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汇报材料】
主持人语： 在我看来，诗歌批评既需要前瞻性，又需要回溯性。可以肯定地说，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批评在当下并不多见，更多是知识的套用和经验的老调重弹。当2012年不可避免地来了，当2012年不是人类的灾难日，这本身就够诗歌的了。当我们面对2000年以来短短的十几年的光阴，中国的诗歌到底留下了什么？留下了几首值得阅读的诗？春风桃李花开日，江湖夜雨十年灯。诗歌是一个江湖，还是一个名利场？“梨花”也曾经开过，但充满了恶心和沉沦味。
当诗歌运动、事件、噱头、作秀、炫富成为一些所谓诗人的嘴脸或招摇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出真话和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愤懑？本期推出诗人小引对新世纪十年的一篇总结文章，相信会对这十年是一个扎实的总结。诗人的批评是独特的，可能并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完满中的力量、尖锐、先锋和问题意识。
――霍俊明
投稿信箱：hongshailibai@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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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春天，第二届“大场诗歌朗诵会”在建外的SOHO广场举行，据说邀请了包括食指、于坚、西川在内的20余位上下五代诗人。策划者胡赳赳在一篇文章中说“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并直接宣布：“电脑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用键盘‘敲打’来展开诗歌的探险历程了。”但事实上，这已经是一个迟到的呼声。从1995年开张的第一家中文诗歌网站“橄榄树”算起，再到1999年李元胜担任主编的《界限》，2000年莱耳创办的《诗生活》，南人的《诗江湖》，以及2001年开始风起云涌出现的各大诗歌论坛，2006年虽然可以算是汉语诗歌在网络上中场亮相的巅峰时刻，但残酷的事实是，在汉语诗歌接触网络的十年进程中，尤其是以论坛为主要代表形式的潮流里，此刻的繁华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盛极而衰的迹象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就在这一年的大场诗歌朗诵会上，曾经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跟我讲述这故事的，是当时正在现场的诗人杨黎。以下是杨黎的回忆。记录地点：武汉。青年旅馆。2011年11月27日下午。
“那天我们在台下站着聊天。远远的，看见西川带着一个外国老太太走了过来。嘎。于坚正好迎面遇见了撒。西川就跟那个外国老太太介绍说，这个人，于坚。中国诗歌第一人！于坚哈哈一笑，对着西川说，你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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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在《2000中国诗年选》中写了一篇序文，名字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年选的出现源自于更早的盘峰论争以及后来的衡山诗会。在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这两大阵营的争斗，2000年后，双方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各自祭出法宝，写文章、出书、搞年选、选集、合集等等，按下不表。
但是，很明显的潮流和分水岭依旧存在。这些原本在网络出现以前的论争和分野，在网络的初期阶段表现的尤其明显。或者换句话说，因为网络的出现，两方各自守住阵脚，对自己的观点和影响区域做出了更加明显深刻的划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最著名的诗生活和诗江湖两个网站上看出分野。
诗生活，由莱耳创办于2000年。我们可以在百度上轻松的搜到关于它的创建历史信息。从专业性和网站设计的角度来说，诗生活堪称中国最优秀的诗歌网站。截止到目前为止，它依旧吸引了大量的中外读者和诗人浏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诗歌通讯社，汇集和保留了十年来中国诗坛乃至世界文坛发生的大小事件及反应资料。其快捷、准确、翔实、客观，在中国无出其右。
诗江湖，由南人于2000年3月创办。它原本基础于乐趣园网站对外公开的免费论坛，是“下半身”诗歌流派的大本营。从当年的创作势头和影响力来看，“诗江湖” 论坛堪称中国当代诗歌的第一现场，它热闹、嘈杂、喧嚣、众声杂陈，你可以说它呈现出了中国诗歌最尖锐、最扎实、最具生命活力的一面。但同时，在它粗糙的精神底色中，亦有着普通读者难以接近和窥视的真相。客观的说，“诗江湖”在2000年后当之无愧的是中国诗歌界“民间立场”的大本营。
纵观中国先锋文学的过去十年，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和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理解，随着新媒体的介入和使用，我们的确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2000年以来，新世纪的中国诗歌版图以论坛和网站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根据我们的统计，在2005年前后，全中国的专业诗歌论坛不少于500个。而其他综合性文学论坛更是不计其数。
从橄榄树开始，到界限、诗生活、诗江湖、灵石岛，再到接下来的扬子鳄、或者、橡皮、他们、诗歌报、北回归线、北京评论、突围、赶路、广东诗人俱乐部、平行、黑蓝、南京评论等，都是具有广泛影响力且各具特点的诗歌和小说论坛。以上结论是我们分别从创办的时间、规模、人流量、影响力等等方面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此结论终结于2005年。
在2005年以前，我们可以看到，源自网络之前的争论和分野在进一步的夸大和深化。但是，随着网络的随意性以及各自占山为王的潜意识的影响，受众相反更加的单一化和纯粹化。就像伊沙在《中国诗人的现场原声》（2001年）一文中说的那样，中国的诗歌在此三年里好似“轻舟已过万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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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2005年以后，甚嚣尘上的网络似乎突然沉寂了许多。此前，每天打开网站可以看见的争论和新的优秀诗人的面孔，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减少了。一些网站和论坛的回帖以及新诗张贴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我们的分析是，自2000年诗人集体上网以来，那些在论坛上突然出现的天才型诗人，其实许多已经有多年的线下写作基础。他们的集体出现给我们造成了短暂的眩晕感和错觉，误以为某种新的语言方式会瞬间催生出如此大批的优秀诗人。而2005年后，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2005年前后，一些前期建立的文学网站逐渐丧失了继续推动发展的欲望和能量。其原因很复杂，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我们仅以先锋文学网站“橡皮”为例做一个简要说明。
“橡皮”创办于2001年1月。当年的参与人员是杨黎、何小竹、乌青、竖、张羞等。主要的艺术倾向有杨黎的“废话”理论等可作参考。它关闭于2004年5月。集结或者模糊靠拢在其周围的诗歌论坛有早期的壶说、秦、果皮以及后期的物主义、新湘语等等。
从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作为拐点的2005年，实际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前的网站和论坛，以彰显艺术倾向和斗争为主，而此后的，则迅速的从集体转向个人，从“为了分裂的团结”开始走向“新的分裂”。
从“诗生活”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到“橡皮”关门催生“果皮”直到“物主义”，再从“诗江湖”到“垃圾派”到各种诗歌行为艺术。如果从流派这个角度来理解当代汉语诗歌的变化，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的推断是，虽然前后两阶段的艺术倾向有这样和那样的相同与不同，但基本可以认定，后者发生于前者。后者或许在某一个向度上做的更加极端、偏执、尖锐，但是从形态，生存方式，生存手段上却并没有摆脱巢窠。
在我们看来，过去的十年中，真正具有流派意识的汉语诗歌网站并不多。“橡皮”的前身来自杨黎等人的“第三代”，而韩东等2002年创办的“他们”毫无疑问来自老“他们”，余怒在安徽创办的“不解”源远流长，非亚等人的“自行车”更是十年前的艺术主张，包括后来北岛参与的“今天”诗歌网站亦如此。而由新锐诗人完全自主建设的诗歌网站，唯有“诗江湖”具有强烈的流派意识，并提出了诸如“先锋到死”这样极具宣传力的明确的艺术主张。
一个更加深入的判断是，至2005年止，以网络为平台的先锋文学，一路正在逐渐摆脱新媒体带来的困扰，而由群欢重新走向隐秘的个人探索。另一路则如陈仲义在《近五年网络诗坛诗象观察》（2003年）一文中分析的：“垃圾派与下半身双方你死我活的搏杀，本质上是解构话语在更大范围上的延伸扩展……它是后现代语境在高科技援助下赤裸裸的演出，也许只有这样，才最充分满足网络诗歌‘场域’的规则与游戏欲望。”
2005年前后，是诗歌在网络上的最佳时期。风起云涌的不仅仅是各种思潮、争论，各大网站也纷纷拿出了网刊和纸质刊物。“诗生活”从建站开始就从未间断电子刊物的发行，同时期的界限、诗江湖、或者、橡皮、他们、平行以及后来的黑蓝、果皮等等网站，都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推出过数十期网络电子书。2006年至2007年，还由或者诗歌网和诗生活网发起了一次耗时一年之久的“中国诗歌调查”活动。这份诗歌“田野调查”，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及海外诗人的答卷812份。从现存的各网站资料库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大干快上的热闹场面。电子书的存在，也为我们保存了相当珍贵的资料和可供回顾的诸多场景。
我们可以用朵渔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时期中国先锋诗歌的变化。在民间，不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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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筹办《火车――中国先锋文学》，我跟杨黎在今年先后见过三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1年的11月27日下午，我们坐在武汉国际青年旅舍的小院子里喝茶。在场的还有魏天无。
我跟杨黎说，既然是十年回顾和展望，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切片式的观察呢？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谈网络十年，那么就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一些前辈。我接着跟老杨解释，比如五十年代的一些诗人成就斐然，但大可不必在此书中过多谈及，本书的标签是：网络、十年、先锋、民间、影响力、作品质量、持续性等等。如果拉一个名单而又不加限制的话，那将是一个何其昏庸的裹脚布。
老杨的意思是列出十个诗人十个小说家几个事件。我随手在本子上写下了这十年来脱口而出的名字，排名不分前后，他们是那个下午我的第一反应和直觉。
余怒、伊沙、沈浩波、朵渔、张执浩、竖、宇向、吕约、尹丽川、何小竹、臧棣、魔头贝贝……我觉得这样一份名单，是可以提供给中国先锋诗歌或者说是中国先锋诗歌在过去十年中提供给我们的。我没有从写作趣味上做过多的区分和筛选，把一个复杂的标准简化成一个简单的标准看上去容易，其实却大费周折。
比如我们划去了于坚、翟永明、孙文波、王小妮，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五十年代，又并没有过多的在现场出现（于坚和孙文波似乎一直若隐若现）。划去韩东是因为他过去十年的小说创作实在是光彩夺目。而划去的巫昂仅仅是因为她和尹丽川或者说“下半身”作为一个流派出现的人已经够多了。我努力还想提到一个诗人叫陈小三，但他2007年去了西藏之后，就淡出江湖，很少见到作品。
其实本可以为这个名单增加更多的人选。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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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围绕文学发生的各类事件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当属赵丽华梨花体事件。而围绕着梨花体又出现了裸诵、诗歌之死等等争论。从诗的本质意义上来说，梨花体本身并无过多可以言说的地方。但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和连锁反应，却是中国在近二十年来唯一的一场席卷诗坛与大众的“诗歌大讨论”，不得不让人侧目。
该事件缘起于2006年9月，在网易、猫扑、天涯、西祠胡同等同时出现了诗人赵丽华的一组口语诗歌。众多网友用各种方式复制、模仿，进而迅速的传播开来。诗歌界对此的反应毫无疑问显得迟钝和措手无策。
就在同一年的十一月，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铁凝当选主席。十二月，德国著名汉学权威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发表了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见。他在访谈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存在种种弊病，诸如作家不懂外语、不敢直面现实、畅销的都是垃圾等等。顾彬的这番话被国内的媒体在《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标题摘录发表，一时舆论哗然。
对诗歌和文学的指责，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年，比如2005年，林贤治就批评欧阳江河的“中年写作”以及臧棣说的“诗是知识的命题”。他在文章中指出诗歌是需要感情积累的，没有介入社会的激情，没有热情，能写出好诗来吗？即使写也是苍白无力、无病呻吟的。诗歌是有神性的等等观点。臧棣和孙文波等人随后在文学大讲堂撰文进行了反驳，并称“当代诗歌应该有更复杂的出发点”，“诗人被语言的快乐所吸引，始终是根本的。没有这份狂喜，不理解这其中对诗人心灵的持久诱惑――意即柏拉图意义上的神灵附体，你还谈什么诗歌？”
同年，在赵丽华事件被主流媒体大肆报道时，炮轰当代诗歌的还有青年作家韩寒。他在一篇文章《诗歌的问题》中称，现代诗和现代诗人没有存在的必要。一石激起千层浪，沈浩波率先在博客中对韩寒展开一系列的反击：“诗人被恶搞了，诗歌被文化盲流们嘲笑谩骂。他们祭出了‘群众’、‘道德’等种种法宝来对付诗歌，他们动用了草根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瞬间在网络上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韩寒、李承鹏、董路以及他们广大的粉丝团，一方是以沈浩波、伊沙、徐江等诸多诗人为代表，双方唇枪舌剑，骂的不亦乐乎。
同年的9月30号，杨黎组织了一场号称“保卫诗歌”的朗诵会在北京第三极书局举行，几十位诗人出席了这个活动，包括了朦胧诗、莽汉诗、下半身和废话诗等多个流派。物主义诗人苏非舒表演了《我和我的衣服》的行为艺术，脱掉了十六层衣服，裸体朗诵诗歌，最后被北京公安局处以拘留十天的行政处罚。
赵丽华事件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年。及至2010年10月，车延高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再一次被网友围攻，并被戏称为“羊羔体”诗歌。车延高无奈地辩白说，《徐帆》这首诗采用的是一种零度抒情的白话手法，“是我写作的一种风格，是我写作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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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我们回到2000年的中国先锋诗歌论坛。这一年，民间诗刊《下半身》（沈浩波等）、《唐》（伊沙等）创刊，同年，杨克主编的《1999中国新诗年鉴》由广州出版社出版。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程光炜主编的《岁月的遗照》。
到了2001年，率先面市的一本年度诗歌选集是符马活主编的《诗江湖――2001年中国先锋诗歌档案》。沈浩波在一篇书评中这样写道：“其意义在于，以一部诗选的方式揭开了当代中国诗歌新的一页。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这部诗选都显得意义非凡。它既总结了1999年盘峰论争以来中国先锋诗歌所取得非凡成就，又给人们大致勾勒出了中国诗歌在未来10年中的基本状况。”
同年，伊沙在文章《中国诗人的现场原声――2001网上论争回视》中重点描述了这一年发生在诗江湖论坛中的几大争论，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沈韩之争”。这场论争虽然仅仅发生在诗坛内部，却同样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沈韩之争”或许有可能是民间写作阵营“年选”集团与“年鉴”集团矛盾纷争的产物。但实际上，这是一次在热闹的宴席上就早可见端倪的分裂。伊沙在文章中这样分析：“发生在‘民间’内部的此次论争如果单从‘利益’上讲，双方的争吵是在削弱这所谓的‘利益’，论争发生后，‘知识分子’方面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徐江则认为“‘韩沈之争’正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民间’远不像人们想象的，是一个铁板一块、丧失了独立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封闭诗歌群落”。
在“沈韩之争”中，丁龙根（疑为多人合用之名）曾对沈浩波说过这样一句话：“可别忘了伊沙的恩情，下次搞他的时候可别忘了今天。”意味深长之外也让我们看到，诗江湖的性情、庞杂和无所顾忌的勇敢气息。而如此的争论循环往复必将导致的是下一次的短兵相接。比如2006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三届“或者诗会”上，于坚和伊沙在会下针对“现代化”问题就进行了长达两天的无边无际的辩论。
同样的，这样的争论迅速化解了看似团结的群体。诗江湖在后来几年中逐渐分化成几个不同的小型团队。盛兴、轩辕轼轲渐渐淡出，朵渔自成一体，尹丽川、巫昂退隐江湖。而新锐如方闲海、西风野渡、金轲、而戈的“小四人帮”（伊沙语）的团队和伊沙、徐江等老牌诗江湖诗人渐渐水火不容，互相攻讦。直到后来的鹿特丹事件、于坚伊沙断交。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终于导致了诗江湖逐渐瓦解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从诗歌走向的角度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民间立场的再一次分裂，它让诗人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它对未来诗歌形态和生态的影响，不可忽视。
其中，真正有诗学价值和分量的一次争论，当属2004年发生在橡皮先锋文学网站的“韩杨之争”。双方围绕着竖的一首诗歌《妈妈和妓女》就自己的诗学理念进行了理性认真的探讨，其丰富性不亚于一篇严肃的诗学论文。这是一次难得的诗学讨论，由此引发的外围讨论就不在这里一一展现了。让人遗憾的是，这样公开、即时、富有建设性的高水平诗学讨论，在过去的十年中，并不多见。
可以与之媲美的，大概要算2007年陈仲义在诗生活发起的“论好诗的‘四动’标准”的讨论。得一望二、木朵、何三坡、白鹤林、子梵梅等数十位诗人都撰文参与了这次关于诗歌标准的大讨论。
2010年，诗人吕叶在衡山召开了第二届衡山诗会。十年一晃，物是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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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由南京何言宏、黄梵等人发起了一份“2006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其中包括“好诗榜”10位和“庸诗榜”10位，让人略感意外的是，当年的风云诗人赵丽华“梨花诗”并未入选。“好诗榜”的榜首诗人是翟永明，而“庸诗榜”榜首诗人是孙文波及其作品《与沁园春无关》。孙文波当即称这是在恶搞诗歌，并表示“他们这是在借名人之名恶意炒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随即的2007年，荣登“庸诗榜”的诗人是伊沙及其作品《崆峒山小记》。南京师范大学博导何言宏称这一首“口水诗”，“比如诗的第一节‘上去时和下去时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明明是一句大白话，却非要分两行写。这已经突破了诗歌底线。” 伊沙旋即撰文反驳,表示自己从来没想过在评论家中找知音，“他们懂什么，诗歌写得像对话，那是一种进步。”
有意思的是，在2007年的庸诗榜上，除伊沙外，徐江、春树和沈浩波等诗人也位列其中。相对2006年上榜的知识分子群落，第二年的榜单，明显带有某些说不出口的其他意味。换句话说，去年知识分子挨打了喊痛，今年该轮到你们民间写作受点苦了。这样的处理方式的确有不负责任的嫌疑，本来是一件娱乐性的事情做的一点也不娱乐，本来是可以充分表现幽默感的事情，却让人一点也看不到幽默。
如果要认真分析过去的十年诗歌历史，给它冠以榜单时代，或许并不是很过分的事情。从百晓生1998年拟出的《中国诗坛108将》开始，一个集体狂欢的时代已经降临到了我们身边。随之而来的各类模仿之作，排行、找座位的文章不一而足。通过媒体的包装、各类年终大事回顾，年度诗选的东西比比皆是。庸诗榜的出现，不过是在这些喧嚣之上，添加了可有可无的一笔墨汁。
同时期，“还乡团”这个名字，一时也曾闹得风生水起。2007年2月，14位诗人聚集哈尔滨，打出旗号“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并诞生了号称“中国诗人第一部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该公约共8条，披诸网络和报端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比如“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又比如第4条“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更是招来了诸多非议。
被《公约》定性为坏蛋的诗人沈浩波随后发表了《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直指发起人潘洗尘、老巢，他在文章中指出“个人销声匿迹了很多年，开公司赚钱去了，赚了点钱，想带着银子杀回来，想靠钞票混进诗人的队伍。”并反称其为“还乡团”诗人。裹挟进这场争论的人数众多，无法尽数。
不过，这次争论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早就可以从诗坛2005年后的流变中看到。商业和资本的介入导致诗歌刊物下半月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等等，在那几年纷纷把自己的下半月外包出去，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荣光启在《当下诗歌“下半月刊”现状》（2009年）的对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赞同他们为当代诗坛做了许多热心的事，但在感谢之余，也有疑问：‘归来’的那些诗人，时隔多年之后，能否适应这个时代的诗歌意识？一些‘新归来者’由于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演进，对这个时代怀抱偏见，不先修正自己、给自己补课，而是试图以过去年代的诗歌理想来‘纠正’当下诗坛。这样的意识和意愿来做大量的与诗歌有关的工作，其效果最终是什么？”
这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置换地询问2008年汶川地震后引发的一轮诗歌浪潮。狂飙猛进或者委身资本，在我看来，还是源于个体对诗歌的要求、理解和期待不同，而在缺失标准的环境中，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心态，又必将造成新一轮的无休止的阐释、辩解和争论。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中坤国际诗歌奖、珠江国际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华语传媒大奖、芳草大奖等等或商业，或政府的大手笔运作，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资本和商业介入诗歌的力量。但正如荣光启的疑问那样，这股力量，能把中国诗歌朝什么方向推动呢？
西川在“2006年帕米尔诗歌之旅”的开幕式上是这样说的：“一种超越国家、种族和民族文化的藩篱直接诉诸人类心灵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与以经济利益为支点，谋求份额和霸权的市场全球化相平行还存在另外一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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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过去十年来民间诗歌刊物、诗歌活动以及各类年度选本的情况。
2005年以前，各大诗歌网站和论坛，基本都保持着网络之前自办民刊的习惯。虽然很多家网站也有线上的电子月刊，但以一年或者两年一本的速度出现的先锋文学刊物，依旧吸引了众多诗人和评论家的眼球。我们为这样一份坚持和耐力记录下了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诗参考》（北京，中岛）、《诗歌与人》（广东，黄礼孩）、《葵》（天津，徐江）、《自行车》（广西，非亚）、《或者》（湖北，小引）、《丑石》（福建，谢宜兴）、《终点》（四川，范培）、《水沫》（湖北，吴幼明）、《翼》（北京，周瓒）、《存在》（四川，陶春）、《新诗》（海南，蒋浩）《东北亚》（黑龙江，杨勇）、《阵地》（河南，森子）、《不解》（安徽，余怒）、《北回归线》（杭州，梁晓明）、《非非主义》（四川，蒋蓝）……
其中大多数民刊都有着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历史。面对网络，基本上是原有的艺术倾向和艺术观点照搬上网络，在开设网站和论坛的同时，这些民刊的主编，进一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在丰富原有作者群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这段时间中，安徽的《诗歌月刊》以每年一期的形式，全方位的为公众介绍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刊物的生存状态和艺术倾向，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同样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徐敬亚2004年创办的《特区文学》“十诗人（批评家）联席阅读”以及刘洁岷2005年在《江汉大学学报》上创办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两者一直延续至今，成果斐然。徐敬亚对此的评价是：“终止论争，埋头细读。”
新世纪十年来各类年度选本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以大包大揽的形式在扫描当年的中国诗歌动态。从杨克的《中国新诗年鉴》和程光炜《岁月的遗照》开始之后，至少有不下于十本诗歌年选在各大新华书店中上架销售。长江文艺版、花城版、春风文艺版、漓江版、中国作协版、辽宁人民版都在争先恐后的企图占领图书市场。但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同时出现在当年的不同选本中。这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人深思。
或许敬文东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003年诗歌》序言中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最好的注释：“任何选本都是妥协的产物，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我们可以看到，老民刊的复出和年选的大量出现，是网络时代诗歌大跃进的必然现象。同时，全国各地风气云涌的诗会产生的影响也不小。按照我们的划分，各种诗会包括诗歌评奖活动分民间、刊物媒体、官方三大块在齐头并进。比较有影响力且坚持多年的的民间诗歌奖如柔刚诗歌奖（1992年设立，二十届）、刘丽安诗歌奖（1996年设立）、安高诗歌奖（1999年设立）、或者诗歌奖（2003年设立，五届）、《赶路》御鼎诗歌奖（2007年，两届）等等。媒体和刊物的诗会和奖项基本延续了新世纪之前的规模和趣味。从青春诗会到《十月》到《大家》到《人民文学》、《诗刊》直到华语传媒（始于2003年），仍在继续切割、占据乃至影响着中国文学。
而官方的各类奖项依旧保持着腐朽、盲目的趣味和方式。小说、散文、诗歌，奖金及活动不少，各有侧重又内幕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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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国先锋诗歌、小说以及网站的看法其实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网络时代的民间性、实验性和独立性。新世纪先锋文学的兴盛首先来自网络的自由发表，但与此同时，它从来就应该具备对官方的警惕，对体制的怀疑和对主流的傲慢。
新世纪已经过去的十年，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广阔的未来和空间。从论坛时代到博客三年再到微博的即时，中国社会正在产生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如何把握先锋文学未来的走向，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从前文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刊物从线下走到电子刊物，又从电子刊物重新回到纸质或者说并没有放弃纸质，虽然媒介产生了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却从未改变。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诗人是通过“地下”刊物相互呼应，这种方式产生的“今天”、“他们”、“第三代”等等诗歌流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意识。而在网络时代，快捷的交流方式，即时信息的同步传接、线上数据库的普遍建立，让民刊已经完全脱离了“地下”色彩。
从出版发行渠道我们就可以看到，手工油印的报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杨克《中国新诗年鉴》和蒋浩《新诗》这样以书代刊、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在正规出版社依旧无法开放的情况下，更进一步的探索将是民间刊物逐渐过渡到私人化的“独立出版”上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和成果。比如不是出版基金（周琦、锤子）、Sub Jam（颜峻）、黑哨诗歌出版计划（方闲海、而戈等）、坏蛋出版计划（张羞、小平）、钨丝小出版（张尹）等等。
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行渠道的逐渐畅通，通过实体店代销、网上交易等手段，个人销售自己的作品已经成为可能。这也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先锋文学在传播和生存上的一个重要手段。“不是出版基金”的锤子说的一句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颇有意味：“一本严肃书籍发行量太大，就太不严肃了。”
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在出版之外的领域。比如在新世纪十年里，诗人的交往方式由八十年代的书信、民刊转变成了更多的朗诵会以及各类诗歌奖项的设立。而我认为，就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可能性是将以诗歌节的形式出现在公众和媒体的面前。过去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类诗歌节已经呈现了逐年上升的趋势。官方、媒体和学校主办的有青海诗歌节、中国诗歌节、北大未名湖诗歌节、武大樱花诗会等，还有大量的民间诗歌节也在不断的运行和操办中，比如高黎贡诗歌节（云南）、珠江诗歌节（广州）、诗歌人间（深圳）、或者诗会（武汉）、三月三诗会（苏州）、帕米尔诗歌节（北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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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些人。他们是在过去十年中相继离开人世的诗人和作家们。他们分别是：史铁生、刘宾雁、臧克家、张枣、杨春光、邵春光、梁健、余地、宇龙、马骅、江南篱笆、余虹、辛酉、马雁、小招、吾同树、力虹、赵振江、周建岐。
其中，因病去世的诗人和作家分别是史铁生、刘宾雁、臧克家、张枣、杨春光、邵春光、梁健、江南篱笆、力虹、赵振江。
因其他原因离世的是马骅、宇龙、辛酉。其中诗人马骅是在云南支教的过程中，因车祸不幸遇难。而诗人宇龙则是在广州一次诗人聚会中，与歹徒搏斗时不幸遇难。
自杀身亡的诗人分别是余虹、余地、小招、吾同树、马雁、周建岐。
愿逝者安息。愿活着的人，能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