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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奋斗的方向：
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购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以市上零星所见之书，也尽有孤本、善本，非保存不可者在，不能顾此失彼。……凤举与予，负责采访；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柏丞、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
于是乎一场新的战斗—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出击的战斗又开始了！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的战绩灿烂辉煌，借用郑振铎的“狂言”，则是“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 郑振铎的“狂言”并非妄语，据业内人士评价：能够进入高标准之“善本”书库者，高达4000种左右，足以抵得上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北平图书馆的馆藏了！郑振铎的兴奋实在是难以掩饰，但为了保密，为了不让发国难财者有可乘之机，他只能是关起门来“偷着乐”：
有一个时期，我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
但是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古籍与文献，将如何保管？又如何收藏？郑振铎的第一步工作，则是先为它们寻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这便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照南的私人花园，他们租下了其中的一幢名为“法宝馆”的三层楼房，既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办公地点，又作为存放与藏匿古籍的秘密书库。这座名为“觉园”的私人花园，抗战期间成为佛门弟子的聚会场所—西边是一佛堂，此时变为“上海佛教净业社”；南边的法宝馆，原本是收藏古代法器法物以及佛像和佛经的地方，郑振铎之所以选中它，正是因为它具有这样一层相当可靠的保护色。
然而不管再怎样隐蔽，这些如同和璧与隋珠般的珍贵书籍大量集中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更何况自1941年起，战争的局势越来越险峻，令人担忧的消息也越来越频繁，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会”不得不做出新的部署与安排—
第一，将其中“国宝”级的图书秘密转移出上海。
这一“偷运”工作主要分作两批进行：第一批委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自上海返重庆时随船携带，共计两大箱，80余种典籍。抵达陪都后，曾举办过一个展览会，颇令参观者震动不已。第二批则是通过邮局寄往香港大学，委托在那里工作的许地山“中转”至美国暂行庋藏。这一批的数量非常大，其中明刊本与抄校本共计3200余部，仅仅打包就花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当年在邮局工作的唐弢亦加入了这一秘密工作—郑振铎委托他于暗中进行保护，以防止日伪特务的检查，或于途中发生意外。
第二，将其中最为珍贵的文献影印出版。
对于文化遗产的抢救，除却保存之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化身千百，流布人间”。为此郑振铎曾拟就了多条计划，但有碍于时局的艰涩，仅与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即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的化名）联手，影印出版了《玄览堂丛书》第一集，共计10函，120册，内收明代的古书与抄本34种。谈到印刷与出版，郑振铎还有一项重大之举，足以震惊业内—仅凭他个人的力量，竟自编自印了四卷本的《中国版画史》和20册本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只问世了16册），交由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这里所说的“版画”，即中国古代的木刻画，郑振铎的目的非常明确：“在我国已出版的中国艺术史上，都没有谈到版画的；欧美人和日本人写的中国艺术史，版画也从未占据过一行半页的地位。为什么世界版画之鼻祖，且雄踞版画史最高座的中国版画却无人注意呢？因此出版这样一套书，将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一大创举！”
又是一项“不能逃避的责任”！曾经在“良友”工作过的赵家璧是位有心人，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年郑振铎是如何将这1300多幅版画用“珂罗版”印刷成书的，他专门采访了有关的技术工人—“珂罗版是近代印刷术中最早适用于复印图版的。把原作用照相机摄成底片，然后在太阳下晒制在涂过感光胶的玻璃片上，再翻印在石头上，以纸覆盖其上即成，所以又名石印；都是手工操作，一次仅能印二三百幅，需要一天的时间。”
“颇有殉道者的感觉”
上海的正式沦陷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自这一天起，不仅继续印书的计划被彻底破灭，“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活动也不得不被迫中止。郑振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则经济的来源断绝；二则敌伪的力量已经无孔不入，决难允许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有存在的可能；三则为了书籍及个人的安全计，我不能不离开了家，我一离开，工作也不能不随之而停顿了。”
郑振铎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家中的藏书是他的命根子，不把它们安顿妥当，他是不会先行逃匿的。这天是12月16日，所有的书籍、所有的账册和书目均被转移到了安全之地，接下来该轮到他自己了—“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富余的款子。”他默默地拎起一个小包，里面只有几件换洗的衣物和日常的梳洗用具，他恋恋不舍地迈出了家门：
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太阳很可爱的晒着，什么都显得光明可喜，房屋、街道、光秃的树，虽经霜而还残存着绿色的小草，甚至街道上的行人、车辆，乃至蹲在人家门口的猫和狗，都觉得可以恋恋。谁知道明天或后天，能否再见到这些人物或什么的呢！
“殉道者”之说也并非妄语，自这天起，他开始隐姓埋名，开始东躲西藏，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蛰居生活。—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有时，似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简直不敢回过头去。有时，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着时，我也会连忙地在一个不相干的站头上跳了下来。我换了一身中装，有时还穿着从来不穿的马褂，眼镜的黑边也换了白边。不敢在公共地方出现，也不敢参与任何的婚丧寿宴……”然而，他坚持下来了，不为别的，只为那个“不能逃避的责任”；不信别的，只为相信：“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国之所以永生者，以有无数有人格之国民前死后继耳。”在这四年的隐居生活中，他默默无闻地却又坚忍不拔地完成了这样几项工作—
第一，想方设法继续抢救散佚的文献。
没有了政府的拨款，他只得继续“剜肉补疮”。先是咬牙购得《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以及明代嘉靖版黑口本《秦词正讹》残卷等一批文献资料，其后则集中力量专事搜购清代的文集。1944年他在《清代文集目录·跋》中这样写道：“此三年中，志不旁鹜，专以罗致清集为事。三年心力，毕耗于斯，而财力亦为之罄焉。力所不及，则缩食节衣以赴之，或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几多艰辛尽在不言之中，但几多欣慰亦尽在书架之上—至1944年的夏天，他所搜购到的文集，虽未能达到预先制定的1000种的目标，却也有了830多种。
第二，悉心整理已经抢救在手的文献。
抗战结束后，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一文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时间。”如果为之作注，这便是他在这段深居简出的日子里为手边的古籍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他写题跋，写札记，更在每天的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下对于版本及内容等方面的意见。仅以题跋为例，则有：《〈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一卷）跋》《〈秦词正讹存〉（一卷）跋》《〈艺风藏书再续记〉（一卷）跋》《〈素园石谱〉（四卷）跋》《〈百家词〉跋》《〈中国绘画史〉跋》《〈明季史料丛书〉序》《〈明清两朝画苑尺牍〉跋》《〈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字里行间融入了他数不清的心血。
第三，百折不挠为刊印古籍而努力。
《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搁浅了，郑振铎并没有灰心，他继续寻找机会为各种古籍的影印刊行而辛苦奔波。在他拟定的计划中有：《诗余画谱》（图录的一种）《书目丛刊》《应览堂丛书》《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明季史料丛书》《林琴南余集》《严又陵集》等等，甚至还包括卷帙浩繁的《中国百科全书》—“世界各国无不有百科全书之刊行。……惟我国仅于清末由某书肆印行一简陋之百科全书，迄今四十年，无继起者，诚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这是他的原话。尽管这张书目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问世者亦不在少数。郑振铎称这一成功为“天倖”，但同时他也坦言，自己的付出“大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郑振铎，1898年生。1919年，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期间，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与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并与沈雁冰、胡愈之等人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公理日报》。1928年，与钱杏邨、冯乃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为争取言论与出版自由而斗争。1932年，大型刊物《文学》在上海创刊，担任其主编；同年，与巴金、靳以等人在北京创办《文学季刊》。1936年，与鲁迅、郭沫若等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郑振铎曾经说过，他是一名“殉道者”。是的，他是一名真正的“殉道者”；他的“道”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正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奋斗不息的历史—“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以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史不能亡也，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
—郑振铎曾经说过，他是一位“疏狂者”。的确，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没有兵刃的拼杀中，郑振铎始终在“疏狂”着，他“疏狂”出了自己的骄傲，也“疏狂”出了自己的价值—“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编辑：魏 冉）
作者小传
陈虹，女，江苏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管文蔚传》《日军炮火下的中国作家》《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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