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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润楠，陈楷锐，刘立欣，周春山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城市，是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区域。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率先设立经济特区，加快产业引进，1994年被划定为“珠三角经济区”。2008 年，珠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深圳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定位，珠三角协同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以“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姿态承担更重大的国家使命。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率达到87.24%，高出全国城镇化率23.35个百分点，以占全国0.57%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4%的人口和8.8%的地区生产总值，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最密集的城镇化地区（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2）。
城镇化也叫城市化、都市化，是农村或自然区域向城市区域转变的过程，涉及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空间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判断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标志（许学强 等，2009a）。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新起点。加强理论自信与自觉，探索并总结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与理论机制尤为重要（陈明星 等，2019）。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其城镇化走在中国前列，代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许学强 等，2009b）。改革开放初期，学者总结得出珠三角是外向投资为动力、城乡一体为特征，走不同于西方传统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薛凤旋 等，1997）。20 世纪90 年代，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率先开展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探索（邹德慈，1993）。2000 年以后，面对全球竞争压力，珠三角又率先开展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建设探索，学者通过总结得出珠三角新的双轨城镇化模式（沈建法 等，2006）。总的来说，珠三角的城镇化研究为中国城镇化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其发展过程值得回顾总结。
科学知识图谱以科学知识为对象，显示其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的图像表达。其中CiteSpace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可视化计量分析（陈悦 等，2015）。通过科学知识图谱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能挖掘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机构发展、主题脉络、知识演进、历史热点等内容（刘凯 等，2020）。近年来，学者们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对中国一些重点发展区域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西北干旱区（孙威 等，2018；
卢阳春 等，2020；
王海花 等，2020；
周春山 等，2022），对珠三角地区的关注较少。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文献计量法，基于CNKI中文总库所收录的1983—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研究文献，梳理不同时期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发文趋势、合作网络、主题演变、历史热点。旨在更好地把握珠三角城镇化理论及研究的演化和发展趋势，分析未来研究重点与方向，为珠三角乃至中国城镇化的理论探索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1 数据来源
以CNKI中文总库中收录的珠三角城镇化论文为研究对象。为全面检索相关研究，将主题词“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分别和主题词“城镇化”“城市化”“城镇”“城市”“农村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城乡一体化”组合后，检索核心期刊和学位论文。由于最晚设立的南大核心期刊库1998年公布其收录的核心期刊名录，而且早期研究期刊数量较少，因此在1998 年以前检索范围为所有期刊，1998年以后为中文核心期刊。对结果去重，最终得到6 003 篇有效文献，时间跨度为1983—2020年。
1.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分析主要采用共现分析和突现词检测2种方法。共现分析综合了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其中，词频分析是通过在文献信息中提取核心主题词的频次分布识别研究热点，共词分析是通过共现次数表征词语间亲疏关系（李杰等，2016）。突现词检测使用Kleinberg 算法，能有效识别突发出现的研究热点，挖掘新兴的研究方向及相应的出现与持续时间，是研究热点发生转向的重要判断依据（李杰 等，2016）。突现强度表征关键词的词频增长率，强度越高表明热点程度越高。为避免绘制的科学知识图谱过于巨大和复杂，使用最小生成树算法（MST）简化图谱。
2.1 发文量的时间分析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珠三角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根据空间特征可分为乡村工业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城市工业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大都市化阶段（21世纪初以来）（周春山 等，2015a）。根据城镇化率可分为启动阶段（1978-1991 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0年）、稳步发展阶段（2001-2012 年）（袁媛 等，2014），多数学者认为2012 年后是珠三角转型发展时期（袁媛 等，2014；
周春山 等，2019）。本文结合已有珠三角发展阶段划分，并依据历年发文数量、相应的历史大事件将研究阶段划分为4 个时期（图1）：1）起步期（1983-1991 年），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珠三角城镇化的发展研究始兴，成果较少，年发文量低于20 篇。2）探索期（1992-2002 年），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肯定了珠三角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成绩，改革开放进入新高潮，有关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发文量逐步增加，高峰年份发文量超100篇。3）蓬勃期（2003-2011 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珠三角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该时期有关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发文量大幅增长，年均发文量超200 篇，年发文量2011 年达到峰值，370 篇。4）深耘期（2012-2020年），相关研究由快速上升转为波动发展，2017年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划定，为珠三角城镇化研究带来新一轮热潮，年发文量达到历史最高峰，439篇。
图1 1983—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研究发文数量Fig.1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ization research from 1983 to 2020
2.2 核心作者与机构
作者与机构的共现分析能展现核心作者与机构群体，挖掘合作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和相关网络属性（陈悦 等，2015），评价作者与机构的学术影响。
在起步期，学者与机构发文总量不高。学者和机构之间偶有合作，未出现大型学术团体。该时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中山大学，活跃学者主要有许学强、曾怀正、周大鸣、魏清泉、司徒尚纪、刘琦、林初昇等。其中许学强发表了“对外开放地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初探——以广东四邑为例”，较早对珠三角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发展动力展开研究，提出以珠三角为典型的对外开放地区的城镇化具有不同于传统城镇化模式的新动力，为后续政策制定和研究指明方向。
在探索期，学者与机构明显增多，中山大学发文量依旧最多。机构间合作较少，机构内部合作活跃，如中山大学的许学强和阎小培较早观察到珠三角大都会区和穗港都市连绵区现象，并对其空间特征和发展动力进行探索（许学强 等，1994；
阎小培 等，1997）。香港大学的黎夏等（2002）引入单元自动演化模型研究珠三角的空间扩张现象。同时，零星跨地域和跨机构合作开始出现，如南京大学的顾朝林、甄峰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沈建法的合作研究表明，珠三角的城镇化已不再是一个区域现象，而具有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性（甄峰 等，2000）。较为活跃的学者还有薛凤旋、徐林发、程拔文等。薛凤旋在“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中将珠三角的城镇化置于全球化的视角，总结珠三角的“外向型城镇化”模式。
在蓬勃期，学者与机构之间联系显著增强。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华南机构形成以中山大学为核心的紧密合作网络。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北方机构也积极关注珠三角的城镇化发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方创琳等（2005）对中国城市群的划定标准和空间结构体系进行系统梳理，珠三角城市群被纳入并成为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重要构成，标志着珠三角城市群发展逐渐上升为国家层级的空间战略。该时期发文量较多的学者还有许学强、阎小培、钟流举、陈庆秋、姚华松、肖光明、顾朝林、魏达志等。
在深耘期，合作网络中的非华南地区机构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增加，机构从以中山大学为核心的华南院校扩展形成全国性的研究合作网络。学者形成机构内部和跨机构多种合作网络，从经济学、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不同领域开展对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如中山大学周春山、广东财经大学张国俊和香港浸会大学许志桦合作开展对珠三角金融包容的研究（张国俊 等，2020），北京大学的马学广和李贵才等对城市网络的研究（马学广 等，2012），中山大学范绍佳和暨南大学吴兑等对珠三角空气污染的研究（刘建 等，2017），该时期发文量较多的学者还有曾鹏、张虹鸥、曹小曙、叶玉瑶、李郇等（图2、3）。
3.1 主题演变
对起步、探索、蓬勃、深耘4个时期分别进行关键词共现（表1、图4），以展现珠三角城镇化各阶段研究主题的演变过程。
图4 1983—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研究主题词演变Fig.4 Trends of themes of Pearl River Delta urbanization research from 1983 to 2020
表1 1983—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研究核心关键词Table 1 Core keywords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ization research from 1983 to 2020
3.1.1 起步期（1983—1991年） 珠三角城镇化处于农村城镇化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吸引港澳的技术和资本，推动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形成以中山、东莞、南海、顺德为典型的不同发展模式。珠三角地区出现以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现代化进程加快为特征的农村城镇化现象（许学强，2009b）。作为一种新现象，学者通过将其与西方城镇化比较，认为珠三角的农村城镇化是以小城镇为基本单元的就地城镇化。人口主要向当地小城镇转移，主要有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和离乡不离土3 种模式（周大鸣，1990）。从发展动力看，农业发展是基础、乡镇企业的集聚是基本条件、对外开放是加速器、国家政策是关键（许学强 等，1986）。
该时期的显著问题是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统筹缺失。中等城市的崛起凸显中心城市广州的引领性不足，“大分散、小集聚”的城镇格局带来规模不经济、条块分割、重复竞争等问题。立足现实的发展需求，学者对珠三角区域协调展开研究，相关关键词主要有“经济区”“广州”“中等城市”“横向经济联系”等，“经济区”是频次最高关键词。经济区源自于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是经济中心及其区域腹地组成的生产综合体（许自策 等，1984）。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珠三角经济区的范围划定、战略定位、城镇体系等（许自策 等，1984；
刘琦 等，1985）展开。
总体而言，该时期研究主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理论建构具有一定滞后性，“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现象未引起学者足够的关注，关键词共现频次低，研究更多聚焦于“小城镇”这一农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这与费孝通在1984 年发表的《小城镇 大问题》引起的广泛关注有关。
3.1.2 探索期（1992—2002年） 珠三角城镇化进入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并向都市区化阶段转变。邓小平南巡肯定了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成绩，农村工业化加速推进，珠三角的农村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土地有偿使用、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催生城市土地财政，推动城市用地扩展。城市开始出现郊区化、都市区化现象。都市区和都市区之间的城乡一体化地区构成都市连绵区（袁媛 等，2014；
周春山 等，2015a）。面对新的城镇化现象，学者借鉴Desakota（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Megalopolis（大都市带）等西方理论，提出都市连绵区、大都会区、城市群等概念，从发展动力、空间特征等层面展开研究（姚士谋，1992；
许学强 等，1994；
阎小培 等，1997）。1994 年，珠三角经济区划定，同年广东省组织编制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提出以都市区为单元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构想（广东省建设委员会 等，1996）。
在全球化背景下，学者开始将珠三角的城镇化纳入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劳动分工的视野中，对珠三角农村城镇化现象的认识逐渐成熟，“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国际大都市”等关键词呈现高频次。学者梳理得出珠三角的城镇化是外向型城镇化，受全球资本跨国化和产业转移影响，以外资为主要驱动和以出口为生产导向。通过放权乡镇主体吸引外资，具有自下而上的发展特征，形成小城镇和小城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空间呈现城乡一体化、广泛农村城镇化、区域整体现代化的特征。与集体经济推动型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经济推动型的“温州模式”构成中国城镇化的三大典型模式（魏清泉，1997；
薛凤旋 等，1997；
崔功豪 等，1999；
林承亮，2000）。
总体而言，该时期研究具有超前性。1992 年，广州还率先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构想，“国际大都市”概念对标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邹德慈，1993）。城市群、都市连绵区、大都会区等理论的提出也超越当时“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疏散式发展方针的桎梏，较早的认识到城市—区域对区域发展的引领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是中国较早的城市群和跨市域尺度经济区规划。同时，学者梳理出以外向型城镇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为特征的“珠江模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典型模式。
3.1.3 蓬勃期（2003—2011年） 珠三角城镇化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城市功能的集聚和扩散、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调控（撤市设区、区域规划等），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中小城市形成多尺度的劳动分工，在空间上呈现都市圈、都市群等多尺度城市—区域特征（袁媛 等，2014；
周春山 等，2015a）。学者对城市群的认识逐渐成熟，城市群的划定标准，城市、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带之间的概念区分和演化关系得到系统梳理（方创琳，2009）。城市群作为生产要素的整合节点、参与全球分工和全球竞争重要单元、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的功能价值被广泛认可（宁越敏，2011）。2006年，“十一五”规划明确城市群作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主体空间形态的功能定位。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区域研究和规划广泛开展，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2004）、《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2006）》等。
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区域”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以提升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的“新区域主义”成为一股新潮流（苗长虹 等，2002）。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1）以行政区划调整、港珠澳大桥等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件为切入点，借鉴“区域管治”“尺度重构”“公共选择”等理论开展大都市区、城市群治理和区域协调研究（邹兵 等，2004；
谢涤湘，2007）。2）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等区域研究为依托，借鉴“共同市场”“区域一体化”等理论开展泛城市—区域、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林耿 等，2005；
李斌 等，2007）。3）以珠三角专业镇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新产业区”、波特的“产业集群”“根植性”“生产网络”等理论开展珠三角产业集群研究（王珺，2005）。
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带来土地非农化现象突出、环境污染严重、小城镇集聚性弱、乡镇企业产业结构雷同、城镇管理制度落后等问题（李金龙 等，2011）。2003 年，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被提出，上一阶段重速度轻质量、重物轻人、重生产轻生态和生活的城镇化模式开始得到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进一步让珠三角意识到转型发展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成为研究重点。2004年的“民工荒”让“农民工”成为焦点。早在20 世纪90 年代珠三角第一次“民工潮”农民工群体其实已被关注到，但针对性研究并不多。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者借鉴非正规部门、社会网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理论对农民工的居住、就业、幸福感等问题展开研究（刘林平 等，2007；
任焰 等，2009；
薛德升 等，2010）。
总体而言，该时期研究主要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展开，整体理论研究具有超前性，学者广泛借鉴西方城镇化理论对珠三角城镇化发展进行研究。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区域协调、大珠三角城市群等相关研究也为下一时期新型城镇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的制定奠定理论基础。
3.1.4 深耘期（2012—2020年） 随着十八大的召开，珠三角城镇化进入转型阶段。城镇化模式从自上而下、外向型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向双循环、创新型、全域城镇化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过渡，传统以土地扩张、高速增长、GDP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模式逐渐面临城镇化增速减缓、质量不高、土地资源约束、外向型经济萎缩、人口市民化任务艰巨、区域协调机制缺失等困局，亟需向创新引领、复合驱动、强调品质、以人为本、区域协调的发展模式转型（周春山 等，2019）。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目标，并提出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内涵集约的新发展模式（倪鹏飞，2013）。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创新”“新型城镇化”成为该时期的新节点，“粤港澳大湾区”是该时期最大的新共现节点。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明确珠三角地区新的战略定位和研究尺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重点是“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制度下粤港澳三地的区域协同发展（李立勋，2017；
张虹鸥 等，2018）。粤港澳三地的区域协同已由非制度性向制度性过渡，由市场驱动向双轨驱动过渡（周春山 等，2018）。非制度性市场驱动力的潜能已经释放，原有“两制”差异制度局限形成阻隔，亟需探索新的制度性驱动力（蔡赤萌，2017）。随着全球竞争加剧，创新能力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核心，珠三角城镇化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科技驱动，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向“知识源导向”模式（周春山 等，2015b）。2008 年金融危机和2018 年的中美贸易战凸显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新发展阶段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不能再走跟随式创新的道路，必须有引领式创新（王云 等，202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被提出，学者也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外部环境、基本条件、主要挑战、战略方向等方面对该战略目标进行详细剖析（叶玉瑶等，2020）。
总体而言，该时期研究具有同步性。“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新型城镇化等新节点紧跟国家政策走向，并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具体战略目标展开实践探索，其他研究主要延续上一时期的议题。
3.2 历史热点
新关键词的突现意味新的研究热点的出现（刘凯 等，2020），是研究转向的重要标志。1983-1991年发文数量较少，研究主题变化不大，不适宜进行突现词检测，故对1992-2020年3个发展时期进行突现词分析（图5）。
图5 1992—2020年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突发性检测Fig.5 Burst terms of Pearl River Delta urbanization research from 1992 to 2020
在1992-2002年的探索期，研究热点与区域城市化相关。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快速扩张使得“经济区”“小城镇”“区域协调”“区域经济”相继成为研究热点。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可持续发展”开始受到关注。
中国加入WTO和CEPA的签订是研究转向的重要节点，在2001-2003年前后大量研究热点相继出现。在2003-2011年的蓬勃期，前期区域竞争是研究热点，相关热点有“工业化”“中心城市”“区域经济”“泛珠三角”“大珠三角”“产业集群”等，学者热衷于将长三角与珠三角作比较研究。后期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民工荒”的发生，“产业转移”“农民工”得到热切关注。
在2012-2020年的深耘期，十八大的召开成为研究转向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大量研究热点相继出现，并与国家政策联系紧密。如“绿道”“PM2.5”等研究的爆发与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获得重视有关；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使得“农民工”“新型城镇化”成为研究热点；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得“一带一路”成为研究热点。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和“区域协调”成为该时期最受关注的热点。
4.1 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特点
第一，研究以政策和实践为导向。珠三角城镇化的研究转变紧跟其实际发展的转变，呈现“问题导向型”特征。国家和地区新政策的颁布往往会指明新的研究方向和带来新的研究议题，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提出带来相关研究热潮，学者围绕其提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等战略定位积极开展研究。
第二，研究视野和主题不断扩展。研究视野逐渐从城镇、区域拓阔到全球，从探索期就区域论区域，就区域论城市。到探索期和蓬勃期开始将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置于全球化的视角，从全球论区域，从全球论城市，以全球竞争与分工重要节点的定位认识珠三角城市群。再到深耘期，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级城市群等战略定位展开研究，主动构建具有全球支配力的区域，以区域论全球。
第三，理论研究呈现由滞后到超前再到同步的发展趋向。起步期，理论研究具有一定滞后性。进入探索期和蓬勃期，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学者广泛引进西方城镇化理论解释珠三角城镇化现象，研究呈现超前性。在深耘期，随着珠三角逐渐进入城镇化后期，西方城镇化理论难以再给予超前指导，亟需梳理总结中国模式与道路，理论研究开始紧跟国家政策和战略需求，呈现同步性。
4.2 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不足
第一，珠三角城镇化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后，城镇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稍显不足。在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学者将珠三角城镇化发展与全球城镇化发展做比较，总结出“珠江模式”。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虽然引入丰富的理论对珠三角城镇化做出解释，但没有结合珠三角典型的地理区位特征、经济发展特征、行政区划特征等，进一步梳理总结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珠江模式”，总体上缺乏本土化的发展理论总结和创新。
第二，对社会、人文问题关注较滞后，缺乏以人为本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建构。上一阶段研究受“增长主义”等政策导向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和空间协调，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居民幸福感等议题关注较少，如早在20 世纪90 年代珠三角第一次“民工潮”，农民工群体其实已被注意到，但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学者更多关注其对城镇化统计数据的影响，整体上缺乏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模式的思考和理论的建构。
4.3 珠三角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从珠三角城镇化发展阶段和知识演变等分析中，可以看出，珠三角城镇化特征正发生以下转变：一是发展背景和国家政策发生转变。首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珠三角新区域发展战略，核心目标是要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区域协同。二是城镇化发展动力由以土地、劳动力要素、外向型经济驱动转向双循环背景下的科技创新驱动。三是城镇化发展模式由以土地扩张、高速增长、GDP导向为主要特征转向以内涵集约、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由自下而上型、外向型农村城镇化转向双循环型、创新型全域城镇化。四是城镇化的重心由最初的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转向都市圈、城市群（图6）。
图6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演变Fig.6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4.4 研究展望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镇化也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目标的转型发展阶段。以人为本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首要原则，城市群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珠三角在国家城镇建设中起重要引领作用，应该率先探索城市群发展的典型模式和以人为本城镇化路径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为珠三角探索中国城市群建设的典型模式提供新的机遇和战略导向，结合珠三角城镇化研究的特点、不足和城镇化发展趋势，未来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议题开展研究并加强本土化的理论构建。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战略背景下，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的路径探索和理论总结。粤港澳三地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研究重点。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也是珠三角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早期珠三角依托香港的外向型投资，形成“前店后厂”的协同合作模式。为高效吸纳港澳的资本和技术转移，镇村一级获得发展的自主权，形成自下而上城镇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特征。随着港澳回归和珠三角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球竞争的动力驱使粤港澳三地的区域协同由非制度性向制度性过渡，由市场驱动向双轨驱动过渡。在珠三角与港澳之间逐步搭建起以大珠三角为框架的协同模式。合作由生产层面合作向生活、生态层面合作扩展。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珠三角与港澳进入深度融合的新时期，并提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具体的协同发展目标。粤港澳三地的区域协同不同于西方典型湾区和经济区，是具有“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复杂特征的区域。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具有多重制度（两制、三区多种制度）、多重边界（珠三角9市之间、深港之间、珠澳之间和剩下7市与港澳间的边界阻隔都有所不同）、多重等级（港澳属省级行政区，珠三角9市属地级市）的制度特点。该复杂制度下的区域协同有何特殊性？围绕新的发展目标，能否总结中国特色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模式？会呈现怎样新的协同模式和空间特征？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二，双循环新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探索和理论总结。早期珠三角城镇化以土地、劳动力要素和外向型经济为驱动力，形成以自上而下的外向型农村城镇化模式，总结出东莞、顺德、南海、中山模式等不同的发展路径，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化的典型发展模式。土地、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使得珠三角亟需完成动力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创新逐渐成为城镇发展的新驱动力和决定区域能级的关键能力。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大国博弈加剧使得珠三角需从外向型驱动和跟随式创新向双循环驱动和自主式创新转型。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提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和打造“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的空间构想，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指明新的战略目标。“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指引。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区位条件优越、创新要素集聚、创新环境优越、职能分工互补、制造业基础完善等基本条件，具备探索创新驱动路径的基础优势。新的驱动力会带来怎样的分工模式、组织模式？呈现怎样的空间特征？能否总结新的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人为本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和理论总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除面临显性的户籍制度障碍，还面临隐性的经济成本、社会融入、情感认同等障碍，所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幸福感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转换过程。在农村城镇化发展阶段，珠三角农民完成职业和空间转换，形成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和离乡不离土的转换模式。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农民面临身份和阶层的转换问题，是农民到市民、低收入阶层到中等收入阶层转换的过程。进入城镇化后期，西方城镇化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制造业外迁、经济脱实向虚，会出现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占比下降、非正规经济占比加重等特征，所以即使西方没有二元城乡制度的区隔，其市民化仍带来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加大、贫民窟现象严重等社会问题。珠三角处于城镇化后期阶段，但未彻底去工业化，能否探索出以共同富裕为基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目标，以提升转移人口幸福感为追求的市民化转换路径？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本文检索了1983-2020年CNKI中文总库收录的6 003 篇珠三角城镇化的相关文献，运用知识图谱工具对文献展开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根据发文量的演变并结合时代背景将研究阶段划分为：对珠三角农村城镇化进行起步初探的起步期（1983-1991 年）；
对珠三角农村城镇化模式总结和对都市区、城市群现象探索研究的摸索期（1992-2002年）；
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以“城市-区域”为研究尺度，以区域协调等众多主题多元探索的蓬勃期（2003-2011 年）；
紧扣国家政策，围绕新型城镇化、粤港澳大湾区等政策，聚焦珠三角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深耘期（2012-2020年）。
2）中山大学在各个时期都贡献突出，研究机构从以中山大学为核心的华南院校逐步扩展形成全国性的合作网络，学者网络从偶有合作扩展形成机构内部和跨机构多种合作网络。
3）珠三角城镇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研究以政策和实践为导向、研究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展、理论研究呈现由滞后到超前再到同步的发展趋向。同时存在以下不足：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后，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对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较滞后，缺乏以人为本城镇化模式的理论建构。
4）珠三角城镇化发展进入转型发展新时期，都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镇化主体形态，创新逐步成为新驱动力，联动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的战略定位，建设内涵集约、强调品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成为新的发展目标。新的时期，珠三角城镇化研究应该继续紧扣国家战略与政策，围绕粤港澳三地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驱动发展、促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和理论总结等议题，为珠三角和中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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