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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林 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始终牢记“三个务必”，即“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同时，我们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的峥嵘岁月，能够更好地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清楚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其中之一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每一个历史性的革命节点，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他就是著名的国共两党“双重元老”之一——林伯渠。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的凉水井村。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等职务。林伯渠既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也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与19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并称为“延安五老”。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关头，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毛主席曾由衷地称赞他，“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邓小平也曾这样评价他，“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2年，林伯渠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受到父亲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林伯渠痛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恃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与思想进步学生一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经常阅读进步书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种种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提出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林伯渠深受其思想影响。
1903年冬，林伯渠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西路师范学堂的留日学生选拔考试。翌年春，林伯渠告别家人、师友，和数十名湖南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于当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在这所学院肄业。在日本，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并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和秋瑾等。
1905年8月13日，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林伯渠参加了此次欢迎大会。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他非常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在会上，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这是林伯渠一生中的重要起点，也是他在重要历史关头作出的第一次关键抉择，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此后，无论孙中山的境遇如何，不管是遭受排挤还是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失败，或是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林伯渠都一直坚定地站在孙中山身边。
1906年初，林伯渠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长沙兴办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此后，林伯渠积极参加同盟会在湖南组织的革命活动、政治大示威等。1907年，同盟会总部派林伯渠前往东北，在吉林以劝学总所所长的身份做掩护，暗中从事结交社会下层人士和绿林豪杰的联络工作，配合宋教仁等共同策划边疆革命。直至1911年8月，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林伯渠被派往湘西做新军和巡防营的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继而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胜利果实却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导致同盟会内部发生严重分化。但林伯渠矢志不移，决定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之后，他参加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1913年7、8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逃亡日本。林伯渠也遭到通缉，被迫赴日。
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是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许多老党员都表示反对。林伯渠为了使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和廖仲恺、林修梅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支持极为感动，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5年，林伯渠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相识。当时，李大钊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与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与易象、容伯挺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后来，林伯渠多次访晤李大钊，交流思想并商讨两个团体的合并事宜。1916年1月，两个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推举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林伯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袁世凯称帝后，二人一起从日本结伴回国，分别在湖南、北京参加讨袁斗争。1916年至1917年，林伯渠先后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和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参加了湖南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坚持不久即告失败。
经过辛亥革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林伯渠终于认识到，孙中山所倡导的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欧美式的议会政治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
1918年三四月间，他接连收到李大钊的信函和一些宣传小册子，包括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等资料。李大钊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对中国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林伯渠看后深受震动和启发。他在日本的朋友也经常给他寄来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林伯渠后来回忆说：“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
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在李大钊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影响下，林伯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完成了身份上的彻底转变。
五四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在上海继续协助孙中山。在这期间，他经常收到李大钊寄来的信和宣传物。1920年秋冬之际，林伯渠接到李大钊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自己在北京也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他还写了一封举荐信，介绍林伯渠去见陈独秀，以便二人去“作‘主义’上的深谈”。之后，林伯渠带着李大钊写的举荐信拜访了陈独秀。面谈中，林伯渠说，“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靠无产阶级；
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了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
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仅是靠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还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分不开。据他后来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曾说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有58名成员。在此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有四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这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密不可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林伯渠义无反顾地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去。
1921年5月，林伯渠在广州任总统府参议，堂兄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在堂兄的帮助下，林伯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两人还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刊物——《革新评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广州，既有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也有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比较各种社会思潮之后，兄弟俩一致认为，“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林伯渠在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从事一些党团活动外，还开始和工人群众接触，参加了工运工作，于1922年2月4日出席了纪念著名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纪念会，并发表演说。从孙中山出师桂林准备北伐起，陈炯明因与孙中山的政见不合，两人矛盾不断激化。在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对此意见并不统一。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林伯渠坚决主张支持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组织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反袁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和目前为打倒北洋军阀的专制而北伐，都是进步的；
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应尊重历史。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特使之间的会晤、沟通，都是依靠林伯渠从中牵线搭桥而完成的。1923年起，林伯渠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不时介绍国内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此外，当时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的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同林伯渠的活动分不开。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党纲、党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一大以后，林伯渠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两次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为执行和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开展工农运动，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聘请毛泽东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推动北伐战争，建立并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曾写诗高度赞扬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参加革命忆同盟，民国初成似梦空。重组中华革命党，伯渠襄赞著丰功。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反共、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在国共分裂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作为国共两党的双重元老之一，林伯渠再次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本色。当时他的一个在国民党内共事多年的老友，曾力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是，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拒绝了，并声明“（干革命）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之后，林伯渠联合叶挺等部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伯渠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32年冬回国。此后，在长征中，在由内战转入抗日、由抗日转入反对美蒋反对派等多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都始终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反对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同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一以贯之的坚定革命立场。正如陈毅评价他的那样，“革命一生无愧作，路线正确是英雄”。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林伯渠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始终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紧紧连在一起。无论顺境逆境，或是革命力量多么弱小，对敌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局势多么复杂，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挑战多么严峻，他都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在每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始终跟着党的正确路线走。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决定着我们的立场和行动方向。今天，我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赓续红色血脉，坚守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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