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开题报告】
诚信的丧失正在摧毁我们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重建以诚信为中心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当务之急。道德作为一种精神依赖于物质，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依赖于利益。因此，必须从诚信与利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诚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大于不诚信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时，人们才会讲诚信。仅仅从道德层次，讲什么以德治国，是意义不大的。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
诚信确保了晋商成功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唯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者属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帮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差距，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情况下要可靠，而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情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
票号的制度设计与现代企业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二十多个，少者也有近十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柜股权多元化和控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三一四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 （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 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央”，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晋商的群体精神
晋商票号还有另一种企业文化――群体精神。商帮的“帮”字正在于同一商帮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山西人以“抱团”、“老乡观念强”著称。晋商正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徽商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松散商业集团。各个票号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但它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与互相支持。这种群体精神在外地体现为会馆的建立。会馆是同乡聚集的地方，不仅交流感情（思乡之情），而且相互帮助。在今天所留下来的明清会馆建筑中，山西晋商的会馆是最气派、最多的。在本地（总号所在地）则有行会，订立成文的或相互默契的行规，进行自律。例如，由于犯错错误而被一个票号开除者，其他票号不能录用。这对提高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了积极作用。票号中相互借贷，帮助同行渡过难关的事例在票号史上屡见不鲜。
在票号产生的相当长时间内，政府没有任何管制，其建立不用审批、注册，也没有任何部制度约束，甚至不纳税。直至1906年，我国才有了第―部《银行法》，这时票号已走向衰亡了。但票号在没有外部硬性制约的情况下自觉守信，严以律己.没有引起重大挤兑、破产风潮，还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票号这种自觉的自我约束也值得我们学习、深思。如何建立银行和整个银行业的自律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仅仅靠外部制约是不够的，银行要有自律意识。
现代银行比票号复杂得多，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我们所要寻找的晋商精神是晋商所独有，其他商帮所没有或不明显的精神，是晋商成功最核心的因素。这种精神在我看来是制度创新和与日俱进。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企业制度是最完善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都要依靠制度。晋商能够辉煌500年，尤其是产生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依靠的也是制度。晋商的股份制已经体现了股权多元化和相对控股的特点。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全权授权经营，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避免了家族企业家族化管理的弊端。以身股制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保证了高效率，至今仍不过时。企业内严格的管理制度减少了内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国的其他商帮也曾有过不同程度的辉煌，但有这套制度者，惟有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