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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桉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38）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组织领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南昌起义，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上演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伟大事件[1]，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引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迎来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绵延流长的革命精神，形成经典永续的革命文化。南昌起义发轫的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以下简称建军精神），源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以下简称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继往开来的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1]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南昌起义在建军精神形成过程中的源头地位和发端作用，阐明了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一脉相承、建党精神与建军精神薪火相传，对深化既往学界以“‘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纪律严明’、‘一往无前’等主要内涵和特质”界定建军精神[2]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表明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找到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正确道路，突破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为代表的旧式民主革命的局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了基础，是建军精神发轫的母体。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历史，是继承以往的条件和根据当下具体实际，而非任意和主观地去创造[3]。在南昌起义中发轫的建军精神，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建军精神的发轫，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扬光大的结果。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涵养了勤劳俭朴和艰苦奋斗的民族性格，产生了创榛辟莽和敢为前驱的创造精神，养成了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知行方式，形成了民贵君轻和民为邦本的民本意识，铸就了天下为公和不负家国的爱国思想，镌刻了义薄云天和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4]。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的领袖。”[5]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赋予传统爱国主义以崭新的内容，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的脊梁”[6]的集中涌现。南昌起义主要领导者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以及广大的革命官兵们，是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向何处去的危急时刻，以发动反抗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书写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与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从南昌城的浴血奋战到铁流千里南征，从转战湘赣开展“赣南三整”到发动“湘南起义”奔赴井冈山，无不呈现出南昌起义将士们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他们是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深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建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时代，继承以爱国主义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作。
建军精神的发轫，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和军队建设理论在中国传播并被共产党人所接受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7]他在热情地讴歌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同时，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唯一可能的出路[8]。后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声明，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将自己国家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家机器打倒[9]，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历欧洲革命和工人运动后，深感赤手空拳和棍棒不是暴力革命，而应该是“陆军和海军。”[11]无产阶级要得到和使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的武装，像“六月革命”一样用霰弹和街垒来回答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12]。1871 年3 月18 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诞生，它检验和印证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学说的科学性。1917 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将巴黎公社永存的“暴力革命原则”付诸实践，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东风劲吹，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3]。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传来马克思主义，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努力探索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陈独秀在1920 年就将“阶级战争、暴力革命当作革命图谱中的必要元素。”[14]在《共产党》发刊词中表示：“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15]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进行国民革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军队，因为“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16]周恩来在旅欧时就提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17]，无产阶级要只有“造成他本身的武力，才能以机关枪大炮报沙基惨案的仇”[18]。蔡和森在比较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后指出，“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19]瞿秋白认为国民革命极其需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正式军队”[20]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的毛泽东，早在1918 年4 月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时，不仅对其关于中国沿着“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21]大方向前进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而且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2]，表达了坚定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可见，南昌起义枪声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声的回响，建军精神发轫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绽放的鲜花。
建军精神的发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建立革命军队和武装工农开展斗争实践的结果。党的诞生后集中力量在城市掀起了工人运动高潮，一方面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显示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能力；
一方面在以京汉铁路“二七”政治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失败中，得到了没有枪杆子的惨痛教训。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在建党以后一段时期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直到第一次国共产合作创建黄埔军校，才“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23]黄埔军校是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实施政治工作制度和党代表制度的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是中共军事活动的起点。共产党人参加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考察苏俄军事和红军，参与了军校的创建；
周恩来、聂荣臻、熊雄、恽代英、萧楚女等大批共产党员在黄埔军校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以“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的教育理念，一改“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24]的局面；
中共从各地选派了如徐向前、陈赓、左权、蒋先云、许继慎、王尔琢、周士第、蔡升熙、宣侠父等优秀人才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中有包括党团员五六十人在内的大批左倾青年，占学生的十分之一[25]，迅速解决了当时中共在军事斗争中“无专门人才，无专业经验，无经费及物资保障”[26]的窘境。学员在学习期间参加了平定广东商团叛乱、平息“刘杨”滇桂军阀叛变、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特别是在统一广东的战争中组建了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第一支约150 人的武装力量，即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发展成为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不久这支北伐战争中的“铁军”成为南昌起义主力之一；
而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在国民革命军中得到普遍推广，为中共后来独立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借鉴。中共还派遣朱德在南昌创办了名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支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的武装力量有3 个营，约1100 人，精锐之部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在国共合作环境条件下，中共有识之士主张有理、有利、有节地发展工农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以彭湃、毛泽东等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最有影响。农习所在讲授农民运动理论知识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同时，尤其注重军事和政治教育结合，实施严格军事训练，第一届到第五届共四百五十四名毕业生，大多作为特派员被派遣到各地从事农民运动[27]，后来多数都成为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骨干。在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后，党领导湖南几万农民的自卫军、赤卫队和梭镖队喊出了“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
打到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足见党在发展农民武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省港大罢工”中，罢工委员会组建了武装纠察队，总队之下设8 个大队及若干特别队，总人数约在4 千人以上，其不仅对封锁香港和打击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各地工人运动的榜样。项英为队长的湖北工人纠察总队，至1927 年5 月底共有3000 人，其中1100 人为武装纠察队员[28]。最为壮观的是上海总工会组织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内设总指挥部，下设区队、大队、中队和小队[28]，到1927 年3 月周恩来和赵世炎等胜利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纠察队已经发展到3000人。综上所述，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探索，为在大革命失败的同时就立刻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战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南昌起义在经历了“英雄浴血南昌城”、“铁流驰骋到南粤”、“艰苦转战上井冈”的峥嵘岁月，旧中国根深蒂固的“军队私有与列强卵翼交织”[29]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在解决军队“听谁指挥”和“为谁打仗”的两大根本问题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党指挥枪”原则由此发端，为其在“三湾改编”奠基、“古田会议”定型开了好头。与之相应，所发轫的建军精神是“建军总原则，党的领导尊。非军指挥党，惟党指挥军”[30]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南昌起义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在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也昭示了新型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1]的建军精神，是人民军队精神的魂魄。
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暴动，听从党指挥的革命官兵，走上了独立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军精神应运而生。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否则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31]。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武装斗争和建立军队作为极其重要和急迫的任务进行部署，曾多次提出开展武装起义的建议，但都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主持的中共中央否定。当汪精卫准备实行分共清党时，革命已到了生死关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1927 年7 月12 日中共中央改组，果断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领导，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确定了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决定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伺机起义，派遣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自始，从南昌起义酝酿、决策、筹备、发动，到起义的纲领、宣言和布告等的制定和发布；
从到胜利后组建领导机构、改编部队，到南征广东、转战闽湘赣、会师井冈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和“忠诚于党”的典范。7 月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召开有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黄慕颜等参加的秘密会议，主要讨论“泸、顺起义失败后部队的善后事宜和发展革命军事力量、应付紧急情况等问题”[32]。会议认为“湘鄂赣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成为革命的支柱与中心，”[33]依朱德“到江西去”[32]的提议最为可行。7 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根据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已集结于九江、南昌，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然后南下潮汕，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周密制定起义计划，中共领导人在7 月20 日、23-24 日和26 日于九江举行了三次会议，议定了“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在军事上独立行动”；
南昌起义发起的时间、部署以及起义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颁发政纲和劳动保护法和发表宣言等重要事宜。8 月1 日凌晨2 时，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阶段。
军队的性质和秉持的宗旨，是由掌控这支军队的政治集团及领导者所决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军阀部队，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走狗与鹰犬，军队私有和列强操纵导致国家四分五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南昌起义的目的正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34]南昌起义胜利后，周恩来立即主持起义部队整编，以使起义的这支军队真正归共产党领导。为了建立最广泛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起义部队番号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代总指挥兼第20 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11 军军长、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朱德任第9 军副军长[35]。此次整编着重将北伐战争以来行之有效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在起义部队中推广，共产党员朱克靖、聂荣臻、廖乾吾分别担任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军党代表，颜昌颐、李硕勋分别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分别担任第二十军第一、第二、第三师党代表[36]。更为重要的是，党的组织向基层延伸，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各团建立健全了党的支部，各营建立了党小组，并在受共产党影响的贺龙第二十军中开始发展党员。南昌起义胜利后的整编，虽然还没有像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那样“支部建在连队”，但是党组织已经比较广泛地建在军师一级，且有不断下沉之趋势，为党贯彻“八七会议”关于革命军队“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37]的精神，积累了经验和创造了条件。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国民党阵营派系变化也波诡云谲。因此，起义军在汕头大浦会馆召开的中共南方局第一次会议上，按照党“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38]，决定抛弃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公开亮出以斧、镰为标志的共产党旗号，废弃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并在湘南起义中正式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南昌起义正是因为得到了党的坚强领导，故而避免了旧式民主革命中所有的暴动和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境地。在纵横赣、粤、闽、湘边270 多天的时空里，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39]的伟大事件，而且演绎了“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间”的辉煌历史，造就了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契机，发轫体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的建军精神，乃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南昌起义中开展的“赣南三整”使新生的人民军队在危亡时刻保存了火种，旧军队的陋习逐渐扫除，为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建军精神生机勃发。党成立之后，一批党的领袖和有识之士就对在中国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经验和教训。其中成果之一，是将以往党在能够直接掌握的军队中所建立的团——总支、营——支部、连——小组的组织形式[26]，运用和发展于南昌起义，在起义的军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党总支或党支部及设立政治指导员。“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基础的奠定和“党的作用高于一切”[40]的发挥，保证了起义的成功。然而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却“正未有穷期”，对于如何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机制和格局还未建立，如何改造一支由旧式军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为新型人民军队的目的任重道远。在南昌起义部队中，除叶挺部和第25 师中党的建设较好外，其他部队党的力量则为薄弱。“党在军队中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即同志间，也是到了瑞金，才把小组组织起来，党的前敌委员会是最重要的，但组织也不健全，也没有威权，也没有采取民主集中制，多数同志都不知道党的计划和真实情形。究竟应当怎样做，大多数都是不知道的，不明白个人的责任，一盘散沙，没有人觉得我们是在革命的暴动中，如行悬崖绝壁，大家应该手拉手，一步不误，才能免坠深渊。”[41]特别是起义部队南下中发生了蔡廷锴第10 师、贺龙部陈浴新率部脱逃等重大事件，给南昌起义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说明党对军队领导和组织力还非常薄弱。因此，对旧军队中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必须经过根本改造，以适应新的革命任务[42]。而实现这一“改造”之初，是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开展的“赣南三整”。
潮汕战役失利后，朱德率领从三河坝撤退下来约两千五百人的部队来到广东饶平，召开了关系到起义军前途命运的“茂芝会议”，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转战到粤北地区，保存了南昌起义军近800 人的骨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43]在此期间，部队面临极其严重的局面，官兵们饥寒交迫，军中疾病流行，频遭土豪劣绅武装围追，在一无给养，二无援兵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考虑着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的同样问题[44]。意志不坚定的一些官兵相继拖抢离队，有的甚至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部队有顷刻瓦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45]。在这紧急时刻，朱德、陈毅在1927 年10 月初至11 月下旬，于江西的安远、大余和崇义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整训，史称“赣南三整”。在与“三湾改编”齐名的“赣南三整”中，开始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1]朱德在安远天心圩整顿中，以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在军中崇高的威望教育官兵，用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鼓舞官兵的斗志。指出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还要大家看清楚革命前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有十支八支枪，保存好实力，革命就有办法[32]。陈毅激励大家不惧暂时的黑暗和困难，“要做失败时的英雄。”[46]天心圩整顿取得巨大的效果，稳定了军心和站住了阵脚，虽然大约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45]，但是留下来的却成为革命的精华[47]。在大余整编中，于重新登记了党、团员的基础上，重点对部队中党团组加强管理，成立了党支部[48]。并将仅有五六十人且集中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的党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48]党的组织由既往建在军师级下延到团营级，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性开展。此外，对已打散不成建制的部队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 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 个重机关枪连，解决了军、师、团建制名存实亡带来的官兵互不相识、互不节制等问题，使起义军余部成为一支组织精干、指挥灵活的战斗部队。大浪淘沙剩下七、八百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在上堡整训中，主要是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解决部队违反纪律、不会打游击战和做群众工作等问题。面对部队开始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在打土豪、分财物中必须加强纪律性问题，一方面制定了部队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的制度[32]，规定了“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
一方面加强了对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以适应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和土地革命新形势。针对部队习惯打正规战不暗打游击战问题，朱德以战略家眼光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部队中加以训练，“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
在战斗队形方面，由一线式改为‘人’字式”[32]，以适应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方向转变，力求和农民运动结合进行土地革命。“赣南三整”在与“三湾改编”几乎在相同的历史时空中，对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作出巨大贡献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首先，使濒临绝境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获得了新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火种，而且在“得到休整和补充”[49]后，发动了湘南起义，数万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其次，是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和建军理论，对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产生了积极影响，突破了大革命时期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薄弱等局限，推动了党的“三大法宝”的形成。第三，在军事斗争上，继南昌起义中曾进行的歼灭战、运动战、阵地战、阻击战等，又开始游击战战略战术的训练并在湘南起义中实施，给党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工农武装割据作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了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三件大事：共产党诞生、新型人民军队创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50]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51]的建党精神。自此，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又增添了璀璨新枝，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又绽放出时代硕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51]，在中国共产党精神史上占有开篇和奠基的重要地位，是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源头和根脉①“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21（4）：24.。在血与火的建军大业中淬炼出的建军精神，赓续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建军精神在情感层面上与建党精神一脉相承，对共产主义始终炽热追求和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信念，集中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忠诚于党的军魂品质；
在价值层面上与建党精神同条共贯，坚定执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集中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道德情操；
在意志层面与建党精神薪火相承，成为党初心践行和使命担当的砥柱中流，集中体现了新型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敢于斗争的血性胆魄。建军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特定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文化状况环境条件下发轫，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承上启下和继往开来的精神坐标。
建军精神的发轫昭示着中国社会革命和革命文化迅猛发展。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根深蒂固，其根本原因是从八旗军、绿营军到湘军、淮军，军队成为清王朝的鹰犬；
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到奉、直、皖等派系军阀，成为列强的代理人；
是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于一身的新军阀蒋介石的统治。在旧中国无论新老军阀，军队私有和受列强卵翼是其本质所在。没有社会意识、国民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军阀们，在“有军则有权”、“有权必扩军”和“扩军定争斗”的驱使下，导致国家和人民长期处在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南昌起义标志着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开始摧毁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所创建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时代之需和人民所盼，一开始就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承继了建党精神优良基因和红色血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镌刻了建军精神忠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鲜明特质，是新型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以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坚定共产主义者，在四面白色恐怖中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枪声回答了当时“要不要继续革命”这一首要问题，以创建新型人民军队来挽救中国革命，是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和发轫伟大建军精神的鲜明标志。从此“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1]“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根植了建军精神厚重的为国为民的情操和舍我其谁的本色，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宗旨意识的集中体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共产党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51]，也是党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31]的动力所在。南昌起义以“实践第一”的魄力和“敢为人先”的担当，开辟了革命新局面闯出了战斗新天地，也是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和发轫伟大建军精神的深厚底蕴。从此“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彻底为人民奋斗，哪里有敌人，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1]“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建党精神，孕育了建军精神百折不挠意志和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品质作风。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秉性和气吞山河胸襟，是“人民武力起洪都，屈折艰难史所无”[52]的真实写照。南昌起义贵在首义诞新军，功在石破惊天“第一枪”，是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和发轫伟大建军精神的关键。从此“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1]“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铸就了建军精神听党指挥原则和忠于人民秉性，是新型人民军队铁心跟党走和永恒不变的政治优势。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共产党人秉持的政治属性和人民立场，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必然结果。南昌起义从听党指挥“打响第一枪”到忠诚于党千里转战“上井冈”，革命将士在枪林弹雨和艰难险阻中，谱写出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和发轫伟大建军精神的史诗。从此“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1]
建军精神的发轫昭示着新型人民军队军魂锻造的伊始。南昌起义发轫的建军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肇端了以“忠诚于党、为民奋斗、不怕牺牲、纪律严明”为主要内涵的建军精神，标志着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人民军队精神破茧而出，党指挥枪的军魂鸿蒙初辟。“忠诚于党”是建军精神的精髓，体现了革命军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炽热追求和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坚韧毅力。“为民奋斗”是建军精神的宗旨，体现了革命军人是中国共产党纲领、宗旨、路线、方针、政策坚定的执行者，是最坚定、最英勇、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不怕牺牲”是建军精神的品质，体现了革命军人勇冠三军、所向披靡。“纪律严明”是建军精神的风范，体现了革命军人崇高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组成的军队是民主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自南昌起义始，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原则，发展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培育了特有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1]。建军精神的发轫，体现了人民军队“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1]的真谛，就会造就人民军队对党的赤胆忠心、人民的鱼水情意和为党为人民冲锋陷阵的坚定意志[51]；
就会坚决执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纲领、宗旨、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彻底为人民奋斗的人民子弟兵[51]；
就会迸发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铸就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血性胆魂[51]；
就会聚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自觉性、纪律的严肃性为一体，锻造成统一意志、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千军万马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攻如猛虎、守如泰山[51]的钢铁长城。
建军精神发轫和忠诚于党的军魂淬炼，缘于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广大官兵英勇奋斗。南昌起义是在正确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排除党内错误干扰中发动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在准备起义的关键时刻，借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示，于7 月29 日早晨和中午，接连给前敌委员会发出两份急电[53]，说暴动宜慎重，张发奎仍有希望[54]，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7 月30 日晨，张国焘抵南昌后，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以“这个运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54]为由，强调起义要有成功把握，要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关于起义要征得张发奎同意的意见，否则不可动[55]。还提出叶挺所属部队应跟随已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军阀张发奎一道回广东，共产党员从部队中撤出到农村去等。张国焘的主张遭到前委成员一致反对，周恩来更是拍案严厉批驳：“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交枪，不能束手待毙，还是干”！并有理有据地提出辞职以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56]当起义箭在弦上之际，张国焘又认为这次武装行动只是一次“兵变”，提出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55]，若需要则要有时间修改，继而达到取消起义的目的。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什么‘兵变’，”[55]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宣言由我来改！”[55]决定立即起义。周恩来对党举行南昌起义决定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在危局转折时，奋力担当；
在起义关键点，勇于担当；
在起义失利后，竭力担当[57]，无不体现出“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58]是建军精神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名闻天下的贺龙，在南昌起义前后信仰了共产主义，在革命关键时刻听从共产党指挥，开始由旧式军人向优秀共产党人的转折。当周恩来告知贺龙，“党的前敌委员会已经决定：你和叶挺同志的部队就在南昌起义。同时，决定由你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时[59]，贺龙决然受命并坚定地表示，我和二十军全体官兵，从今以后就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59]，为起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南征途中，贺龙矢志不移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得以实现，从此贺龙坚决听党的话、坚定跟党走，潮汕失利后来到湘鄂西重整旗鼓干革命，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卓越的军事家。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立下三大“奇功”：一是利用起义前曾受党的指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长之便，详细绘制了一幅敌军兵力在南昌城的部署图和提出了起义作战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60]二是在起义前夕完成宴请国民党军军官的特殊任务，使驻昌之敌放松警惕、群龙无首，并将起义消息已经泄漏情况迅速传出上报起义总指挥部，南昌起义遂提前两小时举行。三是以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61]，在南昌起义危亡之际站了出来，率领起义军余部突出重围保存了革命火种，进行“赣南三整”去除旧军队陋习，发动“湘南起义”壮大了革命队伍，率领部队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创出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
南昌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的始发地[62]。南昌起义官兵将中华民族血脉中的英雄主义基因予以升华，在“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31]的实践中，宣告了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克服不了的困难、战胜不了的敌人[1]的“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从叶剑英在九江甘棠湖小划子会议上速请贺龙和叶挺部队开往南昌、劝阻张发奎不追击起义军和保存了第四军教导团的“三大贡献”，到“军神”刘伯承担任前委参谋团参谋长运筹帷幄，智勇双全赢得了周恩来和起义将士的一致好评[63]；
从聂荣臻与周恩来相约“空车传信”，单骑策反带来三千兵[63]，到陈毅星夜追赶起义部队，矢志革命甘当连队指导员[63]；
从千百个“陈守礼”①陈守礼，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4 师72 团教导队队长，在攻打贡院时壮烈牺牲，被誉为人民军队牺牲第一人。式的“红带兵”浴血激战于南昌城内的天主堂和贡院等，到陈赓身负重伤仍“笑谈去见马克思”[63]；
从南征广东途中不老“八仙”①起义军南征途中，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方维夏、彭泽民、谭平山、高语罕、姜济寰几位50 岁左右的老同志以昂扬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革命精神为人称颂，被称为起义军中的不老“八仙”。老骥伏枥，洋溢出革命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到四大“女金刚”②四大“女金刚”指南昌起义女兵队伍中杰出的战士谭勤先、杨庆兰、王鸣皋、陈觉吾。英姿飒爽，在起义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上演了军中巾帼不让须眉佳话；
从朱德在会昌战役中手持牺牲战士的步枪，站在战壕里向敌人射击[64]，到普宁流沙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主持起义善后事宜，并坚定地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我要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64]；
从为井冈山会师奠定基础的三河坝战役[65]，到起义军余部转战群山峻岭为着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奋勇前行，书写了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受挫再到新生的辉煌历史。这一切证明了党的优秀领导核心和广大起义官兵是建军精神发轫的关键和主体，诠释了建军精神的核心价值。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是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66]。这一“主动”的标志，是建党精神的形成，其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精神文化的性质；
这一“主动”的赓续，是建军精神的发轫，它昭示着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绵延不绝。“八一功在第一枪”。自此，新型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67]的秋收起义、“支部建在连队上”[68]的三湾改编、“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67]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67]的赣南闽西苏区的开辟、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新泉军政整训和“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决议案的通过，伟大的建军精神终于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