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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仰飞
（北京开放大学，北京 100081）
乡村振兴涉及农村经济、产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其核心问题就是乡村人才的振兴，乡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农村社区教育的大力支持。“农村社区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战略支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建设农村的基础，是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路径。”[1]2004年12月，教育部印发并实施《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了东部地区的社区教育向农村地区延伸并取得初步经验，中西部地区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实验。2014年9月，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从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2016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除了对于社区教育进行全面的部署外，更指出职业教育、开放大学等成人教育在农村社区教育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可见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天然的耦合性；
研究探讨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这一热点问题，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高效落地，更具有现实意义。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这是我国出台的第一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年规划，主要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实施而展开。我国已迈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也转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涉及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最核心的是乡村人才振兴，最基本的是乡村教育振兴。”[2]农村社区教育以其公益性、开放性及其普惠性等特性，推动三农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尤其是在社区转型发展中，更是发挥着重要力量。
（一）农村社区教育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动力
2021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承德考察时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更是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更要注重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实现城乡间发展平衡，促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要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科学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技术人才，离不开农村社区教育的支持。深化农村社区教育与乡村产业的融合，为乡村振兴培养懂农业知识、农村技术，又善于农业管理和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助力实现当下农村产业兴旺。四川省浦江县，以农村社区教育为基础，以“技术菜单”培训当地农民，通过“在线课堂”，面向全县16-45岁农民，开展送教下乡活动，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和农业结构调整需要，围绕当地茶叶、猕猴桃、柑橘三大产业展开农业技术培训，推广新技术，“2018年，培训人数7万余人，其中包括新型职业农民1075人、农业职业经理823人。培训农村专业合作组织300个、家庭农场130个，带动全县发展优质产业20万亩、晚熟柑橘20万亩、猕猴桃10万亩，使农技知识和农技人才供给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凸显。”[3]
（二）农村社区教育为乡村生态宜居建设提供动力
早在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浙江省湖州安吉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唯有将农村生态价值、农民生活满意与乡村经济发展统一起来的乡村振兴，才可能创造出农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因此，要建成生态宜居的和谐乡村，就必须坚持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同时，更要改善生活居住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生态宜居的生态观。农村社区教育在生态宜居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多年来，由于农业农村发展建设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除草剂等，农民在短期内收入增加了，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却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却没有意识到对农业环境的破坏。对于生态环境的改造建设问题，通过农村社区教育的开展，向农民宣传科普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农业生态观，以正确的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现代乡村农业，从而推动生态宜居，现代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建设。
乡村人文生态也是乡村生态建设的一个方面，乡村人文生态是乡村自然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有力维护者。然而，伴随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优秀乡村民俗、乡村传统祭祀礼仪等不断遭到破坏和消解，为了将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优秀人文生态继承和发展下去，农村社区教育要有意识地进行乡村人文生态的宣传，“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传统习俗等内容加以创新，在社区居民中进行传播，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
（三）农村社区教育为探索乡村治理提供动力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之路，形成现代乡村治理框架和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设和谐有序的现代乡村，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探索乡村治理，发挥农村社区教育的引领作用，“让农村基层党员、有才能的农民、大学生村官等人员在政治素养、文化水平、农业技能上得到提升，然后将其吸引进村级领导班子，将农村基层干部打造成政治素质过硬、农业技能精湛、农村管理规范、农民广泛信赖的管理队伍。”[5]同时农村社区教育，在乡村治理中要不断加强农村农民精神文明建设，传播传统优秀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大对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引领，塑造农民积极向上的人格，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引导村民参与到和谐社区的治理中来，发挥主人翁意识。“乡村成人学校在提供乡村公共教育服务、参与完善公共管理、培训乡村基层党员干部、提升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多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等方面大有可为。”[6]
（四）农村社区教育为培育乡风文明提供动力
国家“十三五”规划在部署教育工作中，明确提出“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构建全民终身教育培训体系，统筹发展城乡社区教育。”2016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生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乡风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农村社区教育恰恰是培养乡村文明建设的主阵地。通过农村社区教育，逐步培养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境界，引导农民养成科学合理的健康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提升农耕文化、普及推广互联网应用技术、形成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重任，在培养农村人才、实现产业兴旺、推进乡村治理、促进乡风文明、营造优美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教育特有的作用。”[7]
（五）农村社区教育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社区教育为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治理、乡风文明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和支持，其最终服务于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使得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发挥农村社区教育培养符合现代农村需要的，既懂农业技术，又懂农业营销的新型职业农民，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江苏开放大学和扬州开放大学合力打造的“以沿湖村‘渔乐渔学——最美渔村游学’和‘学习苑’项目为载体的农村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使得沿湖村发生巨大变化，已经从纯渔民居住的村落，发展成了美丽富裕的新渔村。”[8]沿湖村经营的渔家乐餐饮15家、民宿10家、农村电商25家，年接待游客达26万人次，增加就业岗位1267个，实现年收入3680万元，沿湖村被评为国家级“最美渔村”和“江苏省生态村”。可见，通过农村社区教育培育农村产业、提升农民技能，实现农民增收，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教育辅助农业农村农民的“造血输血功能”，为农民生活富裕提供了强大驱动力。
当前，农村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各地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在江苏，针对沿湖渔村，江苏开放大学和扬州开放大学联合举办的，针对扬州当地渔村的农村社区教育项目“渔乐渔学——最美渔村游学”和学习苑，盘活渔村资源，推动渔村升级转型，并对渔民进行教育培训，转变渔民观念，提升渔民的综合能力，成为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渔民，打造当地渔家乐餐饮15家，农村电商25家，年接待游客26万人次，增加就业岗位1267个，实现年收入3689万元。另外，还有浙江省农村社区教育，截至2019年，已达1.5万个学习点，以及1115所农村社区学院落地。上海市选择10个乡村，开办“村民夜课题”，不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以服务乡村振兴建设。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过程中，农村社区教育业也面临诸多困境。
（一）从政策层面看，农村社区教育严重缺位
众所周知，乡村振兴的实施关键靠人才，尤其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是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要职责。然而，无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及“通过对28个省市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文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文件中主要提及的教育类型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未直接提及‘社区教育’‘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等概念，乡村社区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严重缺位。”[2]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农村社区教育是最接地气，也是最符合乡村振兴发展的教育形式。国家政策层面看农村社区教育缺位的原因，既有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对于城市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农村社区教育；
加之国民教育体系中，相关职能部门对普通教育的设计与保障，优先发展于成人教育，从而使得成人教育尤其是农村社区教育处于弱势地位。然而，随着乡村振兴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与之相匹配的农村社区教育并没有相应提升，从而导致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严重缺位，不利于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更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从体系层面看，农村社区教育不完善
完善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区县级社区教育、乡镇级社区教育和村庄级社区教育。就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不完善的情况比较普遍，即使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仍然存在不完善的情况，就拿北京的农村社区来说，这一现象仍然存在，“北京市目前共有16个区，除城6区外，10个郊区中只有大兴、房山、通州三个区的农村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相对完整，其他各区在乡镇层面已不再有独立的成人学校，没有相对独立的场地、经费和人员支撑。社区教育受到极大的制约。”[9]
（三）从人才供需层面看，农村社区教育培养人才不匹配
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乡村振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更多既懂技术、又有文化还会管理与经营的现代农业人才。然而，当下的农村社区教育并没有跟上农业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村社区教育只是对当下农民进行简单且浅层次的培训，忽略了乡村振兴需要立体化、多元化人才。“新型职业农民人才培养与乡村脱节，产业链、教育链和人才链难以实现无缝对接。人才培养目标过于注重‘专业化’，忽视了乡村人才‘全科化’培养。”[10]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社区教育投入的不足，从而导致产出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加剧了二者的矛盾，“在有限的农村社区教育资源下，培养的农村人才不能为乡村振兴所用，不能服务于乡村产业经济发展，致使农村社区教育与所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严重脱节，农村社区学校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11]
（四）从师资层面看，农村社区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通过对相关数据梳理发现，农村社区教育教师的整体素养偏低，不能满足当下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首先表现在，农村社区教师的职称偏低，甚至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职称；
由于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双师型教师，所谓双师型教师就是指既能讲授理论课，又能指导实践课程的教师。然而农村社区教育的双师型教师总量偏低；
加之农村社区教师更需要懂农业专业知识，方便有针对性的培养不同地域农业人才，遗憾的是，这些教师普遍缺乏。其次，“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社区志愿者是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专职人员是队伍的核心力量，是社区教育质量的保证。”[12]现实情况是，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经费预算以及教师编制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农村社区教育的师资专职教师少，更多的是兼职教师和社区志愿者以及大学生等为主。因此，农村社区教育的师资现状，尤其是师资队伍的不足，导致在服务乡村振兴发展过程的效果，大打折扣。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之时，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于农村的发展，而最大的潜力也是农村的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在发挥人才、文化等要素供给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施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有高度的耦合性。然而，农村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中，也面临诸多困境，我们应直面困境，剖析其存在的原因，充分挖掘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
（一）提升农村社区教育的战略地位
“我国社区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至今，已走过40多年历程，通过社区教育提升居民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社区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4]如浙江省有2.75万个村委会已开设1115所社区学校；
上海市选取10个乡村试点“村民夜课堂”；
浙江湖州的农民学院，截至2017年已培养农民大学生6200名，新型职业农民达1.1万多人；
四川巴中市自2014年以来，开办的“扁担学校”也就是农村社区学校，把对农民教育的课堂，通过一根扁担，挑到农民的田间地头，“扁担学校”还在2018年被评为全国“终身教育学习品牌”项目等等。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已经显露出其独特作用和价值，农村社区教育更成为社会转型，尤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我国应该将农村社区教育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中来，以补足农村社区教育的短板，助推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农村社区教育是培养现代化农民最接地气的教育管理机构，其运行更需要政府加以指导，并加强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建设和支持力度。这就要求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加以保障，确立农村社区教育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地位；
与此同时，政府更要加大对农村社区教育的财政支持，并引导相应的企事业单位，加入到对农村社区教育的建设中来，形成合力，农村社区教育地位的确立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才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深入开展，有效保障农民增产增收，推动农业农村繁荣发展。
（二）完善农村社区教育网络体系
“社区教育网络的完善是农村社区教育开展的机构保证。地方政府要全力打造县市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社区教育学院）、乡镇或街道社区教育学校、村级社区教育工作站的三级教育网络体系。”[13]教育主管部门要与农业相关部门，制定符合当地的学习型农民素质提升方案，以及制定相应的评价方案和指标，充分发挥优质农村社区教育资源向当地倾斜。并且有针对性的探索，打造符合当地产业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
与此同时将当地留守儿童和老人等不同人群的教育服务，引导其参与到当地的乡村振兴建设中来。通过农村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体系的完善，推进其与乡村振兴规划同步、实施同步等，为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最终形成政府权力主导，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持续推进，整合优质的共享教育资源，鼓励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家庭、村民多元参与，共同助推全面乡村振兴的发展格局。”[14]
（三）强化农村社区教育培养人才的匹配力度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说就是农村的发展，更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承担者、受益者，更是乡村振兴的衡量者。乡村振兴的实施，最重要的是依靠农民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培养其成为符合现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农村社区教育要发挥地方优势，针对当地农村有针对性的培养符合本地农业产业带头人、农业专家以及新型职业农民。各地农村社区教育摸索出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如北京农村社区教育，“围绕‘转方式、提技能、促升级’，通过提升农民技能，培养区域产业，打造乡村品牌，探索形成了面向农民格局特色的技能培训新模式、新路径，以人才振兴支撑产业振兴，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脱颖而出。”[9]成都市双流区永安社区教育学校，在2017-2019年，针对当地葡萄、输出种植，开展技术培训和农民创新培训，培养出1000多名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成都农村职业经理人和新型职业农民362人，开发“永安葡萄采摘节”乡村旅游项目，吸引游客每年达10万余人次，实现葡萄销售7000万元，带动其他产业3000万元，当地农民年增收3000多元。
（四）着力打造农村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人才的培养需要农村社区教育的支持，而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农村社区教育工作者鼎力支持，而优秀的农村社区教师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智力保障。针对当下农村社区教育师资不足问题，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尤为重要。首先，要着力打造农村社区教师高水平队伍，通过“走出去”交流培训和“引进来”，培养一批高学历、专业性强的专职社区教师队伍，同时建立“省、市、县乡、镇、村”五级社区教师人才库，实现农村社区教师优质资源共享。2013年3月，教育部职成司印发《社区教育工作者岗位基本要求》，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团体、社区人员、志愿者组织的力量，采取专职和兼职相结合、引进和自主培养相结合的模式来壮大农村社区教育师资队伍。其次，完善农村社区教师培训机制，有针对性的加强农村社区专兼职教师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形成具有农业特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农村社区教育功能，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有高度耦合性，农村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我们应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探究农村社区教育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振兴是系统性工程，更需要汇集各方面力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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