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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名的必要
《人民音乐》2007年第4期柳飞先生《“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一文开宗明义以权威或影响广泛的词书为据，一针见血点出“通俗歌曲”、“流行歌曲”、“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这四个音乐类概念，在不涉及器乐的前提下，“并没有多大差别”，是一组“同义词”。在他得出的结论基础上，我认为不妨进一步更明确地指出：这四个词指称的就是同一类歌曲或音乐。
英语“pop song”、“pop music”的“pop”是“popular”的缩略词。词源本义为“民众的”，由之衍生出“广泛接受的、普遍欢迎的”等涵意。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凡涉及音乐领域都普遍译为“流行（的）”。因此，中文的“流行歌曲”相当于英语“pop(ular)song”，并且源于这一英语词。上世纪八十年代，横空冒出“通俗”这个词取代音乐领域早已约定俗成的“流行”，与其说它是英语词“popular”的另一种译法，毋宁说它是从汉语“流行”直接衍生出来。如此取代，如柳文指出，目的在于和“流行歌曲”的黄色色彩划清界限。这样的处理模式很有中国风味，颇似我国报刊上曾用“待业”取代“失业”这个语词，以之剥落事情的敏感性。
但应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直到五十年代前，凡是市面上能见到的销路广、销量大、非学校用的歌本（歌曲集），人们都称其中刊印的歌曲为“流行歌曲”，书名中也常有“流行歌曲”这四个字；除此之外，常见的是“标准名歌”、“电影新歌”等字样，唯独从未见过“通俗歌曲”，甚至也极难见到有“时代曲”三个字。
二、“流行歌曲”的历史内涵与生不逢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除了不包括各级学校中老师教唱的歌曲（不妨笼统都称为“学堂乐歌”）、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歌曲、宗教歌曲、外国古典翻译歌曲、《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中翻译出来的庄重的歌曲（如《马赛曲》《星条旗》）以及抗战歌曲，可以说囊括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歌曲。“流行歌曲”产生与发展的科技历史背景是那个时代出现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强有力的传播媒介：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与兴盛；留声机与百代、胜利、丽歌、高亭、大中华牌唱片的普及；收音机与广播电台的发展；以至街头路旁广播喇叭少不了播放“流行歌曲”的商业招徕。简言之，“流行歌曲”之所以能够腾飞，能够流行，依赖的一对翅膀是唱片和电影。
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蒙冤受辱最深，遭遇悖逆宽容与正义的不公正待遇时间最长的莫过于“流行歌曲”。“流行歌曲”之所以历尽坎坷、屈辱与折磨，其根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论述：
一是把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整整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黄色歌曲”，在二者之间划上全等号。其实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包括聂耳的全部歌曲作品，连《义勇军进行曲》《慰劳歌》《卖报歌》都算在内；还有冼星海的《热血》《黄河之恋》《夜半歌声》；贺绿汀的《秋水伊人》《春天里》《摇船歌》；任光的《渔光曲》《父母子女》《大地行军曲》（抗日战争中曾在国民政府军中普遍教唱）、《王老五》；高天栖的《母亲》《燕双飞》；许如晖的《永别了我的弟弟》；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以上作曲家除高天栖、许如晖外，其他都是如今音乐界耳熟能详的人物。从人物的名字看，从歌名推断，谁敢说这些“流行歌曲”是“黄色歌曲”？以上所举歌曲例子中有不少是电影插曲，还应该进一步明确说明，那个时代的全部电影插曲都属于“流行歌曲”。除了全部电影插曲外，那个时代社会上传唱的翻译歌曲或中文填词的外国旋律也属于“流行歌曲”，如早期的《花生米》《苏三不要哭》《爱之呼声》《大军进行曲》到后期的《小鸟伊人》《河上的彩虹》等等。至于经过艺术加工或再创作的中国民歌，如《锄头舞歌》《新凤阳歌》《新对花》《采槟榔》《卖杂货》《四季歌》《蛮荒之春》等等，都是“流行歌曲”中的瑰宝，弥足珍贵。
二是以“郑声淫”的传统儒家音乐观去看待深受民众喜爱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有别于京戏等传统中国戏曲的唱腔，比较易学易唱；没有京戏等中国传统戏曲宣扬忠孝节义的寓教于乐的传统，歌词大多直白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与民情；“流行歌曲”有别于学堂乐歌、国歌、校歌、抗战爱国歌曲，少有庄重与严肃，多有轻松与自由。一般说来，“流行歌曲”在旋律、节奏、和声、曲式、配器、风格以至歌词都有外国特别是西方音乐与文化影响的痕迹。中国的新老夫子们听“流行歌曲”听不顺耳，把“流行歌曲”视为“郑声”，听其声而觉其“滛”，并极力抵制、排斥与攻击，称为“黄色歌曲”，这是完全“合理的存在”，可以理解，也可以谅解。
三是流行歌曲的生不逢时。“流行歌曲”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音乐史的必然现象，是中国音乐一大层面的进步、革新与现代化，也是无法阻挡的世界潮流里的浪涛。然而，它却在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环境，出现在中国这块有自己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土。那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凌辱中国的时代，也是一个天灾人祸频仍、内忧深重、爱国志士纷纷奋起救亡图存的时代。“流行歌曲”在那样的时代又发源于上海：那个时代的上海，虽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在亚洲比日本更开放，比东京似乎更风光，却浸染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市场竞争的剧烈与无情，推动商业的认真改进，从而波及文化艺术，促使它倾向多元化发展。
时代如此，环境如此，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把流行歌曲视为异端。中国古来重视音乐教育与教养，孔子时代教育的主要学科“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的重要性仅次于“礼”。但是儒家所倡导的音乐是促进礼教的教化性音乐，如“雅乐”，而不提倡愉悦性的歌曲，特别是情爱歌曲。指称这一类歌曲，汉语里熠熠煌煌备有“靡靡之音”这样一个英语中犹未见而中国人使用频率却很高的特殊成语。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认为，纵情“靡靡之音”的君王与民众其国必乱必亡，因为“靡靡之音”使人萎靡，引人颓废，诱人淫荡。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上海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全国的街头巷尾可以听到民众唱“流行歌曲”，其中的《妹妹我爱你》《毛毛雨》《桃花江》《何日君再来》《特别快车》等情爱歌曲如同穿三点装的名模，入耳映目，更是恼人气人。再加上中国历史文化中早有明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韩非子·喻老》），因而在中国社会里，自然会形成这种观点：应该取缔全部“流行歌曲”，堵住即使是小小的漏洞，才能防止道德沦丧，才能避免斗志涣散，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抗战胜利。取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你可以骂我唱黄色歌曲，我可以笑你太古板落后。五十年代以后，情况大变，人们树立了阶级观念，全部“流行歌曲”于是鸦雀无声，而革命歌曲高唱入云。聂耳的歌曲没有几首可唱；冼星海的三首重要电影插曲销声匿迹；贺绿汀的《天涯歌女》《四季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听到，《春天里》《秋水伊人》在八十年代以后才难得几回闻。这三位党内作曲家的“流行歌曲”竟也不同程度地被扫地出门，其他党外作曲家和他们的作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柳飞先生文中指出：“流行歌曲”不就是流行的歌曲，如革命群众歌曲虽也流行，不能称为“流行歌曲”。我认为所言极是，因为歌曲的类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如上文界定，不包括学校、宗教、正式礼仪和古典音乐会场合咏唱的歌曲以及抗战歌曲，却囊括全部电影插曲以及电影插曲以外的社会上流行的原创歌曲，翻译或填词的外国歌曲和经过改编或再创作的民歌。更严谨地说，“流行歌曲”还搀杂了一些儿童歌曲，如《警钟》《雁群》《掌上珠》，以及一些也适合经过正规训练的“洋嗓子”歌唱的艺术歌曲，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父母子女》《夜半歌声》《海燕》《香格里拉》等。
三、“黄色歌曲”这个语词应该寿终正寝
综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流行歌曲”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应该是：
1.旋律优美动听，又易学易唱。音域不宽于C调6至2（a至d2），再宽不能宽于C调的5到3（g至e2）；没有或少有转调；半音只偶尔出现在此一音域中按主调唱名法唱的fa的高半音；曲调以C、D、F、G及降B调大调为多；也有在上述音域内的小调。带有中国音乐特色的五声音阶，如黎锦晖的大多数歌曲，很受人们欢迎；以徵调曲式写成的歌曲，如《月亮在哪里》、经加工的古曲《苏武牧羊》，唱者甚众，且久唱不衰。
2.节奏以四四拍、四二拍、四三拍为主。爵士、华尔兹、探戈、伦巴的节奏，或强弱分明，或轻快，或优美，或热情，或强烈，或新颖奇异而极易为青少年全盘接受，并曾经完美融入中国“流行歌曲”，实现了本土化的要求。如果我没记错，历史上最早是吴村用探戈节奏写出电影插曲《春之花》，词作者的歌词也很高雅，珠联璧合。其后最有名的探戈名曲是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不仅旋律非常动听，词作者的歌词之高雅如同《春之花》的歌词，都是植根于中国三千年古典诗歌深厚的土壤，比之于西洋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其歌词意境高雅得多。
改革开放的年代，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张丕基作曲、带有探戈节奏的《乡恋》，由李谷一在央视成功演唱而轰动一时，深受没有先入之见的听众欢迎，却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指责。所谓“有识”，我指的是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黄色歌曲”这个概念或语词。改革开放前五十年代里，挟强大的政治压力指责流行起来的电影插曲《小燕子》（如今小学生百唱不厌）、《九九艳阳天》（如今小青年唱了又唱），也是这些“有识”之士。《乡恋》之后，我再没有听见探戈第二曲的出现。写此文的此时，我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严华写的《叮咛》，还想到那时代电影《苏三艳史》在古装戏中竟然引进带探戈节奏的插曲《心头恨》，这两曲探戈问世后，却从国内唱到南洋各地。
用伦巴节奏或色彩写成的“流行歌曲”，在历史上值得一提的至少有陈歌辛的《秋的怀念》《歌女之歌》和梁乐音的《笑的赞美》。
至于带有爵士乐节奏的歌曲，如《扁舟情侣》《慈母心》《夜上海》等等，数量大而不胜枚举。
3.和声和乐器的应用很能激发愉悦的美感。不管是欢歌还是悲唱，配器独特而产生的和声色彩，特别是其间带有受越剧、评剧等中国戏曲影响痕迹的“过门”和旋律，都使人感到欢欣而有美的享受。如《月圆花好》《拷红》《一片痴情》《钟山春》《不变的心》以至早期的《毛毛雨》，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4.歌词有不少雅词丽句，但大多是口语俗话。主题大多是直白表现爱情、亲情、友情与民情。绝大多数歌词都用语通俗简单，词句多有重复，易记易唱。
有关雅词丽句，前文已有涉及。有关口语俗话，除见于《毛毛雨》《送大哥》等民歌外，黎锦晖创作的许多“流行歌曲”都是例子。“流行歌曲”的魔力首先在于旋律。我在海外未上学前竟然和许多大人一样，除了喜爱聂耳的《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外，也很喜爱黎锦晖的《妹妹我爱你》《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谢谢毛毛雨》等歌曲。至于这些歌曲今天是否可以退一步视为庸俗歌曲，我个人的见解是：
1. 就歌曲的旋律而言，被认为是高雅或庸俗，只和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美感有关。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对一般人而言，只是觉得“好听”而已。“流行歌曲”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好听”以及“好听”到什么程度。
2. 歌曲的庸俗与否完全取决于歌词。歌词以口语俗话写成，表露情爱直白而未涉淫荡，风格诙谐逗趣，往往被人视为庸俗。所谓“往往”，表明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价值取向是“贬”则称“庸俗”；价值取向是“褒”则称“通俗”。这与道德无关，与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有关。发生争论，处理的态度应该是宽容和相互尊重。
如上云云，评价“流行歌曲”品位高低的比较客观的标准应由一个群体对参赛者的歌曲进行比较，首先必须找出最好听的，评为“最好听的歌”，同时评出“词曲俱佳之歌”。词的评价在社会多元化的情况下更易引出分歧，分岐有可能使悦耳性较差的歌曲推向顶峰，这违背歌曲首先是音乐而不是文学这一根本原则。
“黄色歌曲”这个概念或语词的出现，植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过分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中国历史上亡人国者不是女人，更不是音乐，而是君王的专制制度，君王的所作所为。希特勒法西斯制度下凶残的盖世太保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里的屠夫之中，不乏有高度音乐教养、崇拜贝多芬的人物，他们并没有“使人类的灵魂爆出火花”，而是个个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行文至此，应该可以从综合这一节文字里的观点得出结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各个社会领域都正在与世界相应的领域相互接轨、相互交融的中国，在社会文化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为了中国“流行歌曲”事业的顺利发展，应该从今以后在音乐生活中摒弃“黄色歌曲”这个概念。
四、“流行歌曲”蓦然柳暗花明
上世纪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前，“流行歌曲”虽受民众青睐，社会主流却白眼对待，冠以“黄色”而加以排斥。五十年代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使“流行歌曲”在劫难逃而横遭灭顶之灾。八十年代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国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历史。同世界各国的广泛接触与交往，经济的发展与人民逐渐摆脱赤贫而进入小康，再加上华侨华人提供外界信息，展示各种不同的观点，中国社会不断趋向多元化发展。“流行歌曲”从港、台回归大陆母家，邓丽君接替了周璇，港台的男女歌星被利益驱动，纷纷风尘仆仆来到大陆演唱。利益驱动也复活了大陆本土的“流行歌曲”，却因避黄色之嫌，将之易名为“通俗歌曲”，造成音乐生活中概念的混乱。
历史毕竟要走上正道,并且总会走上正道。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说：“我比较喜欢的名词便是‘流行音乐’。”表现出理性、科学、宽容、坦荡荡的气度。“改革开放”以来写出的歌曲曲曲动听而国中和者甚众的谷建芬，是我们这个时代“流行歌曲”的作曲天才，她见证并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歌曲”成长与发展的坎坷。毕竟，中国如今年轻的一代已经成长，他们对“流行歌曲”不存偏见，也不是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最早打开禁锢“流行歌曲”铁闸的我记得是1985年前后央视的《九洲方圆》节目，其后北京广播电台、央视也不断有青年人尽最大努力播放、播映被埋没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如今，流行歌曲开始走上正道。
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开始增设流行音乐评奖。这个决定是历史性的一锤定音。从此“通俗歌曲”、“通俗音乐”回归“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在音乐领域中只用“流行”这个语词以对应于英语的“popular”，同时也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流行歌曲”接上了轨，避免今后在音乐生活中，在史的研究上，因割断历史而产生困惑，造成混乱。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就好确定。
李锦秀 北方工业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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