事后进行转写形成书面材料；
如被试者不同意录音，则笔者进行笔记记录。
本研究采用平行性(parallel)定量定性结合的研究方式，在数据收集阶段，问卷调查与质性访谈同步进行；
在数据整理分析阶段，对同一维度问题综合量化统计结论与质性分析。其中，量化部分使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质性部分使用Nvivo进行分析。
(一)语言使用
1. 个人语言生态：华英并存
语言偏好与优势语言。量化研究显示在华二代中，3.51%的被调查者只说华语；
17.54%的被调查者偏好说华语，54.39%的被调查者对于说华语与说英语态度一样，另有24.561%的被调查者偏好说英语。关于优势语言，调查结果显示14.0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华语优势，42.1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第一语言为华语，第二语言为英语(12)本文“第一语言”为被调查者使用最为熟练的语言(dominant language)；
“第二语言”为次要优势的语言。，42.11%的被调查者认为英语是自己的第一语言，华语是第二语言；
另有1.7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具有英语优势。
质性分析显示，所有被访者均认为自己是双语人，只是对华语偏好程度不一。结合量化结果，本文将其分为“华语偏好型”“英语偏好型”及“华英并重型”三类。
“华语偏好型”被访者表现为只说华语或华语优势。形成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教育背景。如被访者中G2-01、G2-02均就读于华校或特选中学，G2-09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
(2)留学经历。如G2-01大学教育在台湾完成，就读食品科系，并成了杰出校友；
(3)工作需要。如G2-02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与华文相关，导致其语言偏好是华语；
(4)家庭环境。如G2-09、G2-10家庭语言以华语为主导，由此可见家庭对语言偏好及优势语言的重要作用。
“英语偏好型”被访者表现为只说英语或英语为主。访谈文本分析发现，华语继承语者“英语偏好型”的成因有三：(1)大学教育。如G2-08在中学阶段华语很好，特选中学时候华语英语都是一语，但是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环境发生迅速变化，其语言偏好也随之发生改变。(2)社区环境。G2-04从小在一个语言大杂烩的环境下长大，周围华人较少，促使G2-04养成了讲英文的习惯；
(3)教育方式。如G2-04的父母平时非常注重她的华语学习，但是较为严厉的教育方式对其语言偏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华英并重型”被访者对华语或者英语偏好没有明显差异。在访谈中G2-15表示“我生活中用华语，工作上不只用英语，也用华语”。G2-07对华语英语没有明显偏好主要也是因为这两种语言承担了不同的交际职能——华语主要在家使用，而英语主要在工作中使用。而对于G2-13来说，自己的华语和英语水平没有太大差别，是基于两种语言在不同技能方面的表现。
综上所述，华二代均认为自己是华英双语人，只部分认为自己的华语优于英语或英语优于华语。即使受访的华二代可以细致区分为移民二代和传统华校生二代，但是二者之间的语言偏好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英语好于华语是新加坡教育政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而华语好于英语则更多是家庭小环境强势干预使然。但是不可否认，第二代华人的英语较之他们的父辈都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华语也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步。由此可见，华二代应该属于Valdés所定义的“双语人”；
第二代可以称之为“双语世代”。
2. 使用场域：多元复杂
(1)家庭场域
调查显示新加坡华二代中有75.44%的家庭常用语为华语，有15.79%的家庭常用语是英语，另有8.78%家庭的常用语言是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等方言。其中约有5.26%的家庭以福建话作为家庭沟通的主要语言，同时有大约3.50%的家庭以广东话、潮州话为主要家庭沟通语言。
访谈支持量化研究结果。华二代家庭语言使用呈现如下特点：
①家庭常用语为华语，兼用方言
移民二代G2-02于1969年8月生于新加坡，其父于20世纪20年代从福建安溪移民到新加坡，当时的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福建方言，到新加坡之后，其父在以方言为授课语言的华校接受教育。同时，其母也只会讲方言，所以G2-02首先学会的是福建方言，家庭常用语也是方言。G2-02小学就读于华文学校，中学就读于特选中学，其华语水平较高，因此，G2-02在家庭中跟不同的家庭成员交际时，会在方言和华语之间进行相应切换。
G2-03于1978年出生于新加坡，父亲十几岁移民到新加坡，母亲是新加坡本地华裔。她的家庭常用语选择是华语，但是她也提到：“我们家语言环境很复杂，我父母是第一代，现在说的还是福建话，我们交流只能用方言。”
G2-04的父亲是新加坡第一代移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其母小时候就读于马来文学校。G2-04提到：“我妈妈小时候读的是马来校，但她更喜欢华文。……我妈妈说，马来校大部分同学都是马来人，少数的华人同学很团结，他们之间也更喜欢讲华文。”因此，该被试表示自己家庭常用语为华语。
②对华语抱有很深的情感，期待子女可以掌握华语
G2-04的母亲特别注重她的华语学习，在家里，父亲和母亲虽然会讲英文，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和她讲华语。G2-15提到虽然父母都是蓝领阶层，但是由于他们都是接受华文教育的，因此非常重视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更是根深蒂固。同时，G2-15也认为华语较能完整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情绪与心声。有鉴于此，在家时他都用华语与家庭成员沟通。
③家庭常用语言的选择因家庭成员变化而发生变化
访谈对象G2-08的第一任妻子是新加坡人，之前二人经常使用英语沟通,而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广东人，由于她的英语不好，所以被访者也开始更多的使用华语，家庭常用语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指出“妻子不会说英语的时候，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用二语华语进行交流。”另外，G2-10也表示家庭常用语为英语主要针对自己的核心小家庭而言，扩大到更为广泛的家庭成员，华语和方言使用频率依然比较高。
综上所述，华二代虽然仍会使用方言，但是占比下降趋势明显。一方面，新加坡“讲华语运动”导致方言使用者“脱方入华”，且当年的方言保持者数量因为年龄问题而日益较少；
另一方面，中国“推广普通话”运动使得大量新移民大多讲普通话，间接导致移民输入的方言使用者也随之减少。
(2)社会场域
访谈发现，华二代的语言选择在不同的场域区分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在巴刹、小贩中心和中餐馆，优先使用华语进行社会交际；
在超市、商场、邮局等，首选华语，次选英语；
在西餐馆、邮局、银行和政府机构，首选英语进行交际。质性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华二代社会域语言使用状况质性分析
新加坡的英语和华语承担不同的功能，英语属于顶层语，华语属于底层语，二者用于不同场域(13)吴英成，冯耀华.落地生根的胡姬花：新加坡华裔语言形态于身份认同解读[J].台湾华语教学研究，2017，(6).。本文研究发现，在社会场域的语言使用除了“高阶”和“低阶”以外，似乎还存在一个混用两种语言的中阶场域，其内语言虽然也是口语使用，但稍显正式，因此被访者选择优先使用英语，但也会使用华语。此外，据笔者观察，虽然英语是高阶语，但其内部可分为标准英语和新加坡式英语。在低阶场域所使用的英语以新加坡式英语居多，而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等高阶场域所使用的英语以标准英语为多。对于这种情况，本文认为新加坡呈现典型的“双言”特征。一方面，华英两种语言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英语用于正式场合，属高阶语；
华语用于非正式场合，属低阶语。另一方面，面对一般的交际对象时会使用语言标准体，面对熟悉的交际对象时则使用相应的标准语言变体。通过对新加坡华语及英语使用场域的调查发现，英语经常被用于政府、银行等比较正式的场所，而华语常被用于小贩中心、食阁等相对非正式的场所；
跟好友交往时，有被试者表示在即使会说华语的情况下也会使用华语方言变体，因为方言也会拉近彼此关系；
同样也有被试者表示即使标准英语和新加坡式英语都会说，但是在非正式场合或者与熟人交际时会倾向于使用新加坡式英语。由此可见，新加坡已经具备了双言社会的特征。
3. 交际对象：内外有别
(1)纵向关系
66.07%的华二代跟父母交流使用华语或者方言；
而除去无子女的调查对象，只有7.14%的华二代跟子女交流也同样使用华语或方言；
25.00%的华二代以“华语1英语2”的方式父母进行沟通，与子女沟通时，这一比例为35.71%；
只有5.36%的华二代采用“英语1华语2”的方式与父母沟通，但是却有高达42.86%的被调查者使用该种方式与子女交流；
最后，仅有3.56%的被调查者使用英语与父母沟通，但是在与子女交流时，这一比例达到14.29%。
图1 华二代纵向关系语言使用
由图1可见，华二代与上一辈和下一代的沟通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纵向关系的语言使用方面呈现两个趋势：一是与父辈交际从华语或方言到英语呈下降趋势；
二是与子女交际的英语使用比例呈上升趋势，近八成交际使用双语完成。
访谈发现，有被访者表示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跟孩子使用英语，而是孩子自己并不知道用华语如何回答，所以才使用英语回应。如G2-02表示“有时候我用华语问他(孩子)，但是他不愿意用华语回答，只用英语。他年龄越大，越更多用英语……小时候也还会说很多华语的。”因此，很多华二代与子女沟通时往往不是自己选择的语言，更多可能出于被动，不得不在孩子排斥华语时而选择兼用英语与他们沟通。在与父母日常交流时，超过六成的华二代会只使用华语/方言,而对其子女这一比例仅为7.14%。纵向关系语言的变迁与第一代华人调查结果彼此呼应，互相印证。
(2)横向关系
图2为华二代平辈之间日常交际所选用的语言,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特征：
图2 华二代横向关系语言使用状况
首先，在各个类型的横向关系中，华二代的沟通方式均以双语为主。家庭内部更多采用“华语1英语2”的方式进行沟通；
家庭外部则恰好相反，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方式进行沟通。
其次，在家庭内部，华二代的夫妻之间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依然首选华语。本文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第二代的家庭常用语已经开始发生华语向英语的转变；
二是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导致兄弟姐妹的教学媒介语具有内部一致性。
最后，在家庭外部，英语使用比例显著上升。好友之间使用“英语1华语2”进行交流的比例为42.86%，而在同事或者同学之间，这一比例高达61.40%。此外，较之关系更为密切的好友，关系略远的同事或同学之间的华语使用比例更低，而英语比例更高。由此可见，对于华二代而言，英语作为通用语的社会交际功能越发凸显。
综上所述，华二代在与不同对象进行交际时，纵向关系中华语使用衰落明显；
横向关系中双语兼用，内外有别。
4. 华语水平：接受性技能优于产出性技能
经过Wilcoxon符号秩检验，发现其华语接受性技能与产出性技能具有极其显著差异(Z=-3.962,p=0.000<0.01)。也就是说，华二代在继承语听力和阅读技能表现明显高于其在口语和写作方面的表现。统计数据见表2。
表2 华二代华语接受性技能-产出性技能分析
此外，经过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华二代的华语听说水平与读写水平之间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Z=-5.131,p=0.000<0.01)。华二代的华语继承语各个子技能分化明显，其听、说、读、写呈逐步下降趋势。与华语继承语相比，华二代的英语水平发展比较平衡，他们的听说和读写之间差异并不显著(Z=-1.941,p=0.052>0.05)。这说明他们听说和读写表现较为均衡，日常生活中应该会全面涉及英语的听说读写。
访谈资料所发现的结果与量化统计具有一致性，具体如下：
(1)所有被访者均认为自己是“双语人”
所有被访者均认为自己是双语人，其中5名被访者认为自己华语水平更高，有8名被访者认为自己英语水平更高，另有3名被访者认为自己可以达到双语水平的完全均衡。如G2-01等被访者的华语水平更高，他认为自己从语言优势方面来讲，英语的地位略低于华语；
而G2-06等被访者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更好；
G2-04、G2-13以及G2-15则表示双语能力比较均衡。
(2)“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交际模式基本形成
由于华二代的华语听说读写能力不齐整，而相对而言英语的各项子技能则发展较为平衡，从而导致华二代的交际模式整体呈现“英语为主，华语为辅”的模式。如G2-04表示，华文和英文各有各的好处，英语更具有交际性，平时交流的时候用到的更多。
(3)华英双语的语言功能出现分野
相对第一代华人，华二代的华英双语功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分野。生活以华语为主，工作以英语为主。如G2-07访谈时指出“在与我的兄弟姐妹交流沟通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英语为主导语，有的时候也会用方言福建话来进行沟通。……在工作中我使用的语言是以英语为主。我的同事来自不同语言背景，为了沟通方便我在会议上会用英文进行沟通，以及会议记录。”
根据Grosjean(1985)(14)Grosjean,F.The bilingual as a competent but specific speaker-hearer[J].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5,(6).和Cook(1997)(15)Cook,V.The consequences of bilingualism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A].A.M.B.de Groot & J.F.Kroll,Tutorials in bilingualism: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s[C].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1997.的论述，所谓双语者不是两种语言割裂开来的单语者，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由于特殊原因同时习得两种语言。尽管理论上存在两种语言均衡发展的双语人，但实际上在不同的交际场景下，个体的两种语言很难达到同样的水准。(16)Valdés.Bilingualism,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and SLA Research:Opportunities Lost or Seized? [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5,(3).双语者没有机会在同样的场景下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并以相同的语言水平完成相同的交际功能。因此，两种语言不会发展成为同等优势的语言，继承语一语者或二语者虽然是双语者，但是却在两种语言表现出不同的优势。访谈结果的确揭示了这一论断，大多被访者的某一语言占有优势地位，另一语言处于从属地位，很少被访者具有均衡的双语能力。
5. 抚育子女：功利导向的双语选择
调查发现7.94%的被调查者愿意抚养孩子时只使用华语，而88.89%的被调查者希望未来可以使用华英双语抚养孩子，另有3.17%表示未来只想用英语抚养子女。可见华二代因自己的双语习得经历及华英双语能力而对子女的双语教育有所期待。
质性研究显示，被访者基本均希望孩子未来可以掌握双语甚至多语。如G2-04表示以后孩子“和爸爸学中文，和妈妈学英文……家庭语言教育很重要”；
G2-03虽然还没有孩子，但是未来希望他/她能上国际学校，做一个多语人。
关于华二代双语传承的原因，研究显示主要有方便生活、发展事业和传承文化三个方面，具体分析见表3。
表3 华二代语言传承质性分析
第一，方便个人生活。如G2-10认为从现实角度来说，如果学会华英双语的话，生活在新加坡将会十分便利。
第二，未来事业发展。很多被访者认为华语与英语的地位是并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中国崛起，学好华文必定是“乘搭中国增长快车”的先决条件，是给自身增加筹码的工具。
第三，族裔文化传承。被访者不希望孩子对自身的族裔语言及文化毫无认识，他们觉得必须掌握华文才能深一层去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此外，除了华语，有部分被访者也提出应该保护传承方言。就目前新加坡教育对英语的重视，也有被访者提出自己的担忧。如G2-03指出英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十分强势，现在很多小孩虽然模样和中国小孩一样，但实际上只会说英语。
综上所述，由于被调查者个人具有双语能力，其在抚养子女时会非常明确了解双语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所以期望自己的子辈也可以掌握华英双语。
(二)身份认同
1. 国家认同边界逐渐清晰
关于中国认同，调查显示华二代被试者中有78.95%的选择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有21.05%的被试者选择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其中“非常不同意”选项占比36.84%；
“很不同意”选项占比17.54%；
“不同意”选项占比24.56%；
“同意”及“很同意”选项分别占比15.79%与5.26%。关于新加坡国家的认同，调查显示仅有1.75%的被试者不同意自己是新加坡人，有99.25%的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身份。其中，选择“非常同意”的比例为63.16%；
选择“很同意”的比例有14.04%；
选择“同意”的有21.05%；
选择“不同意”的有1.75%。根据Wilcoxon 符号秩检验，华二代的中国认同与新加坡认同在统计学上具有极其显著的差异(Z=-6.375,p=0.000<0.01)，华二代对新加坡的认同强于其对中国的认同。统计结果详见表4。
表4 华二代国家认同组内比较
此外，从情感角度出发，研究显示华二代对中国的情感态度总体表现较好。负向态度(“不同意”“很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占比12.28%；
正向态度(“同意”“很同意”和“非常同意”)占比为87.72%。其对新加坡的正向态度占比98.25%，负向态度占比1.75%。经过Wilcoxon符号秩检验，华二代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情感具有明显差异(Z=-4.525，p=0.000)。具体来说，华二代对新加坡的情感明显高于其对中国的情感。统计数据见表5。
表5 华二代国家情感态度比较
综上所述，华二代国家认同归属清晰，他们明确自己的新加坡国家认同。超过八成的华二代对中国和新加坡都拥有正向的情感表现，但是依然呈现明显区别，具体表现为其对新加坡情感更为积极。
2. 族群认同边界模糊
华二代所面对的是夹杂着祖籍、文化、血缘的情感纠结已经逐步解放，记忆与现实冲突的“想象共同体”逐渐瓦解。族群认同相对统一，“华人”“新加坡华人”和“华裔新加坡人”子类边界模糊，但后两者赞同比例稍高。具体而言，被试者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比例为85.97%(包括“非常同意”“很同意”“同意”，以下同)，认为自己是“新加坡华人”的比例为89.48%；
认为自己是“华裔新加坡人”的比例为87.72%。从其赞同程度来看，“华人”的“同意”选项比例最高；
“新加坡华人”和“华裔新加坡人”的“非常同意”选项比例最高，这也再次彰显了国家认同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华二代对含有“新加坡”修饰词的选项具有更高的倾向性。具体见图3。
图3 华二代族群认同情况
根据Friedman检验，华二代的族群认同组内存在显著差异(Chi-square=7.141,df=2,p=0.028<0.05)。被试的“华人”认同低于另外两种族群身份认同，但是他们的“新加坡华人”和“华裔新加坡人”之间的差异感知并不明显(p=0.691>0.05)。三种构成两个齐性子集：一个是华人认同，另一个是新加坡华人认同与华裔新加坡人认同。由此可见，华二代广义的种族身份认同(“华人”)与其狭义民族身份认同(“新加坡华人”和“华裔新加坡人”)之间产生分野。
内外因素均会影响华二代族群认同表现，且外部因素对于认同影响更为深远(Z=-4.831，p=0.000<0.01)。由此可见，在族群认同上，强大的祖籍国给华二代带来的认同感远远高于历史联系所带来的认同感。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无论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它们对华二代族群认同的影响力比对第一代华人的影响力均有所下降。本文认为，随着华人移民在居住国时间的增长，其与中国的联系会逐渐减少，从而造成与祖籍国的感情链接松懈；
而随着移民融入程度的加深，他们对祖籍国的关注度逐渐下降，从而导致外部因素影响下降,统计数据见表6。
表6 影响华二代族群情感内外因素的比较
访谈资料同样支持问卷调查的结果，如G2-02表示非常不同意“我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我是一个华侨”的说法，但她非常同意“我是华人”“我是新加坡籍华人”或者“我是新加坡人”的说法。在跨国归属感问题上，她表示新加坡是她最喜欢的家园，而且是她唯一的家园。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华侨，强调的都是“中国”的身份属性，这是G2-02非常反对的。因为她认为新加坡和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而她是新加坡人。由此可见，G2-02不仅具有强烈的新加坡公民意识，而且在身份认同上也不会产生矛盾或者困惑心理，可以看出：“华”在这里更多是一种族群身份认同的象征，与他族(马来族、印族)形成对照，(17)吴英成.同文同种的中国幻想曲：中、台、新中华语言文化比较研究[A].卢国屏.文化密码——语言解码：第九届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和“中国”并无关系。在新加坡，过去华裔常被称作“中国人”或是“华人”，这两种说法经常相互替代使用，普通大众认为它们之间的小小区别意义不大。实际上，前者关涉是否拥有中国国籍，而后者则强调是否在种族和文化上与中国存在关系。但是，客居南洋的华人后裔，对自己属哪种自称往往并不敏感。我们认为东南亚华人人口中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认同的“中国人”还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南洋华人能够认可的“中国人”其实就像“华人”似的，是一种族裔身份，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民认同。
3. 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
关于语言水平与身份认同的关系，Spearman相关检验结果发现华二代的华语水平与身份认同不具有相关关系，而其英语水平与族群认同具有显著关系。具体而言，华二代的英语水平与“华人”认同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1，相关强度为中度相关；
其与“新加坡华人”认同同样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4，相关强度为中度相关。由此可见，英语水平影响了华二代的族群认同，而其华语水平对于身份认同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具体见表7。
表7 华二代语言水平与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
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朱雯静、王建勤(18)朱雯静,王建勤.跨文化族群的认同比较研究与汉语传播策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3).的研究指出华语水平的高低对认同影响显著，无论华裔还是非华裔，其认同程度都显示出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而加强的趋势。对于华二代来说，华语继承语水平的下降导致其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不再像华一代那样显著，反而英语水平对身份认同影响力有所扩大。由此可见，新加坡华人语言使用所呈现的“脱华入英”现象具有不仅影响了华语继承语使用频率及水平，同样也影响了其身份重新认定的过程。
本文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新加坡华二代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发展特征。研究发现华二代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变化，对祖籍国的态度有亲有疏。充分了解华人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兼顾其“中国化”与“去中国化”两种情结，可帮助我们从更为广阔的层面重新认识华文教育和海外华人群体，减少对他们身份的误读误判，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推动海外华文教育，进而有效建立广大海外华人和祖籍国的情感联系，促进华语的保持与传承。鉴于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的密切互动关系，我们建议海外华语保持传承应抓好华二代，关注华三代，理解身份认同，不拘学习动机，强调语言水平。此外，由于华人构成复杂，笔者时间精力有限，导致本文无法使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被试者，可能会对调查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考虑进行长期追踪调查，也可扩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样本，降低研究偏差，提升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华语教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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