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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骨不连伴发惊恐障碍患者行为特点并分析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患病行为问卷(IBQ)对87例骨不连伴发惊恐障碍患者和87例普通骨折对照组进行调查并分析,再利用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MHLC)对87例骨不连伴发惊恐障碍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惊恐障碍患者的一般疑病、疾病信念、情感压抑、情绪紊乱、否认心因及易激惹因子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1.2 方法
采用患病行为问卷(IBQ)[2]对两组患者进行调查。分别于患者入院第2天采用IBQ问卷对受试者进行测评。IBQ包括一般疑病(GH)、疾病信念(DC)、心理取向(P/S)、情感压抑(AI)、情绪紊乱(AD)、否认心因(D)、易激惹性(I)共7个因子62题,每题根据回答“是”或“否”,分别计1分或0分。综合了2个次级因子,即情绪状态(AS=GH+AD+I)和疾病确信(DA=DC+5-P/S),将上述因子分成2个纬度,即反映情绪的GH、AD、I和AS;反映病感的DC、D、P/S、DA及WI。DC的正常范围是3～6分,P/S的正常范围是0～1分,WI的正常范围是8～14分。
对87例骨不连伴发惊恐障碍患者进行调查,入院后第5天,由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按统一的指导语对其进行测试。共发出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MHIC)[3]87份,回收有效问卷82份,有效回收率94.25%。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MHIC)包括三个分量表:内控性(I)量表、有势力他人(P)量表、机遇(C)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6个量表共有18个条目。每个条目以6分制评定,评分从l(很不赞成)～6(很赞成),每个分量表分值范围是6～36分,高分代表人们有较强的倾向性。MHIC量表从心理控制源角度出发,用来评定人们对健康的看法。
1.3 统计学处理
用SPSS12.0对数据资料进行数据分析,采用t检验和逐步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IBQ结果比较
两组IBQ评定结果显示,惊恐障碍组的一般疑病、疾病信念、情感压抑、情绪紊乱、否认心因及易激惹因子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骨不连病人健康心理应激源与惊恐障碍关系
健康心理控制源三因子中的机遇因子(C)与惊恐障碍呈显著正相关(P0.05),见表2。
2.3 健康心理控制源对惊恐障碍的预测作用
以控制源内控(I)、有势力他人(P)、机遇(C)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惊恐障碍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检验健康心理控制源对惊恐障碍的预测作用,控制源内控(I)、有势力他人(P)、机遇(C)3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3。
3 讨论
一些研究表明,惊恐障碍不仅明显影响着骨不连病人的舒适感和生活质量,而且影响着病人的判断和对治疗的依从性,从而有碍于骨折的康复[4]。本研究结果说明惊恐障碍患者不良情绪增强,他们较正常人更加关注躯体不适、关注健康问题,寻求对症状的解释甚于寻求治疗;面对应激事件时,较正常人更多采用情感压抑的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采取情感压抑方式的个体将更多以转换性症状表现出来,此方面也解释了惊恐障碍患者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却以大量躯体症状表现出来的原因。心悸、呼吸急促、出汗、眩晕、震颤、面部潮红是绝大多数惊恐发作的一级或核心症状,此类患者入院后就极度紧张,惊恐不安,或蹲于地上或蜷于床上,两手抱头,大声哭泣。并伴有植物神经症状,如心悸,多汗,震颤等。有交感神经系统亢进体征如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面色苍白,皮肤发冷等[5]。因此对于这些患者我们入院后就立即进行危机干预。危机干预属广义的心理治疗范畴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危机。通过调动干预危机方法有关注、倾听、评价及心理干预等。
健康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健康结果是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还是取决于自己控制之外的力量的一种知觉与因果信念[6]。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内控者能够看到自己的行为与后果之间的一致性,并体会到控制感;而外控者往往把行为的后果归结于机遇、运气或自己无法控制力量[7]。健康心理控制源以内控为主的病人有强烈的自我信念,更倾向于自己对健康负有责任,往往希望与医务人员共同参与决策。健康心理控制源以他控为主的病人倾向将健康的结局依赖于他人的支持和帮助,患病后往往更能积极地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表现出对医务人员的高度信任和依赖。而健康心理控制源以机遇为主的病人则认为外在的生活事件在自己的控制能力之外,身体好坏是注定如此的,康复速度与结果的好坏,运气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很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心理控制源理论,不同心理控制源类型的人对事件结局的期待以及所采取的行为不同,这势必会导致其所经历的心理情绪反应的不同。有关心理控制源与惊恐障碍关系的探讨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种健康心理控制源中机遇因子(C)与惊恐障碍呈正相关,即健康心理控制源以机遇性为主的骨折病人更容易产生惊恐障碍,分析原因可能是该类病人缺乏健康信念,不能很好适应环境,较少采用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产生惊恐障碍。有势力他人控制因子(P)与惊恐障碍呈负相关,即不愿意依赖他人支持和帮助的病人容易产生惊恐障碍,原因可能为该类病人对医务人员缺乏信任度,一方面易产生无助感,另一方面治疗依从性差影响康复效果,从而易产生惊恐障碍。内控因子(I)与惊恐障碍无显著相关性,可能原因为内控的人比外控的人更多地使用问题为中心的应对方式,而少使用情感为中心的应对方式。
对骨不连惊恐障碍病人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机遇(C)和有势力他人(P)预测惊恐障碍,有一定的效度。在回归模型中,控制源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提示仅仅用健康控制源判断和预测惊恐障碍,其效力是有限的。个体的控制源期望是在过去强化历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种强化经验既包括亲身的经历,也包括观察学习的结果,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影响。心理控制源不是一种特质,也不是一种先天性倾向性,可以通过改善认知,达到重建控制源的目的[7]。因而我们认识到在临床实践中护士可以通过讲道理、摆事实、举实例来实现对控制源这种认知的重建,对病人的惊恐障碍进行有效地预防和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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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胜利,蒋宝琦,方耀奇,等. 《患病行为问卷》的信度、效度初步测试[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l,15(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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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tter J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J].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1966,80:1.
(收稿日期:2010-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