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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佳佳，刘灵芝*
（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0；
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0）
随着传统畜禽养殖向规模化、集约化快速转型，我国的畜禽供给满足了人们对畜禽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的经济效益。但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中产生的粪便量也逐渐增加，使得农村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据2016 年农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的方案》显示，全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 亿t，综合利用率不高，而未实现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养殖环境问题反过来制约了农村的发展，阻碍了乡村文明建设。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政策来促进粪污资源化处理、改善农村环境、提高产业竞争力。但在实施过程中，环境规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成果，存在“相对制度失灵”的现象。同时，要素禀赋是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1]，在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农业核心发展目标之一的战略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与资源约束下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的真实情况，并探究环境规制及要素禀赋对养殖户粪污处理行为的规制效应，对于优化现有政策、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主要从国家、区域等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2]、产业结构[3-5]、技术进步[6]之间的关系；
还有部分学者侧重研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7]、经济绩效[8]、环境绩效[9]、企业竞争力[10]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的效果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研究层面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针对不同产业的环境规制效果，而从养殖户层面开展的环境规制效果及行为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养殖户作为畜禽产业环境安全保障的直接行为主体，其环境保护及治理行为是实现农村环境整治目标的主要推动力[11]，且不同环境规制及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2]。因此，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影响的异质性需进一步探究，从而为提高养殖户认知、促进环境规制实施效果提供相关参考。
对于养殖户行为影响因素，学者主要从个人特征、经营特征、社会规范以及风险认知等方面进行分析[13-14]，普遍认为农户的收入水平与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农户行为的关键因素[15]。近年来，随着政府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学者开始注重环境规制对养殖户行为的作用。夏佳奇等[16]认为环境规制对规模养猪户的资源化利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杨皓天等[17]认为环境规制直接影响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但已有研究主要对养殖户是否进行环境友好行为及不同行为之间的差异进行探讨，因此，不同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而且，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时，自身的资源禀赋成为不可忽略的因素[18]，即养殖户会因为自身的要素禀赋不能满足相应行为发生的需要而选择放弃进行环境友好行为的投资。而农户产业化经营成为推动畜禽产业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19]，产业组织为养殖户提供相应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的服务，降低了养殖成本，加入产业组织对规范养殖户行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即分散的养殖户生产经营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紧密的组织形式比松散组织形式更能促进产业养殖s 效率。鉴于此，本研究充分考虑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及养殖户投入行为的差异，基于经济学理论，从“成本效应”与“波特效应”视角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实施和加快乡村振兴、实现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研究学者对环境规制的探究主要围绕“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高污染的企业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区域进行转移，造成“污染避难所”现象，而环境规制会刺激技术的革新，使得个体获得“创新补偿”[5]。畜禽养殖户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养殖利润的最大化。根据经济学理论，在短期内，养殖户对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20]，环境规制会增加养殖户清洁要素的购买成本及环境修复成本；
当养殖户不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时，政府会对其进行惩罚，而且会造成声誉损失，并对其他的盈利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7]。长期来看，根据“波特假说”，合理的环境规制会鼓励养殖户进行技术改进，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升级养殖结构。养殖户进行废弃物处理不仅会得到政府的激励收益，而且畜禽废弃物通过循环再利用节约养殖成本，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和养殖收益[21]，即养殖户会通过环境治理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进行环境治理及投资行为的选择，实现约束条件下养殖收益最大化。
畜禽养殖规模化与集约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国家制定相关政策进行环境污染防治，其中政府的约束能促进养殖户的废弃物处理行为[22]。当私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时，养殖户会对畜禽粪污进行不规范处理，造成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时，养殖户对畜禽粪污进行资源化处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从而弥补市场失灵[23]。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在规范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和协调畜禽产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杨皓天等[17]指出，规制强度对养殖户环境投入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李芬妮等[24]也指出，激励规制对畜禽绿色养殖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唐林等[15]通过实证检验证明，环境行政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好于环境经济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激励作用；
司瑞石等[25]的研究表明，规制维度中，命令型规制对养殖行为影响效应最大；
Soctt[26]指出，政府监管和规制、规范压力能促进企业自愿实施环境治理。由此可见，环境规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对农户行为具有促进作用[27]，而养殖户粪污的资源化处理行为直接影响养殖户对其进行资源化处理的投入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环境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越严厉、激励政策越强、相关指导和宣传力度越大，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即养殖户通过投入环境友好行为要素，以期在未来获取环境治理回报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产品[18]。为此，养殖户是否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必然是考量自身资本禀赋状况后的权衡结果，也就是说，养殖户的环境行为是综合考虑家庭资源禀赋的理性选择[28]。唐林等[29]指出，农户的资本禀赋、人力资源禀赋及物质禀赋对农户的行为具有影响；
养殖户的个人特征、资源禀赋以及社会因素影响养殖户行为的实施[30]；
李芬妮等[31]通过调研湖北省农户发现，资本禀赋能有效推动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31]；
而傅京燕等[10]指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产业要素禀赋的重要指标，综合Putnam 等[32]的观点及相关理论，良好的人力资本禀赋和充足的物质资本禀赋是养殖户环境友好行为得以实施的保障。基于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2：要素禀赋会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养殖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升会推进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实施。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经济岗团队于2020 年在肉鸭养殖大省（山东、广东、四川、安徽、河南、内蒙古、江苏等）开展的肉鸭养殖户调研数据。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同时避免样本偏差，产业体系团队采用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对不同区域、不同组织形式的肉鸭养殖户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通过调研共获得问卷726 份，在剔除重要数据缺失、填写内容脱离实际等无效问卷后，实际获得有效问卷680 份，问卷有效率为93.66%。同时对调查问卷进行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问卷总体的Cronbach 的α系数大于0.7，说明问卷信度较好；
KMO的值为0.630（大于0.6），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解释主因子的总方差累计为60.89%（大于60%），说明问卷总体构效较好。
由调查数据可知，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处理的方式主要有丢弃、直接还田、沼气发酵、出售等，而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资主要是对沼气发酵等处理方式的投资。根据肉鸭养殖户的养殖特征和实际调研，将肉鸭养殖的组织形式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种，其中“紧密型”组织形式主要为“公司＋”和“合作社”，“松散型”组织形式主要为“养殖大户”和“散户”。从图1可以看出，78.97%的调查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但过半养殖户的投入金额较少；
21.03%的调查养殖户不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资。从不同组织形式来看，“紧密型”组织形式的养殖户比“松散型”更倾向于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而且“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的投入金额更高。
图1 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资金额所占比例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in manure recycling by farmers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调查样本中，肉鸭养殖户特征和经营特征如表1所示。在养殖户特征中，88.97%的调查者为男性，65.15%养殖户的年龄在41～59 岁之间，49.85%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86.76%的养殖户为风险规避型。在肉鸭养殖经营特征中，养殖户的养殖经验在5 年及以下的较多，占样本量的48.82%，养殖规模在年出栏量5 万～10 万只之间的占比最高，为28.38%，86.47%的养殖户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90%以上，80.00%的养殖户为“紧密型”组织形式，其中以“公司+”的形式为主，而且81.91%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
表1 样本养殖户养殖基本特征描述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farmers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以肉鸭养殖户为研究对象，对其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进行探究。多元回归分析是一种通过样本数据分析一个或多个自变量与研究因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借鉴司瑞石等[25]、王建华等[33]的研究，通过多元回归方程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及程度，构建的多元回归方程模型为：
式中：hj表示第j个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资金额，万元；
α0为常数值；
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
εj为误差项。X1j为环境规制强度；
X21j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
X2j表示肉鸭养殖户的要素禀赋；
X3j为环境规制。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2SLS）是解决内生性问题所有线性组合中最渐进有效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不仅可以进行一致性检验，而且可以观察变量正态分布的情形[34]。相关模型如下：
式中：X3j为内生变量（引导型规制）；
Z3j为X3j有效的工具变量（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km；
γ为常数项；
δ1、δ2、δ3、δ4为相关系数；
μj为误差项。通过两阶段回归，将拟合值X3j′替换成公式（1）中的X3j，即可用OLS获得一致性估计：
2.3 变量选择
根据外部性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环境规制、要素禀赋等会影响个人的生产行为，依据肉鸭养殖户实际调研情况，本研究从不同维度选取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自变量，样本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与赋值说明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assignment description
2.3.1 被解释变量
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今年您对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入金额”问题来表征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按照实际投入金额进行分析。
2.3.2 核心解释变量
通过命令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引导型规制3 个维度来衡量环境规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结合肉鸭养殖的相关环境政策，通过设计“政府监管对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影响程度”和“政府环境处罚对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影响程度”对命令型规制进行量化，并通过两者的算数平均值对命令型规制进行表示；
通过设计“政府环境补贴对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影响程度”对激励型规制进行赋值；
通过设计“政府技术指导推广对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程度”和“经济组织规章制度对您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程度”对引导型规制进行量化，并通过两者的算数平均值对引导型规制进行表示；
通过3个维度的算数平均值表示环境规制强度，但环境规制一方面可能会增加养殖成本，对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较高的环境规制会获得创新补偿效应，促进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所以用“环境规制强度的二次项”来反映环境规制强度对养殖户投入行为影响的不确定性。根据石智雷等[35]的研究，将养殖户要素禀赋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其中，通过受教育程度展现人力资本的质量，但考虑到性别会引起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差异以及年龄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因此在人力资本中纳入性别和年龄变量；
社会资本通过组织化程度、养殖经验等进行表示；
物质资本通过养殖规模、养殖收入及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等进行表示。
2.3.3 其他变量
根据乔娟等[23]、赵俊伟等[36]的研究，养殖户的风险认知会影响养殖行为，因此将养殖户的风险事实认知、风险损失认知及养殖户的风险偏好等影响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3.1 基准回归结果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10，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方程1 和方程2 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与要素禀赋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的基准回归结果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actor endowment on farmers′ manure treatment input adoption
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存在非线性关系[37]。表3 的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而环境规制强度二次项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投入行为，即环境规制强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存在“倒U 型”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概率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而降低，而目前农村环境规制的现实水平大多还处于“倒U 型”的上升阶段。不同环境规制对养殖户投入行为影响不同：命令型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随着政府加大环境治理的监督和惩罚力度，部分松散型组织形式养殖户在进行粪污处理时不能承担额外的成本费用而退出肉鸭养殖，同时监管规制的加强使得养殖户产生厌烦、抵触心理，使得环境规制存在“相对制度失灵”的现象；
激励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都显著正向影响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即政府加大粪污处理补贴，同时对养殖户进行养殖技术的推广和宣传，其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成本效应，促进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入行为。
从要素禀赋来看，人力资本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被调查养殖户普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对粪污资源化处理认知较弱。社会资本禀赋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养殖户的组织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养殖户进行投入行为，而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的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养殖户养殖经验越丰富，养殖的惯性就越强，对养殖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则越弱，不会轻易改变原有的养殖习惯和观念。物质资本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规模越大、肉鸭养殖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越高，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而且规模化养殖主体对环境规制更有优势，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更加显著。
3.2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影响的差异性，相关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不同组织形式下环境规制强度与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都存在“倒U型”的关系。具体来看，环境规制强度对“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大，而“松散型”组织形式养殖户行为主要受激励型和引导型规制的影响。“紧密型”组织形式的养殖户对环境风险有相对较高的认知，会根据环境规制的强度及时纠正和实施粪污处理的投入行为；
“松散型”养殖户存在养殖的信息壁垒等问题[7]，可通过加大粪污资源化处理方面的培训、宣传等来提高养殖户的风险认知，进而促进“松散型”养殖户粪污处理的投入行为。另外，要素禀赋是影响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主要因素。从调查数据来看，“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的养殖规模相对较大，社会资本和物力资本相对优越，更有条件实施肉鸭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
表4 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行为的异质性分析Table 4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manure treatment input adoption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3.3 引导型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理论上，引导型规制不仅在促进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方面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命令型和激励型规制影响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38]。一方面，养殖户对有关政策认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而引导型规制能有效提高养殖户的认知，从而可能增强激励型和约束型规制的实施效果；
另一方面，引导型规制在实施过程中通常是各地政府在宣传相关政策的同时宣扬典型事例，正面与负面的典型事例会对养殖户的社会关系和声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增强约束型和激励型规制的实施效果[38]。因此，为了检验引导型规制的调节效应，在对3 类环境规制进行中心化处理后，引入交互项“引导型规制×命令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激励型规制”，并进行回归。由表5可知，交互项“引导型规制×命令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激励型规制”的影响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引导型规制在命令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影响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时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同时，方程7和方程8显示，在引导型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命令型规制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系数由0.019变为0.228，且具有显著影响；
方程9和方程10显示，通过引导型规制的调节，激励型规制对养殖户行为的影响系数由0.057变为0.193。由此可见，不同环境规制的相互组合和协调有助于促进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实施。
表5 环境规制政策交互作用对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的影响Table 5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olicy interaction on farmers′ manure input adoption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通过替换回归模型以及内生性讨论等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用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金额来表示养殖户的投入行为，故使用OLS 进行估计。其次，用不同环境规制量表的均值表示环境规制强度，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从表6 的估计结果来看，激励型规制和引导型规制都显著正向影响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养殖户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也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治理的投入行为，核心变量影响养殖户环境投入的显著性和符号均未发生较大变动，表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Table 6 Robustness test
由于本研究采用养殖户的调查问卷数据，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因素使得变量测度存在偏差，而且政府实施的引导型规制可能与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互相影响，养殖户粪污处理投入金额越高，粪污资源化处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得到政府部门更多的技术支持。Frankel等[39]的研究表明，地理因素是工具变量选取的首要因素，故选择“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养殖场到畜牧局的距离是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仅受到农户搬迁及行政区域变迁的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另一方面，养殖区域到畜牧局的距离是相关政策宣传与推广的重要因素，这满足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性的要求。为了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根据徐秀英等[40]对工具变量检测的方法（第一阶段F统计量大于10，则二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对工具变量“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进行有效性检验，结果（表7）显示，相关性检验的F统计量为16.660（大于10），因此，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为了检验是否需要工具变量修正内生性偏误，本研究作了杜宾-吴-豪斯特曼检验。结果显示，引导型规制的P值为0.006（小于0.05），说明可以拒绝变量为外生变量的零假设，存在内生效应。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养殖场与畜牧局的距离”对引导型规制具有显著影响，其作为工具变量满足了相关性的要求；
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在纠正内生性问题后，环境规制仍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再一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7 内生性检验结果分析Table 7 Results of endogeneity test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肉鸭养殖生产大省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从成本效应和波特效应视角分析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肉鸭养殖户粪污治理投入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投入行为的异质性。研究结论如下：
（1）环境规制强度与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呈现“倒U型”的关系。
（2）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投入行为，引导型规制对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程度最高，而命令型规制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命令型规制下，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的成本效应超过了创新效应，环境规制存在“相对制度失灵”现象；
同时，在环境规制下，“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较“松散型”更愿意实施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
（3）社会资本、物质资本显著影响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而要素禀赋是影响不同组织形式养殖户粪污资源化投入行为的主要因素，“紧密型”组织形式养殖户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相对“松散型”更为优越，更有条件实施肉鸭养殖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
（4）引导型规制在命令型规制和激励型规制影响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时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4.2 政策启示
本研究以肉鸭养殖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探讨环境规制、要素禀赋对肉鸭养殖户粪污资源化处理投入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工作提供相关参考，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政府要提升肉鸭养殖户的养殖能力，加强肉鸭养殖新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并对肉鸭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相关培训，提高养殖户的环境风险认知和粪污资源化处理意愿，进而促使养殖户进行粪污资源化处理投资。
其次，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实施环境规制，避免过强的规制效果使养殖户选择退出养殖；
同时要完善养殖户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将环境监管、惩罚及奖励等规制进行科学组合，加强相关技术的推广和规章制度的协助机制，保持环境政策的相互协同，避免“木桶效应”。
最后，鼓励养殖户积极参与合作组织，依托龙头企业进行肉鸭养殖，及时获得肉鸭养殖生产的信息和先进的养殖技术支持，减少养殖风险；
通过补贴政策提升养殖户环保意识，使其从粪污资源化处理获得的创新补偿超过治理成本，进而加快肉鸭绿色高效养殖进程，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肉鸭的低碳健康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