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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我国把远视力作为评价健康的“硬件”指标之一。 除全国制订有统一的视力标准外，各省市还自行规定了招工招生有关视力标准，对远视力的要求逐渐被提到“显赫”地位。在诸多体检项目中，视力是一项定量指标，其“实用性”强，容易“操作”。单凭这一条，就可以“砍你没商量”。
但是，用远视力作为选择人才的“硬件”之一，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和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是难以估计的。下面一组数字可见一斑：按照1998年新修订的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1999年全国高考生体检统计资料表明，完全合格率仅占15%，视力限考率占总限考率的70%以上（视力合格者仅占1/10）。再举几地情况为例：广州市1999年的21 886名考生中，有76.3%视力不及格；江苏省某地1998年高考体检完全合格者仅占5.9%，在限考者中近视眼占66%；山东省1999年在近30万名考生的体检中，有20万名被定为不合格，其中视力受限最突出，占58%，约有10万名考生因视力“不过关”而放弃了原本选择的专业。人们因此发出无奈的感叹：视力啊，视力！这道难以跨越的高“门槛”，粉碎了多少莘莘学子的美梦啊！
由于对远视力的苛刻要求，不仅使一些德才兼备的佼佼者，仅因视力一关未获通过而名落孙山，或舍高就低，遗恨终身，而且还引发出一些特殊的社会医学问题。为了提高视力，通过体检关，全国各地治疗近视眼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置长远利弊得失及社会的医学伦理道德于不顾。令人更为遗憾的是，我国已成为世界性的近视眼治疗的“超级试验场”。近视眼防治工作长期处于比较混乱状态，各种防治近视眼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的方法已越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变成一种短期的商业行为。饱受近视眼之苦的万千家庭对此体会尤深。
鉴于人种与文化的特点，我国近视眼确属高发区。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的视觉负担不断加重，作为一种适应性的结果，单纯性近视眼会有所增多（但读者无需担心，它并非无限止地增加）。但这类近视眼除了不能清晰地远视外，视觉功能多无其他障碍。它在本质上与人群中仅占1.5%左右的另一类变性近视眼（病理性近视眼）完全不同。由于近视眼形成和发展的真正机制不明，在现有条件下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是难以奏效的。由此可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要想改变我们近视眼的发生状况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因此，目前对远视力的要求规定也是不合理的。而且从我国与国外对同类职业的要求相比（详见瞿佳教授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我们对远视力的要求，远比某些发达国家苛刻。
我国大部分视力标准不仅以裸眼远视力（即未经矫正的远视力）作为视力健康的唯一标准，而且标准订得很高:一般工种招生时，裸眼视力都必须大于0.6;报考某些中、高等院校，如警校、军校，双眼裸眼视力必须大于1.0;体育院校的裸眼视力通常要求大于0.8;我国规定汽车驾驶员申请条件之一，是两眼裸眼视力不能低于0.7。即使在报考一些对近视力有较高要求的精密工种时，体检中也规定远视力必须大于1.0。
早在1982年，我国著名的眼科前辈郭秉宽教授就在《大众医学》上著文指出：以裸眼视力作为视功能好坏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因为单纯性近视眼，若近视力优良，远视力可以得到有效矫正，其视觉效率一般高于其他屈光不正状态，故能胜任大多数工种。当然，个别特殊专业需要有良好的远视力，则另当别论。我国几十年来的实践结果表明，体检标准对视力的严格要求，对近视眼患病率的下降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实际上，迄今为止，戴眼镜仍是唯一理想的矫正方法。很多治疗近视眼的措施，包括现行的多种手术方法，一般仅属对症治疗（提高远视力，降低屈光度），而近视眼的病理过程依然存在并继续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值得商榷。即使在发达国家，戴眼镜者仍很普遍，他们照样潇洒地生活，努力地拼搏，近视眼何“恐”之有？
为了更好地利用人才资源，把我国早日建成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强国，修改目前使用的体检中对远视力的规定已刻不容缓，这也是千万莘莘学子和他们双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