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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思 王珠凡 李茂华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谓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达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可见，流动人口已成为中国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要主体②，且规模还在持续扩大。
流动人口的各方面问题不但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学者们通过运用半结构化访谈、调查问卷、实地研究、统计分析等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运用人力资本理论、推拉理论、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个人意义构建、扎根理论等，对此开展了深入研究。
目前流动人口的研究进程较为稳健，研究主题集中在流动人口的概念体系构建和拓展、人口流动机制（产生动因、主体特征、流动规律、空间格局和变化趋势）、流动人口的心理意愿和生活现状上，并分析当下流动人口乃至城镇化建设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策略和建议。不同时代背景下，以上主题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变动。本文旨在梳理21世纪以来学界对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概况，描画我国流动人口的状态，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以期为我国国内流动人口问题研究提供启发。
因流动人口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流动人口的多方面问题，首先需要界定流动人口的相关概念，通过明确的定义构建清晰完整的概念体系，以确定研究对象所属范畴，更好地开展研究。自“流动人口”进入研究视野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人口地理学、行政管理、社会学等多角度赋予其不同涵义，结合时代背景和政策调整，不断探索和拓展流动人口的整体概念和细分概念。
（一）整体概念
国际上一般会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定义流动人口：广义的流动人口根据其在流入地停留时间的长短，可分为长久性迁移人口、临时性暂住人口和差旅过往人口三类，狭义的流动人口则只包括那些在某一地域作短暂逗留的差旅过往人口。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则将人口迁移定义为人口在不同地区间进行的地区移动或者空间移动, 主要包括从原住地（迁出地）到目的地（迁入地）的永久性住地变动。
因中国户籍以户籍管理为表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国际语境下的概念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对此，国内学者尝试对流动人口给出“中国式”定义，并不断拓展其内涵。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时，多数研究没有形成对流动人口明确统一的定义，这一概念一度泛指常住户口人口之外的所有人口，包括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人口、短期逗留人口和“流量”。③魏津生认为，通常意义上的人口流动，除了对人口的户籍地是否变更进行区分以外，还应根据其是否造成社会经济影响和流入、流出地的同质化程度等，从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和时间界限上进行限定。④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农民工”“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等概念常被等同于流动人口⑤；
根据户籍是否变动，学者们划分了两种人口转移类型，迁移人口伴随着户籍的相应变动，而流动人口的户籍没有发生变动。⑥
国家统计局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也在不断更新。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是：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其中，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⑦
（二）细分概念
随着对流动人口整体研究的逐步深入，流动人口的主体多元性和内部差异性日益凸显⑧，这迫切要求流动人口研究的精准性，引发了学界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关注，也衍生了多样的流动人口细分概念。对此，我们梳理既有研究的研究对象，按照不同划分标准，对流动人口的子群体进行细分。
第一，按照年龄划分。根据流动人口的年龄和代际差异，学者提出了“新生代流动人口”“一代流动人口”“二代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青年农民工”等概念。例如，流动人口产生了代际变化，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流动人口趋势明朗，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⑨，罗霞和王春光调整了“新生代流动人口”概念，并研究其动机选择⑩；
之后，段成荣和靳永爱指，现有“新生代流动人口”界定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⑪；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推进了学者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学术关怀，如杨菊华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进行了分析。⑫
第二，按照流动方向划分。城乡融合发展使得流动人口离开流出地的流向更为多样，从行政区划视角来看，产生了省际、省内、城城、城乡、乡城流动。例如，马小红等按照户籍身份和流入地城乡类别两个维度，将流动人口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乡乡流动人口、城乡流动人口⑬；
王新贤和高向东针对省际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进行了对比分析。⑭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所导致的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和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及一系列人才振兴政策的提出，使得流动人口的回流趋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显现，这一群体多次引发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黄余国⑮、陈怡安和杨河清⑯等学者曾提出回流群体的相关概念，但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回流仍没有清晰的界定。目前，为区分城乡回流人口，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回流人口子群体概念，如“归农”⑰“归村”“城归”“新村民”⑱“新乡贤”⑲等。
第三，按照职业划分。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涉及领域广泛，在职业结构上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加工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部门。⑳其中受学者关注度较高的是大学生㉑、乡村教师（公共服务人才）等。㉒
第四，按照地区分布划分。即聚焦于某一特定地区的流动人口群体，划分维度主要有地理维度及行政区划维度。如古恒宇等对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的进行了实证分析㉓，杨小柳和谢立兴对广州批发零售市场的潮汕商人群体的调查。㉔
第五，按照民族来源划分。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进行研究，如郑信哲和周竞红研究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民族之间的关系㉕，李伟梁和陈云分析其城市生存和适应情况及获得的社会支持㉖，谢勇调研其流动过程中的就业情况等㉗；
二是针对特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研究，如徐芳调查了朝鲜族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情况。㉘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按照性别、阶级意义、户籍所在地、宗教信仰等对流动人口群体进行细化。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随着研究的深入，流动人口的基本概念呈现明显的变化，从一开始囊括各种近似概念，到对各种近似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有了明确的辨析，且研究的需要推动流动人口的概念不断拓展和细化。考虑到过往研究中存在较多对流动人口相关概念的混用和理解局限，本文所回顾的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包括户籍伴随居住地变动和户籍不伴随居住地变动的人口流动。
学者对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研究保持着学术定力和时代嗅觉，多年来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研究成果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流动人口产生的内外动因
学者关于流动人口产生原因和动力机制的研究起源较早，从单一角度的一般化分析演变为多学科和多理论视角的全方位分析，且在不同时代节点和社会背景下，所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早期研究中，陈吉元㉙、辜胜阻和简新华㉚是从推拉理论模型解释流动人口动因的典型代表，黄平提出“生存理性”的观点㉛，李玲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寻找就业机会、较高期望收入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㉜
随后，学者的分析趋于全面，俞宪忠认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比较收益差别撬动、人口增长惯性促动、市场化进程推动、工业化浪潮启动、城市化进程发动等㉝；
杨正喜和杨慧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国家对户籍的放开、人口受到的推拉力共同组成流动人口的产生动因㉞；
王桂新以改革开放及其进程为划分维度，分析了新中国以来人口迁移动力机制的演变，总体体现为由经济原因中的政府计划性迁移为主转变为市场自发型迁移为主㉟；
刘玉侠和张剑宇则认为农民工回流这一行为是由外部激励、内生动力和主体基础共同推动的。㊱
同时，学者开始发掘更多影响因素与流动人口决策的互动关系。罗霞和王春光认为，过往研究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情境的变化和习惯的作用。㊲
（二）人口流动特征、格局、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流动特征指的是流动人口的空间流动规律、流动轨迹和结构等；
人口流动格局主要指的是人口流动的流入地和流出地空间分布；
人口流动趋势指的是流动人口特征和格局的演变及未来趋势。既有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流动人口整体为研究对象，另一类是以特定类型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
对于流动人口整体，朱传耿等学者运用GIS技术与空间相关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发现中国流动人口分布存在着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东中西“3带、5区”的空间格局㊳；
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发达地区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是流动人口的主要吸收区域，经济落后的人口大省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输送地，流动人口在距离上以近邻流动和中程流动为主，在空间分布上建制镇多于城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大㊴；
邹湘江㊵、段成荣等㊶在人口流动格局的研究发现较为一致，他们认为，东部沿海城市群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且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
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人口流动整体趋于稳定化、家庭化，新生代和老年期流动人口占比持续提高。㊷
对特定类型流动人口群体，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方式和关注点。如杨菊华和陈传波聚焦于家庭式迁移人口，发现这类群体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中比例最高，且流动具有分批性和梯次性㊸；
马志飞等发现城城流动人口表现出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的特征㊹；
王新贤和高向东对比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认为省际流动人口的分布表现为“聚中有散”，省内流动人口则表现为“散中有聚”㊺。
影响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类型多样，且影响因素的主次和贡献率随流动人口特征、城市规模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流动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要素、投资要素、城乡收入差距、非农就业机会和就业率、户籍管制的放松、农村土地和税收制度等因素都对人口流动的规模和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㊻；
敖荣军和刘松勤㊼、王国霞和李曼㊽都研究过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产业转移的交互影响，发现人口流动对产业转移的响应程度较高；
杨义武等则发现大城市公共品供给的人口吸纳能力不及中小城市，折射出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流动人口的需求差异。㊾
综合已有的关于人口流动机制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大致构建当前中国流动人口的产生和活动机制。
首先，流动人口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个体禀赋、内生动力和外在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流动行为主要由个体实施，但参与流动的决策者往往是个体所在的家庭。在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的放开、国家政策的助力、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等与乡村的普遍贫困、个体经济水平的低下形成反差，这促使人们基于有限理性，衡量流动的损益进而做出行为选择，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随着时间、社会情境等的变化，除了首要的就业和经济因素外，一些非决定性因素如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供给、地方文化和习惯、个人阅历、社会关系网络与家庭联系等也影响着流动人口决策，并推动了多样类型的人口流动。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调节流动人口个体的选择来影响总体，与流动人口的整体格局存在互动关系。
其次，流动人口中，从年龄特征来看，年轻人和未婚者迁移倾向更高；
从性别特征来看，男性和女性在流动方向、流动距离、职业选择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行动主体的行为原因在其习惯与社会场域的互动和相互构建中形成，流动人口的特征及流动原因也在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这证明了细分流动人口的子群体开展持续研究的必要性。
最后，我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在多年来保持较强稳定性，总体流动趋势虽略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流动人口的流向主要是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即主要向东部沿海流动，京津冀、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的集中地。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西部内陆城市有分散流动人口的趋势。城市群和城市群间的差异则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别。政府和市场两股外在力量共同作用，推动流动人口的流动和趋势变化。流动主体的流动速度趋于平稳，流动时间增长，性别构成趋于均衡，流动年龄跨度增大，流动方式趋于家庭化，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将不断提高；
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行的背景下，人口流出与回流趋势将长期并存。
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主要观点如表1所示。
表1 关于国内流动人口的影响的主要观点
根据过往学者的研究经历和成果，从社会学、人口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视角看，国内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流出地、对流动主体和对国家的发展进程都产生影响，其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
在研究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时，流动人口的意愿将成为预测未来人口流动趋势的重要指标，也是将人口流动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措施的重要基础。但将流动人口的意愿置于宏观研究主题中未免过于宽泛，因此，从个体入手，对流动人口群体意愿的水平、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很有必要。
对比以往研究，学界关注度较高的流动人口意愿及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因户籍制度的存在而产生分化的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及二者之间的差异。如王玉君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刘涛等发现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远低于落户意愿。第二类则是流动意愿和回流意愿。例如王艳玲等调研特岗教师流动和流失意愿，指出当前乡村人才队伍不稳定的问题；
古恒宇等则发现城市人口总体回流意愿较低，回流热点区是东部和华南部分地区。第三类是较为分散的研究主题，如生育意愿、婚恋意愿等。在我国生育政策随着国情不断调整的背景下，研究流动人口的婚育意愿对于国家生育政策实施和流动人口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在流动人口的意愿方面，已有研究尚未得出统一的定论。一般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落户意愿＞回流意愿。作为意愿发展的不同方向，个体因素、家庭因素、流动区域特征、经济地位和社交情况将共同影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
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区域特征、经济地位和社交情况将共同影响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
同时，意愿水平、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和影响方向也会因时间推移、地区差异、群体类型等而变化。
由于个体因素和户籍制度的存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没有享受和原居民同等的权利，甚至会受到许多不公平待遇，且也难以适应流入地的社会主流文化生活，即“城市融入”的程度或“市民化”水平。流动人口在数量上成规模，但生活质量问题亟待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和存在问题激发了学者的研究热情和责任。对此，笔者梳理学术界对流动人口生活现状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下。
（一）经济情况
经济原因是人口流动的首要原因，那么，流动人口是否真正实现其经济目标了呢？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就业结构、收入、消费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经济情况。如何炤华和杨菊华通过描述流动人口住房空间、住房条件和住房拥有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居住状况不如城乡居民。李树茁等通过定量方法，指出除个体和流动因素外，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潇和孙悦通过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不同的工作特征、自然特征和流动特征都会导致城镇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此外，就业的部门非正规性导致流动人口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过低。
（二）健康情况
流动人口作为中国人口组成的一大部分，其健康及保障状况将直接与我国医疗体制的发展挂钩。宋全全和张倩发现，目前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良好，但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他们提出合理规划城市养老服务产业和相关医疗机制的建议；
陶树果等发现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建议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加强对用工规范性较差行业的监管，早日实现社会保险的全覆盖。
（三）心理情况
流动人口的幸福感、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身份认同感、适当压力水平等与流动人口心理融入有密切关系，体现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陆万军等认为，身份认同和定居意愿能共同展现流动人口个体的城市融入状况；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程良宏和陈伟审视“候鸟型”乡村教师的压力情况、幸福感和获得感等，赵岚和陈钰洁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乡村特岗教师的职业幸福感进行差异分析和原因分析，发现乡村特岗教师的幸福感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四）家庭情况
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其迁移可能是以个体为单位，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也可能是循序渐进，由个体演化为家庭。人口的流动将造成其与家庭或长或短时间的隔离，关于“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群体的话题早已不罕见，除此之外，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子女教育状况等值得关注。
也有学者通过构建多方面指标体系，以客观全面地评价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情况。杨菊华认为，社会融入指标体系应包含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四方面的指标。任远和邬民乐认为，社会资本、制度所形成的社会排斥、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影响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苏丽锋采用就业、收入、社保、居住、消费和身份维度的指标来构建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发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和地域特征导致了市民化水平的差异。
综合流动人口意愿和流动人口生活现状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首先，这两类研究议题具有极鲜明的微观分析性质，总结既有研究，学界的研究方式和数据来源不断丰富，由对流动人口问题的宏观的、经验性探讨，演变为通过客观数据得出结论的实证分析。目前，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访谈调查和动态监测等方式，利用各种可测量指标来展现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和生活状态的相互关系。
其次，目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尚未普及对各类型流动人口群体的研究；
第二，对流动人口的社交情况关注不足；
第三，多是选取几个变量讨论其对流动人口的影响，缺乏更具普遍性的流动人口的现状和问题结论；
第四，鲜有由实证分析到理论提升的研究。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方面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有一定的重合度。这说明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好坏会间接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从而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趋势。根据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的要求，要更好地帮助流动人口提升生活质量，使其真正实现社会融入，需要通过发展完善流入地的管理和制度体系，以改善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
另一方面，由流动人口的生活现状影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行为表现，进而引发社会问题，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人口流动存在的障碍因素是来自流入流出地双方的，如何对流出地施加作用力，进而规避流动人口自身的局限，发挥流动人口的个体禀赋，促进流动人口的正面影响，是政策提出层面值得思考的方向。
对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进行回顾，可以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国内流动人口领域的相关研究与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相结合；
研究主题在稳定拓展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时代敏感度，能客观呈现社会发展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和研究技术不断更新，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研究结论得到完善，也更具信度效度。研究内容丰富多样，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取得较大的进展，目前呈现平稳向好的态势，这为了解中国流动人口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后续研究和问题解决提供了较多可借鉴的思路方法。针对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趋向，我们提出以下一些新进路。
（一）注重微观研究和差异分析
现有研究虽然开始关注对流动人口的子群体，但对子群体内部的本质研究，对子群体之间的对比分析仍然较少；
不够注重阶段性，未了解处在不同流动时长的流动群体在心理、阅历等方面的差异性，故无法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的流动人口管理建议。
（二）扩展数据来源，推动新研究技术的运用
目前，我国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依靠国家的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以及派发的问卷调查数据。前者的过分客观性可能导致研究缺乏人文关怀且难以触及本质，后者的过分主观性都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有失偏颇。运用新的研究技术如百度迁徙大数据、动态监测技术、眼动追踪技术等，并多采用深度访谈、叙事研究、真实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客观数据和主观行为情况结合探讨，将使研究更加深入。
（三）注重从流动主体视角出发，给予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方面更多关注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管理者或旁观者等视角切入来开展的，较少从流动人口的角度考虑研究需要和关注问题。如今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和社交情况越来越成为流动人口生活质量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与流动人口的多维融入程度密切相关，也关系到城镇化进程的良性推进。探寻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与特征，需要研究者从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进行思考。
（四）加强对流动人口生命历程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出现至今，学者在不同时间对经典的研究主题仍持续开展研究；
但针对每一批流动人口的生命历程发展却少有追溯或持续追踪。事实上，对流动人口的纵向历程研究可以帮助评估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流动人口生命历程的研究，既要求在时间上的追踪和持续，又要求加强对流动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出地因素的关注。
注释：
② G. Cao M. Li, Y. Ma, et al., Self-Employment and Intention of Permanent Urban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China’s Four Major Urbanising Areas, Urban Studies, 2015, 52(4)，pp.639-664.
③ 张展新、杨思思：《流动人口研究中的概念、数据及议题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6期。
④ 魏津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基本概念、状况和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1999年第6期。
⑤ 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城市问题》2008年第6期。
⑥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年第4期。
⑦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中国信息报》2021年5月12日。
⑧ 谭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研究：范畴变迁、实践审视与演进方向》，《南方经济》2021年第8期。
⑨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⑩㊲ 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⑪ 段成荣、靳永爱：《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2期。
⑫ 杨菊华：《流动时代中的流动世代：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18年第4期。
⑬ 马小红、段成荣、郭静：《四类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5期。
⑮ 黄余国：《关于回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华东交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⑯ 陈怡安、杨河清：《海归回流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实证》，《经济管理》2013年第4期。
⑰ 金光春：《韩国“归农·归村”事业对中国“谁来种田”的启示》，《世界农业》2014年第10期。
⑱ 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农业经济问题》2019年第2期。
⑲ 钱再见、汪家焰：《“人才下乡”：新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流入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L市G区的调研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2期。
㉑ 钟云华、刘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视角》，《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㉓ 古恒宇、李琦婷、沈体雁：《东北三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地理科学》2020年第2期。
㉔ 杨小柳、谢立兴：《经营型移民的聚集与创业——以广州批发零售市场的潮汕商人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㉕ 郑信哲、周竞红：《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㉖ 李伟梁、陈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以武汉市的调研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㉗ 谢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㉘ 徐芳：《中国朝鲜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㉙ 参见陈吉元主编：《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㉚ 参见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㉛ 参见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㉝ 俞宪忠：《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㉞ 杨正喜、杨慧：《社会变迁背景下我国流动人口产生动因及状况分析——基于广东ZS市实证调研》，《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3期。
㉟ 王桂新：《新中国人口迁移70年：机制、过程与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19年第5期。
㊱ 刘玉侠、张剑宇：《回流农民工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浙皖赣黔四省的调研》，《江淮论坛》2021年第5期。
㊳ 朱传耿、顾朝林、马荣华、甄峰、张伟：《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要素与空间分布》，《地理学报》2001年第5期。
㊴ 叶裕民、黄壬侠：《中国流动人口特征与城市化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㊵ 邹湘江：《基于“六普”数据的我国人口流动与分布分析》，《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6期。
㊷ 蒋小荣、汪胜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网络研究——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2期。
㊸ 杨菊华、陈传波：《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3年第3期。
㊹ 马志飞、尹上岗、张宇、李在军、吴启焰：《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地理研究》2019年第4期。
㊻ 王文刚、孙桂平、张文忠、王利敏：《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期。
㊼ 敖荣军、刘松勤：《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互动的机制与过程——理论解读及经验证据》，《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㊽ 王国霞、李曼：《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地理科学》2019年第2期。
㊾ 杨义武、林万龙、张莉琴：《地方公共品供给与人口迁移——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2期。
㊿ 马万昌：《刍议当前外来人口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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