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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兴
所谓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自其出现之际起，争议便如影随形。抗战时期，“停滞论”更被别有用心的人士发挥，以论证日军侵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维度，对这一观点予以有力驳斥。时至今日，“停滞论”虽基本被否定，但它仍不时披着新的外衣暗藏于各种理论学说之中。我们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需要借鉴以往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经验，断不可被“停滞论”迷惑而不前。
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就提出元代以后中国社会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种观点在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在西方社会形成了很大影响力，近代以来更是伴随着坚船利炮传入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停滞”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关注与争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讨论聚焦到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革命对象和方法等与中国革命出路密切相关的议题上，由此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要考察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则需理清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的发展情形及其规律，“中国社会是否长期停滞”问题由此进入争鸣范围，并成为社会史论战的核心议题之一。
当时，陶希圣是主张“停滞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中国自西周以后便长期“停滞”。国内外学者对造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作出了诸多解释，有坎托罗维亚的“人民起义论”、李立中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循环论”、刘兴唐的“农村公社论”、莫菲斯的农民暴动周期性破坏所造成的“历史循环论”，等等。但这些观点，只是用静止的、局部的视角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无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结构、性质和面貌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准则。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史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实际，对“停滞论”展开了有力反驳。
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未直接回应“停滞论”，但他对中国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时，已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的发展情形，提出尽管在政治组织层面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封建体制并未变革，然而在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封建社会则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当时，专门撰文批驳“停滞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有邓拓、翦伯赞、嵇文甫等人。邓拓在《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冬季号)中指出，所谓“停滞”只是说它的发展极度迂缓，但这种迂缓还是在发展，不是辗转不进的循环，更不是反复，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绝不是说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始终没有变化。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载《时代论坛》第1卷第8期，1936年7月)中，邓拓进一步阐述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迂缓的原因，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旧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内部坚固的小规模经济体，以及手工业不能独立发展等。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1938年版)中讨论了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就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他认为：第一，这一提法没有科学性，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是停滞在同一水平上，而是经常不断地在发展中，只是发展速度比之西欧较为缓慢；
第二，历史学家应当不为政治形态所迷惑，要能够深入到这一时代社会经济的本质中去研究。嵇文甫也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说”的观点是违反进化论的，拿“停滞说”来非难长期封建论是没有用的。他不赞成“停滞说”的理由，一是中国2000多年来没有走出封建社会，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2000多年不变或停滞不进，因为在封建社会范围内尽有变化，尽有进步；
二是所谓“停滞”，其实只是进步迟缓，并不是真停滞(见氏著：《对于长期封建论的几种诘难和解答》，《食货》第5卷第5期，1937年3月)。总之，“停滞论”无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实际，其结论势必令人无法信服。
整体而言，此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成就，以此批驳“停滞论”的错误性。政治方面，中国传统封建体制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对民族团结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行政机构和治理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和完善，由此提高了国家治理水平。经济方面，得益于小农经济和大量私田的存在，外加地租和赋税制度的不断改进，不管是中国粮食总产量，还是农业收获量与播种量的比值，均长期居于世界前列。文化方面，中华古文明在封建时代继续发展，独领风骚，一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不仅没有被中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载体和内涵，促进了国家繁荣兴盛和长治久安。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及其后续争论，蕴含着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核心争论之一——中国社会是否长期停滞，既是学术问题之争，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若干重大原则问题的斗争。一些持“停滞论”观点的人，表面上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立场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观点荒诞离奇，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严厉批判。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一边加紧军事部署，妄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边不断培养在学术舆论界的代言人，以制造意识形态上的攻势，宣扬日军侵华的正当性。1937年，日本出版法西斯主义学者秋泽修二的《东洋哲学史》，次年又推出《支那社会构成》。二书在歪曲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论述的基础上，不断宣扬中国社会存在“亚细亚式的停滞性”，并断定鸦片战争创造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转机”，从而引申出“日本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状态的主要动力”。秋泽修二的观点具有浓重的殖民性和侵略性，旨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提供理论依据，是抗战期间日本御用文人反动社会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典型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及时对秋泽修二的观点进行严厉批判，由此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停滞”问题论战的新高潮。
在对秋泽修二观点的批判中，最突出的是吕振羽。秋泽修二对中国史的分期，构成了他论述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的基本前提。他认为，中国殷商时期是氏族社会、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奴隶社会、汉到唐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唐代到清朝末年是封建社会，并特意指出从秦汉到唐代的中国社会中“奴隶制和农奴制，以相互制约的特殊方法，相互关连着，相互缠绕着”，即中国社会存在着“千年过渡”。显然，这一观点别有所指。1940年3月，吕振羽在重庆撰写《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载《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1期，1940年5月)一文，指出秋泽修二关于中国史的分期，是以偏概全，存在着严重错误：首先，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而非氏族社会；
其次，秦汉社会制度“本质上，甚至连形式上也没有显明的变化”，春秋战国以后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农民，这才是社会的本质，奴隶只不过是这一社会面貌的残余现象或补充，因此秋泽修二不但拿部分现象去夸张，把本质放到“彼岸”，而且拿部分去概括全部，以残余作为主要。吕振羽认为，秋泽修二所谓“农村公社的存续、残余”“作为中国农业必须条件的人工灌溉”“集权的国家的经济支配”等阐述，无非是在否定革命阶级的创造作用；
在方法论层面，秋泽修二所秉持的“以资本主义的或法西斯主义的‘集权’尺度，去衡量中国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的‘集权’形态”的方法，也严重缺乏科学性。1940年7月，吕振羽又撰写《“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载《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一文，进一步对中国社会“停滞论”展开总清算。秋泽修二判定“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即“亚细亚的停滞性”的根源，是“专制主义及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吕振羽认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在历史的具体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对的”。在吕振羽看来，中国及其他文明古国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较迟慢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但绝不能给予这种比较迟缓的进程以“停滞性”的规定，这背离了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因为历史唯物论只规定人类社会在一种合法则性的规律下有一般共同过程，而未规定相同历史阶段一定要经过相同长短的时间，更不能否认世界史各部分都有其特殊性。史学家既不能忽略，更不能夸大这种特殊性。吕振羽还分析了中国社会所受“迟滞作用”的主要和次要条件，其主要条件在于“大量人口的不断他徙，同时使社会内部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得到消纳。这又阻滞着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和商品市场的扩大”，进而总结中国社会在较迟缓的发展进程中，没有静止、退化、复归或循环，而是螺旋式前进。因此，秋泽修二所谓的社会“停滞性”导致中国自然科学和哲学不发达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稍后，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载《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1941年9月)、华岗《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载《群众》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2年7月)，在严厉批判秋泽修二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造成中国发展迟缓的具体原因。李达提出，所谓“停滞论”，背后是想说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以致成为落后民族，变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他认为，从西周初年到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明显的，造成中国社会迟缓发展的因素在于“频繁之战乱”、“封建之力役”、“封建的剥削”、“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封建的政治机构”、“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及“科学的不发达与儒家学说的影响”等。华岗直言，秋泽修二的用意无非是要从“暴力史观”与“外铄史观”的理论基础上，得出日寇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攻打中国是“圣战”的反动结论。他强调，把中国历史看成没有丝毫变化与进步的停滞状态绝对不符合客观实际，但要真正透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所以阻滞的基因和真实，还必须对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作进一步探究。他认为，阻碍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土地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中国地主经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三者的强固结合”和“中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华岗《评侵略主义者的中国历史观》(载《理论与现实》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甚至指出“秋泽简直是有意和中国历史开玩笑，因为他完全不顾时代的条件，把一些已经死灭的过去现象拼命栽植到现代中国身上，或加以毫无根据的夸大和渲染”，“秋泽的历史理论……正是法西斯的暴力史观的阐扬”。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秋泽修二“停滞论”的批判，不仅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蕴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迎来发展契机，马克思主义史家意识到“努力建设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的重要性及紧迫感。在民族存亡之际，吕振羽等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保持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强大的理论战斗能力，彰显社会担当，不断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国、历史及民族话题体系建构工作贡献力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宣告了秋泽修二等人鼓吹的“停滞论”彻底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若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1950年，范文澜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载《新建设》1950年第3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主要还应向社会内部去探求。易言之，应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本身的生产方式，从农业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破坏、工业生产力发展迟缓这三个角度去考察中国封建制度长期延续的原因。同年，翦伯赞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收入氏著《历史问题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强调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很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停滞，中国的封建社会依照它自己的基本规律不断向前发展。此后，吕振羽、侯外庐、杨向奎、尚钺、王仲荦、束世澂、徐旭生、胡如雷等参与讨论，形成了论辩高潮。这一时期，由于更多论辩者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注重史论结合，因此不管是在讨论文章的数量方面还是在讨论的深度方面，都较此前有显著提升。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又再度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学者们侧重从农民战争、外部游牧民族的侵扰、地理条件、小农经济、地主经济、封建经济结构、封建政治制度、封建意识形态等视角分析讨论。中国学术界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封建社会不同阶段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框架下，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得以被充分展现，中国近代化道路背后的动力因素得到充分讨论。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在所谓“西方中心观”或“种族主义”的影响下，对“停滞论”作出了新的解读，譬如“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论”、“传统—近代论”、“东方专制主义论”等。这些表述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蕴含着重申“停滞论”的倾向，不仅暗示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产生类似西方社会那样促进生产发展并带来近代文明的动力系统，而且指向中国近代化的动力只能“依靠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来提供”。由此产生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论”、“过密型商品化论”、“有增长无发展论”、明清社会“倒退论”和“衰落论”等，可以说无不都是关于“停滞论”的重新表达。例如“高水平均衡陷阱论”，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在宋代就已达到很高水平，自宋以后，便趋于停滞，到明清时期，虽然表面上有量的变化，但无本质发展和突破；
形成这种“陷阱”局面的原因在于，一是农业高度密集化，发展到最高水平，因此生产力难以有所提高，二是人口过多，由此导致土地等诸多资源不足，资本无法积累，生产和消费都达到了最高水平，社会经济便陷于停滞不进的状态；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这种“陷阱”才得以被破解，这是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这些理论的背后，反映了一些西方学者蓄意以欧洲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特点为准绳，反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方法及基本认知，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革命必然性的正确论述。对此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尤其是在当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停滞论”沉渣泛起，妄图抹杀民族复兴的历史基础，故而我们更应坚决予以破除。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见解同样适用于历史研究领域。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版)“自序”中呼吁：“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亦提到：“问题不是单从理论宝库中搬弄文句所能解决，而要从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上，从人类的实践中，先进阶级和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出和考验正确的结论，确证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积极批驳“停滞论”的过程中，既注重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之中加以考察，又重点阐明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在中外历史对比中总结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基本特征和阶段特点，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认知和理论观点。我们不仅要认真总结和高度肯定，更要加以继承和发扬。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停滞论”的批判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系统考察，给予我们重要启示，那就是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考虑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掌握本国历史话语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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