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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图
作为主持人，我在先行拜读了这组以“全球思想史”为主题的文章后，自然也激发起一些思考。这里不想对这些稿件的学理展开评述，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只是借此机会，拟对“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做一简括性概述，坦陈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全球思想史”研究，尽管这是一个高难度的研究领域。
记得“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对自己的研究做过这样的反思：以往对国家、自由等概念的探讨都是局限在英语世界里，不免有些偏狭，因而需要扩展到其他“文化空间”，考察思想观念如何在全球空间中流动、吸纳、纠缠、形塑等。的确，在思想产生之后，犹如江河之水，不可避免地将越过国界，流向其他空间，遍及全球，形成网络。如果说人员、商品等一直在全球流动，那么思想观念的“全球化”也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自然存在。正是基于此，思想史家们在自我反思中开拓出了“全球思想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全球思想史”伊始就带有反思性，它不再仅是描述性；
其视野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性”单位，而是更为阔达的“全球性”空间；
其考察的思想观念也非是线性的空间性流动，而是“纠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无论从何种学术路径来研究，其主旨都将会聚焦为：希冀重思与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带来视野的拓展，形成“世界主义”性的思维。
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学术的中国主体性，极力进行学术创新，特别是话语创新时，殊不知，只有对人类文明那些基本思想观念、表征符号与概念展开研究后才能达致目标，否则无异于自说自话、自我隔绝和孤立，因为任何创新都是以承袭性、交互性、对话性，甚至融入性为基础的一种“全球性”的思想智力活动，看似某一空间发生的思想创新实则来自不同空间思想观念碰撞交融的结果。自15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7至19世纪，欧洲社会创造、涌现与形成了大量的现代概念，继而构建起了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其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在我看来，对于一个肩负创新任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不一定非得要创造出新的概念或话语，其实通过借助于或者承袭既定文本中所存在的话语和概念，并对之进行再定义，从而实现再概念化也是一种重要的路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概念没有结束的终点，有的只是不断地被再定义。所以，文本的再阐释和概念的再概念化这一行动本身乃就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贡献。这样，“全球思想史”将会提供给我们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知识资源。
当下的中国，人们一直被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困扰，如果从全球思想史维度出发，似乎可以找到一条理解其关系的学术路径。就思想观念的全球流动而言，是全球性的思想力量一起构建起了某种思想观念的“普遍性”，根本就不存在其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主导与垄断着的“普遍性”。正是如此，“普遍性”是在多元力量、多种思想观念杂糅纠缠中，以及相互的激发和吸收转化中生成。同样，其特殊性也没有如此的绝对和固定，既存在着如日本思想家丸山正男所说的那种“执拗的低音”，也发生着“历史性”的变迁，并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形塑着那一“特殊性”，甚至不再彰显其“特殊性”。
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将既定的思想观念与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而全球思想史研究，除了探讨这些思想家思想观念的全球性流动之外，还可以拓展视野，将思想观念的创造者从思想家那里移向一系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正是在这些机构里，同样生产出了影响人类的思想观念，确立起了“全球性”的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规范。例如1948年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被明确视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标准”。“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形成了反对种族灭绝，维护人类尊严的基本思想原则。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是这些国际组织的创建者和参与者，其与这些思想观念的生产发生了直接关联，我们不能自认为中国是游离于这些“共同标准”的起源之外，恰恰相反，中国也是这一“全球性”思想原则的创造者和参与者。面对先辈留下的这一丰富的遗产，我们理应从此出发，展开这一内容的全球思想史研究，这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将重估中国与全球“共同标准”之间的关系。
由此，自然就将全球思想史研究引带到需要研究这些“共同标准”、共同规范、原则与价值观上，考察其如何形成，并被接受内化为自身的规则和标准。在这一研究中，不仅需要起源性的探讨，还需要秉持着“历史性”原则，辨析个中的复杂和“纠缠”。例如，当人们常常谈及“自由贸易”时，总会单一地认为只要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其将自然带来和平与经济的繁荣，殊不知，其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的猜忌”，甚至招致战争。再如，在反思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创造出的“文明与野蛮”这一两分法时，切不可将其置于对立的两极，在批判这一话语表述的同时，忘却了其内含的“文明”价值；
同样，也不能以存在着的“文明价值”而否定其对非欧洲地区的“野蛮”定位。对这些内容，如果将其放置在“全球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中，通过不同个案的分析，将会获得新的理解和判别，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形成更为广阔的视野，得出富有价值的成果。
自十余年前全球学界展开“全球思想史”研究以来，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些开拓性的成果，当然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讨论与争鸣。正是呼应着国际学术界的新进展，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此后，“中心”全力开拓这一崭新而又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举办学术讲座，出版研究丛书，召开学术讨论会等。2021年秋季，“中心”召开了“全球思想史：理论与路径”学术讨论会，本栏目的这组文章大部分均是参加这一学术讨论会的参会论文，后经作者修改，现予发表。在这组文章中，我们聚焦于“全球思想史”的理论层面和实证个案等不同的维度，尽管我们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排列这组文章，但如果从结构上来说，我们大体可以这样来分类，由此也可见我们邀约这组文章的主旨。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侧重于理论视角的考察。如米歇尔·埃斯巴涅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文化如何在全球流动与接受；
熊浩的《论认同冲突的化解：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方法》一文中，分析了从概念词语和经验现场，从经验现场拓展结构意识，从结构意识实现人际同理的具体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实践路径。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融理论与实证为一体，实践着全球思想史的一种研究范式。如张旭鹏的《“革命”的内涵与变形：一项全球思想史的考察》一文，从“革命”这一概念入手，梳理与思考这一概念如何在全球流动，与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进而形塑了这一概念本身。朱联璧的《塑造纪念的时间：全球思想史视野下的帝国日》，就政治纪念日从创设到实践的过程来呈现对特定观念（如国家和帝国）的理解，这些特定的思想观念 又如何构建起了这些“节日”。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是在全球思想史视角下，着力于从“思想起源”的维度下来展开思考。如理查德·沃特莫尔重思了18世纪启蒙运动，认为与其说 18 世纪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乐观主义时期，倒不如说很少有杰出人物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李宏图从约翰·密尔的个体性思想出发，探讨了个体性的内容，以及作为现代性的意义指向。
本栏目刊发这一组文章，其宗旨就是期待能够引起学界同仁关注“全球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激发起学界更多的讨论批评，借以共同推进“全球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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