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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亮
南宋忠州守《王兴孙墓志》考释——兼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世系与兴衰
刘兴亮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王兴孙为两宋之交巴蜀地区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生平事迹罕见于史籍。荣州出土的《王兴孙墓志》对其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为官历程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此墓志可解开南荣“义门王氏”家族世系之概貌。结合家族其他人物墓志及传世文献，可考察唐末两宋南荣“义门王氏”家族的兴衰历程及王兴孙相关史实。
南宋；
王兴孙；
墓志；
家族
唐末两宋时期，荣州（治今四川荣县）崛起了一个著名的世宦家族，人称“义门王氏”①古代以某家族累世同居被官方旌表，称为“义门”，义即“孝义”，“门”乃“门户”，亦即家族，因而“义门”是指以“孝义”治家，且累世同居之大家族。关于南荣“义门王氏”的称谓，最早见于张商英撰《大宋故赠通议大夫王公墓表》：“荣人号为‘义门王氏’，州上其行，乞加旌表。”又《宋史·王庠传》：“王庠，字周彦，荣州人。累世同居，号‘义门王氏’”。。两三百年间，先后产生了王知珏、王蕴舒、王伯麒、王梦易、王庠、王序、王兴孙等中高阶官员。王氏家族墓，文献中早有记载，雍正《四川通志》云：“王梦易墓，在荣县北四里……王庠墓，在荣县南二十里。”[1]卷二十九上《陵墓》晚清以来，该家族墓地被陆续发现，在本籍著名词人赵熙等人主导下，一些墓志得以出土，唯因后“十二年皆军事，致废不理”[2]卷十四《金石》288，原石多损，故世人罕见全品。民国间，赵熙主持修纂《荣县志》，曾将部分墓志录入方志，其中包括《王兴孙墓志》，或因辨识不清，致错漏甚多，加之民国《荣县志》利用不广，所载墓志更少有人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王兴孙墓志》初拓片一纸，与方志所载碑文对比，虽右下部虽略有剥落，但整体存字状况良好，约存两千余字。拓本长172厘米、宽104厘米，志文楷书，共行39行，满行60字。横额两行，隶书“宋故忠南太守王公奉直志铭”12字。今据墓志拓本并结合方志文字，对该墓志进行录文、标点，作初步研究，吉光片羽，以为知史之助。
故忠州太守奉直王公墓志铭
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
故忠州守奉直王公卒之二年，卜葬有日，其孤曾崇以长宁使君赵伯緫之状来求铭。按状，王氏，长安人，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秩满，始家于荣。国朝乾德中，县废入威远。当五代丧乱之余，所在寇攘蜂起，贼传城甚急，和义之孙蕴舒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君子以是知其后必大，已而其子果有爵秩，至其孙曾，仕益通显，施及今未艾。公讳兴孙，字陈仲，即蕴舒之四世孙也。曾祖伯琪，大夫，妣张氏，累赠普宁郡夫人，祖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父序，故任左银青光录学士、文安郡开国侯，赠金紫光禄大夫。妣勾氏，累赠河南郡夫人，生三子，公于次为季，幼以父任投承务郎，生而贵富，能谦谨自下□官，时二兄前卒，公以文安退居，旁无兼侍，不忍去膝下，乞换荣州税官，以便养得。请未几，文安即逝。执丧如礼，服未阙□未赴。会太保刘光世尝为文安所知，荐其智略可用，后果以元勋跻显位。乃访求文安后人，且闻公贤，遣人以书迎致，荐于朝，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时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会茶司愿护送以行，贾以付公，公乃以逊同僚。任满，辟汉州绵竹县丞，官为茶设有所谓牙侩市利钱，园户或因此至破产，公一切宽之，人皆欢悦。使者至，暴悍尤甚，在处起狱，有司畏其风旨，趋合傅成，按者无得免，亦以市利钱事捃公。穷治久之，无所得，他日，公趋行在所，使者适移镇，当孔道慊前劾不遂，乃尽索行李，毛吹发数以匿税闻奏，未达而公至。会使者卒或携以要公，能寝其奏。公曰：吾于□而为欺宁得罪。奏入，镌秩一等。期年，复改官调普州监税。时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焉。郡民冯兄弟争讼盐井，积十数年不决，公阅视，即为平之，皆感服而去。它日，因驵侩纳赢求售，实冀以谢，公斥弗纳。去为临邛县丞，县灌溉资水利，皆丞掌之，异时诉不均，讼者常□节使，远近俱获其利，迄去，无一诉者。临邛旧有铁官泉监，废久，有旨复置。尝创屋数百楹，郡檄公为营度，不逾月而就。官不知劳民，不被扰郡廪，岁入浩穰。巨室多倚势输恶滥，委公受之，一裁以法，输者不□。运使王公之望行部廉，问得其实，喜公不畏强御，论荐之。任满，再除茶马司幕属，市马宕昌。时马不至累月，公以计钩致之。即得良马五□，常平或谓公宜白司长增其额，他日可冀赏，公曰：今岁适多，后若不继，必有受其咎者，怨将谁归。会朝廷亦委宣司市马，高其直以来之，而茶司事力不逮，马不时得，使者委公诣宣抚新安吴王日陈利害，既见辨析明了，且日与时茶司以马□孰若□安坐而取给于茶司，且无强市之名，而使茶司得以逭责，拜王之德无穷矣，王□其言，从之。调嘉州犍为知县，县控边，数为夷人侵扰，□□□□安辑。公之术，禁民无得辄入夷界耕樵，以绝侵鱼之弊。团练成，兵期可用，外示恩信，待以不疑，于是得汉人之在夷界者冯阿秦等二十余人，□□□□□为建屋庐，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复为乐业之民。自是夷人亦向化，无复抄掠之患。县介于嘉、叙之间，疆界阔远，户口繁伙，而簿不置，则均□□□□主簿。诸台奏请，从之。未几，通判潼川军府事，部刺史以才列荐，未报。任满，就注通判眉州，继除知忠州。至即罢遣兵吏下县之扰，谨期会暇，崇学观讲，士子彬彬向风。俄以疾，终于州之正寝。时淳熙五年六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九。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娶成都刘氏□钧之女；
继娶怀安李氏礼部郎中群之女，皆封宜人。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
曾嵩，迪功郎；
曾旦、曾肇、曾猷、曾點。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
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
次适免解进士曹汝舟；
次适吕荣仁、张忭。余尚幼。孙男五人，孙女十四人。公矢日见心，不为城府，所言它日皆可复与人交，久而益亲。卒之日，识与不识莫不嗟惜。仲兄早死，诸孤幼，有利之者，取去抚育而书画器用多为持归，教养过于己子，访其散失，举以归之。且曰：吾子虽众，不患其不立，即以文安致仕恩荐之。尝顾谓曾崇曰：吾家仕宦，自唐至今，累累不绝，天若省文书，惟诚可以格天，吾将持是心以莅官，丝毫不欺，庶潜感于冥冥之中，终身行之，以答天贶。在犍为，见邑人虽向学而登第者绝少，乃以赡学余费□□□□□市田为教养之备，乐育作成，自是掇科第者相属。县有遗骸，暴露田野，公舍金造冢收瘗。见义必为，盖出天性。前室刘有嫂田一顷，它日，其兄□□□□□□其券，仲姊嫁张昱，生二子，相继皆亡，惟孙邈然。姊尝委置田于荣，人无知者，暨其孙长，即呼以授之，不愿得田，则倍归其直。仕官得俸不积，曰：此先世余俸。先有浮屠祠近祖茔，岁久圮坏。公乃建屋百楹以居，其后又割腴田以充伊蒲之贡。置义田以济贫乏，内外亲党之孤无以立者，必尽力£££家，寻以迈种为本，故于世利淡然，不以婴心。尝有贷其白金者，岁久不归，亦置不问，议者益知其泽之远也。曾崇等将以淳熙七年十月十五日葬于荣德县凤凰山之原，前一年属敦诗为撰次本末，纳诸幽堂，敦诗辞以疾。逾年，又遣书劝恳，再三不已，敦诗以宗盟之义，不得固辞，铭曰：
百围之木，起于拱把。培养既成，摩云蔽野。和义之后，有功不言。至其孙曾，实大厥门。太常之孙，文安之子。袭庆承休，亦克是似。吏二千石，位不克志。心则休休，俯仰无愧。遗训具在，子孙其承。迈种不已，如川之增。凤凰之原，既安既固。伐石镌辞，用纳诸墓。
志主王兴孙，《宋史》无传。仅在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六《刘府君墓志》中有称：“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3]刘府君即刘革，成都人。《王兴孙墓志》言，兴孙“娶成都刘氏□钧之女”，则王兴孙与刘革为郎舅姻亲。又，刘革卒于“绍兴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即1156年10月20日，《王兴孙墓志》称兴孙曾“改差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然未载年月，据刘革墓志，则知时间当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前后。《刘府君墓志》又称，“刘在成都为右姓，群从同坊，闬闳相接，所谓夹寨刘家”。王兴孙作为南荣王氏后人，与成都刘氏联姻，双方家族实力旗鼓相当，可谓门当户对的组合。
墓志记载，南荣王氏本籍长安，“唐末有知珏者，为荣州和义令秩满，始家于荣”。王知珏是王氏迁荣州的一世祖，生平不见于史书记载，仅民国《荣县志》引《王序墓志》言，“僖宗广明元年，京兆王知珏为和义令”[2]卷十五《事纪》313。王知珏子不详，杨天惠撰《双溪先生传》（以下简称“传”）云：“先生名梦易，字潜夫，其先京兆人，□□□德，曾祖蕴舒。”[4]卷十四按墓志书写通例，此中缺字或为高祖名讳，亦即王知珏子或名王£德。王氏迁荣后，第三世名王蕴舒，此墓志称“素以义侠自任，夜缒城出，乞师救至以为功”，而传也称“方蜀盗引众围州，危甚，蕴舒夜缒出，乞邻救城以完，州人德之”。王蕴舒生二子，墓志未载，传云：“蕴舒生长钧、长锐，当淳化初顺贼扰掠过荣，长锐又有完城之仁。”长钧生伯琪，赠殿中丞，即此墓志所云“曾祖伯琪，大夫”。伯琪生三子，“长梦禾，仲梦得”，三子名梦易，即所谓双溪先生。此墓志称“梦易，故任左朝奉郎、太常博士，累赠特进。妣陈氏，累赠新平郡夫人。向氏，累赠安康郡夫人”。据传载，梦易，皇祐元年（1049）及进士第，调绵州法掾，再迁石照（治今重庆合川区）令。旋遭家丧，解职丁忧，丧满，调知遂州青石县（治今重庆潼南区西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就有《王梦易试大理评事充永兴军节推知遂州青石县事制》[5]卷五十二。不久，因有吏才，被“开封尹傅求荐右军巡判官”，其间数雪冤狱，遂增秩一等，除果州（治今四川南充市）通判。在果州时，“大兴泮宫，邻郡皆有来学之士，盛闻四川”。熙丰变法期间，初调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县北），后与上官不合，遭免。时宰相王安石知其才，欲用之，授兴元南郑县（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移擢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县）。在兴州期间，上奏改运茶入秦之法以便民，遭人忌恨，落职还家，“范蜀公尝赠以诗”[6]卷六十四《潼川府路·绍熙府》。又据王梦易墓表，夫人向氏“于钦圣宪肃皇太后（神宗向皇后）为从祖姑”[2]卷十四《金石》284。传云梦易生三子，长子王廱、次子王庠、幼子王序，“以庠特恩赠太中大夫，序累遇郊礼”。王廱，文献未见。王庠，《宋史》有传，早年“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未果，后又“应能书，为首选”，但因上书论时政得失，再度落选。遂奉母家居，不复愿仕。母亡后，“复举八行，事下太学，大司成考定为天下第一，诏旌其门。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寻改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教授，赐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辞不受。”[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王序字殷彦，因避宋宣祖讳，改商彦。据王梦易墓表，“两献文，入等，稍迁都水监丞，治塘堤有劳，三岁五迁，至朝奉大夫”。此后除秘阁、知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宣和二年（1120）进职待制，再知河阳，宣和四年“朝廷兴师取燕”，奉命充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司随军转运使，后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再诏除银青光禄大夫、徽猷阁直学士。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直学士，除知凤翔府，朝命“不许辞免，如违，重行窜责。”后言者因故劾其辞难，遂被降二官，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绍兴元年（1131）秋七月上书“以奉祠满岁，请于朝”，时给事中李擢、中书舍人洪拟言其谄事梁师成，法当讨论，于是“诏许再任”[8]卷四十六822。绍兴五年四月，朝廷再论王序奉祠事，言官以其“出身覃恩，不合审量。外有减年，并系滥赏”为由，“追八官，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8]卷八十八1467此后，王序还里乡居，与其兄建大宅邸，“浮沉其间”[7]卷三百七十七《王庠传》11658，时论多有毁之。据《王商彦墓碑》载，王序生三子：长卿孙，右宣义郎，陕西路铸钱公司干办公事；
次庆孙，右从事郎，阆州知录事，二子皆先卒。王兴孙为王序次子，绍兴八年后，先后任荣州（治今四川荣县西）税官、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市）绵竹县丞、普州监税、临邛县丞。孝宗时调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犍为知县，任满，调□□主簿，未几，再调通判潼川军府事，此后历眉州（今四川眉山市）通判、忠州（治今重庆忠县）知州，最终卒于忠州任上。墓志记载，王兴孙有六子“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
曾嵩，迪功郎；
曾旦、曾肇、曾猷、曾點。曾肇尝与乡贡，与曾嵩皆前卒”。而据《王梦易墓表》， 其同宗兄弟行，尚有芹孙，迪功郎；
公孙、桐孙，承奉郎；
槐孙，通仕郎，子侄辈另有曾慧、曾光、曾封等。然王兴孙以下，家族渐趋没落，仕宦者多无能声，最终沉寂凋零。今据诸墓志及《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传世史料的记载，梳理王氏家族世系如图1。
图1 王氏家族世系图（刘兴亮绘制）
王氏一族世居巴蜀，又仕历数世，加之王梦易娶向氏夫人，遂与神宗向皇后一族产生姻亲关系，因此家族通显，交游甚广。如前引史料，王梦易早年受王安石器重，欲用为变法之助。梦易死后，其子王庠“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虽长期避居乡野，却与苏轼、苏辙、范纯仁、吕陶、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等一时名贤相友善。苏轼于绍圣三年（1096）贬谪惠州时，王序自蜀致信问候，苏轼回函称“某启：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存记及之？专人远来，辱笺教累幅，称述过重，慰劳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体何似。某仕不知止，临老窜逐，罪垢增积，玷污亲友。足下昆仲，曲敦风义，万里遣人问安否，此意何可忘？书词雅健，陈义甚高，但非不肖所当也。蜀、粤相望天末，何时会合，临书惘惘。未审授任何地。来岁科诏，伫闻峻擢，以慰愿望。未间，更乞若时自重。人还奉启，少谢万一。不官。”[9]卷六十从此信可以看出，苏轼与王庠、王序熟识。首句“忝姻戚之末，未尝修问左右”一句，吴雪涛释云，王氏当为苏轼之妻党[10]，然未作进一步考证。据王兴孙墓表，“周彦佳士，婿于东坡之兄”[2]卷十四《金石》293。周彦即王序兄王庠，王庠为苏轼侄女婿，故苏轼“姻戚”之说，正是基于此而言。
有关王氏祖辈，特别是王庠与政坛、文坛之交游情况，此前有学者已撰文考证，兹不赘述，仅就前人未涉及部分并重点围绕王兴孙墓志记事予以阐释。
对于王兴孙，前引洪适《刘府君墓志》谓，“茶马属和义王兴孙，其女兄弟之夫也。”墓志主人刘革为王兴孙妻兄，撰者洪适自称刘革“有二女，其长归于我，若干年而逝，继室以其季”[3]，则王兴孙为洪适夫人之姑父。洪适，诗人、金石学家，字景伯，晚号盘洲老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与弟洪遵、洪迈并称“三洪”。宋孝宗时，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以考证史事，结集《隶释》27卷、《隶续》21卷，另有《盘洲集》80卷，谥文惠，《宋史》有传。
《王兴孙墓表》撰者马麒言“麒于奉直公有戚连”，隆兴二年曾任权中书舍人。据《宋会要辑稿》，隆兴二年正月七日（1164年2月1日），“宰臣汤思退言：‘今百司皆有成法，中书国政所出，三省之法不可不修。’诏权中书舍人何俌、马骐，检正诸房公事叶颙、右司员外郎沈枢同共编修，候成书，差尚书、侍郎、给事中详定覆”[11]刑法一8259。另据墓表，他与王兴孙“连关决之政于潼最久”，王兴孙曾出任通判潼川军府事，时马麒亦在潼川为官，故二人得以相交。《王兴孙墓志》撰者自称宗弟、潼川府路转运判官敦诗。王敦诗，字志夫，眉州人，绍兴间登进士第，曾知兴元府、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后以“专事苛刻，任私喜怒”，“将漕成都，纵子弟、亲戚交通关节”之故而遭放罢。善诗能文，著有《书林韵会》28卷。
墓志中记载，王兴孙卒后第二年，其子王曾崇委托长宁使君赵伯緫持状来求铭。赵伯緫，墓志中有“□□□以适承议郎、知长宁军赵伯緫；
次适从义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赵绣之”一句，中虽泐去四字，但据文意推测，当是娶王兴孙长女为妻，二人为翁婿关系。南宋有两个赵伯緫，“一子矜子，见《宋史》卷二百十七。一子黯子，见《宋史》卷二百十八”[12]卷四十七。从墓志时间看，此赵伯緫恐为子矜子，淳熙初任普州知州，因“本路运判言其擅支移寄椿米，不曾补还”，被命“特展二年磨勘”。史载政和四年（1114）改清井监置长宁军，治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墓志既称“长宁使君”，则赵伯緫当时的官职是知长宁军。《王兴孙墓表》载，兴孙卒于淳熙戊戌（五年）六月六日（1178年6月23日），墓志则称次年赵伯緫来持状求铭，则知其任职长宁军是在淳熙六年（1179）前后。另据《蜀中广记》卷五十六载，淳熙九年正月十一日（1182年2月15日）杨槱题《东岩纪游》刻石，淳熙九年前后任职巴州（今四川巴中市）知州[13]卷五十六。此后行迹，史未详备，暂不可考。
义门王氏虽久历宦海，但非诗书世家，早年诸祖或以义侠，或以恩荫，或以功业得官，直至王兴孙祖父王梦易方正式博取功名，登皇祐元年（1049）进士第，之后王庠以“制科，先君之遗意”为由，“闭户穷经史百家书传注之学，寻师千里，究其旨归”。崇宁初，王庠、王序兄弟“皆贡吏部，不第”[2]卷十四《金石》284。王序后以“两献文入等”，迁都水监丞。王序显达后，诸子皆获恩荫，其中王兴孙“幼以父任投承务郎”，至王序卒时，任荣州监税。至于王兴孙诸子，据墓志，“曾崇，儒林郎、泸州军节度判官；
曾嵩，迪功郎”；
“曾肇尝与乡贡”，显然也都是恩荫得官。
又墓志称，王序曾有恩于刘光世，王序卒后，刘光世访求其后人，得兴孙，举荐于朝，授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之职。刘光世，据《宋史》本传，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县）人，将门之后，为刘延庆次子，“初以荫补三班奉职，累升鄜延路兵马、蕲州防御使”。宣和中，方腊反，受父命率军镇压，因功升耀州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徽宗征辽，“光世从延庆取易州，授奉国军承宣使”，后金将郭药师降，“除威武奉宁军承宣使”。张迪掠濬州（治今河南浚县东），朝廷“诏光世讨之”，功成，复承宣使，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西夏乘机发兵攻杏子堡，光世扼守退敌，擢侍卫马军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徽钦二帝北狩，“遂至济州谒康王，命为五军都提举”。康王即皇帝位，命为省视陵寝使，“寻为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迁奉国军节度使。后因律身不严，驭军无法，所战多败。建炎二年（1128），以功加检校少保。金人南侵，命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镇江府控扼江口。寻加检校太保、殿前都指挥使”[7]卷三百六十九《刘光世传》11480。苗刘之变，迁光世为太尉。绍兴元年（1131），金人渡淮，诏命光世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措置屯田。后改兼淮南宣抚使，领真、扬、通、承、楚州、涟水军。再历海泗宣抚使，授检校太傅、江东宣抚使等。绍兴七年（1137），自请罢军权，遂授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绍兴十年（1140），加太保，命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以疾请为万寿观使，改封杨国公。卒谥武僖，后追封鄜王。据《王序墓志》，“朝廷兴师取燕”，命其为随军转运使。还朝后，又以徽猷阁直学士、充京兆府路安抚使兼知京兆府。而在此前后，刘光世随父出征，因功充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应当说，双方即在此时开始熟识，进而王序才于兴军用人之际，向朝廷举荐了刘光世。
刘光世显达后，举荐王兴孙出任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一职。有关茶马司设置，熙宁前后，因宋、辽、夏之间战事不断，战马奇缺，为满足军事需要，宋廷在成都、秦州各置茶场茶和买马司。熙宁七年（1074），神宗“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于各地设置榷茶和买马司，茶马尽卖入官，禁止私自交易[14]卷十八。然此时茶马之政，又职属熙河路市易司，经略使司亦参与其事，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各机构间矛盾重重。为此，李杞以“卖茶买马，固为一事”为由，提出茶司“同提举买马”。至元丰四年（1081），朝廷并茶马于一司。同时为扩大事权，宋廷又于崇宁元年（1102）升格茶马司为都大提举茶马司，秩比都转运使，可谓“权重事专，富甲一方”。宣和间，“以茶马两司吏员猥众，于是朝奉大夫何渐请遵丰熙成宪，称其事之繁简而定以员数”。绍兴四年（1134），“初命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七年，复置茶马官。凡买马州县，黎、文、叙、长宁、南平、珍皆与知州、通判同措置任责。通判许茶马司辟置，视买马额数之盈亏而赏罚之。岁发马网应副屯驻诸军及三衙之用。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皆考其资历授之。乾道初，用臣僚言省罢，委各郡知州、通判、监押任责，寻复置”[7]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3970。王序卒葬于绍兴八年（1138）十月，当时刘光世正为检校少师、万寿观使，封荣国公，又“以金人归河南地”，朝廷再赐号“和众辅国功臣，进封雍国公”。此时茶马司甫重置，干办公事、准备差使等虽为该司属官，但执掌茶马博买诸事，职卑权重，王兴孙并无科举功名，由荣州税官骤获腴缺，恰从侧面说明刘光世虽已罢军权，所任只是荣誉虚衔，但在朝廷中仍具有相当的实力。
另据墓志记载，此时四川提举茶马为贾思诚，全称为“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盐牧公事”，初任此职在绍兴十二年（1142）四月间[8]卷一百四十八2382。贾思诚其人，《宋史》无传，事迹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重庆涪陵白鹤梁留有其观石鱼题名。综合诸书记载，贾思诚，字彦孚，澶渊人，绍兴七年（1137）至九年（1139）间为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区）知州，绍兴九年十一月迁左朝请郎、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公事。绍兴十二年四月，宋廷为“讲贯利源，辑和种落，博收驵骏”，以贾思诚“心术疏明，吏能疆济，持节于外治最有闻”[15]为由，迁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另据《夷坚志》，他于“绍兴十七年为夔州帅”[16]《甲志》卷十五。夔州帅，即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县）帅臣，宋以安抚使号为帅臣，知州、知府带安抚使者也称帅臣，可知绍兴十七年（1147）贾思诚为夔州路安抚使。而据杨万里《虞允文墓志》，允文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第进士，不久获任权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干办公事，“在茶马司，使长贾思诚议增茗课”，其“力谏不从，谒告引去”[17]卷一百二十。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贾思诚增引事在绍兴十四年（1144），“时物价腾涌，茶商取息颇厚，自得旨取拨之明年，主管官左朝请大夫贾思诚又增为十二引三百文，于是诸场类皆益额，而买马之数复不加多，人但知茶马司之富甲天下，其实所收引钱视建炎增倍，后虽破败不可复减矣”[8]卷一百四十八2382。墓志所言增引事在绍兴二十四年后，而《夷坚志》称绍兴十七年（1147）其为夔州帅，则绍兴十七年后，贾思诚虽已调任夔帅，恐仍兼四川茶马司事，且此后贾思诚又曾拟增引，唯此议未成，故史多不载。《夷坚志》又谓贾思诚“梦受命责官，厩卒挟马来迎，临欲揽辔，细视马有十三足，叹异而觉。明日，背疽发。十三日死。贾生于庚午近马祸”[16]《甲志》卷十五。此庚午当即绍兴庚午，亦即绍兴二十年（1150），前已据《虞允文墓志》，其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后仍督茶政，则《夷坚志》所记卒年或有误。贾思诚为政躁进，务求苛敛，为同僚及百姓所不喜，《王兴孙墓志》称“提举茶马贾思诚以严束吏，趣办取名事多委公，公以宽厚佐之，不苛而事集”，通过“严苛”“宽厚”用词对比，贾思诚酷薄性格跃然纸上，王兴孙干练形象亦得巧妙映衬。另外，从贾思诚宦迹可推断，王兴孙在茶马司任满离职，辟汉州绵竹县丞，当在绍兴十五年（1145）前后。
墓志称四川茶户所收“牙侩市利钱”，园户不堪其累，王兴孙悉予宽免。所谓牙侩市利钱，实即园户售茶给官过程中另外交纳，以供牙人用度的杂税。牙人在蜀茶供销中能量不小，早在北宋时，侍御史刘挚就上奏说：“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管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7]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下六·茶下》4500-4501此所谓茶祸，不仅仅是官府苛政造成的，也是一大批以茶谋利的茶牙一手助推的结果。牙侩市利钱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多次茶法改革，都未完全取消，王兴孙以“干办公事”之资，擅自宽免，无疑切断了相关利益群体的财路，故引起上上下下的激烈反对，终于被“镌秩（降职）一等”。
墓志又称，王兴孙后改官普州监税，“郡佐及城下县令俱阙，郡太守俱委摄”，郡佐实即州佐，宋代州佐属有通判、幕官及参军等，以通判最重要。北宋时期，对于川峡四路的官员选任，熙宁八年（1075）规定，“川峡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为代”[18]二百六十四6481。熙宁十年（1077），又诏“自今成都府、梓利夔州路知州、通判，不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6869。同年再申严令，“川峡路令、佐毋得并差川峡人”[18]二百八十五6982。这种严格的制度，加上内地官员因道途僻远，多不愿就，致使地方州佐官员及县令往往不能及时更替，只能自行选用川人兼理。宣和六年（1124），就有臣僚言：“川峡四路差宫之法，令佐不得并差川峡路人。内地人多不愿就，故本路监司不免差官权摄，多是川人，有至三五年不替者，其与破格差注名异资同。欲乞应川峡四路令佐内无应入人，而限满无本色人就者，许通注邻路人，庶使注授稍广，各得正官，民不受弊。”[11]职官四之四十八4331此法显然是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川峡四路州佐缺员的问题。南宋以后，随着宋金战事起，川峡缺员更甚。为解决问题，朝廷尝试实行辟差法、摄官法、定差法等特殊选官政策，更于乾道时专门出台了“四川二广法”[11]职官四之四十六3118，其中辟差法就是堂除及更部常选之外，由诸司长官或地方官根据窠阙自行选辟察属的选官制度。按照规定，巴蜀、两广辟差可以是巡尉、知寨、知县、都监，甚至是沿边知州军等，地方辟差权力很大。王兴孙以普州监税的身份，同时兼理郡佐及城下县令，就是这种特殊制度的具体体现。
此外，墓志中提到王兴孙调嘉州犍为知县，抚定边夷有方。嘉州犍为宋时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交会地区，民族矛盾复杂，《宋会要辑稿》“黎州诸蛮”条载：“绍兴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枢密院言：嘉州犍为县有黎蛮逼近寨。”[11]蕃夷五之五十八9873此“黎蛮”即指黎州蛮。《直斋书录解题》载：“绍兴末，犍为有蛮扰边，初莫知其何种族也，已而有能别识其为虚恨蛮者。”[19]卷八《地理类》可见，犍为的虚恨蛮当是黎州诸蛮的一种。犍为是成都府路西南门户，地缘岷江，“控带蛮夷”，是所谓的冲要之地。宋政府在这里“列置堡寨，总十有九处”，以为防守。嘉定四年（1214），夷人攻破了犍为利店寨，田土多损。因此，犍为等沿边地方官非常重视夷汉问题。此前，宋廷禁止汉民典买夷人土地，以防止发生纠纷。熙丰变法后，政策略有松动，“诏自今汉户典买夷人田土者，听之”[18]二百四十五5963。王安石认为，“苟能变夷为汉，则此非所恤也”[20]卷五。但直至南宋，双方因田土纠纷仍不时发生械斗，之前听任买卖田土的政策亦随变法失败而废除。王兴孙这种将越界汉民回迁，“给以官田，假以牛畜，资其衣食”，同时练兵备防，使夷汉分隔的做法，实际又回到了变法以前的政策状态。
墓志末提到，王兴孙一生，“自承务郎积十四迁至奉直大夫”。史载，北宋初期至元丰官制改革前，沿袭前朝之制，自从九品将仕郎到正一品共分文散官为二十九阶。至元丰时，改散官阶为寄禄官，共二十四阶。及至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间，又变为三十七阶。南宋绍兴（1131—1162）后，寄禄官再增三阶成四十阶[21]。王兴孙生于“大观庚寅（四年）七月”，墓志称“幼以父任投承务郎”，则其初获官阶约在政和（1111—1118）、宣和（1119—1125）间，此时寄禄官阶与绍兴时期相比，承务郎至奉直大夫间并未发生变化。故王兴孙所谓十四迁，乃是历承务郎（从九品上）、承奉郎（正九品）、承事郎（正九品上）、承直郎（从八品）、宣教郎（从八品上）、通直郎（正八品）、奉议郎（正八品上）、承议郎（从七品）、朝奉郎（从七品上）、朝散郎（正七品）、朝请郎（正七品上）、朝奉大夫（从六品）、朝请大夫（从六品上），终于奉直大夫（正六品），正好经十四官阶。从王兴孙的仕宦履历可以发现，南宋初期官员升迁过程中，循资程序已完全制度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杜绝了选人用人的舞弊；
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庸碌无能之辈充斥于庙堂，而资历浅薄才能出众之人则沉落于府县，升迁缓慢。宋高宗曾宣称，官阶之设，“果有豪杰之士，虽自布衣擢为辅相可也。苟未能考其实，不若姑守资格”[7]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四》3713。正是这种制度，使南宋官场的因循苟且风气较北宋更为突出。
本文围绕王兴孙墓志做初步考释，该墓志文字不但是对王兴孙一生行迹的盖棺论定，也是对义门王氏家族兴衰历程的高度还原。
就王兴孙个人而言，其行迹大体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序病逝前，其主要以奉养为名在荣州作税官。第二阶段是王序病逝后，在刘光世的提携下，得以步入仕途的上升通道。但一生仕途并不显达，虽迭有升迁，但最终以奉直大夫、忠州太守谢幕。从他的身上，一方面反映出宋代普通中层官员群体的存在状态。王兴孙自从九品上承务郎入仕，在升迁过程大体顺利的情况下，凭资历也仅仅做到了正六品的奉直大夫。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兴孙可谓南宋众多普通中层官员的一个鲜活个案，他们没有过人的政治能力，也没有突出的文学才能，无法入列国史，无优美诗文传世，但他们作为平庸的多数，又是王朝政治得以存续所不得不依靠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王兴孙身上也可看到，在普遍施行科举取士的宋代，恩荫补官虽然仍是官员群体补充的重要来源，但其晋升与科举及第者相比已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一些个例外，据此途无法达至显宦已是不争的事实，诚如司马光所言：“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22]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另就家族而言，结合其他家族成员的墓志、史传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义门王氏自唐代后期崛起，至北宋末随着王庠、王序兄弟分别在文坛和政坛的立足，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但好景不长，大时代的变局亦深深地影响着家族的命运，至王兴孙生活的南宋初期，王氏已开始渐趋没落，又经一两代后，竟至湮没无闻。在笔者看来，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两点：一是纵观家族历史，王氏家族的崛起主要依靠军功和恩荫两途，科举登第者仅王梦易一人，而在科举入仕已成为选官正途的宋代，王氏家族既然不能延续向学求仕之风，长期只靠恩荫补官来勉强维系家族声望，在制度的张力面前，走向衰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二是宋代以来家族组织关系的变化。从北宋到南宋，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家族日趋小型化，因失去朝廷给予的田土以及赋税政策的支持，家族活动变成完全依靠族人自我认同的情感活动，虽出现以建置族田、族产、学堂、族约来支持日常事务的新宗族组织，但这种宗族关系毕竟远不如中古时期稳固。家族成员宗法血缘观念趋于淡薄，故宋人谓“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2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这种情况在南宋以后尤其普遍，义门王氏作为当时社会普通宗族的一个缩影，自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变化趋势，对于这一问题，留待今后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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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ofby Acting Officials of Zhongzhou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On the Lineag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ng’s family in Nanrong Area
LIU Xingliang
Wang Xingsun w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Wang’s family in Nanrong at the turn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his life story was rarely seen in historical records.unearthed in Rongzhou has a detailed record of his family lineage, life overview, official career, which can help to reveal the profile of the lineage of the Wang’s family in Nanrong. Based, combined with the epitaphs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received documen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ng’s family in Nanrong in the lat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Wang Xingsu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ng Xingsun; epitaph; family
D691.3
A
1009-8135（2023）01-0024-13
刘兴亮（1983—），男，甘肃张掖人，历史学博士，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石刻文献整理研究。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自立科研课题“三峡地区出土宋代墓志整理研究”（3GM2015-KTZ04）。
（责任编辑：滕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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