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感恩演讲稿】
田惠东 张玉红,2 王 魁 孙昊翔 刘鸿钰
(1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 830054) (2 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乌鲁木齐 830054)(3 额敏县第一中学，塔城地区 834600)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对他人、群体及社会有益的行为（Eisenberg et al.,1998），它反映了个体的积极倾向和健康特质，符合人们对成熟社会化个体的角色期望，是个体良好适应的重要标志（杜秀莲, 高静, 2019）。研究表明，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青少年会感受到更多的生活意义感、效能感（van Tongeren et al.,2016），建立更和谐的人际关系，拥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Laible et al., 2004）。听障学生不仅要适应各种压力和困扰，还要应对听力和语言障碍给其认知与交流所带来的挑战，这给他们的社会适应带来了极大挑战（姜琨 等, 2018），也使其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受限（鲁玲, 2012）。培养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使其采用亲社会的方式处理自身的内部冲突，同时协调好自我与他人及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成为促进听障人群自身适应社会、增强其自身主动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能力的必然要求。
个体行为受认知和情感的影响，亲社会行为更需要较强的认知和情感参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暂时性的认知与思维，建构持久性的心理资源，使其做出利他决策，即利用心理资源解决问题，建构人际关系（Fredrickson,2004）。感恩作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价值的积极情感，是个体感受到积极结果时，在理解他人善行并做出回应的过程中保持感激态度的心理倾向（Emmons & Shelton, 2002）。McCullough 等人（2008）认为感恩在激励受惠者回报施惠者，并促进受惠者向除施惠者之外的他人慷慨解囊的同时，还会强化施惠者的助人行为。实证研究也表明感恩对亲社会行为有重要作用（何安明 等,2014），一项为期4 年的纵向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感恩增长可以预测亲社会行为的增加（Bono et al.,2019）。然而，也有研究认为感恩与个体的亏欠感、责任感、利己动机等紧密相联，如感恩可能基于亏欠感的偿还义务，这种有偿反馈不一定会引发亲社会行为（Gray et al., 2001）。可见，有关感恩和亲社会行为间的关系还需深入探讨。
道德行为的社会认知模型提出亲社会行为受道德自我图式的激活与当下情景因素的共同影响（Aquino & Reed, 2002）。感恩作为与亲社会行为相关的道德自我图式（Yost-Dubrow & Dunham,2018），在解释校园欺凌中的亲社会行为时还需考虑幸福感这一情景因素的中介作用（García-Vázquez et al., 2020）。生活满意度作为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Alkozei et al., 2018），是否也可以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呢？一方面，生活满意度高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意愿和行为，这可能是因为生活满意度可以提高个体对善良人性以及他人善意的感知，从而产生亲社会行为（Layous et al., 2017; Zhang & Zhao,2021）。另一方面，感恩的人更欣赏和享受积极的经历（Baek & Lim, 2013），关注自己所获得的或社会所给予自己的，更容易满足现实生活（马小红,丁凤琴, 2020），提升生活满意度（田媛 等, 2017）。
尽管已有研究对感恩、生活满意度及亲社会行为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这些关系模式在听障群体中是否一致。听障学生往往面临沟通困难的问题，这对其情绪智力、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有所影响（Ummi Habibah,2018），进而造成隐喻理解、道德判断等能力不足（李梦娜 等, 2020; 张志君 等, 2008），而这可能会影响他们认知感恩活动、形成感恩意识以及产生感恩行为。与此同时，听障学生虽珍爱生命、热爱生活，但又因听力损伤而自我接纳低，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遭受歧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健听学生（Rizkiana & Santoso, 2019）。那么，听障学生在感恩与生活满意度上的特殊性是否会使得这二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模式异于健听生？是促进还是无关系，亦或抑制？这有待实证研究予以探明。同时，为揭示其亲社会行为的内在产生机制，本研究还将探讨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
此外，生活满意度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也需进一步探讨。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女生在感恩特质的强度上高于男生（丁凤琴, 宋有明, 2017），也有研究认为男生比女生更懂得感恩（Kim, 2014）；
有研究认为男性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高于女性（邓林园 等, 2016），但在其他研究中并未发现类似结果（You et al., 2018）。可见，感恩和生活满意度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以及具体差异表现如何仍需进一步考察。并且，以往研究多单独考察感恩或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较少探讨二者关系中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但这值得深入研究，因为有研究发现相比女生，高感恩的男生可以获得更多的积极情感和社会利益（Froh et al., 2009）。相比听障女生，听障男生从感恩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而社会支持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王玉, 2015）。原因可能在于女生更容易表达和经历感恩这一积极情绪，她们更易达到“情绪瓶颈”，因而幸福感的提升空间相对较小，而男生在表达感恩这一积极事件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情绪利益（喻承甫 等, 2010）。另一方面，性别图式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认为个体会按照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表现自我，女性会以善良、照顾他人的性别角色期待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而男生则以独立、自主、勇敢的形象塑造自己，在考虑问题时更加理性（Starr & Zurbriggen, 2017）。相比男性而言，社会文化期望女性可以具有更多的亲社会特点，如助人、合作、有同情心等（Shigetomi et al.,1981），她们在需要表现亲社会行为的情境中更易产生怜悯。女性在社会文化期待下会接受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强化（Power & Parke, 1986）。即相比感性的女生在感恩影响下更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理性、独立的男生则需要更多的积极情绪（如生活满意度）来启动、激活亲社会行为。因此，本研究还将检验性别对“感恩→生活满意度→亲社会行为”这一中介模型前半路径的调节作用，以及该中介机制的性别差异。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建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考察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与性别的调节作用机制。假设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2.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从新疆、广东、江苏、重庆等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和高等院校选取听障学生，共发放问卷446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92 份，有效回收率87.89%。其中，男生193人，女生199人；
初中生136人（M=16.12 岁,S D=1.6 0 岁），高 中 生1 2 9人（M=1 8.4 4 岁,S D=1.6 5 岁），大 学 生1 2 7人（M=2 1.2 0 岁,SD=1.84 岁）；
听障等级一级（听力受损大于90 dB）175人，二级（听力受损大于70 dB 小于等于90 dB）134人，三级（听力受损大于60 dB 小于等于70 dB）60人，四级（听力受损大于50 dB 小于等于60 dB）23人。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感恩量表
该量表由何安明等人（2012）修订。量表包括对自然恩惠的感知与体验、表达与回报，对他人恩惠的感知与体验、表达与回报，对社会恩惠的感知与体验、表达与回报6个因子，共计23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感恩程度越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依据模型修正指数修正后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61，RMSEA=0.06，CFI=0.91，TLI=0.90，SRMR=0.05。
2.2.2 生活满意度量表
该量表由Diener 等人（1985）编制。量表包含5个条目，条目简单清晰，适合听障学生作答。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在国内听障群体相关研究中有良好的信效度（刘青等, 201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6，依据模型修正指数修正后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1.77，RMSEA=0.04，CFI=0.99，TLI=0.99，SRMR=0.02。
2.2.3 长处和困难量表
该量表由Goodman（1997）编制、刘书君（2006）修订。量表包括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多动、同伴交往和亲社会行为5个因子。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故只采用了亲社会行为部分，共5个条目，采用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亲社会行为越多。本研究中亲社会行为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0，依据模型修正指数修正后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2.71，RMSEA=0.07，CFI=0.99，TLI=0.97，SRMR=0.02。
2.3 施测过程
施测过程以班级为单位，由受过训练的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完成数据收集工作。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完成，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研究数据均来源于问卷调查，故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5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3.25%，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听障女生在感恩[t(329)=4.39,p＜0.001, Cohen’sd=0.45] 以及亲社会行为[t(370)=2.32,p=0.021, Cohen’sd=0.22]得分上均显著高于男生。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相关分析发现，听障学生的感恩、生活满意度与亲社会行为两两正相关。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1。
表1 听障学生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3.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将所有变量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SPSS 宏程序PROCESS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检验，重复取样5000 次，对图1 模型进行检验。
根据H a y e s（2 0 1 3）及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首先通过Model 4 检验生活满意度在听障学生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 所示，在控制性别、学段、年龄和听障等级后，感恩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34，p＜0.001；
生活满意度、感恩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感恩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56，p＜0.001，生活满意度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0.23，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检验表明，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ab=0.08，BootSE=0.02，95%的置信区间为［0.04, 0.12］。感恩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总效应为0.6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2.50%。
表2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随后，采用Model 7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控制学段、年龄和听障等级，结果表明，性别和感恩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0.12，p=0.027，△R2=0.01。PROCESS 程序进一步分析了调节变量不同取值下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在女生中，感恩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效应为0.04，BootSE为0.02，Bootstrap检验95% 的置信区间为［-0.01, 0.09］；
在男生中，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为0.10，BootSE为0.02，Bootstrap 检验95% 的置信区间为［0.06,0.15］。这表明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听障男生中。进一步的判定指标INDEX 显示，性别对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的调节判定指标为0.06，BootSE为0.03，Bootstrap检验95% 的置信区间为［0.01, 0.12］，说明这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即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为更直观地描述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依据不同性别学生感恩正负一个标准差对应的生活满意度分值绘制交互效应图（见图2）。简单斜率分析发现，感恩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在听障男生中显著（B=0.42,t=6.85,p＜0.001），在听障女生中不显著（B=0.17,t=1.95,p=0.052）。
图2 性别对感恩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调节作用
4.1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感恩不仅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紧密相关，还能正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这与健听生的已有研究结果一致（何安明 等, 2014;Bono et al., 2019）。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其功能之一就体现在激发个体做出帮助、合作捐赠等亲社会行为上（Bartlett & DeSteno, 2006），个体在感恩的触发下，其善良行为会得到更大的激发（Layous et al., 2017）。本研究的这一发现也说明，尽管听障学生经历了严重的社会情绪困难（Mekonnen et al., 2015），但感恩作为一种亲和性道德情绪，可以有效促使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陈英和 等, 2015）。由此可见，感恩是促进其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动力源。
4.2 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与郭芳芳等人（2020）发现听障青少年的感恩可以通过生活满意度影响利他行为的结果相一致。这一结果表明感恩对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健听生一致。也说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在听障群体中同样适用，即积极情绪促使个体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建构相对持久的多类资源，使其更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李温平 等, 2019）。感恩除其本身的积极情绪体验外，还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生活满意度这一心理资源（Nezlek et al., 2017），此时的他们也更容易与他人的正义行为产生共鸣，进而激发自身的亲社会行为（Michie, 2009）。尽管听障学生因听力损伤造成沟通困难，遭遇社会心理问题，导致生活质量恶化（Haukedal et al.,2022），他们的社会归属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Cox et al., 2019）。但感恩的学生可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并经历较少的情感困难，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You et al., 2018），因此听障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在感恩的触发下有所提升。此外，近年来，听障学生作为弱势群体之一，接受来自社会各界捐赠、帮助的机会不断增多（姜琨 等, 2022）。当他们具有感恩之心时，更容易将别人的馈赠视为一种善意和关怀之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化解、减轻因为听觉障碍所导致的各种不如意，产生更多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进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境下也会更有意愿帮助他人。相反，当他们缺少感激时，外部支持和馈赠被视为理所当然，不易感受到周围人的善良和关怀，难以纾解其自身的各种不如意，也就无法产生亲社会动机或行为（Rizkiana & Santoso,201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发现感恩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但这一机制是否会因为求助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则尚未可知。如姚小雪（2015）发现当求助者为群体内成员时，听障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并未受影响，而当求助者为群体外成员时，其亲社会行为明显减少。
4.3 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只在听障男生中显著。其原因是感恩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只在听障男生中显著。这与Tian 等人（2015）发现男生在感恩中会产生更强的学校满意度相似。在听障学生中也有类似发现，即感恩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在听障高中男生中更强（王玉, 2015）。这表明感恩与性别对生活满意度的共同作用模式在听障学生和健听学生中是相似的。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与感恩的性别特质有关。当感恩与对他人的依赖产生联系时，感恩会影响男性社会地位与男性气质（Ingoldsby et al., 2005），由此，感恩更容易被视为一种社会化女性特质。当男生表现出感恩时，所附有的双性化特质使得他们在表达感恩之后会产生更好的积极取向，比如幸福感（Skalski & Pochwatko, 2020）。这也符合双性化假设，即具有双性化特质的个体比只拥有单一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特质的个体更加健康（Lefkowitz & Zeldow, 2006）。其二，与感恩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有关。研究表明感恩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时，还需要通过自尊和积极情绪的中介参与（刘松 等, 2017）。然而听障男生的正面情绪优于听障女生（刘敏, 冯维, 2016），自尊水平也高于听障女生（沈潘艳 等, 2015）。相比听障男生，听障女生在社交、竞争中会感受到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并表现出害怕情绪，容易采取回避方式应对，进而产生更多的自卑感（王淑荣, 2013），而男生则更加独立自主，他们喜欢参与各类运动与游戏，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与积极情绪（张枝梅, 李庆功, 2008）。此外，女生在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作用下，人际交往中的敏感性和情绪性使得她们更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而男生出于独立自我的认知倾向，可能理性地认为个体应该学会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待他人帮助（Starr &Zurbriggen, 2017）。可见，女生在感恩这一积极情感的影响下，可能更容易表现出亲社会行为，而男生可能需要更多的积极情绪激发“感性”触动，以削弱其“理性”约束，从而表现出亲社会行为。
（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
（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3）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听障男生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