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整改措施】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看病难、看病贵”这一提法过于笼统，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深入分析“看病难”，“难”在哪里，“看病贵”，“贵”在何处，才有助于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逐渐解决这一世界难题。对于我国“看病难”的问题，目前采用的方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但是，由于“看病贵”的问题更复杂，涉及的因素更多，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徐勇提出，“医疗高新技术的过度使用”是造成中低收入人群“看病贵”所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医学高新技术带来费用上涨
徐勇认为，我国医疗技术与国际上的发达国家的快速接轨，成为当前医疗费用急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大超出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承受能力，靠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推广普及成熟的适宜技术应是国家中长期卫生医疗卫生政策。但是有多种政策层面的原因造成了医疗高新技术的过度使用，而且使用的对象并没有被区分成高收入人群与中低收入人群。”徐勇表示，当前存在不符合国情的医学科技评价标准，也是造成医院出现“高新技术至上”倾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现行的科技政策引导医院以及医务人员竞相开展“国际先进、国内领先”的诊疗技术，过分重视引进高新设备与技术，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存在着只有具备了高精尖设备与技术，才能进行高质量科研的倾向，导致医生也有追求高新技术的压力与动力，而忽视对传统药物、常规设备、适宜技术的使用。
徐勇进一步介绍说，目前各医疗行业学会或协会出台了的各种疾病诊疗指南，卫生管理部门对许多疾病也制定了临床路径，虽然在规范医疗程序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国内的许多临床研究，特别是循证医学研究很不规范、数据不可靠，难以作为医学诊疗指南的依据，造成现行的指南以及临床路径大多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循证医学资料。另外，对这些指南与临床路径也没有医疗经济学考量。由于国情、人种、经济等差异，这些指南与临床路径并非都适合国内患者。根据指南与临床路径所进行的许多昂贵的检查与治疗，也助长了医疗费用的不合理上涨，加重了中低收入患者的经济负担。医生在指南的指导下也很难为中低收入患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
同时，医药研发公司受商业利益驱动或研发成本的压力，积极推动许多新的医疗技术、药物与医用材料在我国临床上大规模使用，使医疗费用明显增加，但是许多疾病的总体疗效增加的却并不显著，受益的人群也非常局限，疗效费用比极不合理。
控制医疗高新技术过度使用
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徐勇建议：通过加强社会宣传以及要求医务人员充分告知，让人民群众了解高新技术对疾病治疗的局限性与昂贵的费用，适宜技术的治疗价值与价格优势，正确引导中低收入人群优先选择效果可靠、价格低廉的诊断治疗方法。
徐勇表示，临床医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应优先支持探索既符合现代医学科学要求、又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临床诊疗模式。加强对医院临床医疗水平的经济学考评，遏制对国外新技术、新药物使用的盲从现象。“我们在引进国外最先进的诊断治疗技术同时，除了强调安全性以及使用的规范性，还要对疗效/费用比进行充分评估。”
“当前医学科学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推广与应用，除了推动医疗费用的增长，也带来了临床诊疗方式和医务人员执业行为的重大变革。”徐勇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应进一步严格人员准入、技术准入、设备准入，科学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从业行为。这是提高医疗质量、确保医疗安全、防止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重要措施。
为实现向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一目标，徐勇建议：除了基本药物制度的推广外，应重新评估适宜技术在当代医学中的重要价值。建立对使用适宜技术的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群众的就医行为,采用医保不同报销比例的方式来引导中低收入患者愿意接受适宜技术。加强对各医学专业学会或协会制定的指南进行管理，并对目前已经制定的临床路径，结合我国的国情、国家的医疗卫生政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标进行必要的修订与评估,加入医疗费用等经济指标进行分类，以提供给医生与患者参考选择。
“同时要建立科学合理、符合国情的医学科学评价体系，协调好医学科技领域的创新与‘向我国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一医改目标的关系。”徐勇还建议，要警惕“高新医疗技术过度使用”背后的各种非患者利益，防止离医学的根本目的越来越远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