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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翠丽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基础部，安徽 合肥 230031）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甘泉都（今新塘）人，明代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以自己的独特面貌，成为从陆九渊、陈献章到王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作为教育家，湛若水讲学数十年，创办书院近40 所，弟子近4000 人，史书记载“平生笃志而力勤，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1］。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湛若水教育思想研究甚少，截至2022年2月15日，在中国知网同时输入“湛若水”和“教育”作为篇名检索词，共检索到6篇相关文章，总体而言研究深度有待发掘，这和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不对等。作为心学教育家，湛若水的教育思想是与其心学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教育思想中处处体现了心的主宰与高度参与，且构成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
成贤成圣是理学家们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湛若水一贯主张的教育目的。他说：“圣可学而 贤可至。”［2］卷二“水也不揣，自少有志於圣贤之心学。”［2］卷四十四并曾自诩：“甘泉子五十年学圣人之道。”［2］卷四湛若水以传承圣学为己任，并用心学来诠释圣人之学。
（一）“夫圣人之学，心学也”
圣人是最高的道德楷模。湛若水认为圣人有两种：一种是生知之圣，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先天开物，无所缘而知，作者也；
一种是学知之圣，若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属于后天成务，述者也。这也就是儒家道统传承的脉络。湛若水认为圣人之学有迹可循，就是心学；
孔门传授之法，就是传心之法。他在《孔门传授心法论》中曾说道：
夫中庸何为者也？程子曰：“孔门心法也。”……
噫！此中庸之本指乎！斯理也，子思得诸孔子，孔子得诸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得诸成汤，成汤得诸禹，禹受诸舜，舜受诸尧，曰“允执厥中”，舜亦曰“允执厥中”，中，其心之法也。其授禹曰“惟精惟一”，精，其无过不及也；
一，其至也。无过不及所以归於一至也。是又执中之法也。其在成汤，亦曰“执中”，文、武、周公亦曰“建极”，极亦中也。子思传之孟轲，轲亦曰：“杨子取为我，墨子取兼爱，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者之心，其通於法乎！夫八圣二贤，相授一法，其在兹乎！其在兹乎！［2］卷三十一
湛若水认为八圣（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二贤（指子思、孟子） 相授一法，即孔门传授之法，就是传心之法。在这里他更多地用“中”来诠释心，他把产生万事万物的心看作是没有任何偏邪之念的本体，它方直中正、公正公平，一切伦理道德都由此产生。
湛若水不同意程朱道学把心分为道心人心，主张：“人心道心只是一心。心得其正时，纯是天理，故谓之道心；
心不得其正时，便为己私，故谓之人心。”［2］卷三这个古往今来、人所共同的心，是永恒的客观存在。他指出：“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如何谓心学？万事万物莫非心也。”［2］卷十二“夫圣人之学，心学也。”［2］卷二十七“圣人之学皆是心学。所谓心者，非偏指腔子里方寸内与事为对者也，无事而非心也。”［3］卷二十九这些言论不啻是心学的“宣言”。
（二）复兴圣学的历史责任感
维护和传承圣学是湛若水一贯的立场。在学术思想上，湛若水极力维护正统，反对佛教异端。在弘治乙丑（1505 年）会试卷《中者天下之大本论》中，因其驳斥佛老虚无寂灭之说而坚守吾儒中正之学，被学士张元祯赞为“真儒复出”。
宋明诸儒中，湛若水最尊崇的是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周敦颐提出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原则，湛若水认为：“明道得孔、孟、濂溪之传者也，故其语学语道，上下体用一贯，大中至正而无蔽……故愚尝云：乃所愿则学明道也。”［2］卷八甚至说：“夫遵道何为者也？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学，孔、孟之正脉也，合内外、彻上下而一之者也。”［2］卷十六湛若水认为陈白沙心学就是濂洛之学，他在极力阐发、讲明这个道理，把自己学术归于理学正统，并认定白沙之学是自己思想的渊源。［4］他说：“孟子之道在周程，周程没，默识之道在白沙”［2］卷十八。
湛若水认为，陈献章的心学是儒学真传、成圣之经。正如湛若水门人蒋信所说：“且夫兹学也，非白沙先生之学，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孟子私淑得之，周子、程子与白沙先生旷千百年以忘言悟之者也。”［3］卷三十一既然圣门之学为心学、相传之法为传心，当然陈献章的心学就是圣贤相传之学了［5］。
陈献章把湛若水视为自己学术思想的继承人，并寄予厚望重托。湛若水对陈献章也极为尊崇，继其思想衣钵。“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献章。”［6］表达了湛若水对老师的深切怀念及弘扬师说的心志。
人性论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孟子的良知和四端说都指出吾人本具道德本性，需要存其心、养其性。程颢提出人性之善恶虽有先天、气禀之别，但人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来改变人性之善恶。陆九渊提出“本心”的观念，认为本心是道德的根源，失其本心，就会有恶行，可通过存心、养心的方法保持本心不丧失。湛若水继承了自孟子以至宋儒关于良知、本心被物欲所蔽的传统理论，发展了先秦的性习理论和程朱理学的“变化气质以复性”，提出了初心与习心的概念。初心是先天固有，为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天理；
习心是后天成长过程中染上的不良气习，煎消习心方可回到原本初心的状态。
（一）初心与习心的分判
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从性质上说都属于儒家的心性之学，它把人的自我价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充分体现了道德理性自我超越的意义。湛若水肯定了古人关于“性善”的观点， 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继承。湛若水认为，心与性是一体的，脱离心谈性是没有道理的。在对心性理解的基础上，甘泉提出心分“初心”与“习心”两种。
湛若水认为人人固有之初心，是人固有的良知、良能。初心是人性中原初的部分，是善的，初心即是天理，“人心一念萌动，即是初心，无有不善……人之良心何尝不在，特于初动时见耳。……故孟子欲人就于初动处扩充涵养，以保四海。若识得此一点初心真心，便是天理。”［2］卷六十八人之初心只是一种善端，它是未完成的，需要后天的扩充涵养功夫使其获得长足发展。心除了初心之外还有习心。人们本体中正之心在成长过程中容易被气习、物欲蒙蔽，这种被气习、物欲蒙蔽的心，甘泉称之为习心。气习是人生而有形之后的一种必然的限制。习心是与本心之天理相对的范畴，天理为先天固有，习心是后天形成，习心对于先天的本心始终是异在的力量，心一旦被蒙蔽，天理也就昏塞。湛若水的心性二分法阐述了教育在认清自身本质中的作用， 为教育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二）煎销习心，克服日常习心之染
湛若水提出，要把后天成长过程中染上的不良气习、不良习惯去除，必须通过学问思辨一系列环节，这样才能煎销习心、去弊破愚、光大心性，恢复到原来的初心状态，以体认天理。湛若水说：“学也者，觉也。人之良知蔽於气习，故生而蒙，学问思辨所以发其蒙而觉之也，觉则复其良知之本体矣。”［2］卷一湛若水重视践履，把通过学问思辨等认知途径来体认天理看作煎销习心的工夫。气习对良知的遮蔽是保持学的必要性的缘由，人们可以通过学问思辨使主体自然觉悟而明辨是非，并表现为行动上的为善去恶，从而逐渐回复心之本体的澄然状态。《泉翁大全新论》大要即是要人体认天理，煎销习心，去意必固我之私，还光明正大之体，这大大提高了主体在涵养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具有明显的主体性。
“认得本体，便知习心，习心去而本体完全矣。故煎销习心便是体认天理工夫，到见得天理时，习心便退听。如煎销铅铜便是炼金，然必就炉锤，乃得炼之之功。”［3］卷二十九习心可能是单纯的习染，而煎销习心的工夫则是主体能动的实践。为此，湛若水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多次提到立心、存心、洗心、养心、克去胜心、煎销习心等一类的修养方法。他说：“学莫先于立心，心立而后可与论学，学可以养心。”［2］卷六“古之学者以存心为本，存之又存，入圣之门。”［2］卷二“胜心不忘，不可以入道。”［2］卷四湛若水提出初心为心之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天理，通过学问思辨等认知途径煎销习心来体认天理是修养之工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观整个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不同，但可以肯定地说是以孔子整理和编辑的《六经》为主。孔子最重视礼、乐、诗，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孟子重视五经即《诗》 《书》 《易》 《礼》 《春秋》，而尤重《春秋》。荀子则强调礼和乐的重要性。汉代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分专经传授，这些儒家经典遂成为法定的教学内容。魏晋南北朝在儒学中突出了《周易》的地位。隋唐时代恢复了儒家经书在教学内容中的正统地位。南宋及后来的元明清各朝，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理学家对五经的解释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法定的教学内容和通用教材。
（一）“六经觉我者也”
陆九渊提出“六经皆我注脚”，杨简说“六经皆心学”，白沙说对于《六经》学者不能“徒诵其言而忘其味”，王阳明认为“六经皆心之纪籍”，湛若水则提出“六经觉我者也”。湛若水十分注重读书，他接续了陆九渊、陈献章的心学传统，强调将为学之方收摄在一人之心上。虽然天理蕴涵在人的心中，但是“读书亦唤醒一番，何等有 益”［3］卷二十八。
“心，圣人之学，心学也。夫学，学心而已矣。”［3］卷一即圣人之心学，凡人读之使感发其同然之心，入乎耳，感乎心，蕴之为德行，发之为词章，施之为事业。
湛若水肯定六经是最有价值的教材，他在《广德州儒学新建尊经阁记》中说道：
是故六经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觉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时也，《书》以注吾心之中也，《诗》以注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注吾心之是非也，《礼》 《乐》以注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则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学於《易》而心之时以觉，是能尊易矣。学於《书》而心之中以觉，是能尊书矣。学於《诗》而心之性情以觉，是能尊诗矣。学於《春秋》、《礼》、《乐》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觉，是能尊《春秋》、《礼》、《乐》矣。觉斯存矣，是故能开聪明、扩良知。”……故曰：“六经觉我者也。”［2］卷二十七
湛若水将客观外在的儒家经典六经完全归摄于“心”系统中来。六经，合而言之，皆注我心者也；
若略作区分，各有功能。湛若水以心学方法读经解经，可谓是经典心学化解读的典范，这也是当时多数人因应时代变化而达成的共识。
湛若水认为良知固然是人具备的，但是经典能够帮助人觉醒、扩充良知，并反对不必看经典也能觉醒良知的说法。他认为：“觉斯存矣，是故能开聪明、扩良知。非六经能外益之聪明良知也，我自有之，彼但能开之、扩之而已也。……故曰‘六经觉我者也’。”［2］卷二十七总之，湛若水认为六经能帮助人们把自身固有的聪明良知扩充开来。
（二）治学方法上重视经典和传注的倾向
陆九渊的“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8］强调要保持本心的自主，反对盲目追随权威，反对朱熹提倡的穷求考索经典。在陆九渊看来，为学之要首先在于知本，亦即先立乎其大者，至于古代经典不过是对这个“本”和“大者”亦即本心的注释、解说。王阳明反复强调六经即心之纪籍、六经即心之常道，他从为圣问题出发，采取了重新诠释经典的心学方式。
和陆九渊、王阳明不同，湛若水为维护科举制，固守于正统学术，反对佛教异端，所以他在治学方法上重视经典和传注的倾向，把学术触角延伸至经典的诠释与重建，将义理融释和操存涵养两方面配合发挥得淋漓尽致。黎业明《湛若水年谱》提到的仅与经典有关的著作就有：《古文小学》、《古本大学》、《中庸》、《论孟》、《古易经传测》（又称《古易经传》， 一作《修复古易经传训测》）、《二礼经传测》、《尚书问》、《诗经厘正》、《春秋正传》、《古乐经传》、《节定仪礼燕射纲目》等。湛若水一生注疏六经、讲解师说，并独立系统撰写书籍甚多，他自称借这类著作“以正古人之谬，以开天下后世之蒙”［2］卷十。黎业明认为：“湛若水的相当多著作，都有针对朱子的意味。”［9］湛若水其实是想用新的教材体系来代替朱熹传注的教条，这在热衷于讲学而不尚著书的明代心学家中十分罕见。
湛若水主张动静、心事合一，随时随地去发现本心、践履天理。他说：“今日为学只在体认天理，为千古圣贤心法之要。”［2］卷十二。弟子吕景蒙总结湛若水学术思想时说：“其宏纲大法，则惟在于随处体认天理一言而已。”［2］卷六十七白沙“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圣贤之佳处”［2］卷八十五之语，不仅是对甘泉所悟的肯定，也是在学统上对甘泉理论上做出发展的一种正面认同。
（一）心得中正即天理
湛若水主张心、理合一，他首先把理的内容融于心的知觉中。理是心之生理，是心之中正者。中正是甘泉对天理的独特描述和界定，心得中正即是天理。甘泉指出：“只是一个心，心得其中正便是理，中正之理亦只是心。”［3］卷二十五从湛甘泉《上白沙先生启略》中引用程明道和李延平对“天理”的描述来看，正是“天理”帮助甘泉建立起学问根基。“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2］卷八湛若水特别推崇二程学术，他认为二程兄弟之学得孔孟之正脉，而朱熹、陆九渊和他们比都有失偏颇，只有中正才能纠正他们的偏失。1519 年，他在《遵道录》的序言中说：“夫遵道何为者也？遵明道也。明道兄弟之学，孔、孟之正脉也。合内外、彻上下而一之者也。今夫为朱、陆之辨者赜矣，或失则外，或失则内，或失则上，或失则下，吾弗敢遵焉尔。是故履天下之大道，而决天下之至赜者，莫大乎中正，中正者，救偏之极致也。”［2］卷十六甘泉认为支离是道学存在的基本弊病，一种体现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偏向于外，另一种体现在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偏向于内。在甘泉看来，无论是偏向于内，还是偏向于外，都是对“中正”的偏离；
只要坚持“中正”之路，就可以“救偏”［10］。
立志是根本，是使心得以保持中正的前提，这也是湛若水对学生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他认为从学的人必须一开始便能立志，一旦能像孔子那样立志，也将能真正认识天理并成为圣人。“学莫先於立志矣。夫子之志学以至从心，皆一志也。立志而后学、问、思、辨、笃行焉以成之。”［3］卷三十“一志立而气习亡，道我在而圣可几矣。”［2］卷三十一湛若水还进一步对心在体认天理时的认知功能作了论述，他说人有同心，而人心所同的不是指能与万物感通的良知良能，是指能以天理为原则来运用和发挥这种能力的理性。
（二）“随处体认天理”六字诀
湛若水弘治十年丁巳（1497）《上白沙先生启略》首揭“随处体认天理”之旨。“随处体认天理”上接宋儒，中承白沙，与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并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工夫进路。“随处体认天理”，即《大学》所谓“格物”，程子所谓“至其理”。湛若水以“格物”为总纲来理解《大学》“八条目”，认为“格物”之意即要求学者在意、心、身、家、国、天下六个层面上体认人心本体中正之理，此即与“随处体认天理”相一致。他要求学生：“将意、心、身、家、国、天下通作一段工夫， 无有远近， 彼此终日终身， 只是体认这天理二字。”［2］卷五湛若水对学生提出的立志要求，就是立志于终身体认天理。学生管登问：“学、问、思、辨、笃行有先后与？”甘泉子曰：“五者皆一心，何先何后？古训之学也，师友之讲论也，日用之应酬也，即知即行，夫是之谓学。若必读尽天下之书，穷尽天下之理，而后力行焉，不亦二矣乎？”［2］卷六湛若水主张体认兼实践，只有知行并进，才能实现天理流行。
甘泉“随处体认天理”是建立在“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包乎天地万物”理解基础之上的。“随处体认天理，六字千圣周行，万里一心感应，虚灵中正观生。”［2］卷三十四湛若水把理融于心之知觉中，又把心之理贯穿到人生活动的万事万物之中。在湛氏自己看来，自己的功夫法门—— “随处体认天理”乃内外合一之学，是复吾心本体自然基本的体认路径。由此，他便把心、事、理合为一体。他说“道、心、事合一”，避免了修养实践偏于“动”“静”一隅，而是打通二者，兼蓄“动”“静”。“随时随事何莫非心”，是补入了“心、事”关系的实践道德内容后得出的自己关于心学的结论。
从现存的史料看，“心”在甘泉哲学中成了浑然同体于宇宙万物之上的至高本体。在对心本质的看法上，湛若水不拘泥于陈献章已有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心包乎天地万物”“随处体认天理”的新见解。“心”已升格为甘泉教育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也是其讲学的重要内容，不论是与弟子探讨为学、讲授随处体认，或是解读经典、答疑等等，全离不开“心”的主题，甚至湛若水直言“夫圣人之学，心学也”［2］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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