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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度经济运行特点 （一）经济增速快速回落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环比增长1.8%。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6%；全社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长6.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5.9个百分点，且显著低于GDP增速，印证经济减速势头。
制造业经济整体表现稳中趋升。3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制造业PMI为53.1%，比上月提高2.1个百分点。该指数连续4个月回升，本月回升较为明显，尤其是新订单指数回升态势突出，升幅超过4个百分点，反映出当前市场需求回暖，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制造业经济整体表现稳中趋升。当月汇丰PMI指数为48.3，比上月回落1.3个点。
（二）三大需求增速继续平稳回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小幅放缓，基础设施投资负增长。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9%，实际增长18.2%，分别比去年全年回落2.9个百分点和提高2.1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一季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8%，实际增长10.9%，比去年同期回落3.2和19.9个百分点。从环比看，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8%。
进出口增速放缓，贸易顺差大幅缩小。一季度进出口总值8593.7 亿美元，增长7.3%，出口4300.2亿美元，增长7.6%，进口4293.5 亿美元，增长6.9%，累计贸易顺差6.7亿美元。基于全球经济复苏总体向好的预期，我们判断出口向好趋势正在形成。但进口增速则显著弱于预期，显示内需还是比较疲软，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从动力结构看，一季度GDP增速大幅下滑主要在于政策调控导致的投资下滑和出口下降。从贡献度看，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仅有33.4%，上拉GDP增速2.7个百分点；而最终消费支出则创下了76.5%的近4年来高点，上拉GDP增速6.2个百分点；而净出口的负贡献也在拉大，-9.5%的数值也是两年多来的最大值，下拉GDP增速0.8个百分点。从内外需动力看，内需拉动GDP 增长8.9%，因此，GDP低于预期增长主要在于外需的下拉作用加大。
（三）物价涨幅得到有效控制
一季度CPI涨幅3.8%，比去年第四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通胀总体延续了回落态势。蔬菜、水产品价格上涨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肉类价格持续下跌；非食品短期内将继续成为CPI上涨的推动力。PPI 两年来首次负增长，表明当前经济相处偏冷格局；但是环比上涨0.3%，涨幅放大且持续3个月，表明PPI受上游原油上涨等成本推动，未来上行压力开始累积。尽管3月份CPI涨幅3.6%，有所反弹，但不足以说明短期内通胀压力再度来临，仍不改中期回落趋势。物价上涨的真正压力在于一些中期因素，如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伊朗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油价的带动、国内刘易斯拐点出现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国内多项资源价格改革，以及货币政策进一步松动等等。
（四）货币供应低位企稳，新增贷款大幅增加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为3.8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3487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同比多增2170亿元；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01万亿元，同比多增3320亿元。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89.56万亿元，同比增长13.4%，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7.80万亿元，同比增长4.4%，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5个百分点。
（五）房地产业主要指标均有下滑
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回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3.5%，实际增长20.7%，比去年全年增速回落4.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回落10.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下降14.6%，比前2个月提高6.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41.9个百分点。
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和挑战
（一）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的风险
一季度同比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9个百分点，环比增速也从1.9%回落至1.8%，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较快，引发投资增速较快回落。尽管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是宏观调控的成果。但当前需要警惕经济增速继续惯性下滑、过快下滑，因为这会衍生出许多的问题，如就业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土地性收入减少、平台融资能力大幅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盈利减少，企业盈利降低，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及销量增速的大幅下滑，等等。
（二）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导致的外需降低风险
虽然美国经济目前仍继续保持着温和复苏的势头，但最近一个时期，欧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矛头直指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从中期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开始向欧洲银行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扩散，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欧美经济复苏前景仍将有可能一波三折，受其拖累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将放缓，世界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持续低增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仍有50%左右，一旦遇到外需收紧，必然会使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其冲击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
（三）企业经营困难加剧的风险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在41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个行业持平，14个行业下降，1个行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2个行业亏损同比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02%。随着经济的不断放缓，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正在不断凸显。从微观层面看，产能过剩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工和产能利用不足，造成经济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使企业经营困难及盈利水平下降。从长期来看，这将使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又会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
（四）物价走势下半年反弹的风险
当前，因为经济增速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猪肉价格已于年初见顶回落、货币供应量增速总体上不断放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控制好物价上涨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加，今年超过5%的恶性通胀应该不会出现。但是，全年能否实现4%的控制目标，主要取决于三方面不确定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以粮食和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走势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去年粮食八连增的历史记录面前，今年继续增产的难度很大，同时，国际部分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连续上涨。二是以国际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具有不确定性，既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情况，也深受地缘政治、金融投机等因素影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输入性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三是国内以水、电、油、气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推动速度有多快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较为密集地出台调价措施，有可能产生超预期因素。
三、对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若干建议
（一）宏观经济政策应更前瞻、更灵活地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全球及国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远超预期，应进一步增强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
货币政策应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总体稳健的框架下，货币政策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适时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在出口增速下滑、外贸顺差收窄的背景下，贸易项下的新增外汇占款预计将会下降，这给央行的货币调控提供了空间，建议近期央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贷存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信贷政策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对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
财政政策须更加强调优化支出结构和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要重点投向前期重大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加大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保障房建设、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确保“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西部开发、自主创新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逐步降低宏观税负，增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为稳定增长、促进就业和结构转型，出台针对小微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进服务和运输行业营业税转增值税。通过降低税负支持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扩张作用，又有利于长期结构调整。
（二）“三驾马车”稳中求进、协调拉动
努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确保在建、续建和已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加快项目审批和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要尽快开工。积极支持保障房、普通商品房等房地产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保持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保证住房供给较快增长。加大对实体经济创业投资的支持，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支持，促进制造业投资更加活跃。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有效启动民间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
出台替代政策继续扩大消费。推出如养老、家政等服务类行业的促进消费政策以及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扶持政策；加强对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打造可替代国外知名品牌的国内知名品牌，培育高端消费；下调部分中高档商品进口关税，让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内；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完善廉价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消除后顾之忧，提振即期消费；大力发展中心城市的廉租房和公租房，释放城市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加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
尽快采取“稳出口”相关措施。加大出口退税政策执行力度，及时实现出口零税率；尽快完善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体制和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手段对外贸发展的支持力度；稳步有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落地生根；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全面清理各项不合理限制，减少行政审批和不合理收费，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优化外贸公共中介服务。从长期来看，应通过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延缓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弱化、通过推动沿海企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途径，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在推动出口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要促进贸易结构的平衡。推动进口的相关政策也应继续加强，包括健全完善进口信贷、进口关税等政策措施，下调进口关税、增加对企业进口高端技术设备的贴息投入、促进进口便利化。
（三）通过实现“三个转变”防止物价走势出现反复
从侧重需求管理逐步向供给管理转变。要从生产和供应这一端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现象。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建立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等，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大力扶植大规模养殖企业发展，建立并完善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链化的养猪体系，引入生猪或猪肉的远期或期货交易，借助金融工具实现稳定回报、熨平价格大涨大跌风险；改善农产品流通环节，增强农产品跨地区跨城乡调配能力，实现供需有效对接。
从过多倚重货币政策逐步向更多采取财政政策调控物价转变。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固然能够奏效，但也会不可避免地伤及实体经济，因而常使决策当局面临“两难”。而财政政策强调“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不仅能够进行总量调控，而且在结构优化和抑制通胀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通过财政支出的调整，可以在抑制通胀的供给方面比较精准地着力。财政政策可以渗入到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整个链条上，通过投资、税收、补贴、奖励等手段调节短期供给，从而使其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其政策扭曲效果较小。
从管理国内市场逐步向管理国际市场转变。应鼓励更多企业到海外投资，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基地，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以打破跨国公司对供应和价格的双重垄断。我们可以在现有的G20全球治理框架下，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建立一个有助于稳定能源、资源市场的全球治理机制。此外，还应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我国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战略储备。
（四）重点通过改善供给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重心应尽快转向强化供给管理，建立多层次的城镇居民住房供给体系，尤其是要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因为保障性住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而且难以长期持续，远不足以在整体上有效改善房地产供应。为此，要巩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已有成果，适当的切入点首先应当是以土地手段增加供应、满足保障。只有通过加大土地的供给和商品房的开发，同时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面积，才会有效促使房地产价格尽快合理回归。而从根本上增加城市土地供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土地成本，还需全面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这包括打破供地垄断，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改革目前随行就市的土地供应方式，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调整与完善土地招拍挂制度、土地储备制度。
（五）通过加快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转变
1、继续推动财税制度改革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构建以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主的地方税系，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主要的来源。
2、进一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
从根本上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化解民间金融风险。未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应把以下四个方面作为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让民间金融正规化、阳光化、合法化；强化地方政府监管权责；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3、继续落实收入倍增计划
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经济发展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4、应抓住未来物价将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推动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
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加快对居民消费价格影响较大的成品油、天然气、水、电等价格机制的调整，消除价格倒挂现象，避免输入型通胀压力长期化、机制化。
（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