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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辉
（江西行政学院 党史党建教研部，南昌 330108）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究竟是安源还是上海，尚有不同说法。很多学者在研究、宣传江西时常以 “四大摇篮”来概括江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四大摇篮”这一叙述中，安源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与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瑞金相提并论。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论著中也提出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如唐莲英在《上海：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摇篮》[1](66-67)一文中称上海为“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摇篮”，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所编《上海通志（第2册）》[2]、析平主编《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3]等资料中则直接称“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那么，“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这一说法是否可以立足？迄今为止，黄爱国、文正再、彭生林、黄仂、陆华东等不少专家都讨论了安源及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在他们所写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4]、《论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5]、《安源工人运动的辉煌历史及其启示》[6]、《安源对新型人民军队创建的历史贡献》[7]、《小地方与大历史−再论安源在中共早期的杰出地位及其启示》[8]等论文中，论及安源及安源工人运动对于秋收起义、培养人才、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中国工人运动、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党的群团工作、党的经济工作等各个方面的贡献、影响和意义。这些研究，涉及面甚广，对深入、全面了解安源工人运动极具价值。不过，除了笔者，目前似尚未有人专门围绕安源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是否可以成立这一问题展开集中论述①笔者从2017年以来一直秉此观点，在参与著述的《红色江西——三大摇篮，一个策源地》（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时曾对此做过初步的探讨，在教学时亦曾多次展开论述，形成未正式发表的内部讲稿。另最近根据网络检索，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俞银先先生2019年12月在“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工运主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高峰论坛曾围绕这一问题作过演讲，但是笔者未看到该演讲全文，不知具体立论依据和论证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无意全面论述安源及安源工人运动对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贡献，而是紧紧围绕这一问题，进一步集中论述安源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承认，安源工人运动确实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人运动。早在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指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制定了第一份工会章程，出版了第一份工人刊物《机器工人》。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1920年就派遣张国焘、邓中夏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展开工作，1921年1月成立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5月1日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很快在上海领导了工人运动。1921年8月，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专门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其后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成立分部。在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现代式”的工人运动逐渐展开，并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标志，出现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据统计，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陷入低潮一年多时间内，全国的罢工有一百多起，参加的工人有30多万[9](2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就关注安源。1921年秋冬，毛泽东、李立三等就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9月正式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②本文所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与“安源工人运动”含义不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起止时间从1922年9月14至1922年9月18日，但是“安源工人运动”既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还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前的准备、酝酿时期及大罢工之后一直到1930年前后安源路矿工人的各项运动。本文会按照不同语境区别使用这两个名词。，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初步发展时期（1921—1924年）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都属于早期的工人运动。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代表的安源工人运动无疑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范畴。
这种时间上的领先性使得安源具备成为“摇篮”的基本条件。因为所谓“摇篮”，与“诞生地”概念不一样。“诞生地”从时间上来看，一定要求是最早发生。但“摇篮”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本义是“供婴儿睡的家具，形状略像篮子，多用竹或藤制成，可以左右摇动，使婴儿容易入睡。”有时进一步引申为“幼年或青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或 “文化、运动等的发源地”[10]。从这一定义来看，“摇篮”从时间上，指的是婴幼儿或早年时期，可以是最早的，但不一定必须是最早的，比较早就可以了。因此，安源工人运动具备成为“摇篮”的基本时间条件。
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来看。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摇篮”这一称谓，均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围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和作用而言，并非对其他政治势力而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摇篮”之所以为“摇篮”的题中之义和基本前提。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不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那就不能称其为摇篮。
中国的产业工人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其斗争性一开始就很强。因此，在上海等沿海地区的工人运动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出现了，工人斗争一直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不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这些斗争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自发”斗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介入其中，因此就很难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称其为工人运动的“摇篮”。
真正从“自发”转为“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介入以后。正如邓中夏所说：“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手里开始。有了共产党，然后才有‘现代式的’工会，从此中国的工会才渐次的相当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9](14)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把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的重心。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力量比较弱小，影响也非常有限，因此，成立后并不能很快就介入到所有的工人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少工人运动仍然由其他政治势力所领导，或者最初工人自发进行，然后中国共产党才介入进去并加以领导的。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该罢工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的1920年7月20日就开始了，“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从报纸上了解这一罢工运动后，专门派李启汉前去加以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这次罢工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贯穿整个罢工运动始终。
与此不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完全的独立领导下进行的。如前所述，1921年秋，毛泽东就第一次到安源，深入工人中，考察了总平巷、锅炉房和工人餐宿处，在工人餐宿处与工人一道吃饭，了解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并下到矿井工作面，与工人促膝谈心，此后又多次来到安源指导工作。1921年冬，李立三被派到安源专门从事工人运动。李立三此后在安源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工人学校、党团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等组织相继成立。尤其是1922年2月，成立全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工人支部，使得安源工人运动从此有了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总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宣传和组织，工人们的觉悟被激发起来，斗争精神日益高涨。大罢工前夕，刘少奇又专门被派到安源，以加强对罢工的领导。此后，刘少奇在安源工作长达三年之久。
可以说，安源工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完美结合的完备典型，是中国的工人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从“自发阶段”转为“自在阶段”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摇篮”，除了在时间上要求最早或较早，领导者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以外，对成就及影响也有一定要求。这与“诞生地”或 “策源地”有所不同。“诞生地”或“策源地”更多只是指策动之地、发源之处，但是“摇篮”除了有发源地的意涵，也要求有所成就，要求有较大影响，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有相当的贡献。比如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很重要是因为在井冈山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革命道路，为全党指明了新的革命路向。比如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很重要的是因为南昌起义不但打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又比如瑞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很重要的是因为在瑞金成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而且，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一面旗帜，影响及于各地苏区。
安源工人运动的成就和影响与上述几个“摇篮”相类似。
从参加人数上来看，安源工人运动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安源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中国现代产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人数也非常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但据有关学者统计，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总数才不到300万人，其中矿业工人约70万人，铁路工人16万人左右[11]。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无疑是上海。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初，工人人数超过5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1]（66）。不过，与安源小镇相比，上海毕竟地域广大，工厂众多。就单个的企业而言，安源工人的规模也是国内少见的。安源及其附近既有煤矿工人，又有铁路工人，铁路工人常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煤矿工人最多时人数达到15000人左右。1922年大罢工前夕，煤矿工人大概有13000人左右，加上安源常年有四五千失业工人，因此安源及其附近就聚集了近二万名工人[12](3)。这些工人后来很大一部分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因此，毫无疑问，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假如我们稍作比较，就更加明显了。按照刘明逵等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中的数据[13](374-523)及夏征农等主编《大辞海》中的相关资料[14]显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早期（ 1921—1924年），一些主要的罢工运动及其参与人数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领导）的主要工人运动一览 表（1921—1924年）
从表1可以看出，除香港海员大罢工、开滦五煤矿工人大罢工等少数几次罢工规模有上万人以上外，该时期罢工一般都在几百人至几千人的规模。因为规模不大，其影响自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虽然时间上不是最早的，但参加的路矿工人超过万人。罢工胜利后，绝大部分工人都加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并参加了后续的工人运动，规模一直是万人以上。因此，安源工人运动的影响力自然要大的多。
从罢工的结果来看。由于缺乏工人运动的经验，资本家力量过于强大等原因，因此早期的工人运动很多都遭到失败。比如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期间，上海共有7万多工人举行了48次罢工，大多都失败了[15]。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后，规模可以与之比拟的几次罢工要么失败了，要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如1922年1月开始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时间很长（从1922年1月到3月8日，历时56天），范围很广（全国很多地方响应），声势极大（最多时有10万人参加），影响也极大，也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这次罢工，很不幸发生了“沙田惨案”，死6人，伤上百人。1922年10月开始的开滦五煤矿工人大罢工是这一时期北方规模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使第一次罢工高潮“达到最高峰”，但是由于前期准备不充分、经费欠缺、领导不力等原因，罢工遭到镇压，伤亡60多人，最终失败[13](411)。1923年2月，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也遭到血腥镇压，酿成“二七”惨案。
相比较之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以极小的代价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所提出的13个条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成就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实属罕见，所以刘少奇、朱少连也夸赞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12](129)。
罢工结束后，安源的工人运动仍未停止。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两年的消沉期。全国各地的工会、工人俱乐部绝大部分都被关闭，工人运动领袖和骨干被通缉或受到迫害，一些不坚定的工人运动领袖动摇甚至背叛。与此同时，各式“招牌工会”却纷纷出现，试图夺取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北洋政府交通部，汉冶萍公司也曾经指示安源路况当局，试图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但是因为安源的工人比较集中，与路矿煤矿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从业人员达到几百万人，对于治安及地方乃至中国实业，均有很大影响。经过组织和锻炼，工人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很强。同时，毛泽东等分析了实际情形，制定了“弯弓待发”的正确策略，变进攻为防守，适当收缩，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工作上，养精蓄锐，紧密团结，对路矿当局密切加以注意和防范。因此，虽然后来路矿当局几次试图从内部突破，破坏俱乐部，均不能得逞。安源煤矿于是成为工人的“世外桃源”，安源工人俱乐部也成为“巍然独存”的一面旗帜[9](109-110)。
此后，俱乐部会员人数不断增长，工人基本上都加入进来了。俱乐部建立了从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使得工人严密地组织在一起。此外，俱乐部经费充足，活动内容丰富，后来还盖了新楼，成为当时国内最大最好的工人俱乐部。原来因为场地限制，只购置了简单的几种乐器，到后来，因为新修了能容纳两千人的讲演大厅，文艺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在俱乐部游艺股、青年股的领导下，安源工人的各种文艺活动也逐渐丰富起来。在大厅经常上演工人自编自导的文明戏（即话剧），另外还有棋类，球类、体操等比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丰富工友生活，传播革命思想。所有这一切成就，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在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之际，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不无羡慕地夸赞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底成立，是经过一次坚苦卓越 （ 按，“坚苦卓越”应为“艰苦卓绝”）的大奋斗得来的，虽产生将近一年，而组织之完密，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12](75)
除了俱乐部，安源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党团组织，到1924年12月，中共安源地委所属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约200人[16](1457)，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基层党组织。192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指定安源工人要有代表参加。所以后来安源派朱锦棠参加，朱也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社会主义青年团也一样得到很大发展，团员在1921年12月、1922年12月、1923年12月、1924年12月、1925年8月分别为8人、90人、168人、245人、433人，人数在不断增长[16](1463)。
工人武装方面。工人纠察队在大罢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罢工胜利后，纠察队进一步扩充为纠察团，有团员200余人，负责维持安源秩序。遇有特殊情况，全体青年团员加入，人数多时达到800余人。另外，还设立了裁判委员会，专门负责调解工人的纠纷。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源工人可以说是实现了“从前是牛马”到做主人的转变。1923年11月中共湖南区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俱乐部的指挥领导下，安源基本上实行了自治，以至于“地方军警均失其作用”[12](224)。
安源的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工人子弟学校及工人补习学校，还设立妇女职业部，对妇女也进行教育。为了方便工人学习，在工人家里或附近设置了工人读书处。接受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教育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的。1928年，国民党调查报告称：原来工人都是“土头土脑”的，不知道什么叫开会，什么叫团体，什么叫讲演，但是接受教育后“从前不会说话的人，公然能在大会场中说起话，演讲起来”[16](1367)。
经济事业方面，成就最显著的是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1922年1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易礼容和毛泽民等一起到安源帮助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经过工人认购股票和俱乐部拨付基金，消费合作社资金增加至18600多元[12](191)，经济实力大增。1923年2月7日，中国工人阶级中的最早经济组织−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单独设立门面营业，总经理易礼容。1923年7月，易礼容调走后，毛泽民出任总经理，工人消费合作社越办越大。到1924年12月，合作社的资金由原来的18600元增加到28300多元[12](386)。
此外，安源还开创性地做了许多工作，创造了许多第一，除了创办产业工人中的最早党团组织、最早的经济合作组织外，1924年5月，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儿童革命组织−安源劳动童子军。1924年12月，创办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等等。
总而言之，安源工人运动因为有较大的规模，大罢工又取得完全的胜利，影响甚大。尤其是在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的情况下，安源工运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各项事业得到继续发展且成绩斐然。因此，安源在当时就倍受国人瞩目，影响及于全国，被誉为是“巍然独存的小莫斯科”，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在纪念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时热情洋溢地夸赞道：“二七军阀惨杀京汉工人，摧残全国工会之际，淫威四逼，风鹤频惊，他能镇定不摇，坚苦卓绝，与一切恶魔奋励作战，以至今日。他到现在不独排除一切障碍，而且教育的发展，经济的建设，精神的紧结，声誉的树立，均足使他基础更加稳固，前途更显光明，环顾全国，他确是劳动界的一根柱石呵！”[12](74)
所谓“摇篮”，如前论及，也必然有源泉、发源地之意。换言之，摇篮要与其他同类事物有“源”与 “流”关系，要直接影响或推动了其他同类事物的发展。比如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所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影响了其他地方，革命经验被其他革命者所效仿推广。可以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引发红色割据的燎原之势。
通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被成功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其复制、推广的主要路径，一是直接派人去各地直接指导工人运动。比如1922年7月底到8月份，在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卓有成效的李立三就短暂离开安源，到长沙去帮助组织泥木工会，直到9月份安源大罢工爆发前回到安源。
另外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1922年12月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就是在安源党组织直接派人指导下发动起来的。水口山地处湖南常宁，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铅锌矿。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消息传来后，水口山工人们均跃跃欲试。但是，水口山工人“一以经济困难，无所措手，一以众心惶惶，裹足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水口山决定派人专门到安源，“一面参观，一面请求援助”[12](63)。最后，安源俱乐部派文书股股长蒋先云、谢怀德、方福胜、李庆余四人到水口山，帮助组织工会，并具体指导了罢工运动。在蒋先云等人的指导下，水口山基本上照搬了安源的经验，如俱乐部的宗旨 （ “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俱乐部的组织形式（以“十人团”为基层组织），罢工策略（“哀而动人”）乃至提出的罢工条件，基本上跟安源一样。可以说，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翻版。
除了派人直接指导，安源工人运动经验也通过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人传播到全国各地。李立三1921年冬回国，回国后很快就被派到安源。1923年4月，李立三离开安源，赴武汉担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委会委员长。1924年4月，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委会工农部主任兼工会运动委员会主任，五卅惨案发生后，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6年9月，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口办事处主任，负责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
刘少奇1922年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短暂工作后，是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夕来到安源，此后在安源工作了三年，期间除了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的主任，还担任汉冶萍总工会的委员长，领导汉冶萍公司的工人运动。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改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大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
从以上履历可知，安源是李立三、刘少奇回国后参加工作的最早或最重要的一站，他们在安源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工作能力，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可以说，他们都是从安源起步，逐渐成长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因此，李立三、刘少奇离开安源后，很自然用安源的经验直接来指导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上海在内的早期工人运动也是深受安源工人运动经验的影响。李立三就曾回忆说：“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12](63)
从这里看，这一时期，上海发动工人运动的基本路径、罢工的策略均受到安源工人运动经验的直接影响。五卅运动时，李立三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也在上海，作为五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自然也更加娴熟地运用了安源工运的经验。
本文考察了安源工人运动的时间、领导、规模、结果、影响等基本要素，也探讨了安源工人运动经验对国内其他地方工人运动的影响。可以说，就时间而言，安源工人运动产生的时间很早，因此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条件。就领导而言，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完全领导的一次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完备典型，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前提。就成就和影响而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几次工人运动之一，且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中绝无仅有的成功范例，尤其是“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人运动各方面事业依然取得巨大的成就，因此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特质。就经验的传播和推广而言，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扩散到全国各地，影响了很多地方的工人运动，因此具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基本要求。总而言之，安源符合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的各项条件。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曾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最早的工人运动。上海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括而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期间，上海的工人运动在成就、影响等方面并不能与安源工人运动相提并论。而且如前论及，这一时期，安源的工人运动直接影响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国内工人运动。因此，认为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说法值得商榷。相比而言，安源更符合成为中国工人运动摇篮的各项条件，而且“摇篮”比“诞生地”“策源地”之类的说法也能更加准确地概括安源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综上，“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摇篮”及“四大摇篮”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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