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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彦霖
1931 年的暑假， 长期参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曾在1930 年就被捕并被关押四天的姚雪垠，终于得到了自己被河南大学以“‘思想错误， 言行荒谬’的罪名挂牌开除”①姚雪垠：《七十述略》，《姚雪垠文集》（第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30 页。的消息。为了躲避追捕，从同学处借得十几块银元的他，在当天下午即乘火车逃往北平，结束了对他影响深远的省城学生生活。
逃往北平对于姚雪垠来说虽然事出突然，但是翻阅姚雪垠关于此阶段的回忆文字，又不难发现他对此实际上颇有思虑，全然并非心血来潮后的盲目决定。
当时的姚雪垠刚与于1930 年保释他的辛亥元老王庚先的女儿王梅彩结婚，“妻子和家人为着生活都希望我找一个地方教书，我坚决不考虑，想到北平，走我自己的路”②同上，第232 页。。
对于当时的姚雪垠来说，成为教师一方面违逆自己的“雄心壮志”，一方面又有许多现实的困难。③对于中小知识分子而言，能够成为教师当然是颇为理想、稳定的职业。
但是姚雪垠对于自己投身教坛其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他看来：“当时河南教育界派系争夺激烈，主要的派系有北师大派、北大派、中大派、河大派。
每一派抢几个有名的省立中学和师范。
河大不是名牌大学，但它是地头蛇，利用地方各种势力，也拼命争地盘。
像我这样的人，首先缺乏大学毕业资格，也不属于任何派系，只能到私立中学或县立中学找一个教书饭碗。
教员的聘书以一年为一期，甚至有只发半年的。
每到暑假，学校倘若不再续聘，就马上失业了。
所以我如果走教书的道路，虽然可以糊口，但那饭碗是随时可以打破的。
”同上。宁可抛下新婚妻子和家庭，来到现实生活困难更为严重的北平， 也不愿留守河南获取暂时安稳的生活。姚雪垠的这番“雄心壮志”的背后，潜藏着的正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谓的“脱域（disembeding）”④吉登斯指出：“所谓的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实践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版，第18 页。的冲动，而这种空间地点的取舍，其背后推力正是一种抽象的“信任机制”。
安东尼·吉登斯由此指出：“空间定位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与自我的反思连结在一起，至少在青年时期之后，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就变成了主要依据个人的生活规划来作出选择的事情。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172 页。对于姚雪垠而言，这种抽象的“信任机制”以及自我反思的获得，与他在省城确立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密切相关，也与他青年时代即有的“狂妄的性格”密切相连。
因此，他才能在明白自己不再有机会进入学校的情况下，仍对未来保持信心，转而意欲通过“埋头于北平图书馆，在十年八年之内能够成为一个有相当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文学史家”⑥姚雪垠：《七十述略》，《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230 页。。
另外， 姚雪垠选择北平而不是上海作为目的地，也和作为“文化城”的北平可以提供安静、优越的读书环境，且费用较上海远为低廉有着直接关系。
然而， 成为学者的梦想需要周密的学术训练、充分的经济基础以及较长的时间周期。
这些都是“生活问题没法解决”⑦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9 页。，是无法长期“坐图书馆”的姚雪垠所不具备的。
在为生活所迫回到家乡中学任教一段时间后，1934 年， 重回北平的姚雪垠为了生活，终于“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学习写作上，不再幻想能够通过几年的努力成为一个有造就的‘青年史学家’”⑧姚雪垠：《七十述略》，《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233 页。。
将原本作为“志业／兴趣”的文学创作，转化为谋生的“职业”，姚雪垠的这种经历在当时置身大城市的中小知识分子青年中并不少见。
对于民国时期寄居大城市的中小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途径大致有三条，即“读大学”“从军”和“写作”。
较之费用高昂，竞争激烈的“读大学”，“写作”被很多不具备接受大学教育条件的青年视为“出奇制胜”的终南捷径。
当时在大学旁听的黎锦明就曾投书《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倾诉自己投考北师大再次落榜的苦闷，表示：“现在我没有话说，除开痛苦以外，又何颜负这‘徒空谈文学’的罪名呢？今年快二十岁了，还不进大学怎么了得呢？ ”①黎锦明：《感到痛苦而说的几句公开话》，《京报·副刊》1925 年第285 期。有意思的是，该报其后刊登的一篇题为《劝黎君》的文章，却认为他对“进学”的焦虑完全多余，认为只要能善用自己的创作才能，即可获得更大成功：
“大学的生活，其中的真情，你还不明瞭吗？ 况且你的前途又是非常的远大，引你到光明的前途上的明灯早就点在那里了，希望你努力你的作品，专攻你的文学，大学的学生又有几个能步你的后尘？ 现在的社会，又有甚么公理，你何苦痛心愤慨与悲哀呢！ ”②浮生：《劝黎君》，《京报·副刊》1925 年第291 期。写作可以成为寄身于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的“职业”，得益于近代以降媒体的兴起，更得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刊物的大量出现。
正是这些媒体及刊物的存在，为希望以写作为生的人群提供了“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的特殊性质，也使得他们难得地“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大致在同一起跑线竞争”③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00 页。。
因此，当时缺乏资源支持而困顿社会下层的中小知识分子“大都希望借助‘作家梦’来实现在城市里的安身立命”。④唐小兵：《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11 期。
然而，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里，最终能够登上文坛、获得沈从文那样的成功的写作者只是极少数。
文坛的“占地”与刊物的数量和版面终究有限，能够登上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上海或文化城北京的顶尖刊物，从而在文坛中确立自己地位仍然是极为困难的。
而文艺创作评价标准的主观性，更使得“爬文坛”（姚雪垠语）的路程愈发艰难。
因此，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抵达北平试图以写作改变命运的文学青年“有的住两三年，有的住一年，投稿不顺利，干别的营生去了。
也有人开始发表了两三篇稿子， 但忍受不了那种没把握的清贫生活，赶快改行了”⑤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16 页。。
攀登文坛如此艰难，物质条件如此艰苦， 姚雪垠的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创作天赋之外，还得益于他极为坚韧的性格， 在北平身染肺结核后，他居然在吐血后继续坚持写作。因此，姚雪垠在回忆这段“北平经验”的时候，认为“倘若我没有这种顽强劲，我将熬不过那段日子，一事无成”。⑥同上，第17 页。
另外，鉴于当时“文坛”的拥挤，倘若拥有文坛有力人士介绍与推荐，意图攀登“文峰”的青年是可以免去投稿过程中的诸多痛苦的，这就使得不少青年作者将“交际”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以“交际”获得作家名号，又将作家名号用于其后的“交际”。
姚雪垠曾经著文猛烈抨击这种“文圈关系学”：
“从前人们拿文学敲宫廷士大夫的门，如今却拿来敲社会的门。
在社会上争碗饭吃得有资格、有名望，真本领倒在其次。
在公寓的亭子间从事文章生产的人，大半是没有大学商标的穷青年，倘不兜个作家头衔，恐怕连教学的机会也没有。
为兜个作家头衔而从事文艺，并没有把文学当做终身事业，根本就想投机，滥产，千方百计想把原稿变成铅字。
万一文章出去后左右碰壁，锋头出不来，便设法办刊物。
但办刊物也须自己能够活动，且多少有点地位，才能够办得起来；
没有这两条资格的，就只好于千艰万难中，自费印个集子出来，分赠亲友传观。
而出集子时央名人题封面，写序文，央朋友写书评：都是必要的工作。
有了集子，到外省外县便俨然是个作家，再加上朋友帮忙，找事做往往不成问题。
至于拿杂志跟集子去骗女人，去升官发财的，近来已屡见不鲜；
但笨一点的只能孤独的去教书糊口。
”①姚雪垠：《文学的别用》，《姚雪垠文集》（第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04 页。
在他看来，“伟大的收获，永远只给伟大的努力者，决不是投机取巧者所能获得”②同上。，因此，他选择了一条“孤军奋战”的路线。
据他自己回忆，自己在北平期间不仅未曾拜访京派“盟主”知堂老人，而且在曹聚仁的《芒种》中发表题为《鸟文人》的文章，讽刺其“或捕风捉影的‘谈龙’‘谈虎’，或听笼鸟学语，确是雅人雅事”③姚雪垠：《鸟文人》，《姚雪垠文集》（第14 卷），第207 页。。
就是对于自己颇为欣赏，且曾编发自己文字的沈从文，他在三年北平时光中也始终未去拜见，直到1962 年，沈从文作为《李自成》的“专家读者”，两人才第一次相见。
有意思的是，这种“孤军作战”的姿态，是姚雪垠在晚年谈到自身经历非常乐于强调的一点，在与五战区老友陈纪滢的通信中，他表示：“丁玲生前常说我在北京是‘独立大队’，幽默而准确。
”④姚雪垠：《给陈纪滢》，《姚雪垠文集》（第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330 页。这种“独立大队”式的创作姿态，意在强调依靠自己的作品，而非个人能力之外的其他因素来完成自我意义的确认。
考虑到姚雪垠的思想结构，这种姿态似乎不能纯然视为一种“五四”式的对个体意志的张扬，还要看到其中杂糅的对传统文人的“三不朽”传统的继承。
另外，这种姿态的形成，与姚雪垠自己常提到的 “狂妄骄傲”⑤曾经在抗战时期与姚雪垠颇有合作的陈纪滢， 曾经谈到五战区文工委的其他成员写信抱怨姚雪垠的个性：“雪垠个性尖锐与傲气是不可否认的。
雪垠说话不让人，做事好逞能，到处出风头，包括写文章也表现了全能。
这些都是招人嫉妒的地方。在老河口年代，臧克家、田涛与碧野都与我通信，暗示他这个个性，我深信不疑。”陈纪滢：《记姚雪垠（下）——“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传记文学》1982 年第14 卷第4 期。的性格特征、陈纪滢所说的耕读家庭带来的影响⑥陈纪滢指出：“雪垠与克家均出身于农村社会，耕读家庭。
这个环境培养出来的子弟，大都有一种‘悍’劲，性格执着，有爱认‘死理’的固执。
”陈纪滢：《记姚雪垠（上）——“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十》，《传记文学》1982 年第14卷第2期。，以及在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过程中备受刺激所生成的强烈的自我证明欲望⑦曾任姚雪垠秘书的许建辉在自撰的《姚雪垠传》中记述了自己与姚雪垠的一段谈话，这段对话显示了姚雪垠的姿态并非“肆意张狂”，而是与他对文坛环境的认知有着内在联系：“姚老的笑容倏然消逝，用了很低沉的声音说道：‘你不懂，世人也不懂，我不‘狂’，也不‘傲’，那是自信，是自强。
你知道，现代文坛上，从英法美留学回来的一大批，组成了一个‘民主作家’阵营。从日本和苏联留学回来的一大批，组成了一个‘革命作家’阵营。还有一部分作家虽然没有留学，但也多为科班出身，或者是有家学渊源。
可我什么也没有—— 既没有正经上过学，又不是书香门第，要不靠这点自信自强，我至今走不出河南那个小村庄呀！’话到此处，姚老眼圈一红，说不下去了。”许建辉：《姚雪垠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60 页。都有相当的关系。
而这些颇具“文人”或者“文化人”特征的精神取向，则构成了他在“革命”的精神底色之外的另一种性格／思想维度。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姚雪垠“已经在北京、天津、上海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杂感之类的作品”⑧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13 页。，奠定了“作家”的声名。
阅读他在该时期陆续发表的《强儿》《小罗汉》《七月的夜》《碉堡风波》《援兵》 等短篇小说，不难发现河南的乡土世界始终是作者的主要描写对象，而以启蒙视角对故乡进行刻画与批判则一直是其主要的书写模式。
在《强儿》与《小罗汉》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小说对作者叙事笔调和表现主题的深刻影响。
在他的笔下，无钱医治病儿的母亲，俨然是鲁迅小说《明天》中的单四嫂子：
伊一面哭，一面想，一面静听着病儿的呼吸，好容易度过了漫漫的长夜。
在这长夜里，伊也曾希望过有一位神仙下凡，来打救伊的强儿，但一直到窗棂上泛着鱼腹色的曙光时，并没有伊所希望的救星降临。①姚雪垠：《强儿》，《姚雪垠文集》（第1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 页。
而《小罗汉》则刻画了鲁迅小说中常见的怀着看客心态的“庸众”对血案的围观：
咦——咦——好。
队伍进了城，观众欣赏饱了也慢慢的散开去，只留下太阳灼热的晒着地，晒着两具破碎的死尸和一群狗。②姚雪垠：《小罗汉》，《姚雪垠文集》（第13 卷），第48 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触及“我乡我土”时，除了怀着启蒙视角，借用虽然忧愤沉痛却也流畅自然的现实主义笔调，暴露陈腐旧秩序对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摧残，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之外。
还特别关注闭塞沉闷的乡土世界内部地火般暗涌的革命潜能，并数次书写象征意味十足的农民自发的群体性抗争场景。例如，在《七月的夜》中，作者就借“红薯脚”的眼睛，生动地再现了乡村民众的革命暴动：
梦， 轻飘飘的在红薯脚的心上跳舞着，她看见村里的穷邻居，那些时常被村长和李阎王欺侮的男女们！ 慢慢的聚拢来，草屋里站不下，大部分站在草屋外。
这都是来看她。起初大家是默默的，流着泪，后来不知谁说些不平的，无法无天的话，群众骚动了，狂呼起来，像大河决了岸，海水起了潮。
“我们报仇去！ ”她叫一声，别人也嗡的应一声，变成一道澎湃的巨流，向村长和李五阎王的宅子流了去。
……③姚雪垠：《七月的夜》，《姚雪垠文集》（第13 卷），第61 页。
很显然，作者的这种书写方向的偏好，除了与自身的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规律阐释的影响。
经历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农民在姚雪垠的眼中与笔下，已经不仅是单纯的苦难“承受者”的形象，而是一种随时可能导致历史裂变的现实驱动力的化身。
除了短篇小说创作，作者在这一时段所创作的杂文和戏剧也颇具特色。
在该时段创作的杂文中，除去抨击畸形的“文圈交际学”的《文学的别用》，以及批评“当今的文坛名流正跟出版界打成一片”④姚雪垠：《苍蝇主义》，《姚雪垠文集》（第14 卷），第219 页。的《苍蝇主义》。
作者在北平时期的相当数量的杂文， 几乎都涉及当时被视为中国文坛的“南北战争”的“京海论争”。
而在这一系列文章之中，对“京”、“海”两派，尤其是对“京派”文学主张的强烈批判是其主要倾向。
在《鸟文人》中，他对以周作人、林语堂等“京派”文人以及《语丝》《论语》等杂志所展露的“有闲阶级”的文学品味与生活趣味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脱离现实的“趣味主义”与“个人主义”较之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对青年更具迷惑性，更应该予以淘汰。
而在《京派与魔道》一文中，他先对“京”、“海”两派进行总体性批判，称“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
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⑤姚雪垠：《京派与魔道》，《姚雪垠文集》（第14 卷），第215 页。。
随后抨击“京派”盟主“知堂老人”是“介于人鬼之间”的“怪物”；
“京派新贵”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文字令人不懂”，“故事架空，撇开现实”⑥同上，第217 页。。
质实而言，姚雪垠对于“京派”持续批判虽然与不满于他们对北平文坛的“垄断”不无关系，但是其根本原因，仍是基于他所持有的左翼立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与“京派”提倡的“为艺术而艺术”“无用之用”等主张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同时阻击“京派”“海派”，且对“京派”持论更严的态度， 自20 年代末以来便是左翼文化人的共同态度。譬如钱杏邨就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指出：“在几个老作家看来，中国文坛似乎仍然是他们的‘幽默’的势力，‘趣味’的势力，‘个人主义思潮’的势力，实际上，中心的力量早已暗暗的转移了方向。
”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 时代》，《太阳月刊》1928 年第3 期。而胡风在《南北文学及其他》《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以及曹聚仁在《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等文章中，也都曾先后发出过类似的表述，并认定“应当英勇地扫荡了海派，也扫荡了京派，方能开辟新文艺的路来”①曹聚仁：《京派与海派》，《现代出版界》1934 年第22 期。。
再看姚雪垠在该时段创作的戏剧文学作品。他在该时段的戏剧作品共有三部，分别是《洛川之滨》《百姓》与《群绅》。
较之充溢着浪漫主义气质的《洛川之滨》，刻画乡土人物群像的两部独幕剧《百姓》与《群绅》更值得关注。
在《百姓》的《附记》中，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对20 世纪20 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声称“阿Q 时代”已经“死去”，认定鲁迅 “大部分的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②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 时代》，《太阳月刊》1928 年第3 期。的激进左翼作家的不满。
因此，在剧本中试图呈现一群“意识都比阿Q 更其朦胧，更其对社会看得模糊不清”③姚雪垠：《百姓（独幕剧）》，《姚雪垠文集》（第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55 页。的乡村人物，以再次提醒改造“国民性”之必要。
姚雪垠在剧本《百姓》中，有意规避了左翼作家笔下常见的、农民得自“出身”的“先天进步性”，反而从“实情”出发，着力呈现他们的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精神弱点：
李叔叔：二模糊才从省里回，对于打仗的事情应该知道一点。
二模糊：谁晓得，一点也没打听。
李叔叔：听说前线上打得很紧吗？
二模糊：谁晓得。
假斯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打听？
二模糊：只管吃饱不饥，打听那干吗？
假斯文：国亡了呢？
李叔叔：亡了也只该亡了。
假斯文：家亡了呢？
二模糊：亡了亡了罢。
李大婶：你媳妇被日本人抢走了呢？
二模糊：抢走了……送给他。
假斯文：慷慨！
花老爹、李叔叔：大方！④姚雪垠：《百姓（独幕剧）》，《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151—152 页。
如果说充斥着抱怨“民国没有前清好”，认为“谁坐天下，我们就是谁的子民”的“愚民”的《百姓》，揭示的是乡土社会令人窒息的“底层结构”。那么《群绅》则刻画了乡土社会腐朽的“上层建筑”，民团团长和乡绅们沆瀣一气，不仅无视禁烟令，公然表决同意大量种植鸦片，还无端将前来告警的魏金声冤为土匪枪毙：
金声（冷笑）：我们早就明白，如今更加清楚了。
团长：你明白什么？
金声：明白团队只管催款讹诈，不管打土匪！ 还明白……
团长：（忍耐）还明白什么？
金声：还明白老百姓也应该觉悟了。
团长：（拳脚交下）混蛋！ 混蛋！ 土匪，共产党！ （停打）来，把他绑起来！⑤姚雪垠：《群绅（独幕剧）》，《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173 页。
借助于魏金声在临刑前与民团团长的戏剧情节冲突，点出百姓“觉悟”之于乡土世界“重造”的特殊意义。作者又一次回归了自己在小说创作中经常展现的， 对乡土世界农民群体心灵深处所蕴藏的“革命潜能”的关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暴露乡土中国的黑暗与不公的目的与许多左翼作家一样，都是为革命发生的必要性正名，但是从《百姓》的笔调又不难发现，姚雪垠并不像当时相当数量的左翼普罗小说家那样，仅仅美化农民得自阶级出身的“进步性”，却对该群体身上的诸多“国民性”问题视而不见。
相反的，姚雪垠仍然坚持以启蒙视角对乡土世界进行呈现，他虽然同样将乡土世界根本性转变的期待寄托于农民， 但是他所寄希望于“农民” 的又并非普罗小说中习见的作为“阶级符号”的农民，而是在“被启蒙后”获得崭新世界观的农民。进一步说，当我们通览姚雪垠的创作生涯，会发现自20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末，他其实一直是以“启蒙”与“革命”的双重视角来书写农民问题的， 这使得他一方面深入发掘农民思想深处“革命性”的反抗质素，另一方面又不吝于暴露他们精神层面上的诸多“国民性”弱点。
而这种展示“事实”优于阐释“概念”的书写态度，是由于姚雪垠是以自身切实的生活经验联结革命叙事，而非依照革命叙事的既有框架裁剪现实生活。这使得他天然地规避了革命“浪漫谛克的路线”①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知识》（哈尔滨）1947 年第3 卷6 期。，而是倾向于接续以茅盾为代表的源于“五四”的“忠于现实，敢于正视和揭露现实”②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21 页。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③值得指出的是，姚雪垠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主要来源于茅盾，而他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模板也是茅盾。
这构成了姚雪垠与茅盾长期保持紧密互动的思想前提，从在《文艺阵地》上帮助姚雪垠发表《差半车麦秸》开始，到与晚年与姚雪垠探讨其长篇巨著《李自成》的写作，两人的文学“友谊”长达40 余年。
胡风对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抨击，实际上也与他与茅盾的竞争关系有着相当的内在关联。
而茅盾晚年与姚雪垠的通信，也是我们了解“晚期茅盾”的重要切入点。。
1937 年春末，姚雪垠携妻子返回北平，打算以稿费为生，写作一部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然而，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成为前线，姚雪垠只能先送走妻子，自己从天津返回开封。
姚雪垠本打算从开封前往延安，但是在与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嵇文甫和王阑西会面后，决定“留在开封同他一起办一个刊物，鼓吹抗日救亡”④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21 页。。
据嵇文甫的次子嵇道之回忆，时值日军即将进攻河南之际，嵇文甫在开封文化界救亡协会时事座谈会上“提出了办宣传抗战的刊物问题。
大家同意后，就决定刊物的名字为《风雨》周刊”⑤嵇道之：《回顾抗战初期嵇文甫与范文澜先生在河南的抗日活动》，《河南省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 （一）》，开封：河南省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室，1991 年版，第256 页。。
《风雨》虽设编委四人，但是实际负责的是嵇文甫、 王阑西与姚雪垠三位主编。三位主编各有分工：“嵇文甫负责组织文艺界、教育界人士的稿件，姚雪垠负责文艺界的稿件，王阑西则负责中共方面的稿件。”⑥吴永平：《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117 页。作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刊物，该刊于1937 年9 月创刊后，不仅受到了河南各界读者的热烈欢迎，更风行全国，担任《风雨》前14 期编辑的姚雪垠也为刊物约集了洪深、碧野、荒煤等多位名家的文稿。然而，在1937 年11 月后，《风雨》在最后的13 期中，几乎突然从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彻底转型为政治性刊物。而对于刊物的这次“遽变”，作为主编之一的姚雪垠并未有过多的表述。
即使是他在其后回忆自己的抗战经历的时候，也刻意地略过了这次“变故”，直接追忆了自己在进入第五战区之前的行踪——“一九三八年春天，大概是三月中旬，我因为自己的工作问题到武汉住了一个多月，五月初，离开武汉。
台儿庄胜利后，我曾用《风雨》周刊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赴徐州采访，并且到了驻扎在宿县境内的于学忠将军的军部。”⑦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 卷），第22 页。然而，以姚雪垠的个性，使他完全对自己人生中的一段重要记忆避而不谈是难以做到的。他在1983 年的6 月和8 月给计划写作《姚雪垠评传》 的河南大学教师刘增杰的两封信件，为揭开“《风雨》事件”的“内幕”提供了线索：
有两件事拜托你：1、请你将《风雨》创刊日期查查，告诉我。2、《风雨》某期有一篇文章，全是摘录八路军将领的抗战言论。《风雨》本是一个在国统区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刊物，忽然发表这样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某些同志们的极左思想和态度， 这内幕对我以后受排斥，走曲折道路有密切关系。
这个历史问题我从来不谈，社会上完全不知。
请你将这篇文章替我复制一份，作为重要材料。⑧姚雪垠：《给刘增杰》，《姚雪垠文集》（第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222 页。
关于你打算将来写评传事， 我是重视的。有一些资料方面的空白，须要补充。例如《风雨》 内部是有斗争的。
我为照顾朋友关系，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一字未写。
评传中要不要写？
……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我不愿谈的事，但作为对我的深入研究，似乎你应该知道。①姚雪垠：《给刘增杰》，《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223 页。
有了以上两条线索， 再加上嵇道之提供的信息：“河南省政府及一些中学于十一月已南迁，开封的文化界人士基本都走了。《风雨》这个刊物便由王阑西一人主编，成为彻底的共产党刊物了。”②嵇道之：《回顾抗战初期嵇文甫与范文澜先生在河南的抗日活动》，《河南省国统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 （一）》，第257—258 页。相关研究者最终揭开了《风雨》事件的“内幕”：
此时，文委书记王阑西提出要将《风雨》变为省委的公开的机关刊物，预备党员姚雪垠是无权提出质疑的。
然而，他偏偏提出了异议。
王阑西批评姚“右倾”，姚雪垠则指责王“左倾”，闹得不可开交。
1938 年3 月初， 上级有关领导出席了《风雨》的编委会议，决定改组编辑部。
经过激烈的争论，作出了最后的决议：支持王阑西将《风雨》改为省委公开机关刊物；
将姚雪垠调离编辑部，派往竹沟另行安排工作。③吴永平：《姚雪垠抗战时期小说研究》，第120—121 页。笔者梳理“《风雨》事件”的“内幕”发掘的经过，其志不在证实姚雪垠的“委屈”，进而为之“辩诬”，而在于通过探讨作为“名作家”的姚雪垠在组织内部所遭遇的“困境”对其心理结构进行揭示。
姚雪垠虽然在与刘增杰的信中谈到自己为照顾朋友关系，始终未曾提及“《风雨》事件”，然而，却又在1986 年、1987 年将该事件的详细经过几乎不加涂抹地，添加进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之中④根据笔者对小说的初刊本（1940—1941）、初版本（1944）、再版本（86、87 年修改）的细致对校，发现再版本中陶春冰与吴寄萍饮茶夜谈，控诉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倾”思想危害的桥段在初刊本与初版本中从未出现，正是作者在1986、87 年的“最后一次修改”中新加的，而陶春冰所代表的正是作者本人，并且作者在这段对话中以稍作改动的方式，还原了“《风雨》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部小说的具体修改情况详见吕彦霖：《被“冷藏”的青年代表作及其改写——姚雪垠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之版本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 年第7 期。：
寄萍问道：“陶先生，有一个问题我很想知道，可以告诉我么？ ”
“什么问题”？
你在开封主编的《同舟》旬刊，去年秋天创刊后在中原读者很多， 对宣传抗战救亡起了很大影响。
为什么你不再编了，离开了那个刊物？
陶春冰明白吴寄萍对他说的这番话都是出于十分真挚的友情，使他的心中感到亲切和温暖，同时不由得想起来一个月前他在开封的一段痛心的经历。
他和同志所创办的救亡刊物，本来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刊物，可是后来在一部分同志的主张下，刊物愈办愈左，几乎成了地下共产党的宣传刊物，而且他的面貌愈来愈显著， 有一时用大量篇幅辑录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的抗日言论。
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下，撰稿人的圈子大大缩小，原来统一战线性质的编辑委员们不再同刊物发生关系了，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很快缩小，各县的书店不敢代售。
陶春冰是有自己见解的人，不轻易随波逐流， 因此一些同志认为他思想右倾，又不十分听话，非把他排挤出刊物的主编位置不可。一天上午，有几位上级领导出席，开会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 突然宣布组织决定：陶春冰不再参加《同舟》旬刊的主编工作，派往某地去做某种工作。
陶说他在城市中做文化工作比较适宜，请组织重新考虑。
一位参加《同舟》旬刊编委会的同志赞同他的请求，并且说：“春冰同志的理论和文化修养较好，在读者中较有威望，在社会上较有影响，这都是事实。
我们党也需要文化工作，需要培养一批作家、理论家和学者。
我希望组织能考虑春冰同志的意见，让他留在城市继续做文化工作，发挥他的长处。
”
一位有决定权力的上级同志马上说道：“党只能考虑他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不能考虑他的较好的文化和理论修养，也不能考虑他在社会上较有影响。
在苏联，布哈林很有学问，影响很大，该枪毙还是枪毙！ ”
陶春冰突然明白，在《同舟》旬刊中有人决心将他排挤出去，经常对某几位上级领导说一些歪曲中伤他的话，使上级对他成见很深，已经没有他陈述意见的余地，尤其拿布哈林同他相比，不伦不类，毫无道理，而且说出枪毙布哈林的事例，意在压服，不许继续申诉。
陶春冰一时无话可说，不禁失声痛哭。
在这次会上，陶春冰提出来三个小的要求都被组织答应了。
第一个要求是允许到徐州前线看看，做点采访。
第二个要求是让他到武汉看看，多了解一些抗战的整个局势。
……陶春冰的三个要求都得到同意，于是他以《同舟》旬刊主编和全民抗战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到了徐州，又南去访问了于学忠将军驻守的淮北前线。①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姚雪垠文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1—145 页。
从这段引文里不难发现，即使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姚雪垠对于“《风雨》事件”仍难以释怀，在叙述中仍然对当年的处理结果流露出明显批判态度。
在他看来，这次事件代表着“革命阵营”中的不健康倾向②作者指出“关于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不但当时不能写出，在解放后也同样不能说一句，只有到了今天才可以在修订《春暖》时通过陶春冰这个虚构的人物写出一点”。
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姚雪垠文集》（第11 卷），第14 页。，因此，作为作者“代言人”的陶春冰“每次想起来，他都暗暗地心中难过，好似心灵上的创伤至今仍在流血”③同上，第145 页。。
对于事件发生的缘由，姚雪垠的着眼点在于组织内部个体对权力的滥用， 批评“不少人将私心杂念， 争名利争权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了革命事业”④同上，第139 页。。
由此可见，颇具理想主义气质的姚雪垠认为“《风雨》事件”的发生是组织原则未能得到正确执行的结果，在理想的组织环境之中，陶春冰（姚雪垠）的悲剧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倘若我们从政党组织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作为革命团体一员的姚雪垠对于组织的理解实在是过于的理想化和主观化了。正如专事组织工作的陈云所言：“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
”⑤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 年第3 期。革命的意志要靠纪律来实现， 政党的运作要靠纪律来维持，纪律（或者说程序）所代表的集体意志，在组织生活中是始终高于个人认知层面的“道德／是非” 的存在。
革命组织所真正需要的，是具有文化才能却必须服从集体意志，能够自觉让渡主体性，将自身融入组织的“有机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⑥同上。。
而从姚雪垠的表现来看，在当时的他似乎不仅仍然保留了文人意气，而且也没有彻底地完成个人主体性的让渡。对于革命组织“自我改造”的强制性要求，当时的他实际上是抵触甚至“抗拒”的。
而他这种心态上的矛盾，正反映了相当一部分“文学青年”在转向“革命者”的途中所面临的艰巨精神考验——“他们不满于现实的黑暗， 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强大阐释能力及革命文化的道德感召力，将革命视为民族国家重造的唯一途径。
与此同时，无法遵照组织原则收敛个性和让渡主体性，以使自我完全服从于组织集体意志的‘缺陷’”⑦吕彦霖：《一个“革命文化人”的晚年姿态——以姚雪垠对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的修改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 年第6 期。，使得他们只能以“精神左翼”或者“革命同路人”的姿态参与革命运动。
而这种在抗战胜利后写就的《自省小记》中被姚雪垠概括为“革命文化人”的矛盾心态，正是他理解其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重要前提。
而这种独特的“革命文化人”心态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在其后的漫长生命历程中的个人选择与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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