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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突出地体现在第一次系统地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作了概括、最先提出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两个方面。
【关键词】张闻天；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党内是以理论家闻名的”[1]，“在延安时期就与毛泽东、刘少奇一起被视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2]。张闻天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诸多方面的重要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因此，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代表中央发表讲话时，就把张闻天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近三十年来，张闻天生平与思想是中共党史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课题之一，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通过研究，张闻天在白区工作、经济、外交、党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已经广为人知。然而他在军事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贡献，却鲜为人知。张闻天尽管没有担任过军事领导职务，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不可能不关注军事、研究军事。历史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曾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张闻天第一次系统地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作了概括
1934年10月，张闻天参加中央红军的长征。在红军渡过湘江后的危急时刻，他率先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并在政治局内同错误军事领导进行斗争。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他反对“左”倾领导的坚决态度和积极行动，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彻底摒弃“左”倾路线，站出来做了批判军事错误路线的“反报告”，并被指定起草会议决议。2月8日，张闻天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并由当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战役失败的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毛泽东代表的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下七个方面：
第一，指出这次战争应该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以消极防御代替了积极防御的方针。通过对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比，《决议》认为有两套不同的战略方针。一套是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套是以博古为首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决议》充分肯定并完整阐述了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的方针，指出在敌人实行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方针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3] （p5-6）
第二，在运用兵力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决议》在肯定和阐述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后，接着就依据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阐述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首先，《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其次，《决议》论述了正确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之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3] （p7-8）
第三，红军作战应该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决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路线与李德的“短促突击”理论却“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去“轻易的强攻堡垒”，“这是把战争当儿戏”[3] （p8-9）。他们抛弃了红军的特长运动战，采用了对敌人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的阵地战，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第四，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应该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每个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4] （p233）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领导者对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是错误的，因而对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了解也是错误的，他们实行了战役战斗持久战的方针。《决议》列举了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为例，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单纯同敌人拼消耗的“拼命主义”。《决议》系统地阐述了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速决战的原则，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3] （p10-11）。
第五，批评“不放弃苏区寸土”口号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的根本目的，也是指导战争，制定战略战术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这是毛泽东指导战争的一贯思想。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错误的领导者违背了这一原则，提出“不失苏区寸土”的口号。在这一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不仅不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反而使自己受到很大损失，丢掉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决议》指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3] （p6-7）。
第六，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决议》指出：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钳制敌人，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决议》一再强调“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3] （p11）。《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
第七，肯定转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方式。《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时，“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便“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内线作战不能胜利即应转入外线作战的正确意见，并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存在着许多不利条件，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这实际上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概括，是与后来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张闻天所讲军事术语一直被延用下来。这也充分说明张闻天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张闻天最先提出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及持久战思想闻名遐迩，而张闻天在这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最近几年，随着有关资料的挖掘，大量事实证明，张闻天对毛泽东抗日战争持久战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12月17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方针以及军事战略问题。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他在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之后，指出：“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持了一种持久性”，“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人民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5] （p45）1936年4月20日，张闻天在所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方式，对付顽强的敌人，已取得最后的胜利。”[5] （p95）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发现的陕北时期党中央领导人提出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明确命题文字的最早文献。这说明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张闻天在分析未来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时，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争，只有用持久战战略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张闻天在洛川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发言。贯穿整个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了持久战的问题。现在仅从会议记录来看，他说到持久战的问题就达到八处。他明确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也不因失败而丧气”，“须知，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却正在于“他不能实行持久战”，而中国“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正确的领导，模范的工作，谦逊的态度，艰苦的作风，是我们在准备持久战争中争取领导的要领”[5] （p338-349）。张闻天在会上关于持久战的强调和论述，当即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意见。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各方面的情况，说明这些情况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其结果是中国胜利。毛泽东还从战略高度对讨论作了概括，指出：“用持久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朱德听了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后，认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中心摆在支持华北的持久战，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周恩来同意朱德的意见，指出首先在华北支持持久战。[6] （p446-447）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正是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确立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
洛川会议后，在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张闻天又撰写了《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这是在洛川会议对持久战讨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一篇专门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持久战的文章。通过中日两国人力、物力、军事力量、国内矛盾、国家关系以及战争性质等方面的简要对比，说明日本很难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也很难在短时期内战胜日本，“中日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中国“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5] （p355）。文章指出：“今天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动员全中国人民参加全面的抗战。”限制于单方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5] （p356）张闻天指出，为了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战，必须做到：政府与人民结合起来，使现在的政府进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国防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成为人民的民族革命军，实现全国人民的总武装；同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作坚决斗争；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这篇文章早于彭德怀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周恩来的《怎样行持久抗战》和《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也早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此后，张闻天在1937年11月发表的《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7年“十二月会议”的政治报告和发言、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以及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都围绕着持久战的主题，阐释了如何坚持党领导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进一步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避免不利决战、正确处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等问题，较为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观。与此同时，张闻天在他主编的《解放》周刊上还接连编发了彭德怀、周恩来等的文章，对持久战策略展开进一步讨论。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写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正是吸收了张闻天等人上述的正确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完整系统的持久战理论体系，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献。
【参考文献】
[1]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N].人民日报，1990-08-30.
[2]石仲泉.张闻天：成就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纪念张闻天诞生一百周年[J].求是，2000（17）.
[3]遵义会议纪念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张闻天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6]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