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村官个人工作总结】
收稿日期：2012-03-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益贫式增长的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71103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预算改革的政治约束、激励机制与路径选择研究”（10CZZ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政府公共福利促进益贫式增长的绩效评价与制度安排”（09YJC790030）；辽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辽宁省完善城镇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对策和建议”(2011lslktzdian-16)
作者简介：刘畅（1979-），女，辽宁营口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与公共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uchangdufe@gmail�com
摘要：财政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推动益贫式增长的重要工具，其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中国转型时期实现益贫式增长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探索当前政府“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财政基础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0年省际公共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明显的资本化倾向；地方财政支出比中央财政支出更易于推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经济适用房项目支出不仅没有能够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提升，反而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继续有效推行“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就必须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鼓励地方政府有效地开发和提供政策性住房。
关键词：益贫式增长；公共财政；地方财政；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81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32�09
一、引言
政府财政支出一方面是政府用以保持经济增长、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更是提高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当前许多国内外学者如Essama-Nssah［1］、Klasen［2-3］、Kakwani和Son［4］、吕炜和刘畅［5-6］以及周华等［7］所提出的益贫式经济增长，其主要的实现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使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往往被视为经济危机时期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若干财政资金流向资本市场，从而加剧资本市场投机的现象。事实上，这种情形自2008年四万亿元财政刺激政策之后已有所显现，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固有缺陷，收入偏低的居民很难（或较少地）从财政刺激政策的带动效应中获得收益，这从房价短期内出现暴涨的情况可见一斑，因此，此类财政刺激政策虽然能够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但却并不具有益贫的特征，反而出现了公共支出资本化的倾向。
自从Oates［8-9］研究财政公共支出资本化问题以来，国外学者Pollakowski［10］、Rosen［11］、Harris等［12］、Downea和Zabel［13］以及Brunner和Balsdon［14］陆续开始关注财政支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支出（或中央财政）与房地产价格（或房地产市场价值）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这类观点认为，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在内的财政支出是造成房地产市场价值存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财政支出与房地产市场价值（或价格）呈负相关，而该问题也被称为公共服务资本化问题。但是，对于财政支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与西方国家相比，这个问题对正处于城镇化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具有更加重大的研究意义。自1998年推进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行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逐渐显现，房地产市场骤然成为各类矛盾的焦点：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单一、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高、土地财政问题日益突出等为房价暴涨创造了条件，使居民的居住成本大幅提高，由此引发的拆迁问题更是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逐渐显现，金融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涌现，各种因素的汇集使房地产成为国内外投机资本的主要目标，而各种炒作行为进一步提高了居民住房成本，使房地产资本运作的收益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扩大了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差距，使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更为严重。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对住房体系的需求和供给进行分类控制，推进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为特征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然而，尽管相关部门为此先后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但是仍然没有改变房价高位运行的状态，远未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有鉴于此，探究政府财政支出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特别是在益贫式增长视角下探索当前政府“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财政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学者在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对政策性住房的影响的研究还较为有限，其中，踪家峰等［15］重点分析了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与财政支出水平之间的变动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财政支出对房地产价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各个地区持续高水平的财政支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都会通过房地产价格的增加体现出来。这与周京奎和吴晓燕［16］以及梁若冰和汤韵［17］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这些研究的问题在于，他们多是采用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且并未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细分，也未对市场化和政策性住房市场进行细分，这就会导致无法区分财政支出的各个具体项目究竟对房地产市场发挥了何种作用。因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以办公楼市场和商品房市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07―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不同项目对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这种带有益贫性的财政支出是否有效？在目前的分权制下，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分别发挥何种作用？哪些支出项目带有益贫性，哪些支出项目没有益贫性？
通过分析发现，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不同项目对商品房住宅市场的影响都较商业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比较而言，地方财政支出比中央财政支出更易于推动房价上升，而作为保障低收入者居住水平的重要手段，经济适用房项目支出增加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因素。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对财政分权制下的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区分，并对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地区误差进行了控制，进而可以考察剔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后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财政基础。（2）将房地产市场区分为住宅房地产市场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并对价格、销售额和供给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可以检验财政支出在各类房地产市场中的有效性。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
1．计量模型
在借鉴林伯强［18］和踪家峰等［15］关于公共财政支出对益贫式增长及房地产市场影响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实证检验中央公共财政支出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是否具有益贫性质，本文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yit=αi+∑8i=1βiLFit+∑16i=9βiCFit+β17EHit+β18M2it+β19TVSit+uit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y是被解释变量，分为三组，分别为办公楼市场与商品房住宅市场的指标，每组指标具体包括总销售价格、现房销售价格、期房销售价格、总销售额、现房销售额、期房销售额、竣工面积和本年新开工面积；LF和CF为地方财政中公共服务支出冲击和中央财政中公共服务支出冲击，选取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变量、教育支出变量、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变量、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变量、医疗卫生支出变量、环境保护支出变量、城乡社区服务事务支出变量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变量；EH为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上述解释变量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分别用M2衡量货币供给水平、TVS衡量股票交易额（如表1所示）。
表1解释变量的符号含义
符号变量符号变量LF1地方财政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冲击LF2地方财政中教育支出冲击LF3地方财政中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冲击LF4地方财政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冲击LF5地方财政中医疗卫生支出冲击LF6地方财政中环境保护支出冲击LF7地方财政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冲击LF8地方财政中交通运输支出冲击EH经济适用房开发投资总额TVS股票交易额CF1中央财政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冲击CF2中央财政中教育支出冲击CF3中央财政中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冲击CF4中央财政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冲击CF5中央财政中医疗卫生支出冲击CF6中央财政中环境保护支出冲击CF7中央财政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冲击CF8中央财政中交通运输支出冲击M2货币和准货币
2．分析思路与数据来源
关于公共财政支出对贫困影响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借鉴已有文献，本文所选择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变量、教育支出变量、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变量、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变量、医疗卫生支出变量、环境保护支出变量、城乡社区服务事务支出变量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变量均具有较强益贫性。此外，本文将上述变量中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层面的支出进行了区分。与分析公共财政支出与贫富差距之间关系不同的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带有较强区域特点，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差异特别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对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通常来说，地方财政中的各类公共支出对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应是更为明显的。
因此，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省份不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项目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本文对地方财政公共支出数据进行了处理，一方面剔除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造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也使其更为符合财政冲击的特征。具体来说，将每年各省份地方财政中不同类别的公共支出进行汇总之后，分别求出其在地方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率，并据此进一步求出每组比率在2007―2010年间的算术平均值。如果某一省份财政支出高出这一均值，则本年所有月度该变量值为1，否则为0（具体分析过程如表2所示）。以地方财政中的教育支出冲击为例，北京市的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率除2007年低于0�1670以外，其他年份均高于该均值，这表明北京市地方财政中教育支出是能够在2008―2010年被视为冲击，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而辽宁省的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率则在所有年份都低于0�1670，表明在所有年份辽宁省财政中教育支出不被视为冲击，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这样处理能够更为有效地对不同地区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区分，控制由于经济水平发展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公共支出规模上的差异，突出各省份在不同公共服务支出项目的分配情况，从而更好地衡量公共服务地方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它还能有效衡量规模偏小的地方财政支出，例如，在衡量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与传媒等对房地产市场所造成的影响时，由于其支出规模较小，在模型中容易被忽略，而这种处理方式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从处理之后所得到的数据来看，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2007―2010年间各省份在不同公共服务支出分配上存在的差异。从区分支出冲击的临界值来看，国内地方财政支出的排名为（从高到低排序）教育、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医疗卫生、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和文化教育与传媒，但各省份之间的各项支出排名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E）或随机效应（RE）进行分析，首先运用Eviews5�1进行Hausman检验。此外，为了消除截面异方差的影响，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分别对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经济适用房支出对办公楼市场与商品房市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1�公共财政支出对办公楼市场的实证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到，除了办公楼期房销售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以外，其他各组变量均需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并且中央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地方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对办公楼市场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地方财政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办公楼价格上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央财政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则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另外，中央财政中的交通运输支出对办公楼销售额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地方财政中的交通运输支出则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在地方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中：（1）一般服务与教育两项支出是推动办公楼销售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但对销售额的影响并不明显，仅有教育支出对办公楼现房销售额增长的影响为正值。但在对于供给增长的影响方面，两项支出的影响则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越大则办公楼本年新开工面积越小，而教育支出所产生的影响则恰恰相反。（2）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交通运输三项地方政府服务支出对办公楼市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医疗卫生支出与办公楼现房销售价格、总销售额、现房销售额、本年新开工面积之间都呈负相关，环境保护支出则与几乎所有价格和销售额之间都呈负相关，但对办公楼供给增长未产生影响，交通运输支出与三个办公楼销售价格之间都呈负相关，但对其他变量未产生影响。（3）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两项地方政府服务支出则对办公楼市场影响较小，且都没有对销售额产生影响，仅与其中若干销售价格变量呈正相关，与供给增加水平呈负相关。（4）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经济适用房变量与办公楼市场的价格水平、销售额以及供给水平均呈正相关，这表明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可能间接对办公楼市场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
在中央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中：（1）推动办公楼市场价格上涨的支出项目很少，仅有医疗卫生和交通运输两项支出分别推动了办公楼整体价格和期房价格的上涨，同时，抑制办公楼价格上涨的变量较多，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都与办公楼价格变量呈负相关。此外，中央财政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与环境保护支出与办公楼市场价格变量之间的关系均不显著。（2）教育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与办公楼各项销售额之间都呈正相关。除此以外，中央财政中的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对办公楼销售额的影响或呈负相关，或并不明显。（3）在办公楼供给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竣工面积、本年新开工面积均呈正相关，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与新竣工面积之间呈负相关，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大多不明显，或降低了办公楼供给水平。此外，作为控制变量的货币供给（M2）显著提高了办公楼市场的价格水平，这与近年来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的状况是一致的，而股市交易额与办公楼整体价格与期房价格呈负相关，与期房销售额呈正相关，显示了股票市场与楼市之间的互补关系，这在很多研究中都已得到验证。
2�公共财政支出对商品房市场的实证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到，经过Hausman检验，各组变量均采取固定效应模型。但与中央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和地方财政公共服务支出对办公楼市场的影响所存在的明显差异相比，它们对商品房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差异则相对要小一些。例如，无论地方财政的教育支出，还是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都对商品房价格、销售额以及供给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印证了目前房地产开发商热炒所谓“学区房”概念，以提高销售业绩的做法。此外，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中交通运输支出也同时在提高商品房销售额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还是有一些支出项目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例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
在地方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中：（1）推动商品房价格上涨的支出项目较多，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其中，前三项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而抑制房价上涨的因素则主要是医疗卫生支出与环境保护支出。（2）推动商品房销售额上涨的支出项目则更多，除医疗卫生与现房销售额呈负相关，一般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的系数显著性较低以外，其余支出项目均与商品房销售额呈正相关，并且显著性较高。（3）与商品房销售额变量的情况一致，推动商品房供给的支出项目同样较多，除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事务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外，其余变量大多与竣工面积或本年新开工面积呈正相关。（4）作为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支出，对于抑制房价上涨并未发挥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经济适用房支出不仅没有能够抑制房价上涨，反倒成为唯一同时提高商品房价格、销售额以及房屋供给的变量。
在中央财政公共服务支出中：（1）仅有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商品房价格上涨发挥了作用，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在内大多数项目都对抑制房价上涨发挥了积极作用。（2）推动商品房销售额增加的支出项目与降低商品房销售额的支出项目大致相当，其中，教育支出、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对于提高商品房销售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一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以及城乡事务支出则与商品房销售变量呈负相关。（3）更多的公共服务支出对商品房供给水平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项目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而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与商品房供给变量呈负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虽然与商品房竣工面积呈正相关，但与本年新开工面积却呈负相关，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结果。此外，除了货币供给水平M2对商品房销售额的影响不显著以及对房屋供给呈负相关以外，货币供给水平M2以及股票交易额对其他变量的实证结果均与之前的多数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尤其是股票交易额与商品房价格呈负相关，与商品房销售额呈正相关，较好地证明了房市和股市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3．稳健性检验及深层讨论
为了保证实证研究所得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FGLS回归的基础上用股票市价总值、货币供给水平（M1）和省际人均GDP替换原来的控制变量。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程度都没有发生大幅的变动，根据估计系数计算的边际效应也几乎一致，这表明这些变量对参数估计的无偏性没有严重影响。综上而言，稳健性分析进一步支持了前述基本结果。
从职能上来说，公共财政支出不仅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工具，还是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存权、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手段，但在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避免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资本化倾向，益贫式增长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则是希望通过调整公共财政结构和财政支出方向使得益贫式增长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但是，通过实证分析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中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可以看到，判断财政支出是否存在资本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不同层面的支出项目所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而这种差异有可能是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的：（1）中央与地方对公共财政支出作用偏好不同。这也是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差异最重要的原因。由于当前地方政府激励及财政分权制的影响，相对于中央财政支出的单一目标，地方财政所负担的任务更为繁重，因此，地方财政支出的资本化倾向更为严重，对房地产市场的促进作用就更为明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08年房地产市场处于低潮时各省份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托市政策。虽然公共支出不能像补贴那样直接刺激房地产的发展，但地方政府仍然能够调整公共支出组合，从而选择最利于提高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方式，对房地产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许多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2）不同公共财政支出属性上的差异。公共财政支出包含的项目较多，并且不同项目之间存在的属性差异较大，有些项目（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等）较为有利于财政支出的资本化，而另一些项目（如环境保护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则并不利于财政支出的资本化，这也是实证结果中支出项目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益贫式增长视角的“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是当前最适合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在居住条件还无法满足人们对住宅的基本需求时，政府几乎都曾提供过政策性住房。但从实证结果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适用房支出却助推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不仅未能实现其保障低收入者基本居住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反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其原因与益贫性的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及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作用情况关系密切。本文采用2007―2010年省际公共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在内的地方与中央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中央财政支出，还是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商品房住宅市场的影响都要比对办公楼市场的影响明显；地方财政支出比中央财政支出对于房地产价格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作为保障低收入者居住水平的重要手段，经济适用房项目支出不仅没有能够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反而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总的来说，近年来基于益贫式增长视角的“双轨制”房地产发展模式，更多地是依赖于中央财政支出而非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对于政策性住房的贡献不大。
目前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中的一些项目存在资本化的现象，即财政支出项目在一定积累之后会助推房地产价格，推动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形成。因此，应该继续坚持当前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同时，中央政府可以从调整当前的税收制度入手，通过目前房产税的试点、推广、直至普及，抵消由于财政支出资本化造成的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影响，并通过转移支付和补贴等多种方式，使其用于解决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从而在保障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此外，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必须有财政体制改革的支持和配合。从研究结果看，地方财政支出对房地产价格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而中央财政支出的一般公共服务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严重依赖于土地出让和房地产业发展，为了从中获取更多的政府收益，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推动房价上涨，而不愿意积极配合中央政府抑制房价的政策。因此，防止地方财政支出资本化的核心在于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权利，调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从而减小地方政府过度发展房地产业的激励，加强地方政府收入与本地区房地产业之外的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从而使地方政府与中央财政中的公共支出项目都能够避免财政支出资本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真正实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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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