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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社会历史发展为大背景，从社会心理、个人性别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对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进行系统解构，探寻造成中国女性被压抑、奴役的艰难困境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让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女性所处的挣扎与迷惘的境况。
关键词：女性文学 父权社会 压抑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以“五四”运动到1949新中国这一时间段为历史背景，采用外国新的理论研究方法透彻地分析和阐述了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女性作家们的精神和心理状态，解构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通过细读女作家的文本进而研究文本中的女性生存困境，从更深层面剖析了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女性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时，内心的渴望与追求。它为身处男性世界中迷惘、挣扎的女性撕开了一道细缝，让自由、价值、人权、人道之光照亮她们伤痕累累的心灵，让她们在男权话语社会中觉醒，正如那句名言“我是和你一样的人”（《玩偶之家》易卜生）。
一、叛逆－出走
在中国“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让渲染在男性/父权话语主导下的整个社会从美梦中惊醒过来。中国女性在腐朽的儒家文化中沉睡太久，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社会分工逐渐确立了近乎畸形的统治制度－－男权社会，男性家长占据生产力和生产资料，而女性却退化为男性的从属或附属。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分工显得是超乎寻常的井井有条，所有都在规定中进行，逾越意味着死亡。女性在儒家文化圈养下早已失去自我，退化成物一般任人宰割。“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儒家女性－－是守法父权社会底下一种最基本的压抑概念”。[1]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传统社会里的男人在父权体制中是“超越”或是“先验性（transcendence）”化身他们超越家庭利益而享有社会利益；而女人的功能则是“内囿”或“内在性”。女性在男人的内囿主题下，由人成物，此时女性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没有哪一个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塑造、虚构或描写女性更能体现性别关系的历史内涵了”[2]冰肌玉骨、指如春葱、弱风折柳、三寸金莲……毋庸置疑物品化背后隐藏着男性欲望化的征服过程，性欲已经发生了华丽的质的转化，男性们变成了欲望者，把玩、丢弃、损害着已成物品的女性，这时女性已顺理成章甚至是正大光明地被男性们纳入自己的规则之中成了他们的附属品。
从活生生的人到悲哀的物，一年年的压榨，女性们愤怒了，“五四”成了一个契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随着那一声呐喊“我是和你一样的人”，将尊阳抑阴／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中国女性面前，不知那些顽固愚昧的男性家长们是否觉得一丝羞愧?父亲们的女儿出走了，没有一丝的眷恋和不舍，她们勇敢地走了出，但拉娜将走向何方？这是横在逆女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如子涓一样走向死亡，还是如庐隐的少女们选择游戏人生，这两条路都是行不通。死亡对于在男权话语社会中的女性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一种自由；但游戏人生，伤害的只有自己，“我是自找苦吃，我一生都只是这样折磨自己，我自己扮演自己，成功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这是神秘的主宰，所给我造成的生命的典型？”庐隐的女儿们在哭泣，虽然哭泣，但没有屈服，最终也是一种胜利。因为游戏是一种玩弄，一种自我否定，女人不是玩物，女人不是附属品，女人就是女人自己，同男性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她们可以选择爱与不爱，游戏的规则是自我放逐，即拒绝了社会已定的女性角色，进而达到对男性欲望的拒绝与否定，这样造成了男性的性焦虑，这是一种女性特有的报复，一种对男性进行阉割行为的自残手段。这是“一柄真实的精镂细刻的双刃匕首，在刺伤他人（男人）与世界的时候，更深深地刺伤了她们自己的心。”
二、迷惘－反抗
出走后便不能回头，历史的河流只能是向前流动，逆女们成了新型女性，她们仍旧快乐并痛苦着追逐时代的步伐，迷惘而清醒，“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由”像烙印一样已铭记在心，行动已然不是句空话。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力。[3]冯沅君这一位具有强烈反叛的现代女性作家，她用犀利的笔给女性的反抗添上了一道鲜明而又深厚的色彩。爱情是她小说的主题，同时也是她女性反抗的一柄利匕。在她笔下的主人公心中，爱情是神圣的，纯洁的，更是唯一的，它是一种信仰，不允许背叛、玷污。这是一种坚决地反抗和较量，是不肖女与父的对抗，更是女性与男权话语的决战。隽华和士轸双双服毒自尽殉情，没有向封建父权妥协，这便是反抗的胜利。因此，对于沅君笔下为爱情而战的女性们，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也表现出新女性们为了反抗尊男抑女这种缺损社会机制而造成的女性丧失自我主体话语权的义无返顾。从“父亲的女儿”到“我是我自己”，这不仅仅是文学层面上的改变，从政治、文化到心理都有一系列的变化。
30年代的中国所有人都处在一极端激昂的状态之中，抗日是所有话语的核心，新型女性也带着满腔的热情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从作家个人到作品，全部都在宣扬爱国主义。但是女性本来就是社会弱者，在大众革命中，她们又一次失去了自我性别定位，穿上军装便不分男女，中性成了很好的代名词。因此它就掩盖了这一事实－－政治主流剥夺了女性本位，如本书作者所写到“走向战场也罢，走向乡土也罢，女作家们的历史－－文化处境是相同的，即她们本不是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踏进这片以往并不属于女人的社会生活领域。”[4]与谢冰莹、冯铿白朗等在革命时代背叛传统的女性之躯、女性形象相反，罗淑写作中表现出“女性的爱娇了”－－这是一种阴性字眼，这种阴性字眼是将女性原本的特征弱化，虽然这种弱化不能代表女性本位应具有的女性本质特征，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几乎疯狂的年代，这仍能从侧面表现出无论主流话语怎样强大，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性别群体仍然要顽强毅立于历史的地表，让世人知道她的存在价值。
三、觉醒－冷漠
语言，凭借存物的首次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5]即语言，因其存在物的被认可而存在，那么女性语言因女性的存在也就被社会所认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男性话语权根深蒂固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上，女性话语权是十分微弱的，以至于女性自己都无法听到自己内心的呐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一种趋势，那么什么是女性自我意识？即是“女性主体在对象性关系中对自己及其与对象（自我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意识”，正如钱穆所说“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以女性主体的自觉为前提与基础，是以女性的生命意识、性别意识、自审意识和审美意识为表现形式”[6]因此，随着第三个十年的到来，以及前两个十年中女性们的不懈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女性意识终于开始觉醒。当解放区在高扬工农兵文学，强调为革命捐躯，国统区在讽刺、揭露社会黑暗时，沦陷区的女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女性自己，解构世界、剖析自我，金钱、欲望、权力、名誉、地位充斥着她们的世界，也成了她们解构的对象。
沦陷区如地狱一般，但却又给人们别样的自由，在那里抛弃古老守旧的父权制度，没有物品化，没有把玩，有的只是一种生存的竞争。生活、活下去，成了地狱里人们的信仰。“如果说沦陷区普遍怀有一种前途未卜的生命无着之感，那么女性则还有着一种女性命运无着感”。爱情早已成为童话，尘封在岁月的书架之中；女人们琐屑的无聊的日常生活，明争暗斗构成了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欺压女性的不是男人们，而是女性自己！苏青的世界中充满了“丑陋的女人”，自残自贱的女人，自相虐待的女人！《结婚十年》的怀青如生子机器一样，生儿子是她生活的一切。儿子是女人／母亲的寄托，没有儿子女人／母亲便什么也不是，因此，女性的存在以其儿子（或即下一代必须是儿子）的存在为前提，而得到认可。儿子有了，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母亲、太太、夫人的名份便是正大光明。面对丈夫的外遇，柔弱的怀青选择向封建父母求助，但是面对着丈夫不出生活费，她却可以自己写稿赚钱，这是一种残忍的悖论。怀青懂得她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她却放弃了属于女性特质－－话语权，原因只是对女性意识后天冷漠。苏青弱者的冷落，话语的强者，以其独特的文字组合，震惊着世人，告诉人们女性已不是物，女性已经觉醒，只是还没有凝聚足够的力量去证明自己的存在。
懂得女人艰辛的莫过于女人自己。张爱玲那“绣在屏风上的鸟”总有一天会挣脱出去，冲向自由的天空，划出属于自己的美丽弧线。《浮出历史地表》清晰而明确地为人们指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压抑、损害，从“物质化”“欲望权”到“中性”“空洞能指”，从“我是我自己”到“女子没有真相”，女人在几千年如同一天的生活当中已经迷失自我太久，她们似乎习惯了受欺压，习惯了被操纵，习惯了服从，可怕的习惯让她们几乎忘记了最基本的性别定位－－女性。可是几千年积淀的男权社会的根基太深，想要在顷刻之间彻底坍塌似乎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尽管女性浮出了地表，并不代表知道怎样走以后的路，“男女平等”“同工同酬”需要女人们自己去争取。
参考文献：
[1]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11，14
[2]隋丽.历史批判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妇女文学史[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4
[3]徐坤国.为沉默太久[N].中华读书报,1996，1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A].诗、语言、思[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