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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靖博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河洛地区东连豫东、西接关中、南达颍汝、北跨黄河，扼河洛之襟，控崤函之咽，是关中之门户、中原之要冲。其地不仅有虎牢、崤函之固，河、洛、伊水之便，更兼宜阳、偃师、成皋和荥阳等军事重镇。从地理角度而言，和平时期，它是中央王朝的控御中枢;天下有战，则为必争之地，它在中国战争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关于中国古代战争时空分布的研究，学界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多，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可分为总体性研究[1]、区域性研究[2-4]和断代史研究[5-8]。历史上河洛地区究竟发生了多少战争以及战争分布呈现何种特点,目前尚无专文述及。总结河洛地区古代战争的时空分布及其特征，是我们研究河洛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首要工作，同时也是丰富河洛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及军事研究相关著作虽对河洛地区古代战争略有涉及，但囿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现有成果并不能直接呈现出战争分布的时空特征。因此，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河洛战争(1)为行文方便，“河洛地区古代战争”简写为“河洛战争”，下文不再说明。次数进行相对准确的统计和分析，以便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河洛地区战争发生的时空分布及其特征。通常来讲，研究之前应对以下问题予以说明。
(一)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一般认为，河洛地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广义上的河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多有讨论。近年来有学者针对这一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河洛地区西起潼关、华阴,东到荥阳、郑州，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南抵颍河、汝河上游以伏牛山北麓为界[9-10]。这一观点是学界对河洛地域范围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拟以上述范围为准探析该地区(本文主要考察对象为今河南境域，故根据研究需要略有改动，按行政区划主要包括今三门峡市、洛阳市、郑州市、济源市及焦作市部分地区)古代战争的时空分布及其主要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在确定战争地点时，难免会因古今政区名称的变动而有所偏颇，面对这种情况，本文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将古地名替换为现地名，因此研究区域以对应的现代行政区(本文所参照的现代行政区指2018年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所发布的河南省行政区划)为基准。在时间界限上，考虑到自春秋起方有明确记载战争情况的文献史料，故本文选择春秋战国至清朝灭亡作为统计时段。
(二)统计对象及相关概念
本文统计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战争次数。根据《中国军事百科词典》对战争的解释：战争是人群之间有组织、有目的的武装斗争，按规模可分为战役、斗争和冲突。战役是有着战略指挥的系列斗争；
战斗是战役进行中的作战行动；
冲突是小规模的战斗[11]10-20。古代河洛地区虽为四战之地，但事实上若以具体战役为统计标准，得出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战争分布规律，不能够令人信服。鉴于此，本文所涉及的战争概念，涵盖战役、战斗和冲突三个方面，因此，凡是明确记载着时间、地点、交战双方和军事行动的都将予以统计，反之，若记载不详者，均不统计。如《史记》卷七十三“(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12]2333，而《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嵩县纶氏”城条下“或曰蔺即纶也，二邑盖相近”[13]2263。对战争发生地点的记载模糊不清，无法确定，此类战事概不作统计。另外，只有驻军、行军和投降等军事行为而无直接战争冲突的，同样不计入作战次数。如“吕后八年，后崩，齐哀王起兵诛诸吕，灌婴军荥阳，与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13]2199“永和六年，苻坚西入长安，遣其弟雄自潼关入，兄子菁自轵关入”[13]2293“东汉建武三年，赤眉余众东向宜阳，光武亲率六军严阵待之，赤眉震惊乞降”[13]2254等均没有明确记载军事冲突或战斗经过，故不统计。
除此之外，对于一战多地的情况，视文献记载的详细程度，尽可能将“多地”战争的战事次数悉数予以统计。如唐武德三年(620)至四年(621)的虎牢关之战，秦王李世民率军同王世充军(郑军)和窦建德军(夏军)在今洛阳、荥阳等地多次交战,即属此例。
(三)统计战争的资料来源
统计战争次数时使用哪些资料以及使用资料的先后顺序，会直接影响搜集工作的难易程度。本文首先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为基础，筛选、罗列研究区域内各地区的战事，其次以《中国军事通史》《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等国内现代军事著作和各地方志进行统计和补充，最后采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等正史予以校验。另外，文献典籍记载的详细程度对河洛战争时空分布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笔者在统计河洛战争次数时，因部分文献记载过于简略导致相当多的战事未能统计入内，之所以采取宁缺毋滥的统计原则，是出于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研究分析的严谨性，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得的结论有所影响，但总的来看并不妨碍对战争分布的整体性研究。统计结果见表1。
河洛地区不同时期的战争次数存在很大差异，总的特征是统一稳定时少、分裂割据时多(2)学界普遍认为，历史时期的“统一”与“分裂”是就整个“中国”而言的，本文述及的“统一”和“分裂”由于仅指河洛地区，故两者在部分时期略有差别。以宋金时期为例，葛剑雄认为这是“分裂和分裂继续”的时期，而事实上，如果只着眼于河洛地区，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河洛地区除了局部的王朝更迭战争外，并未出现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故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时期。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M].北京：三联书店，1994.。如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计战事为95和97次，分别占可考战争总数(329次)的28.88%和29.48%，在分裂割据的影响下，其战争次数相较其他时期尤多。那么，河洛战争随时间变化具体呈现出何种分布特征？为详细阐明此问题，以下将对河洛地区各时期战争情况展开分述。
春秋战国时期，河洛地区可考战事计95次，仅次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事实上不复存在，周王室无力统驭天下，各诸侯国争霸、兼并战争不断。郑国地处河洛地区东部，地势适中、交通便利，然周边邦国林立，战争不断，故而这一时期河洛战事主要围绕郑国进行。《左传·桓公十四年》载：“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焚渠门，入，及大逵。”[14]233宋与卫、陈、蔡等国一同伐郑,开创了春秋时期诸侯联军共伐一国的先例。此后，秦晋、晋楚争霸激烈，处于大国中间地带的郑国，自然成为各方争夺的主要对象，“从楚则晋怒，从晋则楚伐”[15]699，是郑国难以摆脱的困境。杨伯峻指出：“(春秋诸侯)欲称霸中原，必先得郑。当晋秦称霸时，郑为晋秦所争。今晋、楚争霸，又为晋楚所争，国境屡屡为战场，自襄公以来，几至年年有战事。”[16]988对于诸侯争郑以及郑国战事频仍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宋杰还认为：“两周之际的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剧变，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使郑国所在区域的战略价值陡然增加，从而引起了争霸诸侯们的觊觎。……郑在中原诸侯内属于国力较强者，其归属对战略格局举足轻重”[17]49-52。战国时，韩承郑弊，仍处于各诸侯强国包围中，以致韩非子发出“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18]7的感慨。韩国为多战之地，于此也可窥知一二。
表1 河洛地区古代战争次数汇总统计表
秦汉时期，中国步入大一统阶段，河洛地区发生战争的次数骤然减少。但因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每逢朝代更迭之际，该地区仍是各方势力角逐的主要战场，玆各举一例以示说明。秦二世元年(210)，“陈涉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击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弗能克”[13]2199。楚汉之际，刘邦占据荥阳、成皋、巩等有利地形和军事要塞与项羽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最终“败楚军于荥阳东”[13]2199。东汉统一战争中，“光武帝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19]621，建武元年(25)，“朱鲔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强”[19]20。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京师撼动。为此，灵帝在洛阳附近的函谷关、大谷、伊阙、轩辕等八个关口设置都尉以驻防，统管八关军政，守卫京师安全。但随着皇权式微、军权下移，各地方军趁机拥兵自重，军阀混战由此拉开序幕，河洛地区再次陷入多战之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战事连年，河洛地区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及其辐射区域，深受其害，仅可考战事就有97次，居各历史时期之最。三国时期，河洛地区是曹魏统治腹地，战事并不多见。西晋八王之乱，掀起了北方大混乱的序幕。永嘉三年(309)起，匈奴贵族多次率兵进攻洛阳，“(刘)聪至西明门，越御之，战于宜阳门外，大破之”[20]119；
四年(310)，“刘聪使其子粲等犯洛阳”[13]2246；
五年(311)，刘聪派呼延晏等人寇掠洛阳，晋军前后十二次败于匈奴，以致“刘曜、王弥入京师。……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20]123。此后，迄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前后百余年间，各地征战不断。北魏分裂后，在两魏周齐对峙长达43年的时间中，河洛地区一直是双方进行拉锯战的主要阵地，先后爆发河桥之战、邙山之战、洛阳之战、宜阳汾北之战和河阴之战等大型战役。
隋唐五代时期，河洛地区战事依然频繁。隋末农民战争中，瓦岗军据巩县、荥阳一带同洛阳王世充多次发生战事。《资治通鉴》引《蒲山公传》云：“自秋徂东，凡经三十余战，世充多败绩。”又引《河洛记》云：“四十余战，世充无功。”[21]5864从侧面可见战事之多。唐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率军多次围攻洛阳王世充，又在虎牢之战中一举击溃驻扎在板渚(今荥阳氾水镇东北)的窦建德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双方在河洛地区进行了长期多次的战事，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叛军至荥阳时，“太守崔无诐拒之”，封常清“屯武牢以拒贼；
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今荥阳市高阳镇)，又败；
战上东门内，又败”[21]7057。此后，洛阳两次易手叛军，战事之多不可悉数。
宋金元时期河洛战事最少，只有10次，仅占河洛地区可考战争总数的3%。从统计结果来看，这一数据尽管不能令人十分信服，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安史之乱后，关洛地区遭到很大破坏，北宋建都开封，实际上是国家经济、政治中心东移的必然结果。此后，无论是金兵南下，南宋北伐，抑或是蒙古灭金，河洛地区虽时有战事，但始终都不是全国性的主要作战区域。
明清时期，河洛地区战争次数略有增加，达到23次，占可考战事总数的7%。明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徐达负责西向军，占领汴梁后，从虎牢关进至洛水北岸的塔儿湾(今偃师境)与元洛阳守将率领的五万人列阵激战，元军溃败。明末清初，灾荒频繁，农民起义军大规模爆发。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渡河后，攻陷渑池；
十二月，“连陷伊阳、卢氏”[22]316；
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连陷汜水、荥阳”[22]318；
崇祯十四年(1641)，“丙申，李自成陷河南”[22]329，后接连攻下宜阳、永宁等城邑，乘胜围攻洛阳城。明朝方面，为此积极应对，明参政王胤昌、总兵王绍禹率军坚守城池，同时以敢死之士出城袭击义军[23]806。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率五十万大军东征北京，渡过黄河后攻克济源、孟县等地，打败清军，一度占领河内地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民起义战争是河洛战事的主要内容。直至清末，活跃在豫、鲁、皖、苏、陕等地的捻军所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反清战争也曾波及河洛地区。
一如上文所言，每逢朝代更迭之际或政权不稳之时，河洛地区都会发生大规模或持续性的战争。从短时段来看，其战争性质主要有由外族入侵而引发的民族战争、灾荒频繁而爆发的农民起义战争和统治阶级因权力争夺而引起的内部利益战争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河洛地区的战争次数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换言之，河洛地区不再成为古代战争发生的主要战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中心在空间上发生的根本性转移。
河洛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先秦以来，农业发达，适宜居住，但同时，攻伐、兼并战争频仍。从空间上看，洛阳盆地与其东部平原，适宜开展大规模的攻城战和战略决战等军事行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外方山和嵩山等群山环抱使山地战也成为河洛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例如，洛阳北部屏卫京师的邙山就是重要的战略地区,“洛阳有事，北邙亦必争之会矣”[13]2227，南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都曾在邙山发生过大规模且较为持久的战事。
(一)河洛战争具有整体上沿豫西通道分布的空间特征
先秦时期，豫西通道是东、西方军事势力征伐作战的主要交通要道，后世基本沿袭使用。如宋杰所言，其路线大致由咸阳渡渭水，东行至潼关处，进入豫西山地，沿黄河南岸，先后经函谷、陕县抵达崤山，在此分为南北两条通道，南道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东南行，至洛河沿北岸到达宜阳，向东进入洛阳盆地；
北道经涧河河谷，先后由硖石、渑池、新安抵达洛阳。从洛阳出发，向东过偃师、巩、成皋、荥阳，便可进入豫东平原[24]41。
在可考的329次战例中，仅栾川一县尚未发现战事(3)栾川，民国以前政区单位为亭、镇，民国时隶属卢氏县，为区级行政单位，直至1947年方改区设县。于此可见，栾川无战事与其在中国古代的政区单位始终为亭、镇一级密切相关，因而或有战事，但不免失之记载，故无从稽考。，其他地区均有战事记载，洛阳、荥阳、郑州、新郑四地，战争频率较高，占据河洛地区历史战争总数的49.7%，其中，洛阳战争次数最多，达84次；
荥阳、郑州、新郑次之，分别为32、27、23次。灵宝、新安、孟津、偃师、宜阳、登封、巩义和中牟均在10次以上。统计这些地区战事共278次，占河洛地区战争次数总和的84.5%。
与上述豫西通道所经地区进行比对，可以明显发现两者高度吻合，故河洛战争具有整体上沿豫西通道分布这一规律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豫西通道上各地战争频次并非十分相同，那么又有哪些军事重镇或交通枢纽深刻影响了河洛战争的地域分布规律？限于篇幅，本文仅抛引玉之砖，玆以洛阳、荥阳两地为例进行说明。
洛阳位于黄河中下游南岸，东有虎牢之险、西有崤函之固，北临邙山，南对伊阙，“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25]36，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26]184。以十六国北朝时期为例，时为政治中心的洛阳，因长期处于军事割据的状态下，战事连绵不绝。这一时期洛阳诸多战事主要围绕金墉城进行，《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北齐书》等对此均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一一罗列，仅对其中原因进行探讨。
金墉战事频仍与它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不无关系。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金墉城位于洛阳故城西北隅，构成了洛阳城西北角的一个军事屏障，无论是由北往南，还是由西向东攻击洛阳的武装力量都会在此受到阻击，故而金墉城时常受到来自关中、关东和江南三个方向的攻击与争夺。如太宁三年(325)，刘曜遣二路大军夹击据守金墉的后赵大将石生，一路由刘岳率领，“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余级”，借盟津济河南下，进围金墉；
另一路由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函而东”[20]2698，直指金墉。然后赵将石季龙率步骑四万自成皋前来驰援，解金墉之围。咸和三年(328)，刘曜大败石季龙后，从大阳津(今三门峡市西北)渡河向东，乘胜“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堨以灌之”[20]2700。又如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时任后秦征南将军的姚洸镇守洛阳，其部将赵玄力劝姚洸“宜摄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师之救”[21]3754，然姚洸不听，执意出兵与晋前锋檀道济战，结果大败。金墉、洛阳尽为东晋攻占。从统计结果来看，仅十六国北朝时期金墉战事就达到了12次之多，占魏晋南北朝洛阳战争次数的28.6%，在历代洛阳战争次数的总和中占14.3%。
洛阳以东军事重镇当属荥阳。荥阳，东有鸿沟连接淮、泗，北依广武临近黄河，南靠嵩岳，西据虎牢。顾祖禹言：“今自荥阳而东皆坦夷，而入汜水县境，地渐高，城中突起一山，如万斛囷。出西门，则乱岭纠纷，一道迂回期间，断而复续，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废。”[13]2123如果说洛阳是关中防御体系的外延，那么洛阳防御体系的外延便是荥阳(4)荥阳在洛阳东部所有地区中充当着其他地区无可匹及的战略防御作用，原因不仅在于荥阳地区分布有得天独厚的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其紧邻豫东大平原，进可战，退可守，可以有效阻击东来之敌。换言之，荥阳地区有着形势险要优于郑、汴，战略纵深胜于偃、巩的战略价值，不可不谓洛阳东部防御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参见陈堃.西汉河南郡军事地理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鸿沟、敖仓、成皋津、平阴津、虎牢关和广武山等共同构成了西入洛阳的一道防御体系。
先秦以来，荥阳就是战事频仍之地。公元前597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16]717。晋、楚争霸爆发邲之战，地点就在今荥阳北。楚汉战争中，“(汉二年)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王亦收兵与大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27]37。荥阳战事对刘邦集团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汉朝建立后，荥阳在控御关东、保障关中安全等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汉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众击之。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27]120。又如，汉景帝三年(前154)，关楚七国发生叛乱，“(朝廷)以窦婴为大将军，屯荥阳，蓝齐、赵兵。周亚夫将兵击吴、楚，会兵荥阳”[13]2199。隋唐之际，李世民充分认识到荥阳虎牢在统一战争中重要的战略价值，认为:“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21]6021，于是“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掳其众五万，生擒建德于阵”[28]27。凭借虎牢关的形胜，一举击溃窦建德部。由上可知，荥阳实为战略要地。
(二)河洛地区各域内战争分布的地理特征
考察各区域内部战争的空间分布情况，可发现各地区间存在明显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
第一，三门峡以灵宝居多，卢氏次之，渑池、陕县最少。北部崤山，为秦岭东段余脉，呈“东北—西南”走向。灵宝在崤山以北、黄河以南，域内函谷关紧扼崤函咽喉，道路狭窄，地势险要，历来为东西相争的形胜之地。南部熊耳山西段山脉与崤山夹洛水相对，卢氏地处洛河谷地，地理形势自然不如灵宝。陕县、渑池居旧关以东、新关以西，地形平坦，无险可守，非兵家交战之选择，故常为东、西方行军经由之所在。
第二，洛阳战争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地域分布特征。北部新安、孟津、宜阳和偃师战争都在10次以上。其中，宜阳是豫西通道南路东端的军事重镇；
新安、偃师地处豫西通道北路，是东、西方军事活动的交通要道;孟津北临黄河，域内孟津关(渡)是沟通河南、河内南北往来的重要渡口，凡东西对峙时期不乏以据孟津关(渡)为重要的战略举措。如北魏时修筑的河阳三城，成为洛阳城外围的戍守要地，在两魏周齐对峙时期，进攻者常据守河桥以逼洛阳，戍守者则于上游放船纵火以烧河桥。历代如此，屡毁屡作。由此观之，上述四地当为多战之地。洛宁、伊川、嵩县、汝阳和栾川战争都在10次以下，这表明该地区并非最佳战场选择。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等山川林立，属于典型的山地地形。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山地是进行伏击和突然袭击、限制能见度、束缚和阻碍运动、影响通信联络、气候恶劣、天气多变和指挥不灵的地区”[29]109。因而，“在山区，部队不得不常常使用山间通道”[30]13，“山脉平行分布，为纵向谷地切割，则山地易通行。山脉从中心山结(5)山结，又称山汇，指许多山脉的汇集中心。向各方向成辐射状延伸，则不易通行”[30]13。熊耳山东部余脉呈“东北—西南”走向分置嵩县、洛宁于南北两侧；
伊川虽为洛阳南大门，但其境内山谷相连，为防守要地，可以有效阻击自颍汝北上的势力；
栾川地处伏牛山谷地，交通极为不便。可以看出，山地地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战争频次。
第三，郑州各地区古代战争次数分布较为平均。据统计结果显示，除新密战争数在10次以下外，其余各地战争数均在10次以上。从地理环境上看，新密位于嵩山东麓，中西部是低山丘陵，东部为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欲入关、洛者，要么向北进入豫西通道，要么向南借道颍汝，同理，西出关、洛者也很少选择嵩山东麓作为军事基地。受地形条件的影响，境内基本无外水流经，水运通航能力较差。这些因素使得新密在古代军事活动中既非军事重镇，又无交通要塞，不利于集结兵力和开展军事作战。因而此地战争数目相较它地少。郑州、中牟、新郑战争数依次为27、11、23，分别占郑州地区战争总数的18.6%、8.6%、18%，历史上这一地区曾是兵戈屡动的战场。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该地“雄峙中枢，控御险要”[13]2197，东有广阔的黄淮海平原，西峙天险虎牢，南通陈、蔡，北扼延津，为典型的四通五达之衢，“阃域中夏，道里辐辏”[13]2132，是联络东西、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无论是先秦时期多为晋、楚征战的管、郑，还是汉末曹、袁双方对峙的官渡(今河南中牟)，都是因为各方势力对这一区域战略价值的考量。登封南接颍、汝，北邻偃、巩，域内地形复杂，山川东西横亘，北部有嵩山山脉，南部有箕山、熊耳山山脉，地势呈现南北高、中间低、东西绵延的地理特点，是许、洛交通之枢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形势，战事主要分布在嵩山与箕山间的颍河河谷地区。从统计数据来看，登封共发生战事14次，占郑州地区战争总数的10.9%，其中仅颍河河谷地区就有战事7次。
第四，黄河以北四地战争分布呈现出中部少、东西多的地理特征。在可考战争中，武陟6次、温县4次、孟县4次、济源9次。济源是进入山西、河北的重要地区，太行八陉第一陉轵关陉就在其境，此地形势险要，自古多为用兵之道。据《史记》载：“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12]2331走的就是轵关道。此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就曾将晋南豫北通道作为战略主攻方向，轵地因此成为战略要道。北周灭齐之战中，同样采取这一作战方略。温县、孟津战事较少很可能与河阳三城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受北方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和中原河东、河北的被征服民族以及塞北游牧民族的威胁，迁洛之后的魏孝文帝在孟津北岸修筑了北中府城，以此筑城设防，保障洛阳北部之安全，战略作用大大加强。《读史方舆纪要》引《洛志》言：“魏都洛阳以北中为重地，北中不守，则可平行至洛阳。”[13]2128自此，凡据洛阳者，无不重视河阳之价值。例如，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就将河南驻军主力置于河阳，同时，设置“河阳道行台”，以提高黄河两岸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致使西魏、北周在豫西走廊上的进攻多次无功而返。以此窥知，河阳三城修筑后，作为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尽管不时受到西魏、北周进攻者的摧毁，但所起的作用，多在于军队通行、物资交往，而非对峙双方进行攻守作战的最佳场所。
地处交通要道或军事重镇，易于部队补给、行军、集结和戍守，自然成为各方势力竞相争夺的中心，因而战事频发。而广大的豫西山区由于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加之并无固定的财富集中点，故战争分布呈现稀少又分散的特点。
河洛战争时空分布的形成，尽管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透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地理与政治是影响河洛战事时空分布最主要的因素。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地理、政治两方面予以分析。
(一)地理因素
从自然地理来看，地形状况深刻影响了河洛战争的时空分布。孙武言：“夫地形者，兵之助也。”[31]226现代军事地理学认为：“地形的战术性能……其核心是地形对通行和隐蔽的影响。”[32]64这些论述均从战略角度肯定了地形在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河洛地区的地形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地理特点。西南部山地面积广大，山地作战，“要想对敌人作战正面的翼侧实施机动的难度相当大，几乎不可能达成”[33]132，卢氏、栾川和嵩县等地地形复杂，并不适宜军事作战，因而战争分布稀疏且数量较少。更何况，“在山地作战时，防守方的困难一点不比入侵方少。守军要掩护一切要道，防止敌人乘虚而入；
部署大部队到决定点上；
当某一决定点受到威胁，防守方需要迅速集中兵力时，它又很难沿横向运动”[33]132。因而盆地、平原以及交通要塞地区,诸如洛阳、灵宝、宜阳、偃师、荥阳和郑州等,就成了交战双方首要的战场选择。
此外，地理位置同样影响河洛战争的频次。从军事地缘上看，河洛地区是连接关中、晋南和豫东三大军事区的战略枢纽。历史上，无论在王朝统一战争中，还是在分裂割据对峙下，这一地区都极易发生战事，属兵家必争之地。先秦时期，六国讨伐秦国，多次进军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秦国东出，也曾多次取道豫西；
楚汉之争，刘邦屯据巩县、成皋(今河南荥阳)以抵抗楚军；
两魏周齐对峙过程中，曾在河洛地区爆发河桥之战、邙山之战等诸多大型战役；
唐初虎牢之战，李世民率军在洛阳、虎牢逐个击破王世充、窦建德势力。这些都属于外部武装力量在河洛地区进行的军事战役，由此可见，河洛一带发生的战事与其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二)政治因素
历史上各主要政权立都洛阳的政治选择是影响河洛战争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受河洛地理形势和军事价值的影响，历史上，众多王朝都曾将洛阳选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这种居“天下之中”的政治构建，虽然符合“四方入贡道里均”[12]133的奠都条件，但每逢分裂割据之世，河洛地区都会陷入频仍的战乱之中。北魏时期，孝文帝认为:“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21]4430，力主迁洛。但在北魏分裂后，河洛地区却成了两股军事力量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据统计，在两魏周齐对峙的43年时间中，仅可考战事就有19次。其实，因统计次数的不完全准确性，实际当在此数倍之上。与北魏在正统意义上迁洛有所不同的是，唐代安、史以洛阳为都则是在起兵叛乱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安禄山占领洛阳后“见宫阙尊雄，锐情僭号”[34]6418，定都洛阳，建国称帝，史称“大燕”。此后，唐叛两军多次围绕洛阳展开攻守之战，同样是影响河洛战争时空分布的重要历史进程。
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影响河洛战争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东汉末年，皇权式微，朝中外戚、宦官作乱。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入京“请收让等，以清奸秽”[19]2323，然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最终却导致各路军阀纷纷割据一方、相互攻伐。西晋八王之乱是皇族因争夺统治权而引发战争的典型事例，这场战乱波及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今山西、陕西、河南和河北四个省份，而河洛地区尤为严重。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齐王冏、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等率兵十万讨伐赵王伦，司马伦“(遣)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拒颖。及颖将赵骧、石超战于湨水(今济源)，会等大败，弃军走”[20]97。赵王伦死后，太安元年(302)，张方率军二万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向长沙王乂发布讨冏檄文，乂围攻洛阳城，“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21]2721。翌年，张方受河间王颙之命，与成都王颖共讨长沙王乂。张方率精兵七万自函谷关攻入洛阳，“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20]101。此后，诸王仍混战不已，长达数年。八王之乱深刻地影响了河洛战争的时空分布。
除此之外，交通条件中关隘津渡之分布、正统观念对少数民族南下之影响以及由经济重心转移而对河洛地区优势地位的冲击等都是造成河洛战争时空分布变化的重要原因。
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我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地缘关系上看，河洛地区东连豫东，西接关中，南通襄宛，北达晋中，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有的军事枢纽和战略要地。宋以前，因改朝换代而发生的战争几乎每次都与河洛地区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故而，不可否认，河洛地区曾是中国古代发生战争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目前，河洛文化方兴未艾，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分支，历史军事地理承载着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历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领域和方向。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考察河洛地区，应当是对河洛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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