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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祖波，周仁标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公共危机是一种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的紧急事件或紧急状态。(1)参见周晓丽：《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9页。它的出现会影响社会的正常秩序，在一定范围内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甚至环境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2)参见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在行政管理上会干扰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水平，导致决策目标无法实现，国家的法治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将受到冲击。2019年冬季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社会处于非常规状态，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也经历了一次大考。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越性，各级领导干部通过科学的危机决策，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危机局势逐渐扭转过来，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当前，国家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领导干部危机决策能力能起到扭转危机、降低损害，维护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以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一)时代发展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对公共危机的认知和应对能力在实践中得到逐步提升，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在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发展的着力点和公共危机的性质对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要求，不断地锤炼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政权初建，面临的局势相对动荡，新中国面对的公共危机主要来自敌对势力对新生政权的威胁。因此，巩固政权、维护稳定是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也是危机决策的主要价值导向。这一时期，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表现为高度集权的特征，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领导干部应对公共危机的决策来自于上级的命令与指示，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专注于政治稳定与快速发展。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公共决策主要以经济GDP指标为决策目标，领导干部主要致力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加强社会管理，无暇过多顾及提高自身的公共危机决策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领导干部主要依靠行政系统中的沟通机制获取信息并采取决策，其可能后果是应对原生性公共危机准备不足，由此引发的政府信任危机证明政府部门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有限，形成了“危机——应对不力”之间的恶性循环。“非典”事件的爆发加速了我国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决策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决策方式更加科学民主化，决策信息公开透明等，(3)参见黄健荣、胡建刚：《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决策能力的反思与前瞻》，《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为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
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方式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这不仅为社会各类组织、团体提供了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同时也舒缓了政府部门及领导干部的压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历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极大地解放了政府部门履行公共职能的潜力，使领导干部把更多的注意力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当前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风险的多发期，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危机本身的特性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构成巨大的威胁，也给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只有经受住公共危机考验的政府才能赢得更高的威望，经受住公共危机考验的决策者才是成功的领导者。(4)参见汪前元、李彩云：《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分析》，《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
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演变非常迅捷，使得人们无法全面掌握危机的信息等特征，(5)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危机一旦爆发将会造成社会失序、引起人们的恐慌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极大地威胁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和国家政局的稳定。领导干部作为国家政权与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担负着履行公共职能，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重任。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是人民需要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如果没有安稳的社会秩序，人民的生产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危急状态下，领导干部危机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制止危机状态蔓延扩散。如果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偏离此目标，不仅违背了民意也会给人民带来比危机本身造成的更大的损害。人民群众将产生恐慌情绪，质疑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致使公共部门和领导干部的公信力受损，党和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将受到削弱。(6)参见胡是然：《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3年，第11页。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领导干部能够快速地做出危机决策，有效地应对危机状态，可以减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局面，还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强化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党和政府的执政地位。
(三)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
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导致爆发后果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对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央视网，2001年7月1日，http://www.cctv.com/special/733/-1/47001.html，2021年2月20日。当危机发生后，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应对危机状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危机对人民群众的伤害降至最低。相反，倘若以部门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为解决问题的抓手，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则偏离了决策价值，人民群众将受到公共危机导致的和由决策失误造成的双重损害。危机决策能力是应对公共危机的关键，它关系到公共危机应对的成败，(8)参见孔祥伟：《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决策能力提升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0页。因此，提升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不容迟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公共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危机决策能力，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要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危机决策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环节，危机决策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建设的成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领导干部的任务重心向发展经济倾斜，评价领导干部的功绩也是以经济建设成效为主要依据，国家对公共危机重视不够，领导干部执行制度和危机决策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锤炼。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出发，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提升治理能力的政策文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特别强调，“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9)环球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2019年11月5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nC4J?qq-pf-to=pcqq.group，2021年2月15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家治理将面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复杂的环境和风险挑战，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不时地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发展机遇，这对领导干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有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下做出危机决策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提升危机决策能力，努力做到“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常规的治理环境不同，危机状态下的环境复杂多变，以致于领导干部做出的危机决策不足以有效缓解危急状态。
(一)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表现
1.价值目标不明确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是针对特定的公共目标开展的，危急状态下的政策决策同样也必须围绕特定的价值目标做出，没有针对性的危机决策不但不能快速应对危机，还会使已经混乱不堪的环境更加动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任何状态下的公共政策都应该秉持的价值理念。在危急状态下，这一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坚持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把维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作为危机决策的第一价值目标。然而，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并非完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时会考虑如何将危机状态给政府部门带来的冲击降至最低，尽最大力量维护好政府部门的形象。有的领导干部为了部门利益，或者出于个人的政绩考虑，采用欺瞒民众、粉饰表象的手段阻碍公众对真实状况的了解。如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武汉市在2019年12月就已出现非正常的肺炎病例，但是，部分领导干部对疫情的危害性、严重性预估不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短暂信任危机，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形象。
2.信息获取不充分
准确界定突发事件的性质是领导干部决定实行应急决策还是危机决策的前提，只有准确界定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获取与之相关的信息。应急决策主要是针对社会处于常规状态下发生的某一特定社会问题所采取的程序性应对方法，它所处的决策环境相对稳定，所需解决的问题相关信息容易获取。而危机决策则是在社会处于非常规状态下决策者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胆略做出的非程序性决策，(10)参见王庆宇：《论我国政府危机决策系统的建构》，《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针对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被完全认知，需要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对危机决策起到善治的作用。危急状态下的决策信息收集可能存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及时以及信息不准确等与危机现状不对称的情况，(11)参见郭瑞鹏、孔昭君：《危机决策的特点、方法及对策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05年第8期。因而领导干部的决策结果可能不能完全“对症下药”。此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易出现信息失真、重复传播等也影响领导干部的理性认知和决策判断，(12)参见王郅强、姜嘉林：《危机决策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长白学刊》2015年第1期。导致领导干部无法准确了解危机现状的真实情况，不能做出正确的危机决断。
3.决策方式不当
科学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充分的决策信息和对决策目标的准确认知，还需要使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决策工具。危机决策情境不同于常规决策的情境，危机决策方法的选择和工具的使用应该有其自身的运用逻辑。在常规状态下，领导干部的决策都有相对稳固且明确的决策流程，如果不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做出的决策被视为不合法，其权威性和执行性将大打折扣。然而，危机状态的本质特性不容许领导干部采用固化且繁琐的程序性决策，以防止因呆板的决策流程造成决策结果与危机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危机决策要求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不自觉地排斥社会公众参与危机决策。民主社会下的政治决策如果没有民众的参与将会被视为暗箱操作，排斥公众参与的决策将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危机状态造成的社会失序已经给民众带来了恐慌心理，危机决策如果不吸纳公众的参与，将会在政府和公众之间产生隔阂和不信任，公众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很难相信政府的任何决策和行为。(13)参见李严昌：《政府危机决策的回应性缺失及其治理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4.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不高
公共危机爆发往往是由特定因素造成的，但是它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涉及各个领域，会波及诸多利益群体，因此在危机决策时需要公共部门决策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共同协商研究，确保决策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然而，在实践中，当公共危机来临时，有些政府部门暂时垄断危机信息，不与公众及时分享也不善于听取公众的呼声，并且忽视专业领域的权威意见。危机爆发以后，公众是首要受害者，他们对于危机的认知更直接，危机信息的收集比政府部门可能更具体。所以，排斥公众参与的危机决策短时间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没有公众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参考，做出的决策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专业领域的专家对特定的危机事件拥有相对更科学全面的了解，拒绝专业人士的参与相当于拒绝获得专业的危机决策结果。公众参与不足不仅使政府部门无法获得危机准确而全面的信息，也使得公众无法获得政府部门对危机状态的准确认知。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久，当地多家医院相继报道防护物资告急，志愿者组织捐赠物资时遇到流程困境等难题，显示出危机初始状态下政府部门应对危机准备不足。
5.决策研究和反思能力缺乏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领导干部在没有充分的信息源和权威意见的参考下做出的危机决策往往不能很好地应对危机。错误的危机决策可能会导致比危机本身更严重的混乱状态，领导干部意识到决策失误后应立即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应对危机，挽救因决策失误造成的二次损害。当危机状态得到缓解后，领导干部要及时反思、总结危机决策中的不足，不断改进决策质量。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暴露了危机决策中的一些不足，虽然有2003年“非典”的教训，但是，还是在应对措施上有些手忙脚乱。“非典”肆虐期间，党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经历初期慌乱后果断决策，主动向社会公开危情，迅速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将损害降至最低，最终战胜病毒。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某些政府主要领导干部未能认真吸取“非典”的经验教训，也没有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应对，给极少数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造成很大损失。
(二)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领导干部风险意识不强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14)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2, p20．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两三百年走完的现代化进程，数十年时间内把握了许多难得的机遇，然而却对其间的风险挑战重视不够。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可谓是风险叠加，中国已步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部分领导干部在治理国家时并未意识到潜在风险的威胁。在GDP指标的考核压力下，部分领导干部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所谓的政绩，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发展中，降低了风险意识；
还有的人为了“面子工程”，不自觉地回避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武汉市某领导面对媒体为何不取消“万家宴”的质疑时，回答是“预警不够”，然而举办“万家宴”距离武汉市出现第一例不明肺炎已过了一个多月，期间也接续报道相关病情，暴露出部分领导干部对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危机认识不到位，导致人民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2.危机决策信息系统不够完备
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国的危机信息决策系统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建立了危机预警、收集、传递、分析与应对等一系列相配套的信息决策机制。有关危机信息的收集与传递在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沟通较为顺畅，上级政府的危机决策依赖于下级政府部门收集的信息，而在机构人员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信息收集可能不够全面、准确、及时，因而危机决策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再者，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的渠道在危机初发状态下不够畅通，因为一些敏感信息需要进一步核实，以致政府与公众之间暂时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与共享，使得更加准确、丰富的危机信息一时半会无法传递给决策者，决策者无法及时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可能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排斥。面对武汉市政府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部分民众一开始怀疑其真实性，而政府又忙于应对疫情，无法立即做出回应，民怨沸腾之际，党中央设置了新的信息收集渠道获取公众的意见建议和举报信息等，迅速缓解了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的信任危机，消除了误解。
3.危机决策体制存在瑕疵
目前看，危机的不确定性决定在机构设置上，各级政府通常是在危机爆发以后迅即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部作为中枢决策机构，凡是应对危机的决策均出自这个临时设置的应急机构，其权威性有可能会打折扣。在决策权力的行使上，如果危机决策仅仅是为了应对危机本身，决策结果能够对症下药便会赢得公众支持；
如果危机决策内容波及到社会公众的合法权利，或者超越行政权的行使范围就会遇到合法性危机，或多或少会影响危机决策的实施效果。在组织结构上，总体来看，应急指挥部的组织构架没有脱离传统层级制的设置，各级政府设立相应的应急指挥部，上一层级领导下一层级，领导方式仍然是纵向的垂直领导为主。这种领导体制虽然执行力强，但也存在权力过度释放的可能。当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时，层级制下的危机信息“上报—反馈”机制及流程导致地方政府很难把握最佳的决策时间，导致疫情在最佳控制时间内蔓延。当然，对于未知病毒的危害性及传染性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在基因序列检测等方面需要时间验证。
4.“广泛动员式”治理逻辑的影响
当常规治理机制无法在危机决策中发挥作用时，领导干部只能采用“广泛动员式”治理逻辑来应对。就疫情防控工作而言，组建临时的应急指挥系统统筹应对危机防控工作，其本质便是“广泛动员式”治理。“广泛动员式”治理的特点是“暂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中各就其位、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由自上而下、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调动资源、集中各方力量和注意力来完成某一特定任务”。(15)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15页。其逻辑简单直接，只要常规治理机制失灵，就选择“广泛动员式”治理机制应对，临时组织领导班子进行政治动员。“广泛动员式”治理的目标是扭转混乱的现状使其在常规的机制下运行，只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突发的危机情况，这种情况通常是在常备的危机应对失利的情况下采用，因而“广泛动员式”治理逻辑具有应急的特征。
5.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与应对危机的需求不匹配
危机决策本质上是非程序性决策，它要求决策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有限的信息调动资源迅速控制危机蔓延，要求领导干部具备多种能力素质和相当的智慧谋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科学发展、依法执政、群众工作、狠抓落实和驾驭风险等八项本领要求。(16)参见《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10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html，2021年2月22日。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年轻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科学决策、改革攻坚、应急处突和群众工作等七项能力(17)参见习近平：《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求是网，2010年10月10日，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0-10/10/c_1126590900.htm，2021年2月23日。。“八项本领”和“七项能力”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必须锻造的能力素质。事实证明，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领导干部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危机决策，体现出较好的危机决策能力。反之，综合素质相对低下的领导干部无法有效地应对危机状态。概括地讲，综合素质不高主要体现在：(1)知识结构单一。业务知识与应对危机的专业知识权重分配不均。(2)心理素质较差。在危急情形下应激反应强烈，情绪起伏较大。(3)注意力分配失衡。面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和应对危机时，多重压力导致注意力分散，无法专注主要矛盾。(4)角色认知失调。官僚制下的领导干部具有“公共人”“系统人”“经济人”三种角色，(18)参见马慧：《风险社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善》，《人民论坛》2014年第29期。应对公共危机时，三种角色的利益冲突导致部分领导干部无法完全遵循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导致危机决策与危机治理目标发生些许偏离。
(一)强化危机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发展往往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领导干部首先应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在危机爆发之初果断决策采取果断措施，防止被问题“牵着鼻子走”。其次应树立机遇意识。危机状态下的决策目标是使社会秩序尽快恢复正常运转，领导干部在应对危机时，也应把握住危机背后的机遇，为社会长远目标服务。再次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精英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精英们的利益和价值偏好的反映，公众对待政策问题的态度是麻木的，公共政策由政治精英制定并流向公众，(19)参见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页。在决策时往往由政治精英决断，维护精英群体的利益。事实上当危机爆发以后，公众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也是最先体会到危机来临的群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在危机决策中领导干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危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出的危机决策应当有利于绝大多数人而不是精英团体。
(二)转变危机决策观念，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
危机决策在危机管理中处于核心环节，树立正确的危机决策观念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质量。在危机状态下，囿于时间压力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领导者很难做出充分理性的决策，还有可能延误决策时机，因此领导干部不能沿用常规状态下的决策流程，应树立生命至上的效率观念和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大胆运用个人的经验和胆略做出危机决策。此外应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增进决策的透明度和民主性。约翰·托马斯认为，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不仅能获取更丰富的决策信息，也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政策的接受性。(20)参见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74页。在公共危机决策中，领导干部应积极动员社会成员，充分依靠社会民众的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功能互补和良性互动。(21)参见何林生：《我国政府应急决策能力建设思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0期。不仅要大力培训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充分挖掘潜在的社会力量，而且要从法律层面为他们提供参与决策的平台和制度保障，使公民参与成为有法可依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危机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
(三)改革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健全危机决策机制
1.改革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当前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没有走出常态下公共管理体制的窠臼，在危机状态下，公共危机决策的非程序性要求与官僚层级管理体制的矛盾被放大，使得领导干部在危机决策中的处境非常被动，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在组织结构上，建构矩阵制的危机决策管理体制，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授予地方更多的危机决策权，辅之以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在横向上的专业信息收集与咨询。在人员构成上，要优化决策者的人员结构，改善抉择者的年龄、性别和专业构成，弥补群体成员在知识、经验方面的缺陷，避免决策中的群体迷思倾向。(22)参见王郅强、姜嘉林：《危机决策者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长白学刊》2015年第1期。改革公务人员考核选拔内容，把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作为领导干部“能”的考核重点之一，对表现优秀的公职人员可破格重用。此外，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应坚持“平战结合、常备不懈”的危机管理理念，在常规事务的管理中做好应急人员、应急资源等方面的建设，加强常态下处置危机事件的模拟演练，有意识地培养、巩固领导干部的危机决策能力。在风险社会下，常规决策失误容易引发公共危机，需要领导干部做出危机决策有效应对。事实上，危机决策与常规决策紧密联系，无法严格区分，领导干部必须在日常公共管理中树立危机意识，巩固和拓展常规决策能力。
2.健全危机决策机制
第一，构建危机决策信息联动共享机制。信息化时代的多元社会主体各自掌握了部分信息的主导权，公共危机使动荡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各主体间的有效沟通，支离破碎的信息也使得领导干部很难做出完整有效的应对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建立危机信息联动共享机制是对历史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危机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23)参见张梦航、陈凌：《地域范围内公共危机决策的信息联动机制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16年第20期。危机信息联动涉及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和不同机构间的沟通与交流。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信息联动涉及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救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间的信息整合与流动。完善信息体系应该包括：(1)主动收集与分析信息的机制；
(2)信息的流通与共享机制；
(3)信息反馈机制。建立危机信息联动共享机制有助于领导干部及时获取多方信息，避免在危机状态下因信息不足被动决策，随意决策。第二，要完善危机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技术人员的参谋助手作用。公共危机决策是一项极具专业性的政策活动，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具备一定的谋略和胆识，还对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专家是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领导干部在危机决策中应主动建立与专家学者的沟通咨询制度，为技术精英参与危机决策提供路径。第三，引入现代危机决策工具，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为危机决策服务，确保危机决策的结果更客观合理、科学有效。第四，建立危机决策责任豁免制度。危机决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领导干部而言背负着巨大的政治与社会责任，如果仅强调行政问责、党纪政纪处分，无疑会给领导干部增加负担，迫使他们做出趋私利避公害的消极决策行为，将不利于危机状态的消除。通过建立危机决策责任豁免制度，规定责任豁免的范围和要求、具体豁免尺度等，有利于激励领导干部勇于担当、大胆决策。对于已经做出的决策造成了失误和损害的，应当对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害进行全面调查，如决策者已尽到法定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决策失误的后果应当由国家进行赔偿并免除决策者的决策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