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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辉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中国古代诗文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史部零散叙述到史部专论文，再到集部专论著作的三个阶段。其实从第二阶段开始，古人就已经产生了建构以史为纲的文学批评意识。今人吴作奎《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研究》一书将史部文献分为史传、史赞、史志体三种文学批评文体，其中最为人知的史体文学批评,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属于史赞体文学批评，紧接着就出现了钟嵘《诗品》及刘勰《文心雕龙》等这种文学批评专著。前者是史部文献进行文学批评的范式，而这种批评范式随着史学的发展和诗文评专著的出现，不再以专论的形式出现在史书中，而是逐渐散入列传，变成史传体文学批评，彼此之间没有连续性。史书的编撰无疑是史学本位，文学批评的内容只是史书的附庸，故后代史书中的文学批评很难具有如沈、萧二论的系统性。后者则为后世文学分体批评专著的滥觞，例如诗话、词话、文话等。虽然出现了诗文评专著，如我们所见，除了《唐诗纪事》《宋诗纪事》《元诗纪事》《诗人征略》《全闽诗话》《全浙诗话》等这类诗传型诗文评专著，其他的大部分诗话、词话、文话都不具备史的维度。如果拿诗话与沈、萧二论对比，显然，诗话中史的意识远不如沈、萧二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诗话的编撰是以文学为本位，史的意识自然也就退居其后。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文论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批评文体。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文论诗”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批评文体，即“以诗论诗”的论诗诗。“‘论诗诗’的雏形可以上溯到《诗经》产生的时代，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则是以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的出现为标志的。”[1]关于论诗诗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论诗诗不仅包括以“论诗”命题的诗作，还包括诗题不以“论诗”命名而内容为论诗的诗作，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等，及以“读某诗”“题某诗集”“学诗诗”命题的诗作。而狭义的论诗诗则仅指诗题带有“论诗”的诗作。这样区分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辨别诗人的创作意图，例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题目没有“论诗”而有“戏为”二字，可知为游戏之作，在创作意图上与后代标题为“论诗”的诗作在态度上明显不同。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所著《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书、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
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2]冠有“论诗”的诗作就属前者，诗人往往想通过这些作品对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影响。再者，如宋人的《学诗诗》在内容上也是论诗，但创作该诗的出发点是“学”而不是“论”。“论”和“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别，即“论”的内涵远大于“学”：论可以涵盖作家论、创作论、批评论，而学的侧重点在于诗的创作论，偶尔涉及批评论。而且“学”主要是自身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于诗歌创作发展的流向没有明显的干预意图，所以与前者不带“论诗”二字的诗作一样，属于“无意”的史料。区分论诗诗的广义和狭义概念，有助于分析这种批评范式史、文之间互相渗透的四维建构，故特此说明，且本文论及的论诗诗均属狭义。
文学研究无法脱离史学而进行是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为此，诗人有时也兼有史家的身份，例如在编撰诗传型诗文评专著的时候。清人沈德潜早已洞悉了这种现象：
是集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故有建竖功业讲明理学而诗不存者。文正(汤斌)为国朝第一流人，而韵语葩流，温温蔼蔼，洵为德人之言，因亟登之。[3]
沈德潜解释了《清诗别裁集》不录功臣、理学家诗作的原因，即该集重文，旨在“以诗存人”，表明了自己主要扮演诗人的角色，而不是史官。此外，钱泳《履园丛话》中有更为明白的阐释：
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诗，以诗存人者。以诗存人，此选诗也；
以人存诗，非选诗也。[4]
钱泳将重史的诗传型诗文评体例称为“以人存诗”，重文的称为“以诗存人”。论诗组诗这种批评范式，经过历代诗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与诗传型诗文评一样具有史学的纵向、横向观照和文学的创作论、批评论的四维建构，称之为诗传型诗文评的精简版也不为过。因此，论诗组诗也具有与诗传型诗文评著作的性质，“以人选诗”和“以文选诗”的体例对应过来就是“以人论诗”和“以诗论人”。下文将从文、史两个方面，来诠释论清代诗组诗的四维建构。
出现于唐代的《赋赋》以赋作为批评文体，性质与论诗诗同。许结教授在《赋学讲演录》中说：
(赋)首先介绍这个地方的山川名胜，东门怎么样，西门怎么样，南门怎么样，北门怎么样，它有多少市场，多少庙宇，多少府衙，各色人等，等等，这都是横向的，所以赋就是一个横体。在某种意义上，赋当然有纵向的秩序，但更重要的是横体。为什么讲赋是志书，大家可以看看，包括地方志，包括《尚书·禹贡》篇，词汇都很相近。那么纵体的性质更侧重什么？历史的意识。横体更侧重什么？现实的意识。[5]
同样的，论诗组诗这种批评文体，也具有历史意识和现实意识。在论论诗组诗史学的横、纵向维度之前，须明确此二维度的前身。论诗组诗的横向书写产生时间较早，典型之一即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主要针对诗人当代的文学现象而发。这组论诗诗中的“今人”“后生”“当时体”“尔曹”“凡今”等词，都鲜明体现了杜甫对诗歌发展的横向思考，体现了现实意识。此后，论诗诗的发展一直到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才出现了典型的纵向书写。总领组诗的第一篇原诗如下：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中疏凿手？哲教泾渭各清浑。
该诗很明确地表示要梳理汉魏以来的诗歌发展史，并从中找到诗歌的正体。组诗按朝代的先后，从汉到宋，每篇中穿插当代的代表作家进行批评，是典型的纵向观照，体现了历史意识。
杜甫《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是诗史批评二维度的典型之作，也是诗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论诗组诗。清代诗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更为详密的论诗组诗，甚至出现各种变体。他们不再就文学文本论文学，更加自觉地从史的角度对诗歌文本、诗人、诗歌创作现象等进行批评。因此，历史维度的建构成为了论诗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诗人的他们有时还承担着史家的角色。
1.横向维度
钱泳说“以人存诗，非选诗也”，并没有明确“以人存诗”是按什么标准选诗。袁嘉谷《卧雪诗话》云：
归愚《别裁》，以诗存人，不以人存诗，重诗也。诗话则有重人者，陆君墓表诸作，覃楚白孝廉宝珩起句云：“滇中父老谈勋劳，陆公杀贼运龙韬。泰西枪炮泄奇秘，百战身经胆气豪。”结句云：“于今五云黯无色，封豕当门很入室。壮士逝矣不复还，山川终古秋萧瑟。”昆明李月秋府经环裕句云：“鼓鼙一振，群贼潜逃。景仰先型，大树名高。”二君之诗，皆非佳作，其人皆十年旧交。覃工书法，李重人品，使不再借诗传之，恐姓名亦将没矣，余则何敢。[6]
可知“以人存诗”的诗传型诗文评著作要存什么人的诗标准不一，即可因工书法存其诗，也可以因重人品而存其诗，目的在于通过诗表彰某人的书法和人品或者其他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返回来看论诗组诗，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以其当代的文学现象作为线索进行批评，那么杜甫就是“以当代文学现象论诗”。此后，清人的横向论诗组诗除此之外还以当代诗集、当代作家、地域为线索进行批评。以当代诗集为线索横向建构的，如李必恒的《论诗绝句》二十首，其序曰：“论诗之作，言人人殊，要自取其性之所近而已。案头有今代诸名家集，偶一会心，满加题品，得如千首，惜无由尽读海内之诗耳。”他将今代的名家集排列出来，各题一首七绝。这些大家集，如《渔洋集》《西堂集》《竹垞集》等串联起来，就是一部极简的当代名家诗集书目，而诗的内容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当代诗学批评著作。
以当代作家为线索横向建构的，如鲍鉁的《论诗绝句四十首并序》，其序曰：“昔元遗山作《论诗绝句》，渔洋山人尝效为之。元诗有云‘今人合关古人拙’，无亦少陵‘不薄今人爱古人’意乎？虽不足与言诗，然以为古人今人同由斯道，苟诣其极，皆足流传不朽，乌可以时代优劣哉？古人不必重论，仅取国朝前辈诸公诗，就所闻见评骘，得绝句四十首。世有具遗山、渔洋之识者，当不诮余伧父耳。”鲍鉁不仅将当代诗家排列出来各题一绝评骘诗作得失，而且诗中的夹注具有清代掌故的史料价值。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7]
如第七首“鹤声一一终能辨，独漉光华藉未湮”下注曰：“昔有士人投诗卷于渔洋，渔洋取其乐府三篇。后见《独漉堂集》，则三诗皆其旧作，士人窃入行卷者也。渔洋笑谓陈元孝曰：‘一一鹤声飞上天，赖吾能辨之’。”此类即为今典，若作者无注，那只能由研究者花功夫去考察本事。又以相同形式论诗的宋咸熙《论诗绝句三十首》序曰：
冬寒键户，发近代名家集读之，既论其诗，间及其行事，得绝句三十首。虽不敢如王文简之规仿遗山，而旨述所在，要不能已于言。后之学者泛览词林，寻源达变，当不哂予妄下雌黄也。[8]
袁枚论近当代诗《仿元遗山论诗》序曰：“遗山论诗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怀人故也。”因袁枚未论其友周蓉衣诗，后又补作《周蓉衣因论中未及其诗有陶胡奴拔刃之意乃补三首以箴之》。陶胡奴即晋代陶范，拔刃事出《晋书》卷六十二：
(袁)宏赋(《东征赋》)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尝于曲室抽刃问宏曰：“家君勋迹如此，君赋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无？”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9]
论诗“间论其行事”“兼怀人”，乃至有欲借论诗诗以存名者，则论诗组诗虽然以“论诗”标题，但已经不局限于论诗，兼有存人、事的目的，史的意味也就更加浓厚。
以地域进行横向建构的论诗组诗较少，如杨知新《论本朝诗家及吾乡宗派得诗四首寄秋涛》，不按作家单篇分别评骘，而是将当地有名的作家放在四篇中穿插叙述。
当然，除以上四种外，还有以其他线索进行横向建构论诗组诗的例子，不赘。以上四种横向建构的论诗组诗，不难看出诗家已经跳出传统论诗诗的范畴，兼有怀人、纪事的史的意图，存在偏离文学本位的倾向。文学方面则有意要跳出古代的牢笼，试图以近、当代名家为线索树立新的诗歌创作典范。
2.纵向维度
论诗组诗纵向维度的建构发端于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自古及近梳理诗歌发展史并进行批评。《论诗绝句三十首》的论诗方式有两种，一为一篇之内兼论诸位诗人，如其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其三“风云若恨张华少”、其八“沈宋横流翰墨场”、其十八等；
一为每篇专论一位诗人，如其四“一语天然万古新”、其五“纵横诗笔见高情”、其六“心画心声总失真”等。这一种纵向维度的建构影响最大，创作数量也最多，但也并非一成不变。
清代不少论诗组诗虽然标题带有“仿元遗山”的字眼，事实上大部分只继承了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的专篇专论方式，但也有一定的创新。首先，其议论的纵向跨度从汉魏上溯至先秦的《诗经》，如叶绍本《仿遗山论诗绝句得廿四首》开篇“鲁国弦歌已渺茫”、况澄《仿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开篇“三百歌谣定起予”、李希圣《论诗绝句四十首》开篇“五字河梁出国风”、钟大源《论诗六十首》第二篇“三百流传孰嗣音”等，都试图去追寻诗的起源，并以之为诗歌创作的典范，与横向建构直接着眼于现实不同，大有以复古矫正今诗的意味。对于这种现象，马克·布洛赫称之为“起源的偶像”，他认为：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价值的判断而追寻历史的起源则更不足取。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2]
当然，不仅是上述所说的诗的起源，五言诗的起源苏李诗(且不论是否正确)、七言诗的起源柏梁诗(且不论是否正确)，诗人在论诗时往往加以崇拜。崇拜起源的原因如布洛赫所说，“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而论诗诗的作者大部分属于后者。如上所引况澄《仿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首篇全诗如下：
才人万卷富经畲，三百歌谣足起予。
下笔有神君看取，未知当日读何书？
该诗大有讽刺今人不读《诗经》及经部文献以致于作诗无神的意味。又如屈复《论诗绝句三十首》首篇云：
不溯银河问玉皇，人间江海总难量。
一言一点源头水，谁奉尼山一瓣香。
“人间江海总难量”意谓当今诗作好坏争讼不休，难以衡量，然后搬出尼山的“思无邪”作为准则。又如宫尔铎《读元遗山王渔洋论诗绝句爱其文词之工惜其所言尚非第一义漫成此作以质知音》首篇云：
雕肝镂肾苦搜求，风雅谁明第一流？
黜陟恪遵宣圣语，一言信足蔽春秋。
诗中言“谁明第一流”，又言“遵宣圣语”，立意亦同屈复。可见纵向论诗组诗的建构，其追寻历史带有某种现实针对性，并试图找出典型来加强说服力，不仅仅是《诗经》，其他经典诗作、著名作家也往往成为论诗家的论据。
论诗者又从断代、历代、地域等角度进行深度纵向建构论诗组诗。如陈浩《余编录明诗约存既竣病后偶检前人绪论得五言绝句二十首》为断代论诗组诗，每篇专论一位明代诗人，篇末均有小注，且二十五篇按所论诗人所处时代先后排列，涉及明代各诗派的代表性诗人。末篇自注曰：“编内所收诸家名作尚多，此特举以其尤著者”，则此二十五首亦可视为一部明诗发展简史。又曾燠《编江西诗征得论诗杂咏五十四首》为历代地域论诗组诗，论江西籍诗人晋代陶渊明至清代蒋士铨计五十四人，俨然一部江西诗学发展史。此外，谢启昆《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史的意识更为明显。《全唐诗·凡例》“序次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宫嫔，略依唐史序例”，明确了排列体例依从正史，故谢启昆在撰写论诗绝句时也按照其顺序排列。不管是《全唐诗》还是《全宋诗》，都旨在求全，是“以诗存人”，其中的“诗”不存在标准，所以这类总集的编撰是史学本位，而不是文学本位。以至于谢启昆的论诗绝句有时候变成了咏史绝句，例如宋高宗一篇：
六龙转辔渡江来，试探春风岭际梅。
越水南行花似锦，燕山北望雪成堆。
该诗完全没有论及高宗的诗作，只是一首咏史诗。可见，论诗者在建构组诗时，由于特定的因素，其诗人的角色有时会转换成史家。
1.论诗组诗创作论的建构
从上述史学部分可以发现，以史为纲的论诗组诗建构往往以作家为单位、以七绝为载体进行论述，导致创作论的书写受到极大的限制。为摆脱这种限制，论诗者只好放弃以作家为单位的建构方式，选用比七绝容量更大的诗体，如七律、七古、五律、五古。抛弃杜甫、元好问原有的横向、纵向建构的七绝论诗体式，意味着史的意识削弱，文学本位的强化。如钱时雍的《论诗三首》，原诗如下：
诗取道性情，亦必本经史。
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亦。
如何一世才，出语近粗鄙。
巷议并街谈，缀辑炫新绮。
村中演杂剧，考亭曾见訾。
末学类耳食，附和恐风靡。
安得操古琴，一洗筝笛耳。
陈思好讥弹，少陵勤改定。
无矜万篇富，每争一字胜。
心虚知律细，勿但倚豪横。
自负或过高，古人谬嘲评。
妍媸莫假借，胡乃昧心镜。
羊质而虎皮，浮夸适为病。
世有识曲人，欲与共相证。
高卑辨诗派，升降系世风。
唐宋不分界，此论殊未公。
譬如王者贵，被服垂山龙。
陪台有十等，岂可比而同。
得毋所习遍，护短虑见功。
歧途慎趋响，学上乃得中。
法藏推正眼，吾取沧浪翁。
第一首认为作诗内容要本性情，语言要雅驯。第二首举例说明要作好诗的关键在精炼字不在富篇章，要虚心学习，戒豪横，戒浮夸。第三首告诫学诗者学诗要学大家，不然会误入歧途。三首各有主题，就诗论诗，有如《文心雕龙》的《宗经》《炼字》《征圣》(“圣”这里指大诗人)。又如周文禾《论诗二十五首示某生》首篇：
古之作诗者，皋陶为之首。
遥遥一千年，元圣振于后。
日月丽中天，星辰拱北斗。
是具真才情，雅颂昭九有。
言志探其源，独有伯夔后。
三百定宣尼，无邪一言剖。
苍昊及黄舆，斯义垂不朽。
递变无终穷，琴弦雅瓦缶。
河源发昆仑，日夜向东走。
下流逝莫当，上溯力难﨣。
游艺穷典坟，吐词即琼玖。
登峰造其巅，慎毋安培塿。
单篇追寻诗的起源，然后指出“下流逝莫当”的问题，再搬出“游艺穷典坟”的创作宗旨。第二篇“铸词祖周易”，专论遣词，第三篇“韦孟讽谏诗”，专论诗的讽谏功能，第四篇“所以戒剽窃”，专论作诗模拟之习，余下每篇都有诗歌创作的专论主题，不赘。最典型的创作论组诗莫过于阮焱的《论诗》十首，首篇如下：
作诗法固广，相题不可无。
山人曳草履，贵人衣轻裾。
苟其服不称，表里相悬殊。
涉水驾轻舟，遵陆乘高车。
利在有攸往，各视其所如。
篇末自注“相题”，即该篇专论作诗切题的问题，用舟车、履裾两个比喻来说明诗歌内容切合题目的重要性。再看第二篇：
自作文坛帅，布局如布阵。
或临敌制奇，或拥兵坐镇。
楸枰分黑白，一著不能进。
剑锋经陶铸，破竹由迎刃。
即此以例彼，心心总相印。
篇末自注“布局”，用遣兵、下棋两个比喻来阐释作诗布局的必要性。剩下的八篇体例相同，分别论述作诗的“遣辞”“和声”“润色”“去陈”“率真”“尚曲”“居易”“崇厚”，基本囊括了作诗技法的方方面面。综上，由于创作论具有论说性质的原因，论诗组诗不得已跳出以作家为单位、以七绝为载体的传统模式，使论说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2.论诗组诗批评论的建构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以及批评活动本身，都是文学批评的对象。”[10]但从文学批评的实际上看，批评家的批评往往不会孤立地考量单一对象，而是综合四种对象进行全面评估，比如论诗组诗。清代论诗组诗受元好问的影响极大，大部分的论诗组诗就算题目不以“仿元遗山”命名，仍然是以作家为单位、七绝为载体进行建构，以冯廷槐《论诗十首示谢文伟陈初山》(缺末篇)为例，其一为总论，其二如下：
五柳先生旧葛巾，吟诗终日不知贫。
篮舆懒入莲花社，大半诗人诗酒人。
专论陶渊明，其余七首体例同。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给出了杂论、专论两种典型结构，不管诗家采用哪一种论诗结构，他们的主要批评对象一样是作家。我们知道，文学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如马克·布洛赫所说：
一个社会按照自身的需求来重新改造人们栖身的大地，任何人都会本能地承认，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一个显要的行当的盛衰也同样如此。从以上这个地形学的典型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状态，要作出解释，两门学科便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另一方面呈转变状态，当我们以结果尚未确定的唯一例外来描述一种现象时，它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以一门学科来取代另一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历史学的介入呢？显然是人的因素。[2]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文学史的创造者即是作家。因此，文学批评家抓住文学史上关键的作家(即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作家)进行批评，就基本把握住了文学发展的脉络及特点。论诗诗的作者以诗作为批评文体，与一般以文作为批评文体的批评者不同，在篇幅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更不能不以作家为主要的批评对象，这样才能对诗歌文本、诗歌发展有更加宏观且客观的把握。
清顾嗣立《论宋金元明诗三十首并序》自称“偶有所得，辄效遗山体吟成一绝”，读其诗作，确实兼有元好问论诗绝句专论、杂论的两种结构。杂论如其六：
张晁黄秦解说诗，生平只一子由知。
蛮村海外添奇思，嬉笑多于怒骂时。
该诗将“苏门四学士”与苏轼的诗作做比较，指出际遇对诗人创作的作用，且认为苏轼诗作的风格以谐谑为主。又如其七：
优孟衣冠搃不真，生吞活剥学黄陈。
少陵自有如神笔，肯授西江社里人。
批评宋末诗人模拟黄庭坚、陈与义的文学现象，认为徒事模拟，并不能学到杜甫诗的精髓。批评对象为文学现象，又兼及作家。又如其八：
万首吟成卷海风，尤杨范陆出群雄。
后生不解分工拙，漫说诚斋与放翁。
批评南宋诗人只学“中兴四家”中的陆游与杨万里，忽视了其他两家。“不解分工拙”则分陆游、杨万里的诗为拙，尤袤、范成大的诗为工，批评当时诗人学拙不学工的现象。该篇同上，批评对象兼及作家、文学现象。专论如其三：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不似江郎句子好，可能点铁慰梅魂。
自注曰：“江为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君复易‘疏’‘暗’二字，遂为千古梅花绝唱。”指出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流传千古主要归功于江为诗有“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句江为原句已属不差，林逋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点铁成金”，使其好上加好。该篇的批评对象为作品。又如其十三：
长庆余风犹未颓，一篇一咏亦悠哉。
水光岚气无人管，付与西岩笔底来。
“西岩”即宋末刘汲。关于刘汲诗闲适的风格，顾嗣立认为上接唐代元、白。“水光岚气无人管”一句注云“一时传诵”，诗中称“无人管”“西岩笔底来”，即谓此等句子非刘汲不能道出。该篇则批评作家兼及作品。顾嗣立《论宋金元明诗三十首并序》中其他诗作的论诗方式大抵相同，不赘。
顾嗣立的以作家为主要批评对象建构的论诗组诗，并非个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再看那兰长海的《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八首，其二：
五官才调比陈思，那得应刘许并驰。
真是才华倾八斗，国风初变建安诗。
“五官”指曹丕，曾任五官中郎将，“陈思”“应”“刘”分别指曹植、应瑒、刘幹。曹氏兄弟诗文孰优孰劣的问题，肇端于钟嵘《诗品》，一直延续到近代，总体倾向于曹植诗文优于曹丕(参看王亚洲《历代诗文论中的曹丕、曹植诗文优劣之争》一文)。那兰长海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曹植做到“国风初变建安诗”而曹丕却不能，因此曹植不愧“才倾八斗”的称号。即该篇是针对之前认为曹丕才华高于曹植的论断而发，可视为对批评的批评。又如其四：
古风浇薄自兴悲，广武凄然有所思。
谁识阮公忠愤语，不难情测咏怀诗。
首联典出《晋书·阮籍传》：“籍曾登广武，观楚汉交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刘勰评阮籍诗“阮旨遥深”、《文选》卷二十三李善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那兰长海结合广武典认为阮籍影射司马氏为刘备，判断阮籍《咏怀》组诗为忠愤语，从而批评前代阮籍诗旨“遥深”“难以情测”的批评。又如其五论嵇康及其诗云：
龙性谁云不可驯，隽才伤俗合藏身。
长吟目送飞鸿语，自是风尘以外人。
“龙性”出自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龙性谁能驯”，飞鸿语出自嵇康《赠秀才入军·其十四》“目送归鸿”。由诗及人，判断嵇康为“风尘以外人”，即批评其作品又批评作家的个性。组诗内的其他篇章也大抵是围绕着作家展开多方面的批评，比如作家之间的继承关系、诗风的递变、作家的风格、诗作的品第等。清代的其他论诗组诗基本上也是这样建构，不赘。
论诗组诗发展到清代，已经具有稳定的结构，并且呈现出强化史学与文学交互的特点。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建构论诗组诗，都有存人，或者干预诗歌史发展流向的意图。其次，受到传统论诗诗载体七绝的限制，只能围绕作家进行文学批评，若要论诗的创作，只能舍弃七绝，使用篇幅更大的古体或者七律作为载体。由此，文学本位的论诗组诗与史的意识相互作用，形成横向、纵向、创作、批评的四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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