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民主生活会发言】
王怀强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行政学院），兰州 730071）
在引领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重大理念，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思想旗帜，奠定了价值基石。其中，把民主这个长期处于现代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风暴眼” 中的政治观念纳入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鲜明强调和系统论述了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的科学命题 （后文简称 “共同价值” 命题），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发展的高度，全面深化了对民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深刻理解21世纪人类民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推动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尊重彼此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实现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视角对 “共同价值” 命题的科学内涵作一探讨，并在历史和理论的整体视野下讨论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进而实现从历史、理论、实践结合上来系统阐释 “共同价值” 命题，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目的。
“共同价值” 命题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唯物史观观察人类民主发展取得的理论成果，自然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揭示了民主发展的历史规律，即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正确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要弄明白民主是何时以及如何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一）前现代社会中民主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偶然和零星现象
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特指当时的一种政体形式或曰统治形式，这种政体形式的本质是 “人民的统治” 或“主权在民”。从古希腊算起，民主到现在已经有2 500 多年的历史。
虽然民主的历史久远，但站在人类社会整体的视角看，在进入由资产阶级开启的现代社会之前，民主政治仅在古希腊城邦和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过。古希腊城邦民主大体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以雅典为代表的一些地中海城邦国家，雅典民主政治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最早提出了诸如“公民平等、自由、对法律的尊重和正义”［1］18等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创造了公民大会、选举公职人员、公民参与立法和司法等民主制度形式，成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开端和源头。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民主政治以12世纪前后形成的佛罗伦萨、威尼斯、锡耶纳等城市国家为代表，在封建社会和基督教王国背景下，这些城市国家 “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常常享有特许规定的独立的统治制度”［1］50，包括以管理理事会为主体的城市自治政府，主持理事会的行政官由选举产生并由具有严格任期的公民担任等制度形式，城市共和国使古希腊民主在消亡上千年后又出现在欧洲，成为民主从古代进入现代的 “中转站”。但是，不管古希腊民主和城市共和国民主在人类民主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及研究价值，必须承认的是，其在整个前现代社会的人类文明中，只是一种偶然和零星的现象。
（二）资产阶级革命与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肇始
民主真正走向全球并最终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现代世界形成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民主价值不断战胜各种旧的价值观念，并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脚步，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最终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正如有学者所言“当下人类社会所实现的民主制度虽然离不开雅典民主的基因，但严格说来它是近代启蒙运动或近代文明的产儿”［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一个现代的现象”［3］。
现代社会的历史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33民主政治在现代世界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功劳。中世纪后期，在欧亚大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社会运动推动下，欧洲封建社会走向解体和消亡，现代世界在其中世纪的母体中孕育降生，欧洲在人类社会中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从中世纪城市商人中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作为代表现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政治力量，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经济扩张、民族国家兴起、工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历史进步运动风潮迭起，资产阶级在引领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历史性变革的过程中快速壮大自己的力量，终于 “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4］33，“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5］681。与任何代表新社会的政治力量的崛起一样，资产阶级的兴起之路自然伴随着与封建贵族、专制君主等一切旧势力的生死搏斗。从政治上看，适应“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6］7这一历史潮流，民主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保护和壮大自己，推翻旧的统治势力的强大革命武器。经过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革命，资产阶级最终推翻了西方社会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的统治，建立了实行议会制、普选制等现代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主终于在现代社会站稳了脚跟。
至此，民主开始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民主成为普遍性价值追求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马克思曾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对人占有社会权力的形式作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从传统社会中 “人的依赖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中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后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期“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的三种形式或三个阶段［7］。资产阶级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现代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人的社会生产的形式及建立其上的人对社会权力的占有方式和支配关系，确立起立基于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之上的社会权力占有形式，为民主政治和民主价值的确立奠定了经济社会基础。
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民主成为普遍性价值追求提供了思想条件。在推翻旧势力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包括民主在内的一系列现代价值观念，并赋予这些价值以普遍性的形式以达到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目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一特性，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深刻分析，“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5］552虽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虚伪的，对此我们后文要作专门分析，但资产阶级以 “普遍性的形式” 对民主价值的意识形态阐述，确实使民主在普遍性意义上第一次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表达，这种表达在理论上为把民主与资产阶级本身分离，进而视作一种现代生产力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提供了想象空间，客观上吹响了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第一声号角。
三是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现代国家为民主成为普遍性价值追求提供了政治载体。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现代国家是“完成了的政治国家”［5］30，其基本特征是通过使私有制摆脱共同体，制造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从而“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5］29-30，把这些差别包括宗教身份的差别留在市民社会领域，以权利的公平和平等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虽然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在根本上仍然“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5］31，政治上解放的人也“只是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5］31的人，但如马克思所说：“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
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5］32虽然还不是人的解放本身，但人的政治解放已经从政治平等上为建立民主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取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现代国家也成为西方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为民主价值的确立准备了国家制度条件。
如果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是民主成为现代政治普遍价值追求的起点的话，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则是民主价值走出欧洲、走向全球的关键。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标志性起点，经历1500 至1600年欧洲扩张的伊比利亚阶段，即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1600 至1763年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扩张阶段，“欧洲人凭借其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地位崛起为全球霸主”［8］454。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开始建立，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世界历史被开创。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开始直接或间接主宰全球，“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以大殖民帝国的形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8］625。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但把现代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带到了全球，而且也推动欧洲的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扩散到了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刺激这些非欧洲世界开启自己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全球化开启以来的很长一段历史过程中，这些扩张的西方国家不但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拥有绝对的霸权，在思想观念和制度发展领域对那些被殖民被侵略的国家也拥有强大的征服效应，使这些国家普遍都自觉不自觉地迈出 “以西为师” 的现代化步伐，民主价值观在这一本质上违反民主精神的历史进程中传遍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全球化这一基本特征作了精彩分析，他们说，资产阶级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35-36。
（三）无产阶级运动与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升华
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为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但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4］32这一阶级统治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有的民主”［9］30。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主义走向金融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日益异化不可避免。以西方引以为傲的美国民主为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民主制度逐渐异化和蜕变，已经越来越背离民主制度的内核和制度设计的初衷。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愈演愈烈，民主制度的功能出现衰退”［10］。
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局限性和其必然的没落命运，并不意味着人类民主发展的中断甚至终点，托克维尔曾敏锐地指出：“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 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6］7历史有自己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制造了它自身的对立面和“掘墓人”，这个对立面就是无产阶级运动，这个“掘墓人” 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4］43列宁也指出：“人类走到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11］
就像资产阶级把民主作为与封建贵族和专制君主斗争的武器一样，无产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压迫中，同样把民主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与民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用手段。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统治的基本手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根据斗争环境和条件，经典作家也指出无产阶级也可以灵活运用资产阶级创造的民主政治方式作为斗争的工具，恩格斯就曾详细地描述过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利用资产阶级创造的普选权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说：“由于这样有效地利用了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12］二是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结果。《共产党宣言》 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52经过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第一次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成功实现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历史任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同于一切旧式国家的新的国家类型，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进而创造了新的民主形式即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使人类民主的理想“主权在民” 第一次真正变成人类生活的现实，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9］30。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民主发展的新阶段、新类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是由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本质决定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2因此，无产阶级运动的本质恰恰与民主的本意即 “人民的统治” 或 “主权在民” 是高度契合的。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形成，使民主政治突破和超越了历史上一切民主形式，包括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使民主在其历史中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符合其本意的主体，实现了民主价值和实践的高度统一。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对此，列宁曾作了系统阐述，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识：（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
（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3］
在全球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就无时无刻不在世界各处制造着自己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殖民扩张，激发了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从俄国革命的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推动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推动整个世界进入了现代化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地撒播了民主价值的种子。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则推动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和人民，在自己那被资本主义殖民浪潮冲击下正在苏醒的大地上，努力探索和建立自己的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一历史进步运动中实现了升华。
民主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但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绝不意味着现代世界的民主政治有且只能有一条道路、一种形式、一个标准。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证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实现民主的道路和形式是多元多样的，这是由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一）现代化视阈下人类与民主的价值关系
如何及何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彰显了 “共同价值” 命题的历史内涵，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则构成了理解 “共同价值” 命题的理论内核，为民主价值、民主权利与民主实现道路之间的关系提供哲学基础，而这种关系只有在现代化视阈下才可理解。
从哲学层面讲，价值即“有用性”［14］，表现为主客体关系中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因此，“价值不是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对象的某种属性能够进入主体人的价值关系之中而产生的 ‘关系属性’”，也就是说，“一件事实，对应着一个符合该事实的判断，在没有进入与主体的评价关系之前是谈不上价值的”［14］。在“共同价值” 命题中，全人类是价值判断的主体，民主构成了客体。全人类与民主之间主客价值关系的建立及内涵，又分别取决于主客体各自的内在本质。从主体角度讲，全人类作为价值判断主体的存在是有前提的，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和意识自觉。人类分布于地球的不同区域，在前现代社会，受生产技术水平和交通及信息条件所限，人类文明体现出区域性、分散性、隔离性特征，无法形成作为整体的人类利益和意识自觉，这只有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才可能。正是现代化与全球化，“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5］。在越来越紧密的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交往联系中，分布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不断消除相互的隔离和封闭状态，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共同体，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6］人类整体性交往的建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断形成，为全人类作为价值主体提供了利益和意识自觉。
从客体层面看，民主之成为共同价值，源于民主的工具本质。对于民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往往将其描述为抽象的、绝对的价值和理想，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本质决定的。相反，从唯物史观出发，“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17］，是政治上层建筑。对人来说，政治制度本身从来都不是目的，“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18］，也就是说民主是人们追求实现某种理想生活秩序的建构手段。对民主的手段性质，毛泽东曾作过深刻揭示，他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9］208-209
也就是说，民主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政体形式，适应于现代化的生产和交往方式，满足现代社会形态下人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功能要求，这种生产和交往方式，以及立足其上的人的政治生活实践已经随着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似的生活样式，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和意识自觉，为民主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主体前提。
（二）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自然全人类包括组成它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不分人种、不分语言、不分发达与否、不分文化水平，都享有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追求民主政治方面，每个主体都是平等的。
但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这一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在今天的民主政治实践中却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有意遮蔽。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中，非西方世界的民主权利被否认，民主被描述成西方文明特有的专利。美国的 “普世价值” 和 “输出民主” 战略正是这种观念和实践的典型代表，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民主的平等追求。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对美国的 “普世价值” 和“输出民主” 战略的本质及危害作一清理。对美国的所谓“普世价值”，基辛格曾从美国建国以来其世界秩序理念和外交政策历史发展的角度作过分析，他说：“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20］305-306在美国对外传播的价值观中，民主是其核心要素，“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20］307。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美国把自己视为人类的“民主灯塔”，自居于世界各国民主“教师爷” 地位。特别是冷战以来，美国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实行所谓的 “输出民主” 战略，通过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操弄，肆意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给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政治混乱，并通过掀起“颜色革命”，最终颠覆了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肢解苏联，结束冷战，建立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借助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霸权地位，“以民主为名频频干涉他国内政，引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和民不聊生，破坏世界和平稳定和各国社会安定”［10］，在独联体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美国推动的一波又一波“颜色革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中。
事实证明，“美国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其他国家、‘输出民主’ 的行为本身就不民主，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10］。美国“输出民主” 对民主核心价值理念的违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先发的等于先进的。如前文所述，现代社会首先兴起于西方世界，现代民主首先产生于那些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和制度模式，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均体现出后发外源式现代化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现代化“时差”，通过意识形态包装，把自己先发的民主变为先进的民主，企图把控界定民主的话语权，实现用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二是把具体的等于普遍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19］208美国的“普世价值” 和“输出民主” 恰恰把诞生于西方社会土壤的具体的民主观念、民主制度赋予虚假的普遍性，强迫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照搬。三是把侵略者等于“教师爷”。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史就是一部殖民侵略史，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的 “普世价值” 和 “输出民主”背后，则是殖民者不但否认自己的殖民者身份，反而把自己当成发展中国家的“教师爷”，把自己的殖民侵略美化为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帮助推动，甚至视为对整个人类利益的保护和实现，美国历史上第25 位总统麦金利的一句话十分形象地描述了美国人的这种心理，他说：“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20］321总之，美国所谓的 “普世价值”绝不普世，更不能把所谓的“普世价值” 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画等号。
虽然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存在不平衡性，客观上造成了各国民主发展在时间上有先后，在民主制度建设和运行水平上有高低等现实差距，不能否认世界各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平等权利，因为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内生需求。那些所谓先发内源式现代化国家即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点上自不待说，对那些所谓的后发外源式现代化国家即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侵略只是为其开启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某种重要条件，这些国家现代化的真正主体和动力，毫无疑问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刺激下对现代化的追求本身。人民是各国现代化的主体，现代化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18］
（三）民主实现的道路和形式是多元多样的
人类文明是五彩缤纷的，“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1］。即使现代社会前所未有地紧密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联系，推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但其不但没有改变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文明本质和格局，反而给人类文明的多元多样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条件，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民主政治发展自然遵守同样的规律，这就决定了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18］。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人类民主政治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民主制度形式，正如列宁所总结的，“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22］。以传统社会中的民主政治为例，虽然都是以城市政体的面貌出现，但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与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之间不管是在政治主体、原则观念、制度形式，还是运行体制机制上，都存在深刻的差异。在现代民主中，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作为两种总体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是无产阶级在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器，而不能直接搬用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结构，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因所在。而在同一民主类型之下，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形式也各自有别。比如同为资产阶级民主，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形式都存在明显差别。对民主实现形式必然多样这一点，托克维尔也明确指出：“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6］16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自的民主发展道路和制度设计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
民主实现道路和形式多元多样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使然。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作了清晰阐述，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470-471列宁也指出：“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23］中国古人也从自己的观察中认识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民主或什么纯粹民主，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境况决定的，是本国人民把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和形式自然不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4］81
发展和实现民主必须走自己的路。人类民主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民主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扎根自己的社会土壤，由自己的人民根据实际的情形，实事求是地作出选择，“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24］80。当然，民主政治发展本身是实践的，因此，对民主实现道路和形式的选择，并不是在现成的道路模式中简单地选择照搬照抄的对象。事实上，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实践探索本身，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探索的过程中不断选择、不断积累，最终形成自己的成功道路和实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18］这一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民主的探索实践过程本身指明了路径，即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实践就是人民在实践中解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成功的民主政治是人民成功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产物。反过来说，在发展民主中，不走自己的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模式的办法必然行不通，在这方面，毋庸赘言，今天的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教训。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在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经长期探索实践，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式民主的成功形态。马克思曾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25］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不但切实有效地实现和保障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为民主的价值理念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中更加有效地转化为民主的制度实践，推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实现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治理。在政治史上，共同体规模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特性的基础因素，特别是对民主政治来说，人民主权的理想追求决定了国家规模对民主建立和运行更加关键。事实证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参与型民主只适应于 “小国寡民” 的小规模共同体，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虽然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巨大规模共同体中建立和运行民主提供了制度条件，但仍像一些民主理论家所指出的，“把民主过程应用到像国家那样大的规模还会碰到某些内在的限制”［26］。也就是说，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大，民主建设面临的挑战越大。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相比传统时代的城邦来说是巨大规模的共同体的话，那中国的人口规模及国情结构毫无疑问称得上超大规模国家，正如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所言：“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并如此富有多样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27］，确实在当代中国之前，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如此规模的国家成功建立并实现了民主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时就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及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4］70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创造形成了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成功的民主实践有力破解了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实现了14 亿人民的团结凝聚和当家作主，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民主政治史上的奇迹。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实现了国家的高效治理。民主作为政体形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手段和工具，“好的民主一定是实现良政善治的，一定是推动国家发展的”［28］。当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面临着严峻的治理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移民危机和暴力冲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下，很多西方国家的消极防疫给其自身，也给世界带来严重危害，如“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10］。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尤其是在西方 “普世价值” 的渗透影响下，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动荡。与这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国家治理“风景这边独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昂首阔步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得到充分释放和彰显。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4］275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政治发展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24］80走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思路谋划本国的民主建设，是关系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在冷战背景下，民族解放运动中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大多在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一条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道路及其模式，另一条是苏联道路。那些从西方殖民统治下实现独立的新国家，大都选择了西式民主，但除了极少数成功了之外，大部分国家至今都沉陷在某种政治衰败的 “陷阱” 中，导致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所谓“民主转型” 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比较研究者，我们遗憾地看到，虽然大多数政治转型都脱离了过去稳定的非民主政体，但是并没有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只有少数国家建立了巩固的民主政体。”［29］有的西方学者进而已经开始反思发展中国家输入西方民主的可行性，认为“宪政民主是一个西方特有的体制，而在亚非新国家，再没有什么关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比西方的政治形式和观念之是否适用或相宜之类的问题更棘手、更一片混乱的了”［30］。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些主动或被动搬用美国民主模式的诸如独联体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用国家政治动荡、民生灾难甚至激烈内战为 “输入” 美式民主 “买单”。二战后，另外一些新独立国家学习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民主一度在世界广泛传播，但东欧剧变，给这一人类民主发展新潮流带来了严重挫折。比较而言，中国在革命中选择了人民民主这一人类民主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扎根中国社会土壤，学习借鉴苏联但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动民主建设与国家发展相得益彰。中国的民主发展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扎根本国社会土壤，吸收人类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实事求是不懈探索，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成功的民主建设之路。
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实现了民主价值理念向制度实践的有效转化。民主的质量，既取决于民主理念是否先进，同时，也取决于先进的民主理念能否有效转化为民主的制度实践。因此，发展民主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推动民主理念转化为制度实践的过程，而反过来看，民主理念与制度实践的背离，恰恰是现代民主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比如，资产阶级虽然第一个举起了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建立了代议制、普选制等民主制度，开启了现代民主发展进程，但受其阶级本性所限，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治法律的形式平等下，掩盖着人类历史上阶级对立最深刻，阶级压迫最深重的社会，因此，资产阶级社会中民主理念和制度实践在根本上是背离的，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就像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31］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政治建设中同样普遍存在着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的问题。比较而言，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民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24］80，有着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形成了民主价值转化为制度实践的正确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8］，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理想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破解人类民主政治中价值理念如何有效转化为制度实践的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人类发展正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性问题加剧，“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站在十字路口”［32］。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3］民主是人类探索建构理想公共秩序，实现良政善治的政治文明成果。今天，人类面临的挑战越严峻，发展民主的要求必然越迫切。从国家层面讲，只有发展真正高效的民主政治，团结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有力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
从国际层面讲，只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团结与合作，才能使全人类真正团结起来，共克时艰。要做到这一切，世界各国首先必须从思想层面彻底摒弃各种意识形态偏见和民主话语霸权，真正从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一科学理念出发，为世界民主发展、进而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正确的思想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