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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泽宇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探析与思考——以田丰传习馆和刘晓津源生坊为例
方泽宇
（安庆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052）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瑰宝，是我国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任重道远。以田丰传习馆和刘晓津源生坊为例，对少数民族音乐传承方法、传承模式进行研究，探索未来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融合创新，求真存变，从而使少数民族音乐精髓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下得以传承。
少数民族；
传统音乐；
田丰传习馆；
刘晓津源生坊
随着时代快速发展，社会进步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不断交融，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保护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音乐界的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田丰传习馆、刘晓津源生坊等少数民族音乐保护机构和模式由此应运而生。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及地标性特征，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魂魄，更是一本本活的民族发展史，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鲜明特征。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著名音乐艺术家腾格尔提交了一篇题为《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政策帮扶力度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提案。文中说道：“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音乐的基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现在很多真正的中国民族音乐在国内各大舞台上都没有一席之地，严重被边缘化。”[1]
少数民族音乐是推动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之间联系的精神纽带。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繁荣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坚定地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为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构建了坚实的顶层设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它反映了特定区域内的风土人情，体现了华夏文明的一脉相承和多姿多彩；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对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作用。
在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多元文化的冲击而使得自身独特性正在逐渐消失，少数民族音乐的经济、文化价值的开发显得尤为迫切。研究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可以为我们更进一步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提供重要借鉴。
（一）田丰传习馆和刘晓津源生坊的创建模式
1．田丰传习馆的创建
田丰（1933—2001），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重要作曲家。出于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田丰经过多年奔走，足迹几乎遍布云南所有的少数民族山寨，收集了包括歌舞、宗教祭祀、服饰工艺等诸多原住民文化艺术精华，并于1993年11月在距昆明30公里的郊区农村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作为我国第一个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歌舞文化为宗旨的一所特殊学校，田丰传习馆完全由个人操办并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生存，其主办人和少数民族学员长期生活在农村，传承和保护的重点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原住民文化中的经典作品。
传习馆的师生由田丰从云南各个村落召集的少数民族学员（哈尼族4名、纳西族11名、藏族2名、彝族48名）组成，共65名，普遍年龄在16—20岁之间。教员是当地有威望有影响的民间艺人，但这些民间艺人多数不会汉语或汉字，所以传习馆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把云南少数民族悠久的传统音乐歌舞记录保存下来。[2]口传心授的特点主要包括：（1）直接性：没有第三人传授的师徒直接继承方式。（2）重复性：示范性的重复演示。（3）互动性：个人或群体之间传播信息的过程。（4）灵活性：不拘泥于一种固定模式的教学与学习状态。田丰传习馆是完全依靠田丰个人储蓄工资、稿费收入和社会集资而建立的公益组织，免费为师生提供吃、住，还不定期地给他们发一些零花钱。传习馆的开办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第一馆”。
2000年6月，传习馆因陷入经济纠纷而被迫解散。
田丰倡导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及保护，以“纯正的原生形态”“求真禁变”为宗旨，即文化传承必须是“原汁原味”。他阻隔学员与现代信息社会一切接触，为保持这种“纯粹”的艺术环境，他将传习馆的馆址选择在远离现代、喧闹的城市环境，且拒绝并反对传习馆迎合一切商业表演。因此，传习馆在空间上相对封闭，力求保持“传统”状态。
2．刘晓津源生坊的创建
源生坊成立初期的30余名成员均来自田丰传习馆，出生于云南偏远的少数民族农村，能歌善舞，有彝族、佤族、哈尼族等。源生坊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田丰传习馆的经验教训重整新的团队，采取都市、乡村上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保护和传承工作。源生坊前期（2004—2007）组织策划了乡村传承、国内外演出、民间艺术走进大学等系列活动。实施了“村寨歌舞传承班”项目，依靠当地的老艺人培养年轻一代的民间民族艺人，让濒危的民族艺术能够为后人所知并传承下来；
依托乡村巡回演出，自发形式的乡村类歌会、茶会，日常性的群众乡村歌舞活动等环节加强对民族音乐的传承；
通过组织国内外巡回演出，将少数民族音乐的潜在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源生坊认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必须有自己的舞台，不能完全迎合市场的口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开展经常性演出等形式，保持自身的凝聚力和延续性。[3]
（二）田丰传习馆和刘晓津源生坊创建模式的演变
源生坊成立后，根据当时的自身条件和田丰传习馆的经验教训，吸纳了田丰传习馆时期的民间艺术，旨在抢救、传承和弘扬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歌舞文化。在抢救并继承传统民族音乐歌舞的同时，协助民间艺术家回忆、挖掘、记录、整理正在消失的少数民族音乐歌舞文化，并整理保存少数民族艺人音乐表演的教学及视频等资料。
为传承中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源生坊经营文化传播公司、剧院、画廊、茶吧等，开展演出及经纪业务活动；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演出；
承办社会公共关系活动及商品展览展示等活动，形成了文化艺术、创意、时尚、餐饮酒吧等有机发展的文化产业链。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传承方式使源生坊的舞台呈现出国家级的传统民族音乐歌舞表演艺术。源生坊组织了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歌舞表演，促进了社会对原生态音乐歌舞艺术的理解，增强了民间艺术家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为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文化提供了开放性的舞台，为少数民族音乐歌舞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试验田。[4]
为传承中华少数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刘晓津带队多次深入寻访，并拍摄记录了云南省现存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歌舞和节日仪式。他先后到过施村拍摄彝族垤施歌舞、西盟佤族艺人歌舞、建水县龙岔大寨哈尼族歌舞、石屏花腰彝族记录花腰古歌、石屏县水瓜冲村花腰彝族祭龙仪式、大理巍山彝族火把节等。这些资料对继承和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田丰传习馆和刘晓津源生坊创建模式比较
从田丰传习馆到刘晓津源生坊，存在着“求真禁变”和“求真存变”两种不同的传承理念，由此形成的运营模式，虽然有着一定的延续性，但根本上还是截然不同的，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中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1．田丰传习馆虽然是公司化运作，但基本上还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行为，缺少可持续性的运行机制。源生坊虽经济负担较小，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也存有问题，但却是在积极寻找商业化运作的机会。
2．田丰传习馆邀请一些民间老艺人和来自少数民族村庄的艺术人才免费集中学习，让他们交换和继承传统民歌和舞蹈。学生必须进行日常的生产和劳动，其中包括农耕和养殖等乡村日常生活内容。刘晓津老师吸取了田丰老师的经验教训，源生坊除聘请少数专职行政人员外，不负担艺人的日常生活开支，而是按活动的工作量付给合理的劳务费用。学员白天在家务农，晚上传承民族传统歌舞。当源生坊获得演出机会时，再召集民间艺人演出，这种类似军屯式“平时种田，战时能战”的传承模式大大减少了工作成本，让艺人们营生、传承两不误。
3．田丰传习馆坚持“迎进来、送下去”的双向传承教育方式。所谓“迎进来”就是分批地把本民族有威望的老艺人接到传习馆内来传授、讲学，和学员一起共同生活，系统地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馆内师生。所谓“送下去”就是有目的地分批把传习馆师生送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实地考察、调研，客观全面地分析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挖掘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源生坊采取都市、乡村上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保护和传承工作。
4．田丰传习馆教学方式是通过教员向学员“口传心授”的方式，把云南少数民族悠久的传统音乐歌舞记录保存下来。倡导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及保护以“纯正的原生形态”即“求真禁变”为宗旨，力求保持“传统”状态。“求真”即内容形式要真、情感风味要纯。“禁变”是因为传习馆保存的是传统文化的经典，经典是不容改变的，变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大犯罪。具体做法是保持童心，还其本来面目。源生坊力求通过“求真存变”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即是在保存少数民族音乐内容形式要真、情感风味要纯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歌舞编排、灯光舞美等现代手段，借助新技术、新思维等对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吸收发扬，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多元文化大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遇到诸多障碍和挤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开展民族音乐的保护传承工作，如云南、贵州音协分别开展了对民族音乐的采集整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究会”和“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共谋保护传承工作，但对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如何传承及保护一直争议很大。
（一）文化自觉弱化
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大多反映了少数民族群众对生产、生活、生命及自然的独特理解，并和他们所依赖的环境及风土人情息息相关。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冲击下，云南原来的少数民族古村落在消逝，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流失，少数民族音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和经济基础。部分人迷失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方向，丧失了应有的传统文化自信和理性认识，甚至指责田丰老师创办传习馆是将当地民间艺人“往后拽”。
从艺术音乐欣赏的角度来看，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受到日韩、欧美等现代音乐的冲击，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
从文化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微信、抖音、今日头条等客户端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深刻影响和冲击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音乐受到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在所难免。因此，相关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从提升文化自觉的高度来挖掘、整理和传承好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精髓。
相关法律对文化自觉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完善。需从国家层面对消失的传统音乐开展深入细致、规范有序的收集和整理，加大财政投入，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自觉维护少数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空间，高度认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传承人面临接续危机
一是能够从事民族传统音乐表演的人在不断减少。当今，年轻人已经很少在喜庆日子里以唱歌跳舞的形式来进行庆祝，也很少有练习歌舞的动力以及表现的平台。二是随着老一辈艺人的逐渐老去，“人亡艺绝”的现实问题逐步显现。三是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积极性尚待提高。当地的年轻人很少把少数民族音乐传承当作毕生事业来做，只是在忙完农活或打工的闲暇之余唱唱跳跳。
若不正确地加以引导，恐怕 “求真禁变”“求真存变”都很难实现。
（三）缺乏资金支持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源生坊缺乏稳定的资金支持。源生坊成立初期，主要由香港张颂仁先生及其友人成立的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维持运作，每年资助数十万元不等，后期主要是根据传承项目来申请，投入很不稳定。在艺术节期间也仅能保证日常开支。“缺钱”是困扰源生坊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很难保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难以吸收新的传承队伍，制约了传承工作的开展。
从历史进程来看，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文化的发展需要不同民族的互相碰撞。融合创新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那么，如何变、从哪变是值得深思的。
（一）把握好求真与存变的度
“口传心授，心领神会”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的一种普遍方式，也是源生坊实际教学中的主要传授方式，其优点是传承人与少数民族音乐能实现最直接的接触，能将基于本土生活环境且由少数民族人民耳濡目染、口口相传的民族音乐文化原汁原味地保存。我们要崇尚少数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同时也要防止民族艺术中的表演被“模仿”所取代。“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是否仍然适合当下，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课题。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作些变动使得源生坊的表演更具观赏性与艺术性，把握好真与变之间的度，是否可行呢？创作出新时代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是目前传承工作的明智选择。
（二）培养少数民族专业性人才
培养本民族专业性人才是传承发展少数民族音乐的有效途径，也是探索求真存变和传承音乐方式的重要前提。只有传承人熟练掌握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真经”，又能通晓现代音乐的技能，才能在求真的基础上创新，才能驾驭传统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2017年，笔者应刘晓津老师之约，前往石屏地区登记各个村寨的演出艺人代表名单及联系方式，却因当地艺人不会汉语亦无法用汉字写出自己的姓名而难以进行。这些人员不只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老人，而且大多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在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情况下，要想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培养出本民族自己的音乐专业人才任重道远。不仅要着眼于音乐素养的培训，而且还要下大力气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尤其要重视汉语的学习和普及。
（三）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主导者，政府有权利，更有义务参与其中。
首先，要建立有相关部门参与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保护的协调联动机制，提供必要的资金及智力支持，推进此项工作的常态化。其次，搭建音乐平台、建立传承队伍，要依托学校、少年宫、老年大学等阵地营造社会氛围，通过人才交流和新陈代谢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梯队。最后，建立健全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保护法。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化进程，针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传承、激励等制定相关法规。同时，进一步明确实施细则和鼓励办法，强化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重要内容的挖掘、收集与整理工作，
（四）努力寻求与学校合作
要结合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从教学、表演、创作、理论四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学员进行培训，通过搭建学校与传统文化桥梁，共同培养弘扬民族文化的一批有理想追求、有专业素养、有深厚学识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高素质人才。
（五）把握好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中的商业化运作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少数民族音乐要重新焕发活力，既要破除“禁变”的思想误区，也要推陈出新“求真存变”，适应现代生活，走适度商业化的运作模式，进而培育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受众。商业化运作，更新宣传方式，通过数字技术，以音频、视频、文字、图片等方式，一方面保存音乐样本真实性和可还原性，另一方面利用全媒体加速传播，让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被更多的人了解，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中来。[5]同时，要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及其表现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方式，使生活和精神层面相融通，增强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将少数民族音乐保护化为自觉行为。
[1]腾格尔.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的政策帮扶力度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Z].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2017.
[2]龙成鹏.探索“非遗”保护的各种途径——以云南经验为中心的学术对话[J].今日民族, 2016（1）：43.
[3]熊艺.云南民族源生乐坊的发展轨迹与传承现状探析[J].民族音乐，2015（4）：7.
[4]李建军.田丰模式的影响与评价——兼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J].歌海，2012（2）：38.
[5]王文.“变与不变”：有关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话题[J].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14（2）：24.
Thoughts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Music
Fang Zeyu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national art, traditional music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country"s multi-ethnic culture. It is a long and arduous task to inherit traditional music of ethnic minorities. Take Tianfeng Inheritance Museum and Liu Xiaojin workshop as examples to study the inheritance methods and modes of ethnic minority music,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ethnic minority music inheritance in the future, integrate and innovate, seek truth and change, to make minority music The essence is passed down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music; Tianfeng Inheritance Museum; Liu Xiaojin workshop
2021-08-02
方泽宇（1993—），男，安徽芜湖人，安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助教，硕士。
10.13685/j.cnki.abc. 000583
J607
A
1671-9255（2021）03-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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