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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年龄结构入手研究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围绕我国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理论界的认识和观点也有很大差异。
一、我国“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判断
人口红利期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和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又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机遇期”等。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口抚养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时，通常被认为进入人口红利期。从人口发展理论来看，人口红利期的出现和消失具有必然性，通常意义上将人口红利期的结束称作人口红利期拐点。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负债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期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
2011―2050年，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除2025年和2026年外总体呈下降趋势，少儿比重持续下降，老年比重稳定上升，导致总人口抚养比逐步上升，2034年首次突破50%，这标志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①。2011年总抚养比进入峰谷，约为35.65%，其中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4.49%和11.17%。随后总抚养比将逐步提高，在2025年和2026年出现小幅调整后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如果将劳动年龄的上限和下限进行调整，即提高下限并降低上限，那么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有所提高，总抚养比迅速上升，人口红利期拐点将会提前到来。以15―59岁为劳动适龄人口，对预测数据进行平均匡算，人口红利期拐点将有可能提前到2016年左右。
二、“人口红利期”拐点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与影响
人口红利期拐点理论上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必将对经济增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科技进步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对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形成巨大挑战。
（一）国民经济仍将保持中速增长
从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机制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太大负面影响，国民经济仍将以中速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第一，我国将逐步摒弃以要素资源大规模投入为主要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劳动力资源的相对减少能够通过要素替代、就业结构升级等途径来得到补偿。第二，我国将改变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高企的局面，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淡化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路径依赖，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人口抚养比提高带来的储蓄率下降正好与这一调整方向相吻合。第三，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制度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间就业歧视，这将充分释放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继续分享劳动力分工配置的增长效应，直至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一致。
（二）劳动力就业质量总体提高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就业状况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来看，人口红利期拐点不仅不会导致劳动力供不应求，反而有助于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健全，并推动充分就业时代的到来。第一，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面临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沿海地区等出现的“招工难”、“民工荒”等问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服务业的一线，这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造成的。据估计，“十二五”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而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是1200万②，促进就业依然被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第二，应届毕业生是新增劳动力中最具变数的群体，也是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但是近年来，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相当严重，就业成功率不高，就业稳定性较差。“十二五”期间，每年高校毕业生近700万人，中专、技校、初中、高中毕业不再升学的学生大约为700万人，帮助应届毕业生实现就业仍将是各级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第三，我国将推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人口红利的增长源泉也将由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本优势，继续推动国民经济的中速增长。我国人力资本指数从1980年的1.1%提高到2000年的13.8%，2009年大幅提高到124.3%。201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三）社会保障压力明显增大
我国在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同时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最后进入重度老龄化，这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全方位的压力和挑战。第一，养老保险将面临收不抵支的制度风险。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养老保险缴费人数的相对下降和养老金领取人数的相对上升，在养老金待遇既定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将有可能面临收不抵支的局面，原有制度模式将无法继续运转。当前我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存在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问题，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同时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们对制度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就会引发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危机。第二，医疗保险将面临日益沉重的支付压力。根据现代医学统计，一个人一辈子的医疗费用主要发生在晚年，老年人医疗支出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主要部分，因此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增加医疗保障的支付责任。
（四）科技进步创新更为迫切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支撑力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将更加突出科技进步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通过劳动力的自然减少来倒逼科技要素的替代，另一方面科技进步能够推动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当前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将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压力，受劳动力供给形势变化的挤压，必须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将最终告别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时代，人口红利期拐点将迫使我国不得不思考如何摆脱仅仅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束缚，如何避免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如何在全球创新体系中抢占制高点，以实现科技进步的跨越式发展和国民经济平稳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三、我国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健全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提高就业质量。第一，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包括创造就业岗位、完善各项补贴政策、帮助困难群体就业等，让更多有就业意愿的劳动适龄人口有业可就，在此基础上实现体面就业。第二，要关注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包括应届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通过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开发等途径来加以解决，努力改善就业环境和提高就业稳定性。第三，要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不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在劳动权益保护、就业服务等方面实行统一的政策体系，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第四，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通过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等措施，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从长期来看，即使面对劳动力供给的大幅下滑，我国还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鼓励高技能劳动者延长工作年限等措施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部分填补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空缺。
（二）努力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导要素，也是人口红利结束后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口因素，还是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当前技能型人才非常紧缺，我国正面临严重的高技能人才“负债”。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完善现代教育体系来提高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措施包括高水平普及义务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逐步普及高等教育等，同时要改变高等教育超常发展和职业教育的严重短缺问题，使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匹配。二是大力发展培训，包括职前培训、在岗培训等，实行政府免费培训和社会培训相结合，增强劳动者技能素质和岗位技能需求的一致性。劳动者素质提升要求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机制，只有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合理的回报，劳动力素质提升才能成为自发行为，并成为人口红利的替代增长源泉。
（三）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重要举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推动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自动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数量层面转变到质量层面，从而降低劳动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充分利用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的机遇，着力推动部分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这样既可以减缓东部地区“民工荒”的压力，又可以使中西部地区相对富裕的劳动力能够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的规模，并直接或间接降低了就业成本。
（四）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举托两头”，既有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又有助于发挥高科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和增强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性。科技竞争逐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许多国家纷纷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如美国提出科学知识全面领先、日本提出科技立国、印度提出打造世界“创造中心”等，充分显示出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的关键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我国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梯次合理、素质优良、新老衔接、数量充足的人才队伍，吸引优秀人才向关键行业、重点企业和生产一线聚集，同时要加大对高层次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力度。当前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亟须解决的问题是理顺科研管理体制，我国要充分释放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活力，切实加强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并提高科研资源使用效率。
（五）逐步适度放开生育政策
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通常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红利期拐点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将从强制性的人口控制转变为自发性的人口减少，甚至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我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应考虑开始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控制，即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的水平上。近年来上海等地区开始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进行调整，放宽了生二胎的限制，但上海并没有因为放宽生育条件而出现出生率的大幅度上升。在农村地区，出于养老防老和重男轻女等方面原因的影响，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难度相对大一些，放宽生育控制仍存在较大风险。因此，我国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
（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自然结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举措。我国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方向，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兼顾当代人福利和后代人权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具体到应对人口红利期拐点的到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着力完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医疗费用。同时要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重点，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衔接，尽量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标准、筹资模式和待遇发放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安排，待时机成熟后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注：
①关于人口红利期拐点，国内学者之间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田雪原（2006）认为人口红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彭希哲（2005）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王德文、蔡�等（2004）认为2015年前后是我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②2011年03月1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尹蔚民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上的主题发言。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