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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湘绮，江思颖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
在中国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中，意象是关键词，其确切的界定应是表意之象，作用在于表达人的诗性生命体验。[1]《周易·系辞》以“立象尽意”摆脱了原始神话意象的背景，从哲学角度奠定了“象”在中国文化构建与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传者以“象”达意，受者以“象”解意，尤以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传播最为直观。“明月、西窗、杨柳、鸿雁”等经典诗歌意象，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渐沉淀为具有普遍性的、固定性的文化基因，至今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影视中出现明月千里、山雨欲来、望穿秋水等场景时，大家都心领神会，各自体验既有共性又各不相同。有限之象召唤出“象外之象”，重生出若干“境外之境”。每次欣赏都是一次解码、阐释的传播之旅。意象作为意义流通的中介，具有符号的媒介功能，在长期文化实践中早已被证明是极具传播活性的“触点”。目前学界研究了“意象”在文学、影视、戏曲、旅游、建筑等多个领域中的传播应用，从不同角度探索了意象的传播，肯定了意象的传播价值。鲜有学者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将意象传播视为中国特色的传播方法进行专门论述。笔者从意象传播现象入手，试图总结意象传播的规律，探析意象传播的优势、运行方法，为建构当代传播的中国方案服务。
中国古人以“观物取象”等方式展现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创造了“以象表意”的象形汉字。“象”是中国早期文化记录与传播的主要方式，“言象互动”传统在中国文化传播中源远流长。《周易》中《系辞》篇对言、象的表意功能有集中论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2]这句话不仅肯定了“象”可以作为符号载体传递意义，还认为“象”能表达“言”所不能表达的“圣人之意”。
(一)从“言、象、意”到意象
“言象互动”旨在有效达“意”，三国时期王弼在《周易》的诠释中对“言、象、意”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明确的阐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3]王弼指出以“象”观“意”是透彻理解“意”的最佳途径，“言”是表现“象”最佳的形式。此时，“意”“象”二字还未并用，“象”作为传播的文化符号，已然在中国文化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立象尽意”“著言明象”即传播学中的编码环节，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主要内容。
考察中国文化传播的脉络，发现言、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进程中始终充当重要角色，意大利学者维柯认为原始人由于推理能力弱、想象力强，主要借助手势、象形符号等形象认识世界，其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特征，中国文化是感悟文化，较完整地保留了这一特质。汉代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首次使用“意象”一词：“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4]按约定俗成之意，把熊糜之象视为象征诸侯权威的符号。刘勰则进一步将“意象”运用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5]认为意象是创作者主观精神的投射，并通过意象营造表达创作者心中的“万千沟壑”。刘勰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上，阐明了意象是阐发创作者文思的主要手段，“假象尽辞，敷陈其志”[6]即立象尽意，这里的象、辞是使用语言符号为媒介构成的文本意象；
意(志)则是传播者的文心、诗心，也是叔本华意义上的生命意志、欲望和理性的载体。通过意象营造，抽象的思想情感被赋形，得以传达，刘勰揭示了文学意象编码的原理。
站在接受者立场上，可以进一步揭示意象解码的原理：意象通过物象的排列组合把编码者诗性生命体验对象化，“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7]。编码者用语言文字媒介符号把自己对诗性生命的认识，编码成意象，形成文本；
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在寻求“自我同一性”，意象的诗意组合触动受众的诗性本能，促使解码者自我求异、自我定位、自我升华、自我价值的肯定等，从俗世转向生命本真，在意象中逐渐返回生命的本原——自然。在自然中，一切生命异质同构，内在神理相通。意象使传播和接受双方蓦然发现自我、自然、自由的同一性，在诗意中心心相印，达到天人合一。这是文学经典长盛不衰的奥秘，也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二)从意象到意象传播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是一种象征物、意义载体，指称和代表其他事物，承载着交流双方意会的信息。“符号是可以译成意义的传播要素。”[8]意象作为意义传递的载体，具有与符号相同的传播功能，但意象是特殊的符号。意象原本是诗学术语，指诗人创造的诗性符号，是诗性生命体验的对象化表达，能虚实相生，动态产生新的理想、意义；
意象由“实”入“虚”，“象”的实体性被模糊，传者和受者在“象”的交流中都有主观能动性，双方的生命意志碰撞、演化为富有创造力和无限意味的“象外之象”。与一般符号意义传递不同的是，“意象”传递的意义不再是平面化的、精确化的表达，而是模糊化、立体化、多向度的意义阐释。意象是符号的纵深表达，本质是诗性符号，其能指与所指并非一一映射，因主体情志的再创造，作为有机整体而充满艺术张力，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形成开放性的意义生产空间。
“意象”经过千百年的衍化已逐渐成为中国诗学的“诗性生命本体”[9]，意象传播是传播艺术化的境界；
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传播艺术当然也离不开诗性。什么是诗性？这得从人性来分析， “人”总是在现实性中向往着可能性，向往着更理想的生活，人的二重性是人性重要内涵之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诗性是“人”突破有限，向往无限可能性的超越性本能。人类正是在传播和接受中，塑造人性，提升人性，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伴随信息化浪潮以及网络传播的飞速发展，受众的主体地位愈加凸显。从受众心理出发的“意象传播”更能春风化雨，以有限抵达无限，润物无声。提出意象传播的概念，其实是强调诗性传播的重要性，倡导重视传播艺术化，旨在把传播内容当成审美对象，更好地应用意象思维，精耕细作，提升传播效果。
简言之，意象传播是指编码者以诗性生命体验原始信息，以诗性思维进行艺术化编码、塑造、加工，形成文字、图像、声音、画面等文本意象。这个诗性传播过程突破有限，趋于无限。作为编码成果的意象是包含编码者诗性生命体验的表达艺术，是“人类的喉舌”。意象文本进入信息传播渠道后，受众结合自己的生命经验，依据文本提示在内心重新生发、阐释，以达到和编码者诗性生命体验相互沟通的传播效果。编码者与解码者的生命体验在意象中相互交流、升华，获得境界提升、自我确认、价值认同和精神皈依，抵达万有相通的精神家园，这是传播的最高境界。
原始意象是先民们最初睁眼认识世界看到的物象、场景和生态，“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10]。“人”一旦回到起点，回到大自然，瞬间直接把握原初意义，一触即通。由于聚焦人类共同生活场景，中外解码者都感同身受、心领神会，有效传播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三)意象传播是诗性传播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传播活动是意义产制和流通的过程，[11]而意义的传递和接受则是依靠符号这个中间载体进行的。意象作为诗性符号，以极富张力的表意结构在中国文化传播层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不同民族生存环境、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人类符号演进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符号系统。中国文化以超语言的“道”为核心，形成了尚感悟、重直观的“言象互动”符号系统；
西方文化则围绕可言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形成了尚理性、重思辨的语言符号逻辑系统。意象与西方概念中的符号有交集，“象与意的组合形式与西方学术话语中的能指与所指具有相似性”[12]。意象是一种寓意丰富的诗性符号，意象的多解和动态总是与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使这个古老范畴从不落伍。编码者以诗性生命潜入生活，抽象、概括、提取能引发共鸣的符码，创造、加工、组合成意象文本。在这个意象构建的象征世界里，受众结合自己的经验，找到人生参照系，心领神会，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意象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产物，传播和接受双方处于原始的“同类感”中，从根本上超越了人己关系的外在性，先天、朴素、自然具有悲天悯人的 “高格”，王国维说“有高格自有名句”，有名句自有传播效果。一般社会、政治、道德传播是主客关系模式，停留在“应该”、区分人己的领域，只能理解重复的、共同的东西，是“规格”。意象传播的“高格”比一般传播的“规格”更有境界，具有动态性、审美性、生成性、无限性。这就是意象传播的诗性特质。
在接受美学视野下，从符号到意象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创作者本意，传播者编码营造的召唤结构，在不同受众的期待视野中，达到“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传播效果。人类观照世界的方式无外乎科学的和艺术的两种。在科学性的符号传播过程中，符号是编码和解码双方共同约定的、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以此物象征彼物，其意义一一对应，是认识论层面的；
而在艺术性的意象传播过程中，意象是一种寓意丰富的特殊符号，通过有限具体物象的排列组合来暗示整体无限的意味，已上升到实践存在论层面。认识论层面揭示的是事物“是什么”这样概念性的事实，实践存在论层面揭示的是事物“怎么样”这样本质性的关联。“‘什么’乃是把同类事物中的不同性——差异性、特殊性抽象掉而获得的一种普遍性,‘怎样’则是把在场的东西和与之不同的、包括不同类的不在场的东西综合为一……从哲学存在论的意义上显示出当前在场事物之背后的各种关联,这些背后的‘怎样’关联,并不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那样需要出场和证实。”[13]意象传播召唤出不在场之物，才实现了以有限隐喻无限的传播效果。意象传播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意象传播建立了凝聚生命意志的召唤结构
意象是“一种富于暗示力的情智符号，也是富于诱发力的召唤结构。诗人常常以想象的方式将特定的情感或智慧，通过比喻性、象征性的意象暗示给读者，读者通过对意象的读解体验此中情智”[14]。意象符号能够以有限的“在场”召唤无限的“不在场”的出场。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的基本概念，笔者借来说明意象传播的信息编码中因空白和否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随时召唤着受众能动地参与进来，通过各自的经验和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解码。意象传播中编码之“意”是主体生命意志、人生经验和情感遭遇的诗性体验，其本质是主体实践存在追求的意义、价值和梦想。意象之“象”是主体凭借想象力对客观事物的再创造。“表意之象”已经超越了具体形象本身，乃心象和“活象”。“意”与“象”的生成、营造都是建立在主体生命意志的基础上，是主体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被打上了主体“自我”鲜明的标记，意象中的花、鸟，既能“贱泪”，又能“惊心”，与“人”一同经历“国破山河在”的伤感、苍凉，使抽象的情感生动、具体，呼之欲出。何以达到这样的传播效果？究其根本，意象是“人”的自我认识的一种象征表达，作为自然之子，编码者以诗性生命体悟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同一性，相互理解，相互融通，“自我”从群体中既识别又皈依，每个人都是整体中相互关联的一个交叉点，即所谓的万有相通[15]。在意象创造中体验到自我—自然—自由的同一性，个体生命瞬间突破有限，获得无限慰藉。比如，意象中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这些名物经过马致远编码后，变成具有无限张力的意象，给“人”在天涯的解码者提供了“想象框”“解释框”，漂泊者的万千感慨、无限愁绪都能在编码者开辟的自我—自然—自由一体化的场域中获得心灵安慰和精神皈依。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体的诞生就意味着和母体自然的分离，意味着孤独、漂泊，所谓永恒的乡愁。自我回归自然，才是实现精神自由的终极路径。意象作为人化的自然，召唤着个体超越自我的有限性，在艺术中“归家”，这也是意象传播作用下中国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奥秘。
(二)意象传播蕴藏关怀生命的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meme)一词源于生物遗传学的“基因(gene)”概念，由美国生物学家道金斯提出。文化基因“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16]，文化基因以一定的稳定性结构作用于文化肌体，具备强大复制性。中国人的宇宙观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先民们在农耕文明中养成了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态意识，比如，“月”的永恒、温柔、宁静、祥和衍生出无数以“明月、海月、江月、雪月、故乡月、缺月、残月、寒月、冰轮……”等为元素的意象符码系统，含蓄蕴藉，月有阴晴圆缺隐喻了所有的悲欢离合，不同情境下生成千姿百态的“月意象”，有丰富的表意功能；
梅、兰、竹、菊因秉性高洁，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人格精神和道德理想；
风、花、雪、月等变幻莫测、稍纵即逝则成为欲望、感性的象征；
中国哲学的阴阳之道也是借助八卦之象的相互转换，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意象在传播编码过程中的每一次再创造，都是一次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传播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文化基因累积无数编码者的生命意志，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蕴含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关怀。比如，“春花秋月”作为经典意象出自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不是指其个人的“雕栏玉砌”的故国之思，而是指“春花秋月”一样许许多多的美好事物。词人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从“春花秋月”的生命力中，获得了抵御人生悲剧宿命的力量，承担一切厄运，正如王国维所言“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17]，最后抒发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悯之情，慰藉千秋万代的受众。“春花秋月”在受众心目中是独具中国美学特质的文化基因，解码者借助文本，基于文化基因而从内心重新生发、阐释，还原出带着个体经验的新意象。一部中华经典传播史，也是一部文化基因的生成史，意象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点石成金，正是文化基因的作用。这也是精准投放、计算传播、算法逻辑等科技传播难以企及的中国式艺术传播的优势。
(三)意象传播包含“有限寓无限”的象征符号
中国文化在万有相通、互为象征的意象体系里繁衍生息，传承发展，绵延至今。其动力在于“人”的两重性， “人”既注重当下，也追求未来。人的两重性反映了人超越现实自我、趋向于理想自我的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人”不断超越自我，实现更理想的可能性。“象有限，意无穷”，意象的无限性里有“人”的理想自我的象征。歌德曾指出象征是“以具体物象来暗示整体无限的意味”[18]，在艺术中，象征“以有限的形象体现无限的意义,以在场的个体呼唤不在场的整体”[19]。象征是靠意象传播实现的，意象符号就是象征符号，二者都具有“有限寓无限”的统摄力，超越了比喻一一映射的局限。苏辙《老子解》云：“象，其微也。”[20]“象”是主体情意、情志的载体，虚实相生，以实象呼唤“象外之象”，以微小状众多，以有限寓无限。“象外之象”打开“实象”的生命力，敞开了意义生产空间。比如：“春江花月夜”这五个自然物象在编码者张若虚的组合下，创造出包含世间良辰美景、悲欢离合、盛衰荣辱的艺术空间，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终极追问。西方哲学长篇大论未必说清的问题，张若虚以意象方法做出明确回答：“我是自然、我从自然来、我到自然去。”自然是孕育意象的摇篮，也是一切生命的归宿。在这样的艺术空间中，编码者打通了自我—自然—自由的关系；
解码者在虚实之间，体会到年少春光，离愁别恨，感叹逝者如斯，自我在意象流转中跌宕起伏，曲径通幽，演绎了一曲宛转悠扬的生命赞歌。意象传播获得的效果虽然是无限的，但又确定在“象”隐喻的范围内。类似于π，位于3.1415与3.1416区间内，没有准确数字，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它掌握圆的周长和面积。
“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在此演变成立体传播模式，这一特性正是意象传播的潜力所在。越是大数据时代，越是需要这种有限中蕴含着无限，开放中有着约束，确定性中凝聚着不确定性的人性化要素。更为重要的是，意象是塑造意境的关键，而意境是包含理想之维的艺术空间。王国维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21]换言之，意象传播在原则和目标上把握了传播“合乎自然，邻于理想”的起点和导向，不固化传播内容，能顺应大众趋同向个性化需求发展的未来，有效控制了传播意图，更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
主体诗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文化意蕴的丰富性、象征的无限性为意象注入了超越具体形象之外的诗性。诗性使“意象”区别于认识论层面的科学“符号”，诗性联系着现实性和可能性，把一切还原到人生现场，上升到实践存在论层面，在动态发展的中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意象独具的文化基因及开放的意义生产空间，使其成为一个得天独厚的“沟通元”。沟通元是一种基于内容的文化单元，它凝聚了生活者最感兴趣的内容和最容易引起讨论和关注的话题，一旦投入数字生活空间，就“能够被延展为各种形式的信息与内容，同时具有强大的可复制性，一旦退出，就能够在生活中进行飞快的复制，并引发协同创意，从而形成连绵不断的传播浪潮”[22]。
经典为我们示范了意象传播的“沟通元”。纠结“生存或毁灭”的哈姆雷特、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出走后前途渺茫的“娜拉”、背信弃义的“陈世美”……跨越时空，架构了一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意义沟通桥梁，至今仍散发积极的传播活性。“社畜”“草根”等触碰现代人生活痛点、敏感点的意象符号，通过网络媒介产生病毒式的传播效果，成为当代社会的“热词”。意象“有限寓无限”的包孕性和生产力早已引起众多学者不同角度的观察，中西学者不约而同认识到意象在传播中的普遍存在和深刻作用：苏珊·朗格指出，“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23]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艺术打动人的力量来自情感塑造的意象，由此及彼，触发共鸣。勒内·韦勒克认为“意象、隐喻、象征、神话，代表了两条线的会聚”，即区分诗歌与哲学、科学的“诉诸感官的个别性的方式”与赋予诗歌主题的“‘比喻’或称‘转义’这类‘间接的’表述方式”[24]。个别性和普遍性，直接性和间接性在意象、隐喻、象征、神话中圆融相通。深入纷繁复杂的意象传播现象，或许能够找到意象传播的方法。把意象思维纳入传播内容编码环节，则能为中国现代传播，以及传播学本土化发展提供有益线索和借鉴价值。
意象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范畴，与中国古代宇宙本体论的发端——“道”息息相关。意象传播运行方法具模糊性、写意性、无限性的特征，类似于“道”。《老子》对“道”这样论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25]又言：“道可道，非常道。”[25]由此看出“道”作为宇宙世界之本源，是无法言说的，能够言说的“道”就不是“大道”。那么“道”的领悟依靠什么？《老子》又言：“执大象，天下往也。”[25]可见，通过“大象”是可以悟到“道”。这里的“大象”就是沟通形而下的客观物象与形而上的“道”之间的桥梁，“是超越有限物象的意象,全靠直观感悟(通过想象)来捕捉。”[26]在“道”的背景下产生的意象，从形式上来说是可以直观感受的，但其间包含的意义则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囊括的，只能依靠感悟和想象获得。
因此，意象传播运作的方式，就如“道”的内涵一般，“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说，意象传播方法就是意会感知的方法。一般信息传播通过言语、图形等符号将某种事物或理念直接、明确地描述清楚，告诉受者这个事物是什么，这种“言传”方式传达出的意义精确度则相对较高，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比如：桌子，英文名称table,用于指称由光滑平板、腿和其他支撑物固定起来的家具。人们能够根据这一描述较为准确地找到符合该特征的事物，并将其都归在“桌子”这一语义场内。意会感知方式则并不直接指明所指称事物或理念的性状，而是借助其他事物划定可能的范围，或者告诉受众，它不是何物。意会感知方式让受众在想象中感悟、体会其内涵。
意象传播的运作需要经历三个环节：意象编码—意象流通—意象解码。如图1所示。
图1 意象传播的运作环节
(一)意象编码环节
霍尔将传媒利用符号进行意义生产的过程，称为“编码”，其定义为：“实践的对象(信息)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产生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27]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编码包括信息重组和符码运作两个必要步骤。
海明威阅读海，发现生命是一条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
凡·高阅读麦田，发现艺术躲在太阳的背后乘凉。
弗洛伊德阅读梦，发现一条直达潜意识的秘密通道。
罗丹阅读人体，发现哥伦布没有发现的美丽海岸线。
加缪阅读卡夫卡，发现真理已经被讲完一半。
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
当代意象研究发现“意象的构成材料亦不限于物象，举凡事态、情状、理致都有可能用为意象”[1]，把意象细化成物象、事象、情象、理象，“感事写意”可以塑造事象，行为、动作、容颜、姿态可以塑造情象，有机表达诗性生命体验的思想可以塑造理象。这大大拓展了意象传播的编码方法。“经典咏流传”是情象传播，“舌尖上的中国”是理象传播……这些成功的传播现象对我们进行意象传播编码都有示范作用。符号的表达层面被称为符号文本，构成符号文本的材料被称作符码。在意象编码的环节中，传者以诗性生命体会原始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再创造，使之成为“表意之象”；
在意象流通环节，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符码，落实于文本层面，形成可供传播的文本意象；
虚实相生，引导读者理解传播意图；
答案虽不唯一，却有明确出发点和导向性。
(二)意象流通环节
传者借助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符码，将心中的“表意之象”转换成文本意象，需要经过媒介传递才能进入解码者视野，让“表意之象”得以传递交流，实现意义的传播。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象传播虽然以文字为主，传播手段单一，却能借助想象的力量赋予文字以多媒体性，营造出身临其境之感，为读者提供一种超媒介的、沉浸式的良好传播体验。所谓诗中有画、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象外之象、意在言外、境外之境等，都是意象传播、流通过程的描述。古代诗歌意象传播是文人雅士的专利，准入门槛升高。但大众文化时代人们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意象编码和解码已成为常识，意象映射着现代人精神世界，都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杰作”。现代传播媒介的演进也进一步拓展了意象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只可意会”的局面正在改变。一方面，多元传播媒介深耕受众。另一方面，复合传播媒介能够多角度激活受众感官，增强沉浸感，充分激活受众的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让“只可意会”的诗性生命体验变得更加鲜活可感。AR、VR等技术的发展则可能进一步调动、记录人的更多感官体验，彻底“言传诗意”很难，但“逼近诗意”是可能的。
(三)意象解码环节
当编码的信息经流通渠道，传递给受众，使“这组已解码的意义‘产生效果’、发生影响、取悦于人、引导或者劝说他人，使受众“产生非常复杂的感知、认知、情感、意识形态或者行为结果”[28]，霍尔将这个过程称为“解码”。在意象解码的环节中，由于传者只给出导向，并未明示“象”的具体意义，受者能够依据自我的主观意志，通过意会感知的方式在传者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探索传者之意，形成了开放的意义生产空间。伽达默尔指出：“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9]意象解码是受众从意象1到意象n的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活动。如图2所示。
图2 意象解码活动
由于接受者的观念、经验和期待视野等个体差异，不同受众对信息的意义内涵解码也不同，为信息再传播与再创造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意象传播过程中，受众不只是理解到意象1中有限的信息，更是在意象1的基础上再创造出的意象1-n。意象传播既重视传者的创造，同时也尊重受者的再创造，与当下“以受者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吻合。纪录片《穿越海上丝绸之路》选取瓷器、茶叶、刺绣等典型意象，色彩斑斓的物象饱含丰富的象征、隐喻，触发受众无限联想，跨越种族和国界，打通历史和未来，建构了人类文明荟萃的意义空间。接受者在欣赏该片时，对各地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化越了解，传播效果就越好；
“期待视野”不同，解码也有所不同；
甚至不同情境，欣赏角度不同，收获都各有千秋。
尽管意象传播是通过意会感知的方法运行的，其意义生产指向形而上，但其运行过程却是虚实相生的。“在事件从信源传递到信宿的过程中，‘讯息’是它必须采用的‘出现形式’。”[11]信息本身就如空气一般无法被掌控，需要具体的传播介质(即符号)承载。意象就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是具有客观物质形式的在场之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意象并非客观之象，而是审美对象。
意象传播概念的提出及其优势和运行方法的分析，一是从经验层面总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智慧，以便更好指导传播实践；
二是从理论上把握意象传播的编码和解码路径，发掘意象传播的现代潜能，用好意象思维。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人类认识活动的领域中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都是通过‘意象’进行的。”[30]意象传播的召唤结构、丰富的人文情怀、“有限寓无限”的优势独具特色，揭示出这种以意会感知为核心的意象传播编码和解码方法，能够与精确传播有效互补，是对中国现代传播理论及实践的一次有益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