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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传记类图书十分畅销，撇开粗制滥造不说，即以探入心渊而论，能与瞿秋白的自传心史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近读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然后又读《多余的话》，除了震撼，便是觉得后人应该愧对这份灵魂自白。举例来说，瞿秋白不愿意死后被奉为“烈士”，但他还是被高高地奉为“烈士”（除了文革时期曾被打入“叛徒”黑名单）。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得很清楚：“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必须指出，瞿秋白所说的“叛徒”，决非那种卖友求荣、从“狗洞”爬出的软骨头，而是指在思想上质疑某种主义、拷问灵魂并进行自我否定的人。不幸的是，此种他自认的“叛徒”未被追认，也不可能被追认，而他最鄙视、最痛恨的那种“叛徒”反被坐实。在官方意识形态里，不仅不容瞿秋白所自认的那种精神叛逆存在，而且任何异议者和异己者都将遭到排斥和打击。往更深处说，在逼仄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或斗争模式里，“烈士”和“叛徒”不过“棋子”而已，功能仅在于正反差异。在这个特殊的逻辑链条上，个体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你不是“烈士”便是“叛徒”，二者必居其一。瞿秋白深知这个逻辑“铁笼子”厉害，于是身陷死牢时便看穿了它的诡计，竭力逃脱由它制造的“历史的纠葛”，至少要尽量离得远远的，对“烈士”之名自然敬而远之。
然而，想挣脱“铁笼子”是不大可能的，这一点秋白意识到了：“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秋白写下《多余的话》，可以视作挣脱它所作出的最后努力。然而七十五年来，这“历史的纠葛”非但没减少，而且“纠葛”得更厉害了，“直到现 在”仍“纠葛”着。在我看来，《多余的话》有三个向度：其一是过去时，被概括为“历史的误会”；其二是将来时，被预见为“历史的纠葛”。其三是在“历史的误会”与“历史的纠葛”的夹击下，秋白当下焦虑并为之揪心的“现在时”才凸现出来：生命将尽之际，心头回旋最多的词是“误会”和“纠葛”，而这都关乎如何看待一个人，关乎如何在世间做一个人―――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是远比任何外在身份和标签都重要的。
有些人认为，“多余的话”就是不必说的话，因此是“多余的”；有人认为，秋白同志有内疚，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但此时说出来已属“多余的”；也有人认为，瞿秋白早年旅俄时自称“多余的人”，因此，由“多余的人”说出“多余的话”，自然是合乎逻辑的。后一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对瞿秋白各个时期的具体分析，也没有理清一条文化人格和思想观念的演变迹线。瞿秋白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划出一道悲剧性的圆圈。从精神履痕上说，这个圆圈是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划出，最后落到惨痛的自我剖白《多余的话》上。一方面，瞿秋白对“多余的人”持有独特的感悟和见解，并在内心相当认同这种悲剧性人物。另一方面，瞿秋白并不完全视自己为罗亭式的人物，他加入党派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为的正是避免重蹈罗亭式的悲剧和覆辙。但是独立思考的习性和二元思想性格，都注定了他必然陷入遭打击、排挤的命运。在权力辞典里，出轨和异端从来都是“多余的”。当越来越多的“多余的”出现并成为一种时代征候，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病入膏肓了。可以这样说，“多余的”已成为打在瞿秋白的精神世界和个人命运上的鲜明标记。有人不禁要问，“多余的”所限定的那个主语在瞿秋白的内心深处经历了怎样的蜕变与漂泊的过程？
从“多余的士”到“多余的人”
瞿秋白生长在一个世代“衣租食税”的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里。“士”在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游荡在贵族与百姓之间的知识分子的统称，作官便成了“仕”，在野则称“绅士”，其最有价值部分是具有独立人格和哲学思想的文化精英。然而，以清朝灭亡为标志的漫长的专制政治格局的崩溃，必然带来传统的经济、文化秩序的分崩离析，而作为社会集团“士族”也随之解体、迸散。“现在呢，小官僚已半文不值了，剥削方法换了，不做野蛮的强盗（督军），就得做文明的猾贼（洋行的买办）；士的阶级已非‘官吏’所能消纳，迫而走入雇佣劳动者队里。”（《多余的话》）瞿秋白的父亲是破产中的“士的阶级”中的一员：他生性善良，懦弱无能，全家靠借债和典当来糊口，以致妻子吞火柴头自杀。那时瞿秋白正在常州府读书，常与几个朋友在清风朗月下讨论经籍，写诗填词，一度迷恋名士化生活。母亲死后，亲友们竟无人来瞿家吊唁，他眼睁睁地看着那温情脉脉的家族体系破败了，家族成员之间“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诅咒毒害，无所不至。”这双重破败的苦痛“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饿乡纪程》之二），促使他从迷梦中突然惊醒，并“发见了无量无数的‘？’”
“士族”的解体是典型的“被抛离”状态，仿佛蜂巢被毁时，群蜂四散乱飞、无处安生。游离在社会中的“士”，除了小部分投入督军或买办的怀抱，大部分沦为“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对于大部分“士”来说，一方面堕入红尘但仍竭力维持“体面”，另一方面传统的“士”之精神已所存无几。母亲自杀后，瞿秋白来到无锡的穷乡僻壤，“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他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饿乡纪程》之二）后来他逆“扬子江而西”，投奔武昌的哥哥瞿纯白，但结果仍无法满足他“内的要求”：“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饿乡纪程》之四）直到他进京三年，入俄文馆学习俄文、精研哲学，过着“最枯寂的生涯”：“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的‘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饿乡纪程》之四）由此可知，他的“内的要求”便是“以文化救中国”。然而，现实社会太黑暗，政治官场太腐败，“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使他由避世而厌世了，他开始退入研究国故和佛学之途。
如果说辛亥革命时瞿秋白是被抛离的士族一分 子，那么“五四”运动爆发便成了蜕变的新节点―――他心中深藏着的拯世济时的“士”之精神被激发出来了，使他从分崩离析的“士族”进一步分裂出来，但他却因此成了“多余的士”，成了士族的另类。《新青年》《新潮》带给他以全新的视野，他被“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从前他虽然处在社会中，“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此时他开始真正介入社会，并在学生运动中领受了“一番社会的教训”。其间，他和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诸君创办《新社会》旬刊，开展社会主义讨论―――“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然而军阀政府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视倡导者为“过激派”，《新社会》旋即被警察厅查封了。这不但不能扑灭瞿秋白更加强烈的“内的要求”，他和同伴们又创办了《人道》，“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打下了他赴红色俄国去探访的思想基础。在此阶段，他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称为“饿乡”，并以中国传统“士”之典范―――“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自许，更可以看出瞿秋白为了“内的要求”，甘愿为乌托邦付出最大的牺牲！赴俄在秋白“差不多同‘出世’一样”，是抱着“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自孔子以来，伯夷叔齐受到历代儒士推崇，韩愈做过一篇《伯夷颂》，清代学者管同则将远离中国的理想虚境称为“饿乡”。两千多年后，像瞿秋白这样“傻”的“士”，在当时的中国能找出几个？然而，中国社会潜行着一个怪异逻辑：越“少”便越“多余”，越稀缺便愈“多余”。
从“多余的士”到“多余的人”仅一步之遥。在谈及北京四年的生活时，瞿秋白说，“虽纯哥是按‘家族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饿乡纪程》之三）。由此可见他的内在精神处在新旧交替或混合的状态。作为“五四”运动的弄潮儿，他有投身革命洪流的强烈意愿，但尚未加入任何党派；他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尚在各种社会主义旗号前犹疑不定。在诠释“我”的命题时，他写道：
“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固然不错，我自然只能当一很小很小的无足重轻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赤都心史》之三十三）
借鉴西方文化或俄国经验来改造中国文化，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他最初的抱负。瞿秋白在写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史》中说，“从杜格涅夫和龚察罗夫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在《赤都心史》中，专门有一节谈“中国之‘多余的人’”。其时，他患上肺结核，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大约有空闲来作形上的思考。他明确的解释只有一句：
两派潮流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
联系上下文可知，所谓“两派”是指在他身上同时具有“浪漫派”和“现实派”倾向。他说，“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情性的动，无限量，无限量。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理智的力，强行裁制。”这“两派”时时在他内心相激相否，尽管他希望“能兼有并存两派而努力进取，中国文化上未始不受万一的功劳”，但更多的却是“现实派”压倒“浪漫派”―――即内心乌托邦不时受到损毁，于此张扬的个性更受挫折，这让他备感痛苦，并且“那特异伟力越超轨范的需要”越“紧迫”，他受到的痛苦也就越大。张扬个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刚摆脱压迫个性的“无社会”状态，但仍处在“不助个性”状态。
“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 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神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然而，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
不难看到，他所谓“多余”，即是指理想“多”出铁定现实，个性“多”出社会规范的那一点。“多余的人”即是指那种内在乌托邦高于现实又毁于现实的那种人。瞿秋白自认是“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的“小卒”，他赴俄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饿乡纪程》之十二）俄国血腥的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萧条现实，也因他从文化角度来理解而获得了合理性：“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饿乡纪程》之十五）这为他后来波谲云诡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然而，“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饿乡纪程》之三）瞿秋白改造文化的志向，也同样面临现实社会“巨大的毒虫”的威胁，成为“多余的人”是必然的，甚至远不止此：瞿秋白悲哀地造出一个新词：“神余的人”！这个词形象地传达了“多余的人”在社会中毫无位置、甚至连形体都没有，只能像游魂那样存在的惨淡状态。质言之，“神余的人”呈现的是一种幽昧状态。在铁板一块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多”出理想、“多”出个性的人，注定只能像影子一样潜存着！这跟“畸零人”更不一样了。但我们由此看出，理想的、浪漫的自我―――那个“多余的人”，为决意反抗早就作好“溅血”的准备。
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战士”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视自己由文化转向政治是“历史的误会”：“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个“历史的误会”主要关涉三点：其一，“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只因“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其二，陈独秀率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三大，瞿秋白是少数精通俄语的共产党员（张太雷一九二一年春介绍他加入），因此成为陈独秀的翻译，受到赏识，并随同陈独秀一道回国，参与中央的宣传工作，“三大”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其三，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首脑，在他即出乎预料，也显得无奈：“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历史的误会”是“走不通”后所产生的反思与彻悟，是“过来人”在集团与自我、主义与自由之间作出的再认识和再判断。瞿秋白用“历史的误会”来解释自己由“多余的人”转变为“先锋战士”，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误会”强调的是“偶然”，但“偶然”中就没有“必然”吗？从人生目标上说，他从“五四”运动就抱定改造中国的志向，而投身政治正是改造中国最直接的途径。从思想上说，他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哲学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了解和探究，并且在“赤俄”作《晨报》特派记者，可以直面俄国革命后的现实。他承认，“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多余的话》）可以说，瞿秋白涉入政治，完成他人生的第三次转向，既有思想文化基础，也有意识形态氛围，加上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引路，显然存在着并非“历史的误会”的一面。
问题在于，“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尽管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一样，但选错了途径，不仅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且连他自己也觉得“毁”掉了。他反省道，“我家乡 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那么，怎样的人才配作“政治动物”呢？他至少要具备从事政治斗争所必须的铁石心肠、阴谋阳略、随机应变、多面性等。而这些瞿秋白都不完全具备。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
……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这里暗指“八七”会议后，他主持中央工作，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随后爆发了著名的“三大起义”。有人认为他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口号，制造红色恐怖。这是有失偏颇的。国民党首先举起了屠刀，国内政治形势陷入新一轮“以暴易暴”怪圈。瞿秋白即便提出这一口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他根本无法知道下面执行的情形。残酷的现实使党内的分岐和斗争更趋激烈。以瞿秋白的智商和能力，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并非毫无作为。张国焘回忆道：“瞿虽然佩服陈独秀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廷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郑超麟则回忆，“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一九二七年前后，我最不满意于瞿秋白的，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这些评论虽有臆断成分，但有助于认识一个更立体的瞿秋白，看到他后来对政治斗争何以极度厌倦。从思想深处说，他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与政治实践中残酷的内部争斗加以统一，并由前者来解释后者。这种分裂是导致他所信奉的主义受到质疑、动摇的深层原因。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超他的想象和承受能力。从俄式革命脱胎而来的政治组织自有一套体制来统慑、熔炼各式各样人物，任何个人的、小资的、浪漫的“杂质”都将被滤除。他写道：“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瞿秋白承认这“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使他“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然而，从“先锋的战士”到挤兑成“多余的战士”，最主要也最隐秘的原因是背后那只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操纵，他们才是真理与谬误、红与黑的最高裁决者。瞿秋白的命运跟陈独秀庶几相似，幕后那只手控制着政治博弈的结局。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斯大林选他取代陈独秀，正因为他有“留俄”背景，可以充当台前木偶；后来否定他的政治主张，进而抛弃他，同样是因为他不够嫡系，不够“傀儡”，并且共产国际必须为失败寻找替罪羊。取代他的是李立三，其后是王明，都有“留俄”背景，而王明堪称俄共“哺育”的正宗嫡系。一九二八年“六大”召开，瞿秋白受到李立三批判，会议闭幕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多余的话》）真正的原因是，王明深受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宠信，狐假虎威，经常将瞿秋白作为斗争矛头。秋白在回顾这两年时，不无冷嘲地称之为“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到了一九三一年初，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特意窜到上海扶植王明上台，将瞿秋白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他感觉“这半年时间（注：指一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 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多余的话》）一九三三年他赴江西，中央竟不同意其妻杨之华同行；一九三四年红军被迫大转移，正患肺病的他被当作“多余的累赘”遗弃在苏区，以致不久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
党内斗争因背后那只手而失去“真理”标准，一切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转移，因此每个党员只能像机器人一样惟命是从，“思想”是纯属“多余的”。“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多余的话》）但在此之前他不是这样，他勤于思考，并能发现问题的症结，例如一九二七年在“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错误。
瞿秋白除了缺乏“政治动物”的“噬血性”外，他还自曝自己的二元性格。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一直处在对峙状态，“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在“二元性格”尚未分裂或某一元未取胜的情况下，他经历了充满挣扎痛楚的“戏子”阶段。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做“戏子”的结果是，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
在“灭绝的前夜”，承认这一点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终于说出了郁闷很久的结论：“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瞿秋白希望把这个“多余的战士”清理出队伍，尽管这个希望也是“多余的”，但在党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笔者至此竟有点分辨不清了：这是革命本身的悲剧还是一个革命者自身的悲剧？这场俄式革命是“多余的”还是这个俄式战士是“多余的”？不幸的是，生前他是共产国际掌心的一粒“棋子”，死后他依然是一粒“棋子”，因为对现实政治斗争有利用价值：将“瞿秋白”打成“叛徒”，可以“勾引”出更多更大的“叛徒”。
从“多余的战士”到“多余的士”
扮演“戏子”的前提是内心的二元处于胶着状态，一旦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比如“绅士意识”占据了上风，自己成了“多余的战士”，甚至“多余的革命者”，那么“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瞿秋白不是身陷牢狱面临最后的时光，他是否会写出坦露真我的《多余的话》？
我认为不会。瞿秋白不是没有勇气，但政治斗争已磨蚀了他的勇气，尤其在面对自我、清算自我的时候，是更需要勇气的。他自剖道：“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 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是死神给了他最后仅缺的那一点勇气！
以前放不下的东西，此刻全部地彻底地放下了―――他毅然决然地摘下戴了多年的所有面具，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无论谁都会戴上假面具。但时间长了，要么搞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我，要么自我慢慢分裂并钙化成多重人格。十几年血与火的政治生涯，在他成了“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他厌倦做“戏子”，要回到真实的自我那儿去，倒是极真实的。“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这带有反讽语气的表述，是在宣示自己的顽劣不化，还是在暗讽千人一面的布尔什维克？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他在这里大声宣告自己战胜不了“异己”，完全不把自己当“先锋战士”看，而且是正话反说！所谓“异己”，是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若换个角度，“异己”其实正是“本己”，正是真实的自我！在“灭绝的前夜”，那个在他身上并未死绝的“多余的人”醒来了。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关于“我”的哲学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早年写道，“‘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纪，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赤都心史》之三十三）然而，如今这个“我”却被替换成“异己”，成了无论如何也得清除的对象，真是悲哀之至！
在“灭绝的前夜”，绝笔者试图打通或呼应十五年前（一九二○年）那个“我”。那个“多余的人”呼出的气息和精神游丝儿仍弥散在空气中。但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已不可能：“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他以前为“回家”也作过努力：一九三一年被“踢”出政治局后，瞿秋白曾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与鲁迅并肩战斗，但却受到周扬等人排挤。尽管如此，他“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无情的政治漩涡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对“人”尤其是对“个人”从来都是简单粗暴的。这类似蚁群一旦遭到异类入侵，或者种群内有任何一只蚂蚁带有异味，那么它必将遭到蚁群围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个体只有依凭本阶级气味来保护自己，同时揭发异己并召来整个阶级群起攻之。瞿秋白的内心敏感、细腻而丰富，对自我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看得很重，因而在暴烈的阶级斗争中受到的伤害更深。
在长汀监狱，瞿秋白更加渴望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去―――他痛苦地挣扎了，但他不可能从逼仄的政治尖塔走到外面，回到冷静的、原初的广阔地面，回到文化救国生涯之初端的那个“我”那儿去。那比四围“塔墙”更坚厚的，是无底的心狱和无边的虚无。他很清楚，要打通它走出去根本不可能。对“历史的纠葛”的恐惧使他不计后果地说出内心的一切。以前在党内他不敢、不愿或不能坦露真实的自我，此时―――“绝灭的前夜”，他终于以直截了当甚至挑战的口吻说出来了：“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 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现在似乎反过来了：是他在责怪或命令那个他曾畏惧的政治集团何以不痛快“开除”这个异己分子！“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这口气似乎开除的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我琢磨他的心态：找回自我的努力令他更加失落，“开除”正是他所需要的反作用力。借助这一反力，他似乎可以干净、彻底地回归本我！
然而，即便他说出“多余的话”，他也无法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去。于是他哀叹道：“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对敏感而脆弱的瞿秋白来说，当他感到真我只是一个影子，便会感到特别痛苦。“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只有殉道者才能称“烈士”，而此“道”在他的心中受到质疑，摇摇欲坠，为它去“殉”于理不通。因此他拒绝“烈士”并非愤激之语，而是真心话。显然，他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叛徒，那种只要命而不要气节的可耻叛徒，而是思想上、信仰上的质疑者和叛逆者。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一是担心损害他的革命者形象；二是基于下述逻辑：他既然不投降反共的国民党，并慷慨赴死，那么他就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坦率地说，瞿秋白身陷死牢，上帝没有给他时间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但他又不愿顶着“烈士”的名义，做旧信仰的殉道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是他心头最痛苦、最悲哀的事。
这里有两点必须区分清楚：其一，对政治集团及其信仰的质疑与动摇，与认可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他说得很清楚：“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在笔者看来，瞿秋白更适合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社会文化批判者。“党见”只能限制和消磨他的思考和锐气，最后窒息得没有一丝活气。但上帝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其二，既然瞿秋白质疑他所信奉的主义和政治生涯，那他何不向国民党自首？这个问题触及到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内核。可以这么说，“多余的战士”在他身上并未死掉，死去的只是“战”―――他极度厌倦和憎恶的血腥暴力和党内争斗，活转来的是“多余的士”―――那个“义不食周粟”的刚烈之士！在“灭绝的前夜”，传统的“士”之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同血液中的铁和骨头中的钙质支撑着他的人格底座。“多余的士”才是他本己的“家”：那是他投身文化运动之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完成悲剧人生的终点，更是他作为“东方的稚儿”的精神基点和道德底线。跟他有私交的国民党军官想方设法软化他，南京专门派来高官来劝降他，他们以向忠发和顾顺章为例来诱降他，均遭到他严辞拒绝。他极度鄙视操守不如妓女的叛徒，抱定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向忠发、顾顺章之流不过是始信终乱、毫无廉耻的软骨头、小人！信念、操守在他们眼里，不如妓女的下体和手纸。他们一旦被捕，只能从狗洞里爬出来；一旦为官，也必定是贪腐之徒！想一想吧，没有“士”之精神，光有信念管屁用？最可耻的叛徒是对人格操守的背叛！
在《多余的话》中回旋最多的词是“误会”和“纠葛”。从当事人角度看是“误会”和“纠葛”，但若跳出来俯瞰，让人感觉历史本身就是不可抗拒的诡秘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将他裹挟其中。尤其是反抗者按照乌托邦―――马克思称之为“幽灵”―――改造社会之时，便会产生种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漩涡，譬如“抛离”与“卷入”，便分别指向无根的人在历史面前的不可控状态。“抛离”和“卷入”互为因果，甚至共时并存：因“卷入”而“抛离”，又因“抛离”而“卷入”。瞿秋白一生经历过多次“抛离”和“卷入”，最后一次“抛离”政治斗争漩涡时，却虚无地“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从外在角度看，“误会”和“纠葛”，其实指向的正是一种大于个体的诡秘力量。
从“多余的战士”到“多余的士”的过程，正是“抛离”和“卷入”相斥相激所连带来的―――他被“抛离”于权力角逐的漩涡之外，同时更深地“卷入”命运的浪壑波谷：“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很难设想一个思想上存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的人，会甘 愿为这个主义去慷慨就义；很难设想一个内心如此矛盾、犹疑的死囚，若没有“不畏义死，不荣幸生”的士之精神，在面对枪口时会表现得如此从容、淡定，如此大义凛然！他是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在《多余的话》最后，他开出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那个叫罗亭的“多余的人”也是“为革命而死”。
从“神余的人”到“多余的亡灵”
无边际的磨盘般的沉沉暗夜，连磨眼也漏不下一点星光，许多不可知的幽昧的夜游物在潜行。只有一间囚室的通气口，可以透出一粒暗萤般的光。因为有了它，隔着七十六年狱墙般的距离，仍依稀可见一九三五年初夏浮在夜雾中的长汀监牢，听见一个亡灵潜行在纸上的清音，低徊婉转，凄怆悱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瞿秋白：《浣溪纱》）我无法想象在那盏孤灯下，他是怎样一个在纸上疾书的亡灵？肉体对他已不存在，诸种面具也不存在，所有的禁忌对他都不存在。他自己只是一个亡灵。倘能以苦思作舟，以笔为楫，他最想去的地方便是黄浦江和觅渡河，那儿有他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然而，妻子至今不知他的下落，母亲坟头的荒草长了多深？从觅渡河到黄浦江，从墓冢到石库门，从逝者到来者，他的一生都在迷津中“觅渡”。他自以为找到了渡舟，到了河心才发觉不对。此刻他身陷死狱，唯一的孤舟是他自己―――尽管这个自己恍若一亡灵！事实上他已“死”过一次了：“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让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多余的话》）只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亡灵”，他病卧上海仍做着“戏子”。我发现瞿秋白早期的两部自传心史充满玄机，其中有不少被读者忽略的谶语，比如你读到下面一段必定会感到震惊：
夜深人静，灯光黯黯的笼罩着人的愁思。晚风挟着寒意，时时到窗隙里来探刺。握着笔要写又写不下去：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诀别的信总算写完了。
（《饿乡纪程》之三）
去国前与离世前的情景竟如此暗合，他似乎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又比如《赤都心史》（三十三“我”）中关于“我竟成‘神余的人’”的议论，几乎就是对“亡灵”状态的表述！瞿秋白确是通灵之人。因“多余的人”无法见容于社会，只能像影子一样潜存着，那么他便成了“神余的人”！其时他痛切地表示：“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不幸而言中！然而，“社会”不仅“杀”了他，也“杀”了他的“感觉”！甚至在成了亡灵时，他仍必须面对一团乱麻的“历史的纠葛”。
那“巨大的魔鬼”到底是什么呢？一般人当然是看不见的。当年“神余的人”窥见过它。在福建长汀监狱，他必定又看见了它。只有“亡灵”才能直面并质问它！我终于懂了：面对“巨大的魔鬼”，他只能而且必须成为亡灵！一个人若作思想的叛徒、灵魂的质疑者，那么他就必须做好成为亡灵的准备。瞿秋白一生都处于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在《多余的话》中，我看到了一个被扭曲的人在最后时刻解剖自我、揭开灵魂，试图恢复思想能力和言说自由的惨痛挣扎。尽管他的思考尚未达到更深的层面（譬如像陈独秀四十年代跳出对斯大林个人的批评，进而将其置入苏联专制体制来考察），但像他这样赤裸裸地将心灵坦露出来，接受世人和后代围观与评判，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证实他是真正无私无畏的大地赤子！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作者暗示灵魂已离壳而去，因为它苏醒过来后才重获自由！沉重的脚链拴着的不过一“躯壳”而已。瞿秋白早年就意识到“俄国无个性，中国无社会”，为此他也呐喊过：“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但后来呢？他连喊一声的勇气也没了。他醒悟得太迟了。他太崇奉那个有着丰厚文化传统的 “天鹅”之乡了，这妨碍了他看清现实“俄乡”的巨大阴影―――高贵的“天鹅”被驯化成千人一面的“家鹅”。瞿秋白后半程一直在“饿乡”和“鹅乡”中寻找“我乡”。尽管他对重返先前的“我”感到绝望，但在最后时刻他毕竟找到了替代品：《多余的话》成了他一吐块垒、泣血筑就的“我乡”―――
那是一叶萤白的纸舟，仿佛故乡阴历七月半的荷花灯，漂摇于夜雾沉沉的清流之上。但荷花灯是用来召引亡魂的，而他的纸舟则是亡灵对生者的低语……
一个大写的人，不一定他的灵魂始终是大写的。恰恰相反，他的灵魂深处往往有小写的絮语、犹疑和迷乱。譬如，一想到“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纸舟里的亡灵便停下来，露出影子般的痛苦痉挛的躯壳，在尘世作最后的徘徊与回眸：“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尤其是他深爱着妻子杨之华，还有“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些剖白，这些眷恋，何以读来如此令人刻骨铭心？他面对枪口的坦然与从容―――端坐草坪，笑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何以惊天地泣鬼神震来者？我想原因正在于此。秋白不是避世者和厌世者，他本不想死，但为了坚守最后的“我乡”―――那个大写的“士”，他甘愿赴死！真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贯穿秋白一生那红灰掺杂之弧线的，还有他的病。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秋白都会反复提及病魔的折磨。他回忆道：“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多余的话》）可以这样说，他的精神状态与肺病呈正比关系。每当精神状态处在犹疑与苦闷中，他的病情便会复发或加重，反过来又影响他的思考、情绪和事业，以至于最后我们已分不清他属于哪一种“病人”，那“病灶”是纯属于个人还是导源于社会。在《多余的话》中，他多次提到愈来愈厉害的肺病，并希望将“躯壳”捐献给解剖室：“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七十六年过去了，所有的研究者竟忽略了一个惊人事实：与捐献“躯壳”相对应的是，秋白将患有“顽疾”的“灵魂”也毫无保留地“捐献”了出来！《多余的话》正是他“灵魂”的“X光的照片”。如此赤裸自己的“灵魂”，是上至英雄下至俗人都不愿或不敢直面的。而秋白如此坦荡地将它“捐献”给所有人―――尤其是曾经的同志、后人和思想者。
于是这“灵魂”样本也成了X光和镜子。软骨头、政客、伪君子不敢面对它，御杖们、刀笔吏、行尸走肉不屑面对它。因此它被抹黑、被扭曲便成必然了。尽管那个围剿个性和感觉的社会仍在，“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谁能指出它肺部的“瘢痕”在哪儿呢？
我喜欢真实、坦荡得有些残酷的瞿秋白―――那种将“躯壳”和“灵魂”全部“捐献”出来的大无私大无畏大孤独！然而，《多余的话》至今仍是“多余的”：对于布尔什维克国度，任何“非布尔什维克”或“反马克思主义”都是“多余的”；如同民主对于专制是“多余的”，自由对于权力是“多余的”。对于严密控制的精神世界，连亡灵的一声叹息也是“多余的”！
责任编辑：赵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