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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筝，芦 猛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等，同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是乡村善治的核心。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聚焦“三农”工作，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1]。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背景下，将农民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的视角引入到基层治理的研究中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治参与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是善治政府的一大特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变量[2]。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现主权在民的必要条件，是实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基础，是造就人民公仆的重要机制[3]。政治参与的核心内容是选举制度与选举行为。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政治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一种参与形式，是“很大一部分公民参加的唯一政治行为”[4]。当前我国制度内的政治参与行为主要是选举投票，包括城乡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投票和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等。农村基层选举投票作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对农民表达合理诉求，维护合法权益起着关键作用。农民的选举政治参与，不仅是基层民主的表现，更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突破口。结合我国农村的政治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本研究以农民基层选举投票作为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研究主体，以“选举参与”作为衡量政治参与的指标，将政治参与行为的内涵界定为选举政治参与。
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的变迁给农村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往的“熟人社会”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农村的普及率不断上升，农民互联网的使用频率日益提高。农村社会日渐受到新媒介的深入影响，技术赋权下农民的自我表达等方面都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根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2.97亿，占网民整体的29.4%，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6]。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使用不仅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更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媒介使用也为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
媒介使用行为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支持“媒介妨碍论”和“媒介效果促进论”的学者莫衷一是[7]。悲观主义者倾向于媒介的使用会阻碍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而乐观主义者则认为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会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以CGSS2017的有关数据为依据展开研究，通过考察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
国外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在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下，亚里士多德从人性的逻辑出发，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权利政治观下，从洛克到霍布斯再到孟德斯鸠，都对公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论证。卢梭主张直接民主制，提出人民主权说。在折中调和的民主政治观下，密尔形成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到20世纪中后期，以政治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念兴起。亨廷顿和纳尔逊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最重要的内容，社会稳定要靠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来实现[8]。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公民参与在民主制度中被赋予了重要地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发展和通讯工具的进步，公民拥有了多渠道的参与途径，公民权力生长，政治参与的内涵逐渐拓展。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治极化日趋严重，人们的政治态度趋向政治光谱的两极，分歧较大，甚至严重对立，中间温和的政治态度减少[9]。公民权力生长与国家政治极化两种相对峙的政治主张为信息时代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变化可能。
国内关于政治参与最早的探讨源于政治哲学层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民为本，重视百姓的力量。历代思想家从未忽视对民本思想和君臣民关系的探索，但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参与未能付诸实践。中国政治参与的真正落实肇始于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确立。在民主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农民政治参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保障了基层民主，创新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协调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突破[10]。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党的领导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注重将党的权威建设与农民主体有效协调整合，以“党领共治”促进党的权威和村民自治有效衔接、良性互动，推动农民政治参与深化拓展，形成了“共治型参与”模式[1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治理现代化逐步成为基层民主建设和政治参与的主要研究内容。
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向来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国内外研究已发现政治参与行为和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微观层面个体社会经济等特征紧密相关。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更迭，很多学者把研究视角转移到了媒介使用行为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上来。Jean Gabriel Tarde最早提出了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模型，认为媒介使用行为存在政治效能。Elihu Katz将Jean Gabriel Tarde的思想概括为一个“过程”：新闻激发对话，对话使意见具体化，这些具体化的意见又导致政治参与行为，即“新闻-对话-意见-行动”。Sandra Beren运用大数据印证了在报纸时代、广播电视时代以及新媒体时代，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关系的有效性。而Wilbur Schramm认为把大众媒介视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变革有力工具的期望过于理想化[12]。
从媒介使用与居民政治参与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金雅然等认为电视等媒介可以通过政治信息的传递和政治信念的改变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13]；
曾凡斌研究了媒介使用、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得出政策制定者可通过新闻宣传等形式促使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结论[14]。张蓓分析了不同媒介的接触频率与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15]。陈安繁等探讨了媒介使用和政治效能感对居民利益抗争方式的影响[16]；
李天龙等基于西北农村的调查，分析了媒介接触对农村青年政治参与等线下公共事务参与行为的影响[17]。施灿业对中国公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行为正向影响公民的民主价值观，负向影响公民的权威价值观[18]。李长乐等检验了媒介使用偏好和媒介使用时长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的政治参与越强，而且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政治参与行为更容易受到媒介使用时长的影响[19]。
近年来，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迅猛发展，农民的互联网使用极速扩张，打破了农村原有的传播结构，农村的政治生态也随之发生着改变。郝保英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政治参与的研究主体，探讨了新媒体给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带来的变化[20]。陈鹏等探究了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认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信息，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愈加成熟，媒介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渠道[21]。胡卫卫等从场域、权力和技术3重维度分析了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从技术赋权角度分析了媒介对基层治理的创新[22]。边晓慧等考察了互联网等媒介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间接且显著的，互联网通过影响个体政治价值观的中介因素来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23]。
本研究运用CGSS2017数据中有关媒介使用行为和政治参与行为的统计资料，观测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以此考察不同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分析媒介使用行为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相关关系。
假设2：不同媒介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本研究仅选用与农民有关的数据，剔除数据缺失或对本研究关键问题未回答的样本，经过筛选，本研究最终使用样本数为6 553份。
(二)变量解释
1．因变量。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农民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因变量为“政治参与行为”。根据以往曾凡斌、张蓓、李长乐等人的研究以及CGSS2017问卷中的问题设置，将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作为政治参与的测量项，将“政治参与行为”特定为“选举参与行为”。CGSS2017问卷中涉及的问题为“上次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因变量只有两种可能结果，即“是”和“否”。如果农民进行了政治参与行为，即参加了村委会选举投票，赋值为“1”；
反之，赋值为“0”。问卷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2．自变量。为研究因变量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的自变量由媒介使用行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经济社会地位特征3类组成。
(1)媒介使用行为。在对美国选举投票的研究中，Strömberg发现广播会提高选民在选举投票中的参与比率[24]。Gentzkow的研究表明美国电视媒体的兴起使得美国大选投票率下降[25]。Oberholzer-Gee和Waldfogel研究发现美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的增加会提高美国城市地区西班牙裔的投票率[26]。DellaVigna, Kaplan和Enikolopov等从经济学角度证实了媒体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乃至政治信念具有显著影响[27]。国内学者对互联网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网络的普及，居民可以借助网络表达利益诉求，形成影响政治过程的“网络政治参与”。媒介使用行为会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尤其是互联网的使用会扩大城市中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28]。互联网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网民的政治参与，但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影响机制与程度存在差异[29]。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浏览互联网的时间和频率会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使得民众趋向于自我表达价值观，降低民众的政治信任感，使得国家意志得不到有效贯彻[30]。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设定农民媒介使用行为变量，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主要消息来源的区别(分别为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印刷媒体阅读量(在过去的12个月里，包括纸本和电子的形式在内，报纸和杂志的阅读量)，互联网使用时长(在过去的12个月里，每天大约花多少时间通过电脑上网或通过各种微信、微博等各类手机应用阅读资讯和文章)。媒介使用行为因素变量定义与说明见表1。
(2)人口统计学特征。第一，年龄方面。年龄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部分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31]。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进行基层选举投票的可能性高[32]。也有研究发现，年龄和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中年人政治参与的意愿最强[15]。第二，性别影响。发达地区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比落后地区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小。性别对城市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村地区，男性比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高[33]。男性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高于女性，社会性别文化和角色分工能够解释这一差异[34]。第三，婚姻状况。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家庭情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中的人，进而影响社会，婚姻状况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状况，已婚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比未婚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强[35]。同时，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态度的关键因素之一[36]。第四，政治面貌影响。政治面貌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党员的身份既可以衡量个体的政治忠诚，也可以推进个体的政治参与。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公民比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高[37]。党员身份是政治兴趣的表征，同时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具备党员身份将促进其政治参与[38]。第五，受教育程度影响。教育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能够影响公民文化和参与行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参与行为的可能性越大[34]。大部分研究没有证明受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教育程度本身不对村一级选举的参与具有显著影响[33]。教育水平提高了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但这种政治态度未必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39]。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存在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参与政治选举投票率越低的可能[31]，文化程度与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15]。
(3)经济社会地位特征。第一，家庭年收入影响。从年收入的角度来看，居民在参加选举投票前，会对成本收益进行权衡，年收入高的城市居民对社区选举并不感兴趣，年收入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起到了负作用[15]。家庭年收入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有一定的限制性，尤其是利益表达形式的政治参与会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加[40]。也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对其有序政治参与存在正向影响[41]。第二，社会阶层自我评价。经典政治社会学把阶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置于核心地位，并通过阶层成员的阶层认同等来阐明阶层地位对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阶层地位各因素对表达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42]。国内也有大量研究聚焦于社会阶层自我评价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但结论并不一致。可见，社会阶层自我评价可能会成为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
表1 变量定义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一)回归模型构建
本研究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模型表述如下：
(1)
则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概率为：
(2)
表2 媒介使用行为与政治参与行为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二)结果分析
模型1解释了媒介使用行为单因素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报纸和电视媒介的使用行为和政治参与行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即使用报纸和电视较多的农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更高；
报纸的使用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增加22.7%；
电视的使用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增加22.3%。杂志和互联网的使用行为和政治参与行为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用杂志和互联网较多的农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更低；
杂志的使用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减少11.8%；
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减少11.0%。以互联网为参照，主要消息来源为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要高；
主要消息来源为互联网的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传统媒体的0.694倍。与此同时，农民的互联网的使用时长越长，政治参与的意愿反而越小，互联网使用时长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下降4.8%。
模型2涵盖了媒介使用行为、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特征，为解释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总模型。年龄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年龄越大，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高，年龄每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增加1.0%。性别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农村男性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活跃度比女性要高，男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女性的1.437倍。婚姻状况同样也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已婚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已婚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未婚的2.093倍。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政治面貌密切相关，共产党员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非共产党员的1.542倍。家庭年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民，政治参与的意愿反而越小，家庭年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将下降3.4%。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自我评价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未产生相关关系。
根据模型2，在影响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媒介使用因素方面，与模型1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报纸、电视的使用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了抑制作用。主要消息来源为互联网的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程度更低，且互联网使用时长与政治参与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大众传媒具有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政治参与、政治监督等方面的政治功能。以报纸和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公众了解政治知识、观摩政治活动、内化政治信条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渠道。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了信息知晓的便捷手段，承担着政治动员、推动民主、保障农民知情权、促进政治参与等职能。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强化正面信息、过滤负面信息、正确舆论引导、选择主导话题等方式帮助农民获取积极的政治信息。因此，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通过政治信息传递、政治话题引领等激发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助于提升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故报纸和电视的使用可以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消息来源为传统媒体的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更高。
互联网新技术作为社会公众感官能力的延伸，不仅拓宽了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更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更新，信息接收的速度和内容呈指数增长。随着互联网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发展，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偏好选择信息，自主性大大加强，传统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互联网碎片化、泛娱乐化的信息削弱农民对政治信息的关注，降低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意愿和精力。互联网信息的可选择性和个性化推送容易使农民在使用的过程中形成“信息茧房”，将自身桎梏于非全方位的信息环境中。农民对互联网的过度使用与议题缺位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冷漠”，降低其政治参与的程度。所以，互联网的使用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且互联网使用时长越长，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低。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参政议政的方式，网络线上政治参与的简便高效也逐渐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目前，从媒介使用的情况来看，电视依然是农民使用最多的媒介，其次是互联网，报纸、杂志和广播的使用频率较低。农民将越来越多地使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新媒体将取代电视，成为农民使用的第一大媒介[43]。农民政治参与的人数较多，说明农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基层民主不断扩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部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较为薄弱、政治参与责任感较低、政治参与能力不强等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程度和水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研究数据表明，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同的媒介使用行为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不同的效应。农民报纸、电视、互联网的使用行为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显著；
主要消息来源的区别和互联网使用时长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皆产生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农民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相关关系。其中，报纸、电视的使用频率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及使用时长与其政治参与行为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假设2得到验证，不同媒介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依据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现状及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结合媒介使用行为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试图提出促进农民政治参与的简要对策建议，具体包括总体环境层面、媒体融合层面和农民自身层面：
(一)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桥梁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数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借助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契机，在夯实农民经济基础，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应积极健全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通过构建有效的政务及信息公开、利益和诉求表达方式、决策及协商沟通、过程与结果监控、权利救济等机制，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愿。运用多种手段为农民创造政治参与的良好外部环境，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创新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
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要充分把握新媒体赋权，着眼互联网和新媒体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无限可能。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媒体迭代，优化媒体结构，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如火如荼的建设，要抓住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农民政治参与带来的机遇。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开展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提出中肯的意见，使得地县级的直接问政常态化[44]。除此之外，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的桥梁，通过信息发布、政务公开、政务服务等动员农民参与社区治理，提高乡村基层治理水平。与此同时，要充分注意到农村互联网使用的问题，扬长避短，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创新网络参政等新形式，打造农民的信息知晓平台，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度。
(二)媒体融合对农民政治参与的促进
针对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要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引领作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应首先坚持真实性原则，发布权威内容，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不失语、不缺位，确保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在新闻宣传方面，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尤其是要把握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认知水平，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宣传、传播政治信息。在政治知识宣传、政策信息传达、主流价值引导等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优势，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农村地区“设置议程”的效用。
在内容方面，要加强内容建设，需要继续提升主流媒体的运营水平及能力，加强对政治知识和讯息的传播与普及，适时加强对农民的舆论引导，促进其政治参与效能感，推进农民积极有序政治参与。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主流媒体应拓宽传播渠道，满足农民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主流媒体要正确应对农村舆情，健全舆论预警监控机制，强化舆情研判，及时、准确、客观地发布信息，保障农民的知情权，抢占舆情制高点，把握住现代传媒体系下的舆论主导权[45]。同时，针对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及带来的问题，应强化对自媒体特别是农村自媒体的管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及时破除谣言和虚假信息。加强农村地区网络的空间治理也刻不容缓，需要出台相应法规，规范农村地区网络良性发展。
(三)引导农民个人积极有序政治参与
除了为农民搭建良好的政治参与外部环境和媒介环境外，提升农民自身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也是重中之重。农村地区情况复杂，农民的整体知识水平、科学素养、媒介素养、综合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根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经济社会地位特征，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投入，注重教育内容的多元化，有针对性地培养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宣传政治参与政策和知识，培养农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念，摆脱传统落后政治文化的束缚，营造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氛围。
涵养科学、包容、协同、理性、文明、有序参与的农民政治素养，农民自我政治素养提升的具体途径仰赖教育养成和实践历练[46]。培养农民的理性化和批判性思维，鼓励农民运用恰当的方式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减少非理性和非法参与等无序政治参与现象的发生。在互联网时代下，更应积极引导农民形成正确的媒介观，普及农民的媒体知识，提升其文化水平和媒介素养。增强对农民网络使用行为的价值引导，鼓励农民积极健康使用互联网，运用互联网表达合理诉求，提高农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其积极政治参与。
总之，面对新媒体时代下媒介给农民带来无限可能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媒介使用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的问题。充分发挥媒介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借助媒介提升农民政治参与效能感，利用媒体融合的契机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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