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书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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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运生

迟子建《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书写研究

董运生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烟火漫卷》是迟子建以文学形式对哈尔滨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描绘与审视,历史、空间、文化、自然、生活等元素的交织,建构起哈尔滨的城市形象。在小说中,作者聚焦城市日常生活,并借人物的行动和选择展开现代城市视域下的人性追问。对哈尔滨饱含深情的书写中,体现了迟子建构筑城市生活家园的努力。

迟子建;
《烟火漫卷》;
哈尔滨书写;
日常生活

近年来,迟子建在持续故乡书写的同时,也将笔触伸向了哈尔滨这座她长期生活的城市。不同于《伪满洲国》《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将哈尔滨设置为故事发生场景,或选取哈尔滨历史上的某个片段或社会生活中的某个局部,《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对哈尔滨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扫描与审视,哈尔滨以“强悍的主体风貌”[1]303在作品中呈现。将哈尔滨作为小说主要叙事对象进行建构,是迟子建的自觉选择,从写作发生学角度看,创作动因里有父辈的辛酸经历、个人的城市生活体验以及和域外城市比较中的反思。

哈尔滨自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引发人口激增和巨大流动以来,百余年间,多种力量曾于此展开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角逐,汉族人、蒙古族人、满族人、朝鲜族人、俄国人、日本人、犹太人等多个族群都于此生活过,造就了哈尔滨这座虽然年轻但却不失文化多元的城市。书写什么样的哈尔滨,如何书写哈尔滨,是作者写作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将对哈尔滨的城市书写放在了核心位置。城市是有生命和温度的,城市的生命和温度源自城与人的双向互动与建构,城市以多元的文化和多样的形式给人以规约和塑形,不同人对于一座城市及自己在城市中的归属也有不同的认知,并有意无意地以个人的方式参与城市的建构。迟子建无意于借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来实现对哈尔滨的书写,她着眼日常生活,聚焦其中有着特异家世的个人,以人物活动实现历史、空间、文化、自然等城市构成要素的整合。在《烟火漫卷》中,寻找是重要的故事线索,也是叙事动力之所在,在各色人等形形色色寻找的背后,不难看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善良人性的守望。

人与城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也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因而,“富有历史感的哈尔滨形象,可以在时间秩序和空间构成的交汇中觅得”[2]。借助时间和空间,《烟火漫卷》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域内与域外、自然与人文的勾连。《烟火漫卷》上、下两部分别以“谁来署名的早晨”和“谁来落幕的夜晚”命名,并各以哈尔滨早晨、黄昏的各色场景开启叙事。然而,小说的文本时间却为当下生活中的一年,在哈尔滨四季的呈现中又插入了长短不等的历史时间,这种以小时间涵容大时间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叙事的紧致性,也体现出作者以现实时间为主体并在其中回溯历史的叙事策略。由于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中时间日益呈现出碎片化、无序化特征,以有序的自然时间统摄文本体现出了作者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反思,舒缓而又饱含生意的自然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都市人的现代性时间焦虑。

在哈尔滨城市史的呈现中,家族叙事和老建筑是迟子建的重要着力点。哈尔滨开埠引发了多国侨民的到来,城市人口因而具有较强的群族混杂性特征。“城市经常以换喻的方式现身,如体现为人群。”[3]在家族叙事中,迟子建重点选取了于大卫、刘建国两个在族群、血缘上有典型性的家族。于大卫家族背景复杂,其外祖父是20世纪初至哈尔滨经商的波兰籍犹太人,母亲谢普莲娜在嫁给父亲于民生之前,曾与中东铁路工程机械师伊格纳维奇有过一段婚姻,伊格纳维奇因父亲病危于1937年返回苏联,但由于娶了与日本人有往来的波兰商人的女儿而被指控犯叛国罪收监、处决。1946年春,谢普莲娜同于民生结婚并于1949年生育于大卫,于大卫娶妻谢楚薇并育有一子铜锤。于大卫和同龄人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等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师,后转行经商。刘建国的父亲刘鼎初为革命知识分子,东北光复后自延安至哈尔滨工作,动乱岁月遭受迫害,被强行送疯人院后遭疯子活活打死。刘鼎初有刘光复、刘骄华、刘建国三个子女,刘建国为其收养的日本开拓团成员和关东军随军护士的遗孤。刘建国插队探亲时转道看望好友于大卫、谢楚薇夫妇,并受托将铜锤带给谢普莲娜,然而却不慎于哈尔滨火车站将孩子遗失,此后四十余年奔波寻找铜锤的下落。迟子建通过铜锤的遗失与寻找,将这两个家族关联起来,借家族代际传递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勾连,并由之完成中国、波兰、苏联、日本等多重国际因素在哈尔滨书写中的交汇。

建筑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见证。在《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将众多老建筑纳诸笔下,如滨江铁路桥、老会堂音乐厅、榆樱院中华巴洛克建筑、圣·索菲亚教堂、荷兰领事馆旧址、东北烈士纪念馆、马道台府、新闻电影院等。以榆樱院中的三幢青砖灰瓦楼房为例,在平面布局上它们是中国传统的合院式结构,但在建筑主体轮廓和立面造型上却又吸纳了不少外来因素,如采用了雕刻兰草和莲花图案的圆形门柱和窗间柱。建筑诉说着复杂的城市历史,凸显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存留了此间的人物活动痕迹。榆樱院主楼开始是中国人开的戏园,后来作过俄国马戏团的住所,再后来则成了一位日本商人的日货专卖店。左厢房过去曾是茶庄,右厢房作过绸缎庄和画店。当下的榆樱院除退休工人老郭头居住外,也接纳了黄娥、杂拌儿、大秦、小米等进城者,由此实现了老哈尔滨人与进城者、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融汇。书写老建筑和聚焦家族叙事一样,都可视为对哈尔滨历史的一种转喻。

城市书写不仅要把握历史脉络,也要实现其空间建构。《烟火漫卷》中,迟子建主要通过人物活动来绘制哈尔滨城市地图,并由此实现物理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等诸种空间的叠加。小说中人物的活动轨迹基本达到了对哈尔滨核心城区的覆盖,实现了对城区物理空间的扫描。由于城市空间的属人性,完整的城市空间建构不可避免地要兼及其生活性、文化性、精神性。迟子建聚焦榆樱院这一核心生活空间,在展现居住者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由此间的人物活动及人事纠葛进一步推进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建构,如黄娥进城后先后在道外南极城干果店和冷鲜城做过营业员,在南岗西大桥的窗帘城、大世界的小百货商场卖或运过货,在太阳岛卖过啤酒,闲暇时还喜欢到长春街的花市和靠近靖宇街的旧货市场逛。多元文化交融碰撞塑造了城市的精气神,也使城市空间更加多彩。科班出身的于大卫对建筑投注了大量热情,顺着他的镜头,荷兰旧领事馆、东北烈士纪念馆、省外办、秋林公司、马道台府、江上俱乐部等不同风格的知名建筑进入读者视野。与于大卫热爱建筑不同,刘建国则喜欢音乐并想象铜锤可能继承了祖辈、父辈的音乐基因,故而常出现在老会堂音乐厅、群力音乐厅、外滩音乐公园等音乐场所。新老建筑、各色艺术场馆交织出了哈尔滨的文化空间。城市是生活场,也给人提供精神栖息之地。黄娥心情憋闷时到群力外滩公园散心,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在城市灯火与草滩树林间思索人生。在安排后事的过程中,她先后到清真寺、圣·索菲亚教堂、极乐寺等宗教场所寻求神灵对孩子的庇护。刘建国从于大卫口中听出自己身世可疑后带于大卫去儿童公园逼问,儿童公园里有二人童年时代的欢乐记忆,也有刘建国从根源上对个人身份的追问。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及商业大潮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人与自然的疏离,也使不少人意识到了亲近自然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迟子建在小说中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自然的关注,将自然与城市连为一体,对于当下城市书写中时有忽略的自然给予了正视。松花江是大自然赐予哈尔滨的瑰宝:“一座城市有一条江,等于拥有了一册大自然馈赠的日历。对于哈尔滨这样的都城来说,这日历就是一部四季宝典。”[1]17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不仅给哈尔滨城市发展提供了资源,也造就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还承载了哈尔滨人的记忆和悲喜。刘建国年少时常与哥哥刘光复在结冰的江面上抽冰嘎、打雪爬犁。刘光复十几岁时在江岸树丛中掏鸟蛋烧了吃,被鸟儿在后脖颈处啄下伤疤,留下了“乌鸦颈”的绰号,癌症晚期他还盼着死前去松花江里游一回,然而至死未能如愿。在小说中,风景有时还承担了表征人物精神世界或人生处境的重要作用。在失去铜锤的岁月里,对于大卫夫妇来说似乎所有的早晨都是苍白的,然而杂拌儿在他们家住宿的一晚,却使于大卫和谢楚薇的生活悄然间发生了变化,在波光粼粼的松花江里发现了风景:“他们从江水变幻的颜色上,能感受到它照拂人间时,那份虔诚和执着。江心先是有了一条柠檬色的光带,接着这光带颜色加深,变成了淡淡的胭脂红,然后面积扩大,向岸边扩展。”[1]94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4],当人以身处其中的体验者而不是外在的主宰者观赏自然时,就有达到“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5]的可能。

《烟火漫卷》对哈尔滨的书写里,时空交织而呈现出的一体化色彩明显,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而空间则是时间化了的空间,家族代际延续和历经沧桑的老建筑是哈尔滨历史的见证,城市空间和建筑功能的变化里也内蕴着城市流动的历史。“人物站在时间、空间的交汇点上,携带着自身的性别、阶层等文化信息,与广义的他人产生各式各样的联结”[6],并由此创造出烟火漫卷的城市。

烟火是生活的气息,漫卷的烟火则是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迟子建对于在俗常生活中实现小说叙事有着清醒的认识:“小说就是日常化的生活……思想化的、个性化的东西其实就包含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7]《烟火漫卷》里,作者借富有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城中人的生存境遇,并展开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审视和反思。《烟火漫卷》不同于众多城市书写中对城市发展利弊进行的衡量或基于城乡二元对立展开的城市现代性反思,它对城市人群日常生活的关注,“体现出作者回归真实生活经验的城市书写态度”[8],也为当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路向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如作者在小说上、下两部分起始所说,“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1]3,“无论寒暑,伴哈尔滨这座城入眠的,不是月亮,而是凡尘中唱着夜曲的生灵”[1]157。在烟火漫卷的城市生活流中,迟子建将笔触伸向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方方面面。城市是由一个个场所构成的,菜市场、餐馆、商场、批发市场、火车站、各类小区、工地、旅馆、商场、音乐厅、医院、公园等众多场所既服务于哈尔滨的城市空间建构,也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了活动空间和展现他们悲欢离合的舞台。人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因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城市人群凸显出鲜明的流动性、混杂性特征。小说中出场的人物有“爱心护送车”司机、建筑师、公务员、狱警、退休企业干部、刑满释放人员、考古工作者、教师、律师、工人、民工、商贩、艺人、自由职业者等,他们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文化修养各异,既接受城市文明的规约,也参与了城市形象的塑造。

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是日常生活的重要话题,且时常交织在一起。穿着不仅是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体现,也可由此彰显不同人物的性格、审美和生活境遇。谢楚薇在丢失儿子铜锤之后心性发生了较大变化,无论居家还是外出、在职还是退休,都一丝不苟地穿着干练的职业装,这让丈夫于大卫难以接受。和杂拌儿相识相熟并动了收养他的念头以后,谢楚薇听从了杂拌儿的建议不再穿正装和高跟鞋。谢楚薇前后着装的变化中,透出了她心灵创伤及结痂的轨迹。刘骄华和丈夫老李退休后情感出现了裂隙,她一改往常的大方朴素,和二哥刘建国相约吃饭时甚至将对方吓了一跳:本来好看的弯弯柳叶眉描得又粗又黑像是两截炭条,涂得不均匀的口红好像是烂嘴丫,指甲染成了紫色,紫毛衣外搭黄色风衣和绿花围巾,脚蹬白色厚底亮光运动靴,俨然一个滑稽戏的女演员。刘骄华怪异的装扮里,有她对生活状况的不满和对老李的抗议。黄娥穿衣朴素,也几乎不用化妆品,这与她农村人的质朴和自然率真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小刘和胖丫是进城边学艺边谋生的二人转艺人,虽然他们经济并不宽裕,但胖丫也渴望能买上一件貂皮大衣。出于大衣价钱、生活学习支出及购买大衣后需添置配套衣饰等问题的综合衡量,胖丫最终放弃了购买貂皮大衣。从胖丫想买貂皮大衣到最终放弃,不难看出她过日子的踏实和学艺的执着。城里人和进城者对衣饰的不同态度,彰显了城市生活中城乡生活习惯的共存和差异。

民以食为天,一方水土有一方饮食。哈尔滨人喜欢吃炖菜,尤其是晚餐,如果没有炖菜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炖菜因人的喜好和时令不同而变化。春夏两季的炖菜相对清淡些,常见的有排骨炖冬瓜、五花肉炖豆角、鲫鱼炖豆腐;
秋季是进补时节,且此时玉米、土豆、萝卜等菜品已经成熟,它们就成了这时炖菜的重要角色;
由于天气严寒,长冬里则常吃酸菜炖白肉、羊肉炖萝卜、牛肉炖柿子、鸡肉炖蘑菇等高热量的炖菜。四季里不同的炖菜,不仅丰富了哈尔滨人的味蕾体验,也为舌尖上的哈尔滨勾勒出一条浓重的墨线。饮食不仅是风俗的重要体现,也和人的生存境遇息息相关。陈秀的到来,改变了常年独居的老郭头的生活,一顿葱花油饼和菠菜汤就让他有死了也值的感慨,有鳏居老人的孤独和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渴盼,也有对其子女的无声批评。刘光复病重后,一改往常较为养生的饮食习惯,恢复了吃肉喝酒的生活,饮食的变化里,有他对生的眷恋、死的无奈,也有他相对达观的人生态度。

住所是人安放身心之处,除和人的社会经济条件、需求品味有关外,也往往形成对城市和人物处境的隐喻。《烟火漫卷》中,榆樱院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居所。这座院子的建筑风格及其掌控者、功能的变迁交代出了榆樱院的前世今生,也形成了对哈尔滨这座历史复杂、文化多元、包容力强的城市的隐喻。在小说中,刘建国住在道里中央大街附近一座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六层红砖老楼里的一个二居室,老楼的低矮残破与周边的其他建筑形成了对比,破旧逼仄的居所一如他的人生:尽管时光流逝,刘建国的生活仿佛定格在了四十余年前铜锤的遗失里,他没有成家,承受着身心的多重折磨,寻找铜锤的下落成了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骄华夫妇卖了位于香坊的房子后在南岗闹市区马家沟河畔买了一套二手的小三居。然而这里房屋所有者流动性较大,楼上楼下常有的装修闹得人不得安宁;
住房对面的邻居为了一己之私,竟然将门前的防火通道安装了栅栏门加锁据为己有,刘娇华找派出所、物业协调无果,最后是她教导过的刑满释放人员的威吓起了作用。居所的变化投射出城市生活中家园的不稳定性,由居所衍生出的看似寻常实则不正常的邻里关系、居住环境等细节,揭露出了城市生活中的痛点。

住是人在城市空间中相对静止的停留,行则在人物活动轨迹中勾画出流动的、立体的城市。便捷的交通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构件,火车、地铁、航空、汽车等现代交通方式构筑了哈尔滨的城市交通系统。人在城市的行走除展现人物生存境遇、推进小说叙事外,也作用于哈尔滨城市形象的建构。刘建国常行走于各类音乐场馆,然而他的本意却是寻找铜锤,由此在美妙的音乐与焦虑的寻找中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和平繁荣的年代里,刘建国却难以获得身心的安宁和愉悦。翁子安让刘建国带他去犹太公墓拜祭谢普莲娜时,其实他已清楚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为后面翁子安即是铜锤的身世之谜揭晓埋下了伏笔。小说叙事中由人物行动穿插的形形色色文化场所,为烟火中的哈尔滨增添了文化亮色。

迟子建在小说中展示城市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将人性放在城市视域中进行了打量。人性是一种复杂的存在,诚如卡西尔所言:“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9]几十年如一日寻找铜锤的刘建国,收留了到哈尔滨寻找卢木头的黄娥母子,给人以诚实善良的感觉,然而随着叙事的推进,这位和善的老者也曾因非理性的行为给一个少年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黄娥是个善良爽朗、讨人喜欢的女人,然而她却对众人撒了一个大谎,她所寻找的丈夫其实早已因生她与其他男人相会的气而亡故。刘骄华为人热心且有正义感,免费为黄娥母子提供住所,并协调杂拌儿入学事宜,然而她也有一定的私心,希望二哥刘建国能以此为契机组建一个家庭,晚年有所依靠。谢楚薇有了收养杂拌儿的念头后,既希望杂拌儿能找到父亲,又不希望这个男人出现;
黄娥被马车撞倒送医后,她抢着和刘建国支付医药费,好像不让她支付就是和她抢杂拌儿的抚养权。当听到医生说黄娥没有生命危险时她内心有种说不出的痛楚,尽管她知道那很不道德。正如迟子建在众多小说中呈现的那样:“善良与丑恶,纯洁与污秽,并不是人性天空的两极,它们常常相伴相绕。”[10]

迟子建在书写城市生活世相和复杂人性的同时,也对商品经济裹挟下的唯利化倾向、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文化的消费主义、人与自然的疏离等城市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予以揭示和反思。唯利化倾向成了现实城市生活中的痛点,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黄娥因卖东西时常给高秤而被老板辞退;
有些“爱心护送车”司机会因病人中途亡故而坐地加价;
大舅病危时,小李以赶第二天见报的影评以及去看了也不能将人从死亡线上拉回为由,拒绝送老人最后一程;
跳广场舞的领头大妈经常以七大姑八大姨的红白事向跳舞的老太太们敛财;
老郭头先后以房产引诱黄娥、陈秀。空间的相对拥挤和通讯的便捷使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相对缩短,然而趋利化倾向、信任危机等因素却使人们精神距离变大。铜锤遗失后,于大卫曾怀疑过铜锤是否为其亲生,刘建国是否因铜锤有犹太血统而故意弄丢;
刘娇华和老李退休后结束了经常不在一起生活的问题,然而却因觉得对方身上问题太多而出现了情感裂隙;
蔡辉在得知刘光复的病没有治疗价值后,理性地选择到广东照看患了孤独症的孙儿而不是留下照顾丈夫,因为她认为从长远看得以儿子他们为主。商品经济对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文化功利化、文化消费主义及因之产生的低俗化有所抬头。小李经常靠阅读作品简介而不是认真看作品写文艺评论;
小刘和胖丫是有艺术追求的二人转艺人,然而老师却对他们搞歌剧二人转的想法冷嘲热讽,在新闻电影院看了面目全非、恶搞低俗却吸引了观众极大热情的所谓二人转表演后,二人更是倍感打击。人与自然的疏离是从心开始的。榆樱院里的老榆树在老郭头眼里是系了铁丝晾晒衣服被褥的好工具,于大卫和谢楚薇居所面对松花江却多年未欣赏过江景,污水和垃圾的激增使城市河道污浊发出刺鼻的气味,年轻人在小区花园里的丁香树下烧烤将丁香叶熏得焦枯。

针对上述问题,迟子建以道德伦理的持守、文化的反省与建构、人对自然的呵护进行了回应。小说中,刘氏三兄妹的言行是对唯利是图、道德矮化现象的重要回应。如刘光复和刘骄华所说,虽然他们兄妹三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却都不是见利忘义之人,且还算得上是理想主义者。义利之辩、立德修身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因子,它们虽不能根除唯利是图、道德滑坡现象,却又是医治痼疾的一剂良方。文化的坚守、思考和重构是对文化功利化、消费化的回应。老李退休后尽管极少去考古现场了,但开始了关于渤海国考古发现专著的写作。于大卫做的大剧院设计方案采取了冰溜儿造型,切合哈尔滨气候特征而又富有诗意,其中无疑有“观物取象”思维的创造性发挥;
在拍摄老建筑时,于大卫善于从燕子、绿植等自然事物中发现老建筑的灵气和沧桑背后的生机。小刘、胖丫做歌剧二人转的尝试里,有他们对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的思考。人与自然的亲和需要从心开始,以自然之眼、关爱之眼而不是主宰之眼看待自然。黄娥住进榆樱院后用钳子夹断了榆树上老郭头晒衣服的铁丝,并声称树没有犯罪为何要将它们绑起来;
雀鹰因未干的塑胶材料束缚而死后,黄娥动过向有关部门讨要说法的念头。翁子安拒绝了舅舅的巨额财产赠予,但请舅舅替自己给湿地保护项目捐助一笔钱,以兑现黄娥发生意外时对大自然做出的承诺。

漫卷的烟火里不仅有俗常生活的烟火气息,也有漫长寻找与救赎过程中人性发出的耀眼光芒。寻找是《烟火漫卷》的叙事动力所在,贯穿作品的始终,作品以刘建国寻铜锤开始,以于大卫找刘建国落幕。歉然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由于人生中种种不完美的存在,寻找成了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的寻找,“既指血缘关系上的寻找,也指精神上的寻找”[11]。寻找既有身份的体认、精神的追求,又因与城市生活交织而和哈尔滨城市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刘建国、于大卫、谢楚薇在哈尔滨苦苦寻找遗失的铜锤,刘建国还为此换过多次工作,并最终选择了流动性强、广泛接触人的“爱心护送车”司机这一职业,甚至还几乎跑遍了黑龙江省的各个县市;
于大卫为了寻找儿子,时常去看老旧建筑,并经营了钟表店和灯饰店来舒缓时间之痛和增强生活之光;
寻找铜锤而无所得改变了谢楚薇的心性,杂拌儿的到来又给了她替代性的希望。黄娥进城表面上是寻找丈夫,其实是因为觉得刘建国为人可靠,想在城市里为杂拌儿找一个可以依赖的养父,并积极地为托孤做各种准备。杂拌儿随母亲进城则是真心实意地寻找父亲,学小号是为了召唤迷路的父亲,当翁子安和黄娥关系密切时他表示出了一定的愤怒和敌意,并从哈尔滨回到他的出生地七码头。

血缘的寻找不仅和家族史及身份的确认相关,也融入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见证了人物的心性品行。于大卫得知刘建国是日本遗孤后,怀着同是外来族裔的同情,将其带到母亲谢普莲娜墓前说不能让刘建国再找铜锤了。刘建国得知自己真实身份后,则去了各大图书馆寻找有关黑龙江日本开拓团的文献资料,希望能够解密自己的身世,然而却没有丝毫头绪。翁子安在得知自己就是铜锤后,一方面寻找合适的时机向刘建国说明情况,另外也多次偷偷地跟踪于大卫夫妇,想知道自己这道泉水是从什么样的山间流淌出来的。在小说有关寻找的叙事中,身边熟识的翁子安就是刘建国多年寻找无果的铜锤,刘建国在寻找铜锤过程中发现自己就像是被风吹至哈尔滨的种子一样的日本遗孤,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生的荒诞和无常。

在血缘关系寻找以外,小说也涉及了对美满婚恋、历史文化、灵魂救赎等诸多精神方面的寻找。小说中呈现的婚恋关系几乎都有一定的不完美性,和城里人刘光复夫妇、刘骄华夫妇、于大卫夫妇带有无情无性特征的婚姻相比,外来者小刘、胖丫和大秦、小米两对青年的婚恋虽然颇有波折,但还是呈现出了一抹亮色,他们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城里人的婚姻现实形成了镜像,折射出城市生活中无情无味的婚姻状况。刘光复拍东北城市工业史的举动里,有他个人记录历史的理想,也有对自身城市工业建设者身份的追忆。于大卫对建筑艺术的热爱,小刘、胖丫对二人转的执着,老李退休后著史的举动,都是嘈杂都市生活中自觉的文化追寻。

救赎是迟子建“作品一贯关注的主题”[11],救赎是寻找的旨归,也是对善恶交织的人性扬弃升华后发出的夺目光亮。在小说中,救赎意识主要体现在刘建国和黄娥两个主要人物身上。他们虽然犯下了重大过失,然而却无主观的行为动机,源自偶然的过失为他们寻求救赎之旅留下了可能。刘建国因意外丢失了铜锤,他猥亵武鸣也是在极端压抑的情况下产生的非理性状态下实施的;
黄娥偶然的一次主动会见刘文生使卢木头生气致死。对于他们的过失,迟子建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进行了审视。刘建国弄丢铜锤后尽心竭力地寻找,至老孤身一人,在找到铜锤以后,他离开哈尔滨到兴凯湖畔,以余生陪伴失去正常生活的武鸣。卢木头死后,黄娥怀着随丈夫而去的念头,着手安顿儿子的生活,并积极做着各种告别人世的准备。然而,他们两人对救赎的寻求并不彻底,这是复杂人性的体现,也和迟子建惯常的温情叙事有一定的关系。刘建国在找到铜锤叔叔时,对三十多年前的罪过没有具体提及,还编造了一个过世的朋友来代替自己。黄娥对城市生活有了一定的迷恋,翁子安的出现使她赴死的决心产生了一定动摇。对于不经意间犯下的过错,人应该予以正视并怀有深沉的赎罪意识,漫长的赎罪旅程是对人性的试炼,上下求索中闪耀着夺目的人性光芒。

小说以新年时节伴随夏里亚宾《伏尔加船夫曲》而来的两个男人的哭声结束,刘建国虽然不懂俄语,武鸣也未必懂音乐,但音乐的旋律及其中内蕴的“踏开世间不平路”的精神还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哭声过后那更加热烈的噼噼啪啪的劈柴燃烧声中,人性中的恶得到净化,熊熊火光中升腾起人生的希望之光。

《烟火漫卷》是迟子建对哈尔滨进行的一次全方位描绘与审视,在《烟火漫卷》中,由于主要采用了以当下生活中的一年来展开哈尔滨城市书写的策略,审美距离的把握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加之作者为人为文的温柔敦厚之风,使作品在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回应上存在着一些乏力之处,如如何处理当代城市生活中的家庭伦理失范、无情无味的婚姻问题等。但是,城市形象建构中对历史、空间、文化、自然等因素的综合立体呈现,展示了迟子建讲好城市故事的底气和实力。《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书写,体现了迟子建构筑富有烟火气息的城市生活家园的努力。聚焦日常生活,是迟子建城市书写的自觉选择,使作品在接地气的同时也更富有烟火气息。城市视角下的人性追问,延展了迟子建对复杂人性的关注和审视,使漫卷的烟火中升腾起灵性之光、时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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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arbin Writing in Chi Zijian’s

DONG Yunsheng

is an all-round description and examination of Harbin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by Chi Zijian. The interweaving of history, space, culture, nature, life and other elements constructs the urban image of Harbin. In the novel,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daily life of the city, and explores human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ities through the actions and choices of the characters. Chi Zijian"s efforts to build a home for urban life are reflected in her affectionate writing about Harbin.

Chi Zijian;; Harbin writing; daily life

I206.7

A

1009-8135(2023)01-0100-10

董运生(1986—),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郑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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