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魏彦芳，李一峰，王永刚
(1.天水师范学院 商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2.云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3.环县人民检察院，甘肃 环县 745700)
我们立足新时代，主动建构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新时代特色法治道路的可持续维度进行法治定位、法治发展、法治践行，并坚持拓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必须遵循“法治兴则一定国兴，法治强则必然国强”的历史规律，明确提出“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化国家”的睿智论断，为法治文明提供中国式方案。实践证明，在坚持中国特色法治的方向性问题方面，举良法、善治之路径，遵循尊法据理之思维，崇尚守正创新之品格，我们一直有自信走自己的路，从而逐步实现了屹立世界的强国梦。
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决议的方式从11个方面对我国新时代法治进行定位与布局，从实行特色法治的必要性、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特征、新时代特色法治的归宿以及新时代特色法治的践行路径等四个维度，全面解答了新时代实行依法治国以及良法、善治的领导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目的以及道路问题。决议全面阐述了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总体布局、根本保证、宗旨使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意蕴深邃、逻辑缜密、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1]。在21世纪的法治视域下展示了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美好图景。
(一)新时代为什么要实行特色法治？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是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面治理的一场革命，也是我国以根本制度的高位阶性进行的法治布局。由此，现阶段我国坚持特色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见一斑。当然透过工具理性的视角进行比较，法治与道德、教规、政策等规范相比，具有权利性、逻辑性、程序性等特质，其作用成效更为直接、更为显著。从价值理性视角透析，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有良法，进而必须进行善治，公众参与，达到众人之治，即“多数人的统治”。从法治的发展史来看，管子曾经提出治国应该使众莫如法，同样禁淫止暴应该莫如刑。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2]。可见，以法治国、法为治具成为历朝历代的共识。从法制发展到法治之治、到全方位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是我国几代党中央集体领导良法善治的智慧结晶，是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生成逻辑。
(二)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特征是什么？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法与政治同属上位概念范畴，所以其上层建筑范畴和意识形态完全一致。同时，法治的实现不可能与政治隔绝而孤立运行。我国现行宪法开宗明义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以及党的领导地位。新时代法治理论有中国独特的国情基础和自有特点，“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3]。”党对所有工作的全面领导奠定了我国良法善治的基础，是中国新时代特色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所在。同时，党的领导工作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共同促进、相辅相成的，并非是此消彼长，相互对立。党的主张以及党的政策法律化是我党依法执政的基本表现形式。党政的各级领导开展工作必须秉承法律之上无主体的原则，使各项工作依法有序地推进。同时党的所有领导必须合法，必须遵循依法执政，因为党是人民这个集合中的元素之一，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者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治理对象之一，立法主体与守法主体的合二为一、自律与他律的二者统一是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精髓所在。
(三)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生存、谋利益的运动。而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做人民的忠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宗旨。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人民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广泛且深厚的基础，因此，新时代法治之治应该维护民利、折射民愿、体现民权。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的理念使得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如盐入水，溶于无形。从战略布局看，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民权、民利的尘埃落定为核心；
从制度视角看，我国新时代法治制度保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我国现行宪法是我国公民名至实归的权利保障书。因此，确保一国宪法神圣不可侵犯，本质上就是为了保证我国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人翁地位。总体来说，新时代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所有立法合宪，能反映民众的美好意愿，从而促进整体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增加人民福祉，使我国民众的幸福感、自豪感与日俱增，最后让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信仰。
(四)新时代特色法治的路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高屋建瓴部署了新时代特色法治的实现路径。全面依法治国需要汇聚法治合力推进。一方面，高瞻远瞩地完善以现行宪法为核心的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依法治国统揽全局的总体路径。这就必须要求依法治国首当其冲的是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就应该要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党。因此，必须坚持现代化法治道路，贯彻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齐头并进，坚持法治国家、政府、社会的一体建设。决议的这些内容，是新时代特色法治的路径总规划。另一方面，新时代特色法治的具体路径要求多措并举、齐头协同、纵深推进。要求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立法机制不断健全，公众民主参与不断扩大，司法责任制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同时我国《监察法》的颁布，使全面依法治国走向现实，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路径机制已经成型，彰显了我党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智慧。
我国新时代的特色法治思想以厚学养德、高屋建瓴的视野，总结开放式发展的四个历史时期，努力汲取国内外法治精粹，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的实践法治相结合，切实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深入总结建党百年法治经验，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遵循。这是几代党中央集体努力的成就，意蕴深邃地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内涵。
(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自改革开放开始，我党对依法治国的方略矢志不渝，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法治当中应该有政治，绝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建设[4]。”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秉承独立自主不松懈，“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5]”。“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6]”。因为法治的基本含义是通过法律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核心是通过良法实现善治，具体形式是所有组织和个人在法律的框架下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和权利的有力保障[7]。全面法治治国的基本理念，究其本质是我党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审慎立法、严格执法以及公正司法，从而使全面依法治国制度化、规范化，将党的领导工作贯穿于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职能不变是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策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走上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最根本的保障。众所周知，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中国国情，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逻辑关系，即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实施全面良法善治的根本保证，从而强调，党的领导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实践证明，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经验。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理政，就必须推动政府工作人员大力提高法治素养，坚守道德底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保障我国公民权益，建立新时代特色化的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8]。因此，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是我国法治的新时代内涵之一。
(二)全面依法治国与弘扬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
在法治现代过程中，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如何兼容并蓄是个世界性的命题。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在继承我国传统“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基础上，创新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价值理念、制度属性和人民地位以及法治类型四个方面推进法治的可持续发展[9]。由此，走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必须传承我国传统法律精粹，对其择善而用。我国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现代化发展，追根溯源，其本质上植根于我国独有的肥沃土壤中，体现独特的民族法律智慧与鲜明的中国法治精神；
根植于我国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与共产党人的百年实践中，体现了我党对我国本土法治资源和法治国情的时代把握；
根植于我国几代党中央集体领导对全球格局的顺势而为与不懈努力，体现了中华法系有机传承与世界法治文明移植借鉴的逻辑统一，坚持以我为主、融入本土元素，坚持记载深厚的中国经验，认真鉴别、吸收精华，是我国“历史传承、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0]。实践中，“枫桥经验”是基层广大民众吸收传统确定份额、终止纷争的方式，结合新时代法治手段形成的治理方式之一，体现了追求无诉、和为贵的传统继承，体现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与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独有内涵。
新时代特色法治的生成、演化和拓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立足中华法律文明的发展脉络，展现现代中华法系的普适性价值，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发展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过程[11]。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为新时代特色法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新时代的特色法治实践根植于我国独有的土壤之中，为国家的良法善治提供了法治保障，使全面依法治国更显文化自信、更具中国特色。
(三)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港治澳相融入
自香港澳门回归后，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方针贯彻坚定不移，对“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始终认可，我们一直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特区秩序，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与“爱国者治澳”政策不变。中国治港、治澳过程中愈加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理性，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使法治在香港与澳门的区域治理中现代化、程序化，最终走向制度化。其中“依法治港”不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依法治国与现代法治转型，同时也合乎我国香港地区法治比较先进、比较完善的特点和基本诉求。“一国两制”的港澳践行机制不断完善，我国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在港澳不断彰显。正如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到的：建立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机制的重大决策，建立特区安全的执行机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因为一国法治的终极目标是良法善治，这不只是香港地区普通法适用的英美式法治，还包括基本法与“一国两制”相契合的新时代特色法治。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澳门的“一国两制”模式同样体现出“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澳”的良性互动以及融入式的制度整合，是澳门地区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因此，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治港、治澳相融入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新时代法治现代化的制度命题。
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内涵上统一、在逻辑上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成功典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同时该理论务实求进、高瞻远瞩，成为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指引与行动指南。当制度理性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最迫切需求之时，我国宏大且独特的良法善治叙事，成绩斐然，万众瞩目，为全球治理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12]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正是立足当前国情和发展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汲取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营养部分，着眼未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再结合全球化大趋势而形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贡献，实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法治思想的与时俱进，承继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拓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也是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共产党宣言》指出:“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3]与西方法治的本质不同，我国新时代特色法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辩证地处理法治建设与党的自身建设，要求党依宪执政、提高党员的政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实践没有止境，同样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新时代特色法治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全人类发展规律综合运用的创新性成果，是对时代变革的有力回应，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二)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作为一个宏大而缜密的系统工程，依法治国的依托基础是以法治而治的中国社会,主体是党中央领导下的法治政府，目标是良法善治之下的法治化国家。其中,要建设善治政府和良法国家就必须筑牢法治社会的根基，因为“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协调性、规范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14]。而法治国家的范围包括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后面两者均服务于法治化国家这个终极目标。新时代法治领域的建设应当围绕法治化国家的顶层设计进行布局，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逐步统筹、有序推进，不仅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而且要求进一步完善人代会制、政治协商制度，尤其加大了重点领域的制度供给步伐，同时大力反腐倡廉，改革司法，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特色法治体系。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立足于高瞻远瞩的格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中国治理推向“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依据，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
(三)新时代特色法治理论为解决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罕见大变局之际，经济全球化、信息多样化深入发展，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治理竞争体系加速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激烈，国际话语权一边倒的局面开始消解，国际秩序首次面临重构。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日益提升，尤其是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所展示的制度优势，使其走向全球治理问题的风暴中心，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国际体系、国际关系，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努力推动全球化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以负责任大国走向世界，处理或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以法为据。因此，新时代统筹推进国内和涉外法治时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格局,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势力、应对宗教组织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打击跨国贩毒走私犯罪；
积极参与国际法律合作，提高遣返引渡的力度；
积极参与政治与生态问题治理，努力进行改革方式创新。“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为全球问题治理和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5]新时代特色法治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伟大实践，我们必须深刻领悟，实践中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