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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涛，刘和海，白 倩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相比较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学习大国”，“学习型大国”这一新提法在二十大报告中被进一步明确。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自然要主动思考，“学习型大国”这一新提法的意涵、特征等有何不同？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大国”，教育数字化何为？本文拟就此进行论述。
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推动建设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型大国，这一学习型大国应有哪些关键特征？我们认为，对于学习型大国关键特征的理解，不能孤立地分析，而要综观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学习大国的重要论述与二十大报告关键论断，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从以下三方面深入。
(一)学习型大国要具备“学习型”特征
在党的二十大之前的系列重要论述中，一直的表述都是“学习大国”，2014年5月，在上海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的重要论断。同年7月，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又予以强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之中提到要“推动建设学习大国”。为何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为“学习型大国”？一字之差，有何用意？“学习型”究竟意涵如何？在二十大报告中，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两个概念前后出现。显而易见的异同是，二者目标不同、各有侧重；
二者结构一致、特征一致。于是，一种合理的理解是，学习型大国应具有学习型社会的基本特征。自美国教育家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于1968年提出“学习型社会”概念以后，国内外对于学习型社会内涵与特征的阐释虽汗牛充栋，但至今莫衷一是。直至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而扼要地概括出学习型社会的本质特征。2015年5月22日，在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中，习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即是对“学习型”这一特征的高度凝练且深入浅出的阐释。学习型社会如此，学习型大国亦应如此。一言以蔽之，学习型大国首先应当是一个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国家。这一点，是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前提性特征。
就目前实际来看，这一前提性特征已经具备。原因在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已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是学习型大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学习型大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就建设规划而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是官方文件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战略目标[2]。时至今日，从目标与任务、条件与保障、制度与组织等维度[3]来看，这一战略规划基本实现。就建设结果而言，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4]，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便是形成学习型社会。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出了让全国人民振奋、世界各国钦佩的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的、不懈的奋斗，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上成功实现。同时，也正是从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与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视角看，建设学习型大国，在新时代已经具有可依赖的实践基础与更健全的实施条件。
(二)学习型大国要实践大国理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的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不仅有面向民族的要求，还有面向世界的要求，即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在这个意义上看，区别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最为关键不同是，建设学习型大国一定要实践大国理念。
何为大国理念？201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对此有精准提炼。那便是：“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大国之大，不在于体量大、块头大、拳头大，而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6]。2022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综上，以大国理念建设学习型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学习产品，至少要做好以下两方面。
其一，一个有大国胸襟的学习型大国，一定是虚心求知、对外开放的大国。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信峰会与外国专家座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7]。原因在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各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曾反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也不例外。无论我国的文明发展到什么阶段、提升到什么水平，仍然需要以开放的格局从他国独特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中汲取有益于我国的智慧。如此，我国的文明才能发展到更高级阶段、提升到更高级水平。正所谓“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信息资源流、技术资源流、人才资源流、文明成果流，正如水之“众流”，唯有包容，唯有在包容的基础上不断学习，方能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之“江海”、世界之学习型大国。
其二，一个有大国担当的学习型大国，一定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的大国。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向世界各国发表演讲时鲜明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此后，在许多重大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要成为一个“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的大国[8]。文明互鉴的意义何在？习近平总书记曾援引中国古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出了真谛[9]。何为“交流”？即是相互学习；
何为“互鉴”？即是相互借鉴。交流是互鉴的前提，互鉴是交流的目标。建设学习型大国，既是中国要为世界文明交流提供的基础性保障，也是中国想为促进世界文明互鉴所作的实质性贡献。这便要求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既让我国文明生机盎然，也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应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努力为打破文化交往壁垒提供条件与平台，积极助力世界各国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无疑，中国正在努力促进上述理想的达成，而建设学习型大国即对这一努力的直接实践。
(三)学习型大国要实现“全民终身学习”
在二十大报告中，已明确强调“全民终身学习”是学习型大国的关键性特征。不过，倘若将其放置于二十大报告的语境中，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我们认为，对于“全民终身学习”的理解要区别于以往，在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意义上进行阐释。
在这个意义上看，“全民终身学习”应被理解成一个“大概念”。事实上，早在1990年3月，在泰国宗滴恩首届世界教育大会上发布的《世界全民教育宣言》中就已将“全民教育”界定为一个“大概念”，认为全民不仅面向儿童，还面向青年与成人；
不仅面向正规教育，也面向非正规教育；
更重要的，不是面向某一个国家，而是面向所有国家[10]。2000年，达喀尔世界全民教育论坛会议通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全民教育：实现我们的集体承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11]。2011年，世界银行发布《全民学习：投资于人民的知识和技能以促进发展》教育战略，首次面向世界提出“全民学习”的愿景[12]。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政策文本的发布，无疑可以说明，对世界各国来说，促进“全民学习”是有现实需求和发展需要的。
亦因此，践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学习型大国更具格局的关键性特征。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其目的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3]。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更要推进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同样道理，建设学习型大国，不仅要把中国建设成学习型，也要推动整个世界向学习型的理想迈进。因此，面向世界，中国有责任通过学习型大国的建设，促进全体世界公民的终身学习，尤其是那些愿意关心、支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世界公民。进一步理解，唯有面向世界公民的“全民终身学习”，学习型大国才能成功建成；
唯有面向世界公民的“全民终身学习”，学习型大国才能长期繁荣。一言以蔽之，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命题下，面向世界公民的“全民终身学习”是学习型大国的必然特征。
何谓教育数字化？从教育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等)的视角来看，教育数字化主要是三个层面的数字化。一是“人”的数字化，指的是教育中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等主体要具备数字化的意识、思维、能力等。二是“事”的数字化，指的是教育主体要以数字化的新方式、新模式开展教育活动。三是“物”的数字化，指的是教育活动中涉及到的物质的数字化，如数字资源、数字化设备乃至数字化环境等。依此，作为一种信息化过程的数字跃迁[14]，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国内教育数字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支撑学习型大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国内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也为支撑学习型大国建设探索了成熟的技术路径。
(一)教育数字化是实现学习型特征的必由之路
如前所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是学习型大国的关键性特征之一。如何确保这一特征在新时代的可持续实现，推进教育数字化是必由之路。教育数字化是教育信息化的更高级阶段，它的要义在于，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教育系统，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模式等诸多维度的数字化发展。
推进教育数字化，有助于化解教育公平之困，促进可持续实现“人人皆学”。仍然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人人”不仅面向中国，也指向世界。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15]。此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更加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世界“人人”的天下观。在这个高度上，推进教育数字化，当然不仅要考虑中国，更要关心世界。当下，纵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目前发展状况，不少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仍然偏低。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变革，各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明显不一，数字时代的教育发展对师资、环境、资源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些方面不同国家存在着发展极不均衡的情形。尽管如此，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不公问题，实现世界公民的“人人皆学”，教育数字化仍是必由之路。原因在于，相较而言，数字时代教育发展中“人”的问题(师资短缺等)是最难解决的，而“物”的层面(数字化的技术、资源、设备等)则相对容易改善。并且，“物”的层面的改善会促进“事”“人”层面的优化。于是，一方面，要帮助那些教育发展水平偏低的国家和地区建设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
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要通过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高效率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偏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师资水平与教育质量。
此外，推进教育数字化，有助于打破教育空间之隔，促进可持续实现“处处能学”；
有助于突破教育时间之限，促进可持续实现“时时可学”。这两点是毋庸置疑的，数字技术基本的优势便在于此。只要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前文所述的“人”“事”“物”三个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就完全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有效支持全世界人民在个性化的地点、个性化的时间开展自主学习。
(二)教育数字化是促进实践大国理念的时代机遇
当前，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现代化发展是世界各国的实践共识。数字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既是数字时代赋予的难得机遇，也是数字时代中国的已有实践。
利用教育数字化，更便于集聚、发现和呈现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学习型大国提供智慧供给。如前所述，我们仍然需要以开放的格局从他国独特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中汲取有益于我国的智慧给养，将我国的文明才能发展到更高级阶段、提升到更高级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集聚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首要任务。世界的发展历经几千年之久，世界的文明遍布数百民族之多，集聚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除了数字化，别无他法。我们期待，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一个涵盖全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资源库，为学习型大国建设奠定海量的学习资源基础。其次，集聚之后，发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对海量资源分析挖掘的基础上，精准发现值得学习的优秀文明成果，智能推送适于学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这点上，数字技术背后的人工智能相关算法会为我们提供支撑。利用数据挖掘算法，我们能更为精准的检索学习资源[16]；
利用多重智能算法，我们能更为便捷的选择学习对象[17]。第三，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同样特别重要。有些内容仅以图文的形式呈现即可，有些内容则需3D的方式展现，有些内容还需虚拟现实技术加持。不同的呈现方式的背后都是不同数字技术的支撑；
不同呈现方式也将带来不同的学习效果。以上的数字化方式，都将促进我们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利用教育数字化，更便于传播、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8]。受限于时空、语言、认知方式、合作机制等多方因素，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并不容易。于是，数字化就成为一种不二选择。目前，我国的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截至2022年2月底，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5.25万门，注册用户达3.7亿，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19]。海量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建设已经为突破时空限制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在建立教育数字化国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充分理解、主动学习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按照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首先要在制度层面采取行动，要对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制度进行完善，进而建成良好畅通的中外文化交流机制，进而通过打造一批数字化的中外人文交流品牌项目，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持续推进。其次要深化中外语言交流合作，在加强汉语推广和对非通用语种的互帮互助的基础上，拓展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的数字化项目，联合更多国家开发线上语言互通共享课程，促进中外语言互通。第三，还要利用国际组织的力量，加强学历学位关联互认。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制定世界范围内承认的教育数字化合作规章公约，尤其是要支持建立对利用数字化方式学习获得的学历学位的互认机制。这一系列合作举措的推进，是利用教育数字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顶层设计之关键。
(三)教育数字化是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
全民终身学习的要义在于体现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主体转移、一种“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20]。作为生存方式，终身学习是指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也是人在未来社会必备的一种素养。体现主体转移，强调的是在终身学习的理念下，学习者不再是被“教育”的客体，而要成为自我塑造的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终身学习指向的是整体人与个体人的统一。逻辑地看，实现全民终身学习，要义在于生存方式的形成、学习者主体性的彰显、“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在以上三个维度，教育数字化可成为有力支撑。首先，教育数字化发展已经为人们养成终身学习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持。伴随着教育信息化到教育数字化的跃迁，当今时代已经显著的具备了“人人为学、人人为师”的特征，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海量的数字学习资源、智能的学习推荐算法，等等，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的数字资源学习想要学习的任何知识。终身学习这一生存方式的塑造，已经不再存在客观的物质技术基础障碍。有了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会逐渐开始并不断形成。
其次，客观的物质技术基础也进一步促进了学习者主体特征的彰显。当前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则就是“需求牵引、应用为王”。不管是对正式的学校教育，还是对非正式的社会教育，在客观条件的支持下，选取以怎样方式学习、选择在何样时空学习、选取向哪些资源学习等都是学习者的需求，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就是以满足上述这些需求为关键目标之一。朝向个体需求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设，必然促进个体主体性的彰显。
第三，教育数字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何谓“人的全面发展”？一种值得借鉴的理解是，现实视角上每个人的片面发展恰恰实现了理想视角上全体人的全面发展[21]。在当今的知识与爆炸时代，期待所有人的所有方面都能发展到高水平，实际上不可能，理想的期待是，每个人都能按照自身兴趣、能力等去持续地实现某方面的高水平发展，如此一来，由无数个体构成的所有人这一整体便自然实现了全面的高水平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的一个关键目标便在于支撑互联网条件下个性化学习[22]。这一目标的应有之义便是促进每个人都能按照自身兴趣、能力等去持续地实现某方面的高水平发展。换言之，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关键目标之一实际上等同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基于中国国情、发扬中国特色，进而面向世界各国为人类提供新选择；
要在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上，面向世界各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概言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世界人民作贡献。我们认为，正是秉持这一要义，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不仅要立足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而且要面向世界建设学习型大国。前者无疑旨在丰富中国人民精神世界，后者则有与世界人民分享文明成果之义。并且，两者不是简单的内外二分关系，而是一种以内促外的逐步递进关系。建成学习型社会是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基础，建设学习型大国是建成学习型社会之后的更高追求。在这个意义上看，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必须要坚持“内外联动”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既要持续助推对内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也要拓展对外的学习型大国建设。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建成高质量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学习型大国建设打好基础、提供动力。
(一)对内：以教育数字化构建高质量的服务体系
对内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关键在于通过教育数字化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对此，过往研究著述颇丰、各有侧重[23-25]，故本文此处不再详加阐释。唯需再强调的一点是，立足新时代，通过教育数字化构建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应当具备“高质量”[26]的特征。依据目前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来看，尽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完成，但距离“高质量”仍有一定差距。何谓“高质量”？其要义不仅在于物质层面的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更在于精神层面——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终身学习的意识、思维与能力。
如何实现“高质量”？一种可能且必要的实践逻辑是：首先，创造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终身学习的需求。当前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关键桎梏就在于存在需求瓶颈，全民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其实并没有终身学习的需求，进而也没有终身学习的意愿，以致于最终导致终身学习资源的闲置乃至浪费。那么如何创造需求呢？一种可行的方式是，政府部门或相关组织可以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比赛(如教育部连续举办17届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甚至适当奖励的方式(如派发数字化学习券)，在更大群体中创造利用数字化开展终身学习的新需求。其次，养成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终身学习的习惯。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创造需求，一个关键的目标是帮助全民养成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终身学习的习惯。习惯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终身学习的习惯，相应的意识、思维与能力便会借助习惯自然而然的得到持续强化，进而内化为全民的一种素养，更进一步，会在全社会创生一种数字化终身学习的文化。第三，结合新的终身学习需求补充数字化资源。此时的数字化资源建设便不会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显著的针对性与补充性，建成的数字化资源也不再会浪费。更重要的是，针对需求而补充的数字化资源，会使得全体人民在终身学习的同时更有满足感、幸福感。
(二)对外：实施对外开放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
建基于对内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对外的学习型大国建设要面向世界“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义所在，也是学习型大国建设区别于学习型社会的核心理念所在。在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引下，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其关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对外开放”。这至少需要在顶层设计、具体行动、资源平台等三方面协同推进。
1.以对外开放理念完善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
近年来，国家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提前谋划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尤其是，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教育数字化如何支撑对外开放进行了局部的政策设计。《意见》多次强调了教育数字化在对外开放方面已经发挥的重要价值。譬如，“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及其在线平台为各国各界人士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又如，“通过积极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鼓励中外教育机构开展强强合作或强项合作，实现了教育资源供给多样化，满足了学生不出国门享受高质量国际化教育的需求”。与此同时，《意见》也着重指出了未来教育数字化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关键任务。对外，要“扩大在线教育国际辐射力，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和机构开发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竞争优势的专业课程、教学管理模式和评价工具”；
对内，要善于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模式，为中西部地区薄弱学校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高效的教育模式、优质的教师资源等[27]。
新时代新征程，以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大国建设，首要任务在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具体而言，我们认为，首先要以对外开放的理念完善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谋划对外开放的教育数字化行动。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区别于面向国内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型大国建设有更高的世界追求，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28]下理解，学习型社会建设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小的社会课题，而学习型大国建设则是一个大的国家课题。前者指向的是国内发展，后者指向的世界进步；
前者是后者的“后勤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前进方向”。概言之，面向世界、对外开放，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也是学习型大国建设的实践期待。第二，中国已经具备支撑对外开放的教育发展水平与教育数字化基础。一方面，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各级各类教育正在高质量发展。相比较，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相对偏低。作为学习型大国，我们有必要、有责任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学习型社会，国内教育数字化战略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9]，具备了实施对外开放的教育数字化行动的能力与基础。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以对外开放的理念完善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需要尽早进行顶层设计：一是要明确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关键目标；
二是要确立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的基本原则；
三是要谋划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建设的重点任务；
四是要做好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的组织保障。
2.在对外开放领域实施教育数字化具体行动
显然，发展对外开放的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大国建设，必须要抓住教育对外开放的关键领域。其关键在于，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数字化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提升关键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助推学习型大国建设。
一是要革新留学教育，从“跨境流动”到“虚拟流动”。留学教育是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尽管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但传统的跨境流动模式依然存在受益面小、对外依存度高、意识形态风险大、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强等方面的弊端[30]。面对同类问题，国际上近年开始兴起了虚拟流动(Virtual Mobility)模式，参与者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支持的虚拟环境进行学习，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异国同伴一起工作与学习，实现增进跨文化理解与知识交流目标。目前，国际上对虚拟流动的关注并不只停留在概念阶段，而是已经启动了相关的研究与项目[31]。以教育数字化革新留学教育，发展虚拟流动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就目前技术水平来看，虚拟流动模式不仅是后疫情时代的短期解决方案，而且具备成为留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可能，值得我国今后长期推进。在必要的情况下，创新应用虚拟流动模式，学生们既可以实现不出国门也能“出国留学”，也可以实现不到中国也能“来华留学”。
二是创新涉外办学，从“合作办学”到“开放办学”。一方面，推动传统中外合作办学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化的学习资源平台，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展交流学习。另一方面，依托传统的开放大学，推动学历学位互认互授。开放大学本就是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特征、开展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是一类“没有围墙”的大学。开放大学的核心属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对外开放、建设学习型大国的时代使命。在这方面，国家开放大学与云南开放大学等学校已经积累了不少可供借鉴的经验。以云南开放大学为例，他们基于国际化办学理念与需求，与国外大家联合开发了线上“对外汉语教学平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创设在线教学环境，全方位促进了汉语教学的对外开放[32]。面向未来，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我国的开放大学应充分发挥数字时代在线教育的长处，实现各类线上教育教学平台与国外高校平台的互联互通，开展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与交流，系统化、规范化推进学位学历互授。
三是促进数字化文化交流，从“满足需求”到“激发需求”。建设学习型大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加强人文交流必不可少。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外文化交流受阻。如此情形下，恰当利用教育数字化手段，满足全球公民汉语与文化学习需求显得极为重要。2020年3月，我国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协同多家教育科技企业打造的数字化云服务平台“中文联盟”就是一个典型。“中文联盟”平台搭建集中文教育、文化学习、教师发展、考试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数字化平台，汇聚国内外各类中文教学资源，为全球中文学习者、使用者及爱好者提供数字化教学服务和资源支撑[33]。面向未来，我们要充分发挥各方力量，打造更多数字化文化交流项目。一方面，利用创新数字化呈现形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另一方面，应用智慧学伴、智能助教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提供更智能、更个性化的文化学习支持服务，更好激发全世界人民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与学习需求。
3.为教育对外开放打造教育数字化资源平台
无疑，推进对外开放的教育数字化，还必须要打造专门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明确强调“要借力‘中国教育云’，建立中国特色国际课程推广平台”。要建设学习型大国，理想的期待是建成兼具鲜明中国特色与符合世界需求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大平台。如前所述，在这个平台上，一方面，要汇集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的数字化教育资源，传播、解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以满足全世界人民学习需求；
另一方面，要集聚、发现和呈现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慧补给。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良好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基础。遵循“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近十年来，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中国社区教育网、中国老年教育网、国家开放大学终身教育平台、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网站、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等一系列覆盖全面的数字教育资源平台。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是最为突出的典型，截止到2022年11月底，平台汇集了基础教育课程资源4.4万节、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6628门、高等教育优质课程2.7万门，累计共享就业岗位1370万个，还外链了国家博物馆、中国数字科技馆、数字敦煌等一批重要专业网站，遴选了文旅部、国家体育总局、人民日报和部分地方教育部门以及有关高校的优质资源[34]，平台网页版累计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访客量达到8亿人，基本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中心和服务平台。
近年，我国在线教育国际化进程也已经开启。据统计，早在2015年，就已有来自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万学习者利用我国高校打造的知名在线教育平台学堂在线，线上选修了该平台推出的五百余门在线精品课程，累计有近3百万人次完成选课[35]。2020年4月，学堂在线国际版上线，109门国际课程开讲，标志着以学堂在线、爱课程为代表的首批国际化在线教学平台面向全球正式推出。此外，开放大学亦有所行动。例如，我国的国家开放大学与国际大学加强在线教学的合作，共同开发了十余门面向我国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在线课程。
目前来看，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需要继续面向世界共享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具体而言，需从两方面努力。一是，参与制定国际数字教育资源共享规则与标准。全球疫情爆发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通过教育数字化行动创新教育资源共享方式，制定了一系列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的技术规范与标准(如《教科文组织关于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建议书》(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OER)《关于制定开放教育资源政策的准则》(Guidelin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 Policies)[36]，后续我国相关高校与科研机构必须要积极参与其中，以更好促进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在国际间的共享。二是加大建设可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数量与覆盖领域。一方面，针对我国与国际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数量仍显不足这一现状，下一步的关键在于要实施优质国际课程遴选行动，从我国已建成的海量数字教育资源中遴选出一批适合的在线课程进行国际化升级，面向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另一方面，据相关统计，目前与世界共享的数字教育资源主要偏向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力度不够。对于基础教育领域，不仅要在现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基础教育“在地国际化”发展，还要将开发的高质量理解教育课程与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增进各国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理解。对于职业教育领域，不仅要创新职业教育国际发展的数字化路径(如建设“鲁班工坊”的配套数字教育资源)，而且要鼓励中国高校与企业打造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并借由电信、华为等民族企业的国际合作以数字化的方式走出去，开发有益于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数字教育资源，探索开展数字化的境外合作办学新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发出的民族论断、时代论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显著的疫情危机、经济危机、规则危机、信任危机、秩序危机等战略挑战[37]。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关键要求与集中体现。同样，推进过程中，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战略机遇同时，也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把好风险防御关。一方面，要理清建设思路、设计监督架构、完善政策法规，在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学习型大国的过程中，制定有效且有力风险防控措施，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教育主权的前提下，确保学习型大国建设行稳致远。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利用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监测技术，对所开展的教育数字化具体行动、教育数字化资源平台等进行精准分析与研判，提前识别风险、化解风险，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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